智利：離左翼太近，離上帝太遠_風聞

休克狀態

反革命血腥的誕生

傷害應一次為之，因感受痛楚較少，冒犯亦較少。

    --馬基雅維裏（Niccolo Machiavelli），《君王論》，1513年

如果採取這種休克手段，我認為應極詳細地公開宣佈，在極短期內實施。公眾知道得更充分，就更願意採取順應的行動。

    --弗裏德曼給皮諾切特將軍的一封信，1975年4月21日

皮諾切特將軍和他的支持者，經常提到1973年9月11日的事件，但不説那是軍事政變，而是“一場戰爭”。聖地亞哥看起來確實像戰區：坦克邊開炮邊隆隆開上林蔭大道，政府建築遭到戰鬥機的空中攻擊。但這場戰爭有一個奇怪之處：它只有一方的軍隊。

從一開始，皮諾切特就已完全掌控陸軍、海軍、陸戰隊和警察。另一方面，阿連德總統拒絕把支持者組織成武裝防衞聯盟，因此他沒有自己的軍隊。唯一的抵抗來自總統府（La Moneda）及其屋頂四周，阿連德和他的侍衞在那裏奮勇防衞民主政治的象徵。這很難稱作一場公平決鬥，雖然總統府內只有36名阿連德支持者，軍方卻對裏面發射24枚火箭。

這場行動的指揮官是虛榮而喜怒無常的皮諾切特（身材像他坐的坦克車一樣）。顯然他希望這個事件儘可能戲劇化和造成最大傷害，即使這次政變不是一場戰爭，其設計者也希望看起來像是--這是一場智利版的震懾。它確實帶給智利人從未體驗過的震撼。和之前40年經歷六任軍政府統治的鄰國阿根廷不同，智利從未有過這類暴力經驗；智利曾享有160年的和平民主統治，而且過去41年民主未曾中斷過。

現在總統府陷入火海，總統的屍體被覆蓋着用擔架出來，他貼身的同僚被以步槍指着，臉朝下趴在街上。不久前才從華盛頓回國接任國防部長新職的勒特里爾，那天早上從距離總統府幾分鐘車程的家前往國防部辦公室。他才走進前門就遭遇十二名穿着戰鬥服、埋伏等候的士兵，全都以輕機槍瞄準他。

在政變之前幾年，來自美國（其中許多來自中情局）的教官已激發智利軍方的反共產黨狂熱，讓他們相信社會主義者就是準俄國間諜，是一股與智利社會格格不入的勢力--一羣本土的“內敵”。事實上，真正變成內敵的是軍方，他們已準備把槍口轉向宣誓保護的人民。

阿連德死後，他的內閣遭逮捕，而且未出現明顯的羣眾抵抗，軍政府發動的大規模戰爭在當天中午已經結束。勒特里爾和其他“貴賓”囚犯，最後被送往南部麥哲倫海峽冰冷的道森島（Dawson Island），那裏等於是皮諾切特的西伯利亞勞改營。不過，殺戮和關閉政府對智利的新軍政府還不夠，這些將領知道他們要掌控權力必須真正嚇壞智利人，就像印度尼西亞人一樣。據一份解密的中情局報告，在往後的日子，有約1.35萬名公民遭逮捕，以卡車帶走並遭到監禁。有5000人最後被關在聖地亞哥的兩座大足球體育館。在國家體育館中，死亡取代足球成為公眾表演。士兵巡視露天座位區，押着戴頭套的告密者指認“顛覆分子”；被指名的人遭拖進更衣室，而包廂則被改裝成臨時酷刑室。數百人被處死。死屍開始出現在主要公路邊，或浮屍於污濁的市區運河。

為確保恐怖蔓延到首都以外的地區，皮諾切特派遣他最無情的指揮官斯塔克（Sergio Arellano Stark）將軍，搭乘直升機到北方省份一連串囚禁“顛覆分子”的監獄。在每個城鎮，斯塔克和他的流動行刑隊挑出最知名的囚犯，有時一次多達26人，逐一處以死刑。四天留下的血跡後來被稱為“死亡蓬車隊”（Caravan of Death）。在很短的時間內，整個國家都接收到這個信息：抵抗將招來死神。

雖然皮諾切特的戰爭只有一邊開戰，其影響卻與任何內戰或外國侵略一樣真實。總計有超過3200人失蹤或遭處死，至少有8萬人被監禁，還有20萬人因政治因素逃離智利。

自由市場的恐怖實驗室

對芝加哥男孩來説，9月11日是充滿期待和腎上腺素激升的一天。卡斯特羅已不眠不休地和海軍的聯絡人合作，逐頁取得“磚塊”最後章節的認可。在政變當天，幾位芝加哥男孩住在右派媒體《水星報》裏。當外面街上傳來槍響時，他們急忙印製這份文件，趕在軍政府接管的第一天完成。《水星報》編輯方丹（Arturo Fontaine）回憶説，印刷機“一刻不停地複印這份長文件”。他們直到最後一刻才印完。“在1973年9月12日星期三中午前，出任政府職位的三軍將領辦公桌上，都擺了這份計劃。”

    定稿文件中的提議與弗裏德曼《資本主義與自由》的觀點出奇類似：私有化、開放管制和削減社會支出--自由市場的鐵三角。受美國訓練的智利經濟學家曾嘗試和平引進這些觀念，採取民主政治辯論方式，但他們遭到全面拒絕。現在芝加哥男孩和他們的計劃捲土重來，而此時的氣氛顯然更有利於推動他們激進的觀點。在這個新時代，除了幾個穿制服的人，他們不必徵得任何人同意。最頑固的政治對手現在不是在牢裏、已經死亡，就是四處逃命；戰鬥機和死亡蓬車隊的展示已讓所有人乖乖就範。

  “對我們來説，這是革命。”皮諾切特的經濟幕僚拉羅列特（Cristian Larroulet）説。這算是公允的描述。1973年9月11日不只是阿連德和平的社會主義革命被以暴力終結，也是《經濟學人》雜誌後來形容的一場“反革命”--芝加哥學派運動奪回發展主義與凱恩斯主義成果的第一場勝利。阿連德的局部革命在民主政治拉扯下，處處可見節制與妥協，但現在情勢將大為改觀，以暴力推行的這場反叛可以一路暢行到底。在往後的許多年，“磚塊”擬訂的許多政策將在大規模危機掩護下，施行於數十個別的國家。但智利是這場反革命的發源地--恐怖的發源地。

天主教大學經濟學系校友、自稱芝加哥男孩的皮涅拉（Jose Pinera），政變時正在哈佛寫畢業論文。一聽到好消息，他立即回國“協助創立一個追求自由的新國家，讓它從舊體制的灰燼中升起”。皮涅拉後來出任皮諾切特的勞動與礦業部長，他説，這是“真正的革命……一個激進、全面且持續邁向自由市場的行動”。

在政變前，皮諾切特以幾近諂媚的服從聞名，永遠逢迎和聽從他的文人上司。變身獨裁者後，皮諾切特發現他性格的新面向。對權力的貪戀讓他醜態畢露，他好擺帝王威風，並宣稱“命運”授予他這個職位。不久之後，他策動一場政變中的政變，推翻其他三位他原本同意分享權力的軍事將領，並任命自己為國家最高元首（Supreme Chief of the Nation）兼總統。他沉浸在好大喜功和儀式之中，只為了證明他的統治權，從不錯過能穿上他的普魯士軍裝、戴上軍帽的機會。為了巡視聖地亞哥，他添置了一隊金色防彈奔馳轎車。

皮諾切特對獨裁統治有一套獨門功夫，但和蘇哈托一樣，他對經濟學一竅不通。這是個大問題，因為由ITT帶頭的企業聯合抵制運動已經極有效地讓經濟快速墜落，使皮諾切特很快面臨一觸即發的危機。從一開始，軍政府內部就發生權力鬥爭，部分人只想恢復阿連德前的舊狀態，儘快回到民主政治；芝加哥男孩則想進行需要時間推動的徹底自由市場改造。享受新權力的皮諾切特極厭惡他的命運只是清掃工作的想法--“恢復秩序”，然後出場。“我們不是掃除馬克思主義的吸塵器，只為了把權力交還給政客。”他説。芝加哥男孩徹底改造整個國家的想法，才與他剛解放的野心不謀而合，因此就像蘇哈托和他的柏克萊幫，皮諾切特立即任命幾位芝加哥大學畢業生擔任高級經濟顧問，包括這個運動的準領導人兼“磚塊”主要撰稿人卡斯特羅。他稱呼他們為技術官僚，正好投合芝加哥學派自詡整頓經濟是一門科學、而非主觀的人為抉擇。

即使皮諾切特對通貨膨脹和利率所知有限，這些技術官僚使用的也是他了解的語言。經濟學對他們來説，代表必須尊敬和服從的自然力量，因為就像皮涅拉解釋的：“違背自然就是反生產和自欺的行為。”皮諾切特完全同意，他曾寫道，人必須服從結構，因為“自然展現出基本秩序，階級組織是必要的”。雙方都宣稱接受更高自然法則的秩序，奠定了皮諾切特-芝加哥學派聯盟的基礎。

在頭一年半，皮諾切特忠實地遵循芝加哥法則：他把部分（不是全部）國營公司私有化，包括數家銀行；他容許新形式的投機金融；他對外國進口打開邊界大門，撤除長期保護智利製造商的障礙；他削減政府支出10％，但軍隊支出反而大幅增加。他也取消價格管制--對一個數十年來管制麪包和烹飪油等民生必需品的國家，這是相當激進的措施。

芝加哥男孩曾自信滿滿地向皮諾切特保證，如果他一次完全取消政府對這些領域的參與，經濟學的“自然”律會重新發現平衡，而被視為經濟熱病、表示市場出現不健康症狀的通貨膨脹，將神奇地下降。他們錯了。在1974年，智利的通貨膨脹高達375％，高居世界之冠，而且是阿連德在位期間最高水平的近兩倍。麪包等民生必需品的價格直上雲霄。在此同時，皮諾切特的“自由貿易”實驗使國內充斥廉價進口產品，許多智利人因而失業。本地企業因為無法競爭而關門，失業率創新記錄，饑饉四處蔓延。芝加哥學派的第一個實驗徹底失敗。

卡斯特羅和其他芝加哥男孩辯稱（以地道的芝加哥風格），問題並非出在他們的理論，而是執行得不夠嚴格。經濟未能自動矯正並恢復和諧的平衡，是因為經過近半世紀的政府幹預，仍然殘留許多“扭曲”。如果實驗要成功，皮諾切特必須去除這些扭曲--削減更多支出、進一步私有化，而且更加速執行。

在那一年半期間，許多智利企業精英吃盡芝加哥男孩的極端資本主義實驗的苦頭。唯一的受益者是外國公司和一小撮被稱為“食人魚”的金融家，這些人從金融投機中大撈一票。曾堅定支持政變的基層製造商全都破產。當初引介芝加哥男孩參與政變陰謀的全國製造商協會主席薩恩茲，宣稱實驗的結果“是我們經濟史上最大的失敗”。製造商排斥阿連德的社會主義，原本是希望改變成管理式經濟。“我們不可能讓這種金融混亂繼續主導智利，”薩恩茲説，“必須把龐大的金融資源導引到生產性投資，而不能讓許多連工作都找不到的人，眼睜睜看着那些資源被用於投機炒作。”

    芝加哥男孩和食人魚（兩類人之間有不少重疊）的目標現在面臨極大的危險，他們決定該是招來大人物的時候了。1975年3月，弗裏德曼和哈伯格應一家大銀行之邀，搭機前往聖地亞哥協助拯救實驗。

弗裏德曼受到軍政府控制的媒體像搖滾巨星般的歡迎。他吹噓的每句話都登上頭條，他的學術演講在全國電視上轉播，而且他有一位最重要的聽眾：皮諾切特安排和他私下會晤。

在停留期間，弗裏德曼不斷灌輸一個主題：軍政府已經有好的開始，它必須更放手擁抱自由市場。在演説和訪問中，他使用一個以前從未公開用在現實世界經濟危機的術語：他要求進行“休克治療”。他説那是“唯一的藥方。絕對是。沒有別的良策。再也沒有別的長期解決方法”。當智利記者指出，連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松也採取控制自由市場的措施時，弗裏德曼生氣地説：“我不贊成那些措施。我相信我們不應該採用它們。我反對政府的經濟干預，不管在我自己的國家或在智利都一樣。”

與皮諾切特會面後，弗裏德曼作了一些個人筆記，並在數十年後寫進他的回憶錄。他觀察到這位將軍“因為認同而被休克治療的觀念吸引，但顯然對可能引發的短期失業感到苦惱”。皮諾切特在這時候已因為下令在足球體育館進行屠殺而惡名傳遍全球；這位獨裁者對休克治療造成人力損失（human cost）的“苦惱”，原本應該令弗裏德曼就此作罷。相反的，他在後續的一封信中強調他的論點，他讚許將軍“極富智慧”的決定，但敦促皮諾切特進一步削減政府支出，“在六個月內削減25％……全面性的”，並同時採用一套支持企業的方案，以邁向“完全自由貿易”。弗裏德曼預測，數十萬個將被國營部門解僱的人，可以很快在民間企業找到新工作，他們將同聲歌頌皮諾切特“竭盡全力剷除阻擋民間市場的許多障礙”。

弗裏德曼向將軍保證，如果聽從這個建議，他將留下創造“經濟奇蹟”的英名；他“可以在數個月內終結通貨膨脹”，失業問題也會同樣“短暫--在幾個月內解決--而緊接而來的復甦將極其迅速”。皮諾切特必須採取迅速而果斷的行動，弗裏德曼不斷強調“休克”的重要性，三度提到這個詞，並再三凸顯“漸進策略行不通”。

皮諾切特已改信弗裏德曼。在他的回信中，智利的最高元首表達了“我對你最高和最尊崇的敬意”，並向弗裏德曼保證“此時正在完全實施這套計劃”。弗裏德曼訪問後，皮諾切特立即開除他的經濟部長，把職位交給卡斯特羅，後來又拔擢為財政部長。卡斯特羅在政府中到處安插他同夥的芝加哥男孩，其中之一還擔任中央銀行總裁。反對大規模裁員和關廠的薩恩茲，被從製造商協會主席的職位趕下，換上對休克較友善的人。“如果有工業界人士因此而抱怨，讓他們下地獄，我不會為他們説話。”新主席宣佈説。

剷除反對者後，皮諾切特和卡斯特羅展開拆除福利國、建立純資本主義烏托邦的工作。1975年，他們一次削除27％的公共支出--而且繼續削減直到1980年，使支出只剩阿連德時代的一半。醫療和教育首當其衝，連倡議自由市場的《經濟學人》雜誌，也形容那是“自殘的胡鬧”。卡斯特羅把近500家國營公司和銀行私有化，且近乎免費奉送，因為重點是儘快讓它們迴歸到經濟秩序的正確位置。他對地方公司毫不留情，繼續取消更多貿易障礙；結果是從1973年到1983年，總共喪失17.7萬個工業工作。到80年代中期，製造業佔經濟的比率已經跌到二次大戰以來的最低水平。

休克治療這個詞貼切地説明了弗裏德曼的藥方。皮諾切特刻意把他的國家送進深沉的衰退裏，根據的是未經測試的理論，希望以突如其來的萎縮把經濟休克到恢復健康。這種邏輯很像1940年代和1950年代開始大量採用的電擊休克療法，當時的精神病醫生相信，刻意引發癲癇大發作（grand mal seizure）可以神奇地讓患者的大腦重新開機。

經濟休克療法的理論一部分要靠預期心理在推升通脹過程扮演的角色。壓抑通脹不只需要改變貨幣政策，也要改變消費者、僱主和勞工的行為。突然採取不協調的政策轉變，目的是快速改變預期心理，向大眾傳達遊戲規則已經大幅轉向--價格不會繼續上揚，工資也是。根據這套理論，愈快澆熄通脹預期心理，痛苦的衰退和高失業期就愈縮短。然而，特別是在當政者在大眾間已喪失信用的國家，只有靠重大而果斷的政策休克，才可能“教導”大眾這種痛苦的教訓。

製造衰退或蕭條本身就是殘酷的想法，因為必須製造大規模的貧窮，而這正是截至當時沒有政治領導人願意測試這套理論的原因。誰願意背上《商業週刊》形容為“刻意製造蕭條的奇愛博士（Dr. Strangelove）”的罪名？

皮諾切特仍然一意孤行。在施行弗裏德曼休克療法的第一年，智利的經濟萎縮15％，失業率--在阿連德時代不到3％--攀升到20％，是當時智利聞所未聞的高水平。這個國家確實因為“治療”而震撼不已，但與弗裏德曼樂觀的預測相反，失業危機持續了好幾年，而非幾個月。軍政府已着迷於弗裏德曼的疾病譬喻，仍然理直氣壯解釋説：“選擇這條道路是因為，這是直指病根的唯一方法。”弗裏德曼完全贊同。當記者問到“政策的社會成本是否太高”，他的響應是：“可笑的問題。”他對另一位記者説：“我只關心他們能不能推行得夠久、夠努力。”

    有趣的是，對休克療法最有力的批評來自弗裏德曼以前的學生法蘭克（Andre Gunder Frank）。來自德國的法蘭克50年代在芝加哥大學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時，就已聽到許多有關智利的事，他決定親自到這個他的教授形容為發展主義管理不當造成的反烏托邦（dystopia）。他對自己看到的情況很滿意，並留在智利大學任教，然後出任阿連德政府的經濟顧問。法蘭克因為是叛離自由市場正統思想的芝加哥男孩，所以對智利經濟冒險抱持獨到的看法。弗裏德曼開出大休克的藥方一年後，法蘭克寫了一封難掩激憤的“給哈伯格與弗裏德曼的一封公開信”，運用他受過的芝加哥學派教育，“檢驗智利病人對你們的治療有什麼反應”。

他計算一個智利家庭如何靠皮諾切特宣稱的“生活工資”掙扎求生。約74％的所得完全用在購買麪包上，迫使家庭不得不節省牛奶和上班搭公交車等“奢侈項目”。比較之下，在阿連德時代，麪包、牛奶和公車票只佔一般勞工薪水的17％。許多兒童在學校也沒有牛奶可喝，因為軍政府最早的措施之一就是取消學校牛奶計劃。這項措施進一步加深家庭的拮据，愈來愈多學生在課堂上昏倒，許多人乾脆停學。法蘭克發現，他的學長施行的殘暴經濟政策與皮諾切特對這個國家施加的暴力間，有着直接關聯。這位憤憤不平的芝加哥男孩寫道，弗裏德曼的處方是如此扭曲，它們無法“不靠它的孿生兄弟來實施或執行：軍事力量和政治恐怖”。

皮諾切特的經濟團隊毫不氣餒地繼續深入實驗之境，引進弗裏德曼最前衞的政策：以教育券和特許學校（charter school）取代公立學校，醫療支出改成即收即付（pay-as-you-go）式，把幼兒園和墓園私有化。最激進的是，智利的社會福利制度也被私有化。擬訂這套計劃的皮涅拉説，他從閲讀《資本主義與自由》激發這個構想。小布什政府經常被推崇最先推動“所有權社會”（the ownership society），事實上，30年前的皮諾切特政府才最早實行“所有權人國家”（a nation of owners）。

智利現在已大膽跨入新領域，全世界的自由市場熱愛者過去只能在純學術環境辯論這類政策的優點，現在都密切注意這個國家。“經濟學教科書説，世界應該以這種方式運作，但除了這裏，還有哪些國家施行它？”美國企業雜誌《巴隆週刊》（Barron’s）驚訝地寫道。《紐約時報》在一篇《智利，恐怖主義實驗場》的文章中説：“抱持強烈觀點的大經濟學家，很難得有機會在病危的經濟體測試特定的處方。更難得的是，經濟學家的顧客不是自己的國家。”許多人特地到現場觀察智利實驗室，包括哈耶克本人，他前往皮諾切特統治下的智利數次，並在1981年選擇在比尼亞德爾馬市（策劃政變的城市），舉行反革命智囊團朝聖山學會的區域會議。

智利奇蹟的真相

即使在30年後，智利仍然被自由市場狂熱分子視為弗裏德曼理論有效的證明。皮諾切特2006年12月死時（比弗裏德曼晚一個月），《紐約時報》讚譽他“把一個破產的經濟轉變成拉丁美洲最繁榮的經濟”，《華盛頓郵報》社論則説，他“引進的自由市場政策創造了智利經濟奇蹟”。“智利奇蹟”背後的事實，至今仍眾説紛紜。

皮諾切特掌權17年，在那段期間，他數度改變政策方向。被視為成功奇蹟證明的那段穩定成長期，要到80年代中期才開始--也就是芝加哥男孩執行休克療法之後足足十年，而且是在皮諾切特被迫大幅度調整方向後很久。在1982年，雖然智利嚴格遵守芝加哥教條，經濟仍無法倖免於崩潰：債務激增，惡性通貨膨脹復發，失業率飆高到30％--是阿連德時代的十倍。主要原因是食人魚--芝加哥男孩解除所有管制所釋放出來的安然（Enron）式金融機構--以借貸的錢買光智利的資產，累積高達140億美元的龐大債務。

情勢動盪到皮諾切特被迫採取完全與阿連德一樣的措施：他把許多家這種公司收歸國有。面對市場崩潰，幾乎所有芝加哥男孩都喪失掌控大權的政府職務，包括卡斯特羅。幾個在食人魚金融公司位居高位的芝加哥畢業生遭到詐欺調查，他們以科學中立掩飾的真面目被揭穿，而科學中立曾是如此重要的芝加哥男孩表徵。

唯一保護智利經濟在80年代初免於完全崩潰的是，皮諾切特從未把被阿連德收歸國有的銅礦公司私有化。這家公司創造85％的智利出口收入，這表示當金融泡沫破滅時，國家仍有穩定收入來源。

很清楚的是，智利從來不是歌頌它的人宣稱的“純”自由市場實驗室。相反的，這個國家有一小羣精英在極短時間從有錢躍升為超級富有，憑藉的是一套以舉債和用公帑大量補貼（和紓困）賺取暴利的公式。當奇蹟背後的狂熱與推銷術被揭穿後，大家看到皮諾切特和芝加哥男孩統治下的智利，並不是一個以自由市場為特質的資本主義國家，而是政商財團主義（corporatism）國家。Corporatism（統合主義）這個字眼原本指的是墨索里尼的警察國家模式，由社會上的三種主要勢力--政府、企業和工會--結盟而成，它們互相合作以確保以國家民族為名的秩序。智利在皮諾切特統治下，實驗的是一種新形態的統合主義：一個警察國家和大企業互相支持的結盟，連手對第三個勢力--勞工--發動全面戰爭，藉以大幅增加聯盟佔有國家財富的比率。

這場戰爭--許多智利人理所當然視為富人對窮人和中產階級的戰爭--才是智利經濟“奇蹟”的真相。到1988年，當經濟已穩定且快速成長時，45％的人口落在貧窮線下。不過，最富裕的10％智利人，所得卻增加83％。即使在2007年，智利仍然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會--聯合國調查不平等的123個國家中，智利排名第116，也就是排名第八不平等的國家。

如果這種記錄對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算得上奇蹟，也許休克治療的作用從來就不是為了讓經濟恢復健康。也許它原本就是為了它實際做到的事--把財富吸聚到頂層，並把大部分中產階級休克到無以為生。

這正是阿連德的前國防部長勒特里爾的看法。在皮諾切特的監獄待了一年後，勒特里爾設法逃離智利，這要感謝國際間積極的遊説奔走。流亡海外並眼看他的祖國迅速凋敝，勒特里爾1976年寫道：“過去三年有數十億美元從工資所得者的口袋被拿走，放進資本主義者和地主的口袋……財富集中並非偶然，而已成為法則；這並非艱困環境下極端的例子--就像軍政府希望全世界相信的--而是一套社會計劃的基礎；這不是經濟的缺陷，而是暫時的政治成功。”

    勒特里爾當時無法得知的是，芝加哥學派統治下的智利提供了未來全球經濟的一瞥。這個模式將一再重複，從俄羅斯到南非到阿根廷：狂熱投機的泡沫和可疑的會計操作，助長了暴利和瘋狂的消費主義，由空蕩如鬼城的工廠和昔日發展所遺留的破舊基礎建設所圍繞；約半數人口被排除在經濟之外；失控的貪瀆和親信政治；國營中小企業滅絕；大量公共財富流入私人手中，緊接着是大量民間債務轉由政府承擔。在智利，如果你不在財富泡沫中，奇蹟看起來就像大蕭條，但在這個密閉的泡沫裏，獲利流動如此順暢和快速，讓這些休克治療式“改革”帶來的暴利，變成像此後金融市場施打成癮的高純度古柯鹼。這就是為什麼金融界對智利實驗明顯的矛盾視而不見，不但未重新評估放任主義的基本假設，反而還作出毒癮者的反應：下一針在哪裏？

革命散播，人民消失

有一陣子，下一針來自拉丁美洲南美的其他國家，芝加哥學派的反革命在那裏快速擴散。巴西已被美國支持的軍政府掌控，幾位弗裏德曼的巴西學生位居要津。弗裏德曼1973年訪問巴西的時候，正是當地政府使用暴力最高潮的時候，他也宣稱巴西的經濟實驗是“一項奇蹟”。在烏拉圭，軍方1973年發動政變，並在次年決定走芝加哥路線。由於烏拉圭的芝加哥大學畢業生太少，將領們邀請“來自芝加哥大學的哈伯格和（經濟學教授）史佳斯達德（Larry Sjaastad）及他們的團隊，其中包括來自阿根廷、智利和巴西的前芝加哥學生，來改革烏拉圭的税制與商業政策”。烏拉圭過去的平等主義社會立即遭到衝擊：實質工資鋭減28％，蒙得維的亞（Montevideo，編按：烏拉圭首都）的街上首度出現成羣的拾荒者。

緊接着加入實驗的是1976年的阿根廷，軍政府從庇隆手中奪得政權。這表示阿根廷、智利、烏拉圭和巴西--曾經是發展主義櫥窗的國家--現在都由美國支持的軍政府統治，而且是芝加哥學派經濟學的活體實驗室。

據2007年3月公佈的巴西解密文件，在阿根廷將領奪取政權前幾周，他們與皮諾切特和巴西軍政府聯繫，並“擬訂未來政權將採取的主要步驟”。

儘管有緊密的協調合作，阿根廷軍政府並未像皮諾切特那般深入新自由派實驗；例如，它未把該國的石油藴藏或社會安全私有化（這些都在後來才實行）。不過，在攻擊曾把阿根廷貧民提升到中產階級的政策和機制方面，軍政府都遵循皮諾切特的做法，這也要歸功於眾多的阿根廷經濟學家參與芝加哥計劃。

新制造的芝加哥男孩在阿根廷軍政府佔據重要的經濟職位--如財政部長、央行總裁、財政部國庫司司長，以及數個較低級的經濟職位。不過，雖然阿根廷的芝加哥男孩熱烈參與軍政府，最高經濟職位卻由狄霍茲（Jose Alfredo Martinez de Hoz）擔任。狄霍茲是隸屬農村社會組織（Sociedad Rural，是長期掌控阿根廷出口經濟的牧牛場協會）的地主階級，這些相當於阿根廷貴族階級的家族寧願維持封建經濟秩序--因為他們唯恐自己的土地被重新分配給農民，或肉類的價格受到管制以便人人負擔得起。

狄霍茲承襲他的父親和祖父，長期擔任農村社會組織主席；他也擔任數家跨國企業的董事，包括泛美航空（Pan American Airways）和ITT。當他環顧自己在軍政府的職務時，他確信這場政變代表的是精英階層的反抗，是對40年來阿根廷勞工勢力擴張的反革命。

狄霍茲當上經濟部長的第一項措施是禁止罷工，以及容許僱主任意裁撤員工。他取消價格管制，導致食物價格飆漲。他也決定再度讓阿根廷變回歡迎外國跨國公司的地方。他取消外資所有權限制，並在初期幾年出售數百家國營企業。這些措施為他贏得許多華盛頓的強力支持者。解密的文件顯示，主管拉丁美洲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羅傑斯（William Rogers），在政變後不久告訴他的長官基辛格：“狄霍茲是個好人。我們一直都保持密切的諮詢關係。”基辛格大為讚賞，因此在狄霍茲訪問華盛頓時安排了一場盛大的會面，以表達對他的禮遇。基辛格也表示願意打幾個電話，提供對阿根廷經濟的協助。“我會打電話給戴維·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基辛格告訴軍政府的外交部長，洛克菲勒當時擔任大通銀行總裁。“我也會打電話給他哥哥，美國副總統尼爾森·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

    為吸引投資，阿根廷在《商業週刊》刊登31頁的廣告增刊，由公關業巨擘博雅公關公司（Burson-Marsteller）製作，在廣告上宣稱“歷史上很少政府如此鼓勵民間投資……我們正進行一場真正的社會革命，我們正尋找夥伴。我們正掙脱國家統治主義的桎梏，並深信民間部門將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同樣的，平民大眾遭受的衝擊最為明顯：在一年內，工資損失40％的價值，工廠關閉，貧窮蔓延。在軍政府掌權前，阿根廷的貧民人數比法國或美國少--只有9％--失業率只有4.2％。現在這個國家開始出現被視為落後的發展不足跡象，貧窮的小區沒有水供應，可預防的疾病四處蔓延。

在智利，皮諾切特可以不受節制地使用經濟政策壓縮中產階級，憑藉的是他賴以掌權的休克和恐怖手段。雖然他的戰鬥機和行刑隊在散播恐懼時極有效率，但它們卻帶來公關災難。媒體報道皮諾切特的屠殺引發全球的譴責，歐洲和北美行動主義者積極向他們的政府遊説斷絕與智利的貿易--對一個宣稱必須靠開放外資來維繫國家生存的政權來説，這絕對是不利的結果。

近日解密的巴西文件顯示，阿根廷的將軍們籌劃1976年的政變時，希望“避免類似反對智利的國際運動”。為達到這個目的，需要的是較不聳人聽聞的鎮壓技巧--較低調的手段，能散播恐怖，但能躲過眾目睽睽的國際媒體。在智利，皮諾切特很快訴諸失蹤的手段。士兵不再公然殺戮或追捕獵物，而是綁架他們，帶他們到隱秘的集中營，折磨並動輒殺害他們，然後宣稱毫不知情。屍體被丟進集體墳場。據智利1990年5月成立的真相委員會，秘密警察處理部分受害者的方法是，從直升機上把屍體丟進海中，但“先以刀子切開他們的胃，以避免屍體浮上海面”。除了比較低調外，失蹤還是一種比公開屠殺更能有效散播恐怖的手段。想到國家機器可以用來讓人憑空消失，就會讓社會惶惶不安。

到70年代中期，失蹤已成為南美各國芝加哥學派軍政府的主要執法工具--而最熱切採用這種做法的是盤踞阿根廷總統府的將領。到他們統治結束時，估計失蹤的人數已多達3000人，其中有許多跟智利的失蹤者一樣，是從空中被拋進拉普拉塔河（Rio de la Plata）混濁的水裏。

阿根廷軍政府擅長於公開與私下製造恐怖雙管齊下--公開進行恰到好處的恐怖，可以讓所有人知道發生什麼事，但同時也隱瞞足夠的秘密，以便可以否認。在掌權初期，軍政府便清楚展現它願意使用致命武力：一個人被從一輛福特獵鷹轎車（一種因為秘密警察使用而惡名昭彰的汽車）推出，然後被綁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最着名的地標、高67.5米的白色方尖石碑上，在眾目睽睽下被機槍打死。

從此以後，軍政府的殺戮轉入地下，但永遠在進行中。許多人目睹官方否認的失蹤，整個街坊也默默知道發生什麼事。每當有人被列為消滅目標，就會有一隊軍方車輛出現在那個人家門口或工作場所，整個街區被劃為警戒區，經常上空還有一架嗡嗡盤旋的直升機。在大白天和鄰居注視下，警察或士兵撞開大門，拖出受害者，他們在被推進等候的福特獵鷹前，往往大喊自己的名字，希望事件的消息能傳到家人。有些“秘密”行動還更囂張：大家都知道警察會登上擁擠的市公交車，抓住乘客的頭髮拖下車；在聖塔菲市（Santa Fe），一對夫妻結婚當天在教堂的聖壇前，當着滿室的賓客被綁架。

在大眾間展示的恐怖不限於逮捕。一旦遭羈押，阿根廷的囚犯就被送到300多個遍佈全國的酷刑集中營。許多集中營位於人口稠密的住宅區，最惡名遠播的是布宜諾斯艾利斯鬧區大街一家歇業的運動俱樂部，一個位於中部布蘭卡港（Bahia Blanca）的學校校舍，另一個則在一所營業中的醫院側廂建築。在這些酷刑中心，軍方車輛經常深夜疾駛進出，尖叫聲不時從隔音不佳的牆內傳出；有人目睹身體形狀的怪異包裹被搬進搬出，一切都看在噤若寒蟬的附近居民眼中。

烏拉圭的政權也同樣肆無忌憚：該國的主要酷刑中心之一是一個海軍兵營，毗鄰許多蒙得維的亞市民眾喜歡散步與野餐的海濱區，但在獨裁統治期間，這個美麗的地方空無一人，因為居民不想聽到尖叫聲。

阿根廷軍政府在處理受害者方面特別笨拙。在鄉間散步可能以一場驚嚇收場，因為集體墳場經常掩蓋不全。屍體可能出現在公共垃圾桶，少了手指和牙齒（就像今日在伊拉克的情況），或者可能被衝到海岸和拉普拉塔河岸邊，在軍政府的“死亡飛行”後，經常一次出現半打屍體。它們甚至會從天而降，被直升機丟到農户的田裏。

所有阿根廷人都曾在不同情況下，目睹他們的同胞慘遭抹除，但大多數人宣稱不知道發生什麼事。阿根廷人用一句話來描述當年內心明白、卻因恐懼而閉上眼睛的矛盾：“我們不知道沒有人能否認的事。”

    由於各國軍政府想逮捕的人往往避難到鄰近國家，這裏的政府便借惡名昭彰的大兀鷹行動（Operation Condor）彼此合作。南美國家的情報單位在這個行動中分享“顛覆分子”的信息--靠華盛頓提供的最新式計算機系統幫忙--並且給彼此的情報員自由出入邊界，以方便綁架和刑訊。這套制度和中情局今日的“非常規引渡”網絡，相似得令人毛骨悚然。

軍政府也交換如何從囚犯榨取信息的方法。政變之後數天曾被關在體育館遭受酷刑的一名智利人，出乎意料地描述當時房間裏有巴西士兵，建議如何以最科學的方法施加痛楚。

這段期間南美國家有許多機會可進行這類交流，有些還透過美國，並牽涉到中情局。1975年美國參議院調查美國干預智利，發現中情局訓練皮諾切特的軍隊“控制顛覆分子”的方法。美國訓練巴西和烏拉圭警察審訊技術，也出現在許多文件的記錄。巴西法院的證詞引述1985年出版的真相委員會報告《巴西：毋忘教訓》（Brazil: Never Again）説，部隊軍官參加陸軍憲兵單位舉辦的正式“刑訊課程”，觀賞幻燈片展示各種折磨方法。在這些課程中，囚犯被帶進來作“現場展示”--在多達100名陸軍士官觀看和學習下，被殘暴地刑訊。報告説，率先把這種做法引進巴西的是美國警官米特廖內（Dan Mitrione）。巴西軍政府掌權初期，他在貝羅奧裏藏特（Belo Horizonte）擔任警方教官，經常從街上抓來乞丐在教室折磨，讓當地警察學習如何製造囚犯身體與心理的極度矛盾。米特廖內後來轉到烏拉圭擔任警察教官，1970年被圖帕馬洛（Tupamaro）游擊隊綁架並殺害。圖帕馬洛是極左派革命團體，他們策劃擄殺米特廖內，以揭露他參與酷刑訓練。他的一名學生説，米特廖內就像中情局手冊的作者那樣，堅稱有效的酷刑不是虐待而是科學。他的座右銘是：“正確的痛苦，正確的劑量，在正確的地方。”

酷刑訓練的成果，在這段陰暗期所有南美的人權報告都斑斑可考。它們再三證實庫巴克手冊上記錄的獨門手法：清晨的逮捕、戴頭巾、嚴格的隔離、施藥、強迫裸體、電擊等。而且在每個地方，麥吉爾大學的刻意引發退化實驗，都留下恐怖的痕跡。

從智利國家體育館被釋放的囚犯説，強力照明燈一天24小時開着，供應食物的時間似乎刻意不按次序。士兵強迫許多囚犯在頭上覆蓋毯子，讓他們無法清楚地看和聽，這些做法都讓人感到不解，因為所有囚犯都知道他們在體育館裏。囚犯報告説，如此操縱的結果讓他們喪失日夜的感覺，進而大為強化政變與隨後的逮捕帶來的震撼和驚慌。就好像體育館變成一座巨大的實驗室，他們則是一些怪異的感官操縱實驗的對象。

較忠實模仿中情局實驗的版本，可以在智利的格雷莫迪（Villa Grimaldi）監獄看到--木製的隔離室小到囚犯無法跪下或躺下。烏拉圭自由城（Libertad）監獄的囚犯則被送到“小島”：狹小、沒有窗户的囚房，隨時有一個燈泡亮着。重要的囚犯被完全隔離超過十年。“我們開始以為自己已經死了，我們的囚房不是囚房，而是墳墓，外面的世界並不存在，太陽只是一個神話。”其中一名囚犯羅森考夫（Mauricio Rosencof）回憶説。他在11年半期間總共看到太陽八個小時。他的知覺在這段期間被剝奪到他“忘記顏色--當時沒有任何顏色”。

在阿根廷最大的酷刑中心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海軍機械學校，隔離室被稱作頭罩（capucha）。在頭罩裏待三個月的米蘭達（Juan Miranda）告訴我那個黑暗的地方説：“他們把你套上眼罩和頭罩，手和腿鎖上鍊子，讓你在監獄的頂樓整天躺在泡棉墊子上。我看不到其他囚犯--我跟他們以夾板隔開。守衞帶食物進來時，他們命令我面對牆壁，然後取下頭罩讓我吃東西。這是我唯一被准許坐起來的時候；其他時候我們必須一直躺着。”另有一些阿根廷囚犯被關在棺材大小的囚房（稱作管子），以隔絕他們的知覺。

隔離房裏唯一的安慰是審訊室裏更糟的待遇。南美地區所有軍政權的酷刑室，最普遍使用的技術是電擊。電流通過囚犯身體的方式有數十種變化：用一般電線、軍方野地電話線、從插入指甲下的針通電；把通電的夾子夾在牙齦、乳頭、生殖器、耳朵、嘴巴、傷口；通電到泡在水裏的身體以強化電流；通電到綁在台子或巴西式鐵“龍椅”的身體。擁有牛羣的阿根廷軍政府對他們獨特的貢獻很自豪--囚犯在一張稱作烤肉架（parrilla）的金屬牀上接受電擊，同時用趕牛棒刺他們。

體驗南美酷刑體制的人數無法精確計算，但約略的數字在10萬人到15萬人之間，有數以萬計的人遭殺害。

一位困難時期的目擊證人

在那個年代身為左派分子註定會被獵殺。那些未逃往海外的人，時時刻刻都必須搶先秘密警察一步，過一種依靠藏匿所、電話密語和假身份勉強度日的生活。靠這種方式活命的阿根廷人之一，是該國傳奇性的調查記者華爾士（Rodolfo Walsh）。這位喜愛社交的才子是犯罪小説作家以及得獎的短篇小説作者；他也是超級偵探，能破解軍方密碼，反過來調查周遭窺伺的特務。華爾士最成功的調查發生於他在古巴當新聞記者時，他在那裏攔截並破解一份中情局的電報，因而揭發豬玀灣侵略計劃。這個信息讓卡斯特羅能夠防備美國的侵略。

阿根廷的前軍政府禁止庇隆主義並鉗制民主時，華爾士決定加入武裝的蒙特內羅（Montonero）運動，擔任他們的情報專家。華爾士因此而名列軍政府獵捕名單的榜首，而每次名單上有人被劃掉，他就得更擔心刺牛棒下套出的情報，會引導警察找到他和伴侶費雷拉（Lilia Ferreyra）藏匿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郊外的小村莊。

華爾士從他遍佈各地的消息來源，嘗試追蹤軍政府的許多罪行。他編纂死者和失蹤者名單，記錄集體墳場與秘密酷刑中心的地點。他自認對軍方瞭如指掌，但1977阿根廷軍政府加諸同胞的狂暴與殘酷，仍令他大感震驚。在軍事統治的第一年，他的數十名好友和同僚在死亡集中營消失，他26歲的女兒維基也身亡，令華爾士痛不欲生。

但在福特獵鷹盤旋下，寧靜的早晨對他而言是奢想。華爾士知道他的時間有限，於是想出紀念即將到來的軍政府統治一週年的方法：在官方報紙一片歌功頌德中，他要親自寫下未受檢查的報道，揭發導致他的國家沉淪的種種惡行。這篇文章的標題將是“一位作家給軍政府的一封公開信”。華爾士寫道，寫這篇文章“並不指望有人聽，而且確定會遭到迫害，但這是履行我很久以前作的承諾，要為苦難的時代作見證”。

這封信將成為對國家的恐怖手段和它們所服務的經濟制度最強烈的譴責。華爾士計劃用過去他散佈地下公報的方式，散佈他的“公開信”：印製十份，然後從不同的郵箱寄給挑選的聯絡人，由他們進一步散佈。“我想讓那些混蛋知道，我還在，還活着，而且還能寫。”他坐在他的奧林匹亞牌打字機前告訴費雷拉。

信一開始就記敍將領們的恐怖活動，它們使用“沒有止境、精密複雜而且極大量的酷刑”，並由中情局參與訓練阿根廷警察。在詳細列出慘不忍睹的方法和墳場地址後，華爾士突然改變語氣：“然而，這些已激發文明世界良心的事件，不是阿根廷人民遭受的最痛，也不是你們對人權最嚴重的侵犯。這個政府的經濟政策才真正讓人發現，它不但解釋了一切罪行，也暴露出藉由計劃性悲劇（planned misery）以懲罰數百萬人的窮兇極惡……只要花幾個小時在大布宜諾斯艾利斯逛逛，就能看到這種政策多快就把這個城市變成1000萬人口的貧民窟。”

華爾士描述的體系正是芝加哥學派的新自由主義，一個即將席捲全世界的經濟模式。隨着它未來數十年在阿根廷生根，最後它將把半數的人口推到貧窮線下。華爾士發現它並非偶發事件，而是一個審慎執行的計劃--“計劃性悲劇”。

這封信簽字的日期是1977年3月24日，正好政變滿一週年。第二天早上，華爾士和費雷拉前往布宜諾斯艾利斯，他們分頭把信投入市區各處的郵箱。幾個小時後，華爾士趕赴他與一位失蹤同僚的家人安排的會面。結果這是一個圈套：有人在刑訊中招供，十名武裝士兵已在屋外等候，奉命逮捕華爾士。“活捉那個雜種，他是我的。”三名軍政府領導人之一的馬塞拉（Emilio Massera）海軍上將據説這樣命令士兵。華爾士的名言是：“招供不是罪惡；被捕才是罪惡。”他立即拔出槍，開始射擊。他槍傷一名士兵，逼他們開火；當汽車開到海軍機械學校時，他已氣絕身亡。華爾士的屍體被火焚燒，然後丟入河中。

    “反恐戰爭”的封面故事

南美的軍政府毫不掩飾想改造社會的革命野心，但它們仍精明地公開否認華爾士指控的罪行：使用大量暴力以達成經濟目標。然而，這些經濟目標如果不借助一套恐嚇大眾和剷除障礙的體制，勢必激起公眾的反抗。

國家進行的殺戮逐漸揭露後，軍政府的理由是它們正在進行一場對抗兇險的馬克思主義恐怖分子的戰爭，幕後由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KGB）資助和操控。如果軍政府使用“骯髒”手段，那是因為它們的敵人更兇殘。馬塞拉上將使用今日聽來熟悉得令人感到恐怖的語言，稱呼這是“一場爭取自由和對抗暴政的戰爭……一場由愛生命者對抗愛死亡者的戰爭……我們是在對抗虛無主義者，對抗毀滅的代理人，他們唯一的目的就是毀滅本身，雖然他們以社會十字軍作為掩飾”。

在智利政變策劃期間，中情局資助一項大規模的宣傳攻勢，把阿連德醜化成偽裝的獨裁者，工於心計的陰謀家，利用憲法體制下的民主奪取權力，但卻準備實施蘇聯式的警察國家，智利人民將無法逃脱被鉗制的命運。在阿根廷和烏拉圭，最大的左派游擊隊組織--蒙特內羅和圖帕馬洛--被指為國家安全的危險威脅，導致將軍別無選擇，只能中止民主政治，出面控制國家，並使用任何必要手段以鎮壓它們。

在每個例子中，威脅都被極度擴大，或完全由軍政府捏造。在眾多揭發的真相里，美國參議院1975年的調查發現，美國政府自己的情報顯示，阿連德並未威脅到民主政治。至於阿根廷的蒙特內羅和烏拉圭的圖帕馬洛，它們是廣獲支持的武裝組織，有能力對軍隊和企業目標發動猛烈的攻擊。但烏拉圭的圖帕馬洛在軍方取得絕對權力時已完全瓦解，而阿根廷的蒙特內羅在持續長達七年的獨裁政權頭六個月，就已被消滅（這是華爾士必須躲藏的原因）。國務院解密的文件證明，阿根廷軍政府的外交部長顧塞提（Cesar Augusto Guzzetti）1976年10月7日告訴基辛格，“恐怖組織已被瓦解”，但軍政府在這個日期之後仍繼續讓成千上萬的市民失蹤。

有很長一段時間，美國國務院也把在南美的“骯髒戰爭”，描述成軍方與兇惡的游擊隊間的戰爭，偶爾戰鬥會失控，但仍值得提供經濟與軍事援助。愈來愈多證據顯示，華盛頓知道它在阿根廷和智利支持的不是一般的軍事行動。

    2006年3月，華盛頓國家安全檔案數據庫（NSA）公佈一份剛解密的國務院會議記錄，會議日期就在阿根廷軍政府發動1967年政變的兩天前。在會議中，主管拉丁美洲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羅傑斯告訴基辛格：“我們必須預期阿根廷不久後會出現大鎮壓，可能流不少血。我想他們必須下手很重，不只對恐怖分子，也對工會和政黨的異議分子。”

    他們果然這麼做。南美恐怖政權的受害者絕大多數不是武裝組織的成員，而是在工廠、農場、貧民窟和大學工作的非暴力行動主義者，他們是經濟學家、藝術家、心理學家和左派政黨的堅貞支持者。他們遭殺害不是因為有武器（大多數人沒有武器），而是因為他們的信念。在誕生當代資本主義的南美，“反恐戰爭”是一場剷除這個新秩序所有障礙的戰爭。

《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第三章

作者：娜奧米•克萊恩

出版社：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