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威案例還是一場謊言？斯坦福監獄實驗的親歷者這樣説_風聞

（來源：果殼網）

模擬的監獄實驗

那是1971年8月16日深夜。22歲的道格拉斯·科皮（Douglas Korpi），這個又瘦又矮的伯克利畢業生，頂着一頭厚重、蓬亂的淺色頭髮，被鎖在斯坦福心理學系地下室黑暗的壁櫥裏。除了一件帶有“8612”號碼的白色薄罩衫，他什麼都沒穿，此刻正聲嘶力竭地尖叫着。

（道格拉斯·科皮）

“耶穌基督啊，我裏面都燒起來了！”他喊道，狂暴地踢着門，“知道不？我想出來！這裏面都他媽爛透了！我沒法再忍一晚上了！我再也受不了了！”

在大概是有史以來最著名的心理學研究裏，這是決定性的一瞬間。不論你是在心理學入門課上學過**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著名的“斯坦福監獄實驗”**還是從文化傳媒中吸收到，你都可能聽過基本的故事內容。

津巴多當時是一名年輕的斯坦福心理系教授，在喬丹大廳的地下室建立了一個模擬監獄，並配備了九名“囚犯”和九名“守衞”，皆為男性，二十出頭，都是看到報紙的廣告來報名參加的。他們的角色是隨機分配的，並能因此次參與得到一份不菲的日薪。監獄的**高級“工作人員”**由津巴多本人和他的幾個學生擔任。

這個研究本應持續兩週，但津巴多的女友在第六天順道來訪，目睹了“斯坦福縣監獄（Stanford County Jail）”的情況後，她説服了津巴多結束實驗**。**從那以後，失控看守和驚恐囚犯們接連崩潰的故事變得街知巷聞，成為了眾多以此為主題的書籍、紀錄片、電影的文化試金石，美劇偵探小天后（Veronica Mars）甚至還以此拍了一集。

斯坦福監獄實驗經常被用來教導我們，我們的行為很大程度上是受我們的社會角色和我們當時所處情境影響的。但是更深層、更令人不安的含義是我們體內都潛伏着一個潛在的施虐源泉，等着被環境所觸發**。**它被援引來解釋越南戰爭時期美萊村大屠殺、亞美尼亞種族大屠殺、以及種種大屠殺的恐怖。

僅僅36個小時之後，科皮就被同僚的殘忍行為折騰崩潰了，他的這一著名崩潰是人在同胞身上施加的痛苦的終極象徵。

科皮的崩潰是一場騙局

“任何一個臨牀醫生都能看出我當時是裝的，”他去年夏天這樣告訴我，這是多年來他接受的第一次深入採訪。“你要是聽到錄音，就不難分辨出來。我沒有那麼擅長表演，我的意思是，我認為我幹得不錯，但是與其説是精神失常，不如説是歇斯底里。”

科皮現在是一名犯罪心理學家，他告訴我，他在斯坦福監獄實驗的戲劇性表現****確實是出於恐懼，不過不是出於對暴虐守衞的恐懼，而是他擔心考不上研。

（斯坦福監獄實驗）

“我接受這份工作的原因是我本以為可以每天自個兒坐那備考GRE，”科皮解釋説，研究生錄取情況常常取決於GRE的分數，他補充道，他當時已經計劃好了這項研究一結束就去考試。在實驗開始後不久，他想要他的學習材料，但是，監獄看守拒絕了。第二天科皮又問了。沒門兒。

正是在那個時候他想通了，用他的話來説就是“這個活兒沒意義。”一開始，科皮試圖假裝胃疼。當這一招不起作用的時候，他就假裝崩潰。他説，他不僅沒有感到受創傷，除了和守衞們因為牀鋪而大起爭執之外，他其實還挺享受監獄短暫刑期的大部分時間呢。

“（第一天）很有趣，”科皮回憶道，“我的反抗很有趣。而且也不會有什麼不良後果。我們知道（守衞們）傷害不了我們，他們不能打我們。他們和我們一樣都是白人大學生，所以那是一個很安全的情況。這只是份工作。你要是聽了錄音，你可以從我的聲音聽出來：我有份很棒的工作。我可以又喊又叫表現得瘋瘋癲癲。**我要表現得像個囚犯。我是個好員工。**那個時候玩得很開心。”

真正的崩潰來自無法退出實驗

對科皮來説，實驗中最可怕的事是被告知，不管他是否想退出，他真的無法離開。

“我整個驚呆了，”他説。“我的意思是，把我抓上警車、給我套上囚服是一回事。但是他們現在説我不能離開，這就把遊戲提升到了一個新高度。我當時心想，‘老天啊。’我就是這種感受。”

另一名囚犯理查德·雅可（Richard Yacco）回想起實驗的第二天，當他問一名工作人員如何退出、卻被告知他不能的時候，他感到非常震驚。

第三名囚犯，克雷·拉姆奇（Clay Ramsay）在發現自己真的被囚禁之後非常沮喪，開始絕食抗議。拉姆奇告訴我：“我當它是真的監獄，因為（為了逃出去），你必須做些令他們擔憂自己法律責任的事。”

當我在今年五月向津巴多問及科皮和雅可的説法時，他一上來就否認他們是被強制留下的。

“謊言，”他説，“那是個謊言。”

（津巴多）

但這已經不是津巴多和他們各執一詞的問題了。今年四月，提博特·勒·特柯西安（Thibault Le Texier），一名法國學者和電影製作人，發佈了**《謊言的歷史》**（Histoire d’un Mensonge），在深入探究斯坦福大學新公佈的津巴多的文檔之後，講述了一個與實驗截然不同的故事。

津巴多告訴我科皮和雅可的指控毫無根據之後，我給他讀了一段勒·特柯西安揭露的錄音對話文字本，是津巴多和他的工作人員在模擬的第三天説的：“有件有趣的事兒是昨天過來的人，那兩人跑來説他們想退出，我説了不行。”津巴多告訴他的工作人員。“只有在兩種情況下你們能離開，需要醫療急救或精神失常……我想他們真的相信他們不能出去。”

“好吧，行吧，”津巴多在和我的通話中更正道。他接着承認了被試簽署的知情同意書包含一項明確的安全措辭：“我退出實驗。”****只有一字不差地説了這一措辭才能獲得釋放。“他們中沒有一個人説了安全措辭，”津巴多説，“他們説：‘我想出去。我要看醫生。我要媽媽。’之類的。根本上我是在説：‘你必須説：‘我退出實驗。’”

但是，從津巴多個人網站上找到的被試們簽署的知情同意書來看，上面並沒有提到“我退出實驗”這樣的措辭。

實驗結果是誘導產生的，而非自發

津巴多喜歡讓斯坦福監獄實驗的故事從1971年8月15日開始，此時看守們開始在“斯坦福縣監獄”騷擾新來的囚犯們——聽起來像是他們自發變得殘暴起來的。但更加真實的講述發生在實驗前一天，在看守們的情況説明會上。説明會上，津巴多稱他們更多的是合作者而非實驗被試，他指引了實驗的方向，明確地向看守們表示他們的角色就是誘發囚犯無助和恐懼的精神狀態。

“我們不能在身體上虐待或折磨他們，”在實驗15年後才首次公佈的錄音中，津巴多這樣告訴他們。“我們可以創造無聊。我們可以創造挫折感。我們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讓他們感到恐懼……我們在這種情況下有絕對權力。而他們什麼也沒有。”

會議的大部分是有大衞·傑夫來主持的，他是負責扮演“典獄長”的本科生，長久以來，津巴多一直對他的基本貢獻輕描淡寫。實際上，在上了津巴多教的一門本科課程後，為了課程的一個開放式作業，傑夫和其他幾個同學在三個月之前就有了模擬監獄的想法。

傑夫讓他的一些舍友扮演囚犯，另一些演看守，並提出了15條嚴厲的監獄守則讓看守來實施，其中包括“囚犯必須用各自的號碼相稱”、“囚犯不能用‘實驗’或‘模擬’這樣的字眼來描述自己的狀況”，並且“未能遵守以上規定可能招致處罰”。傑夫的兩日模擬令津巴多深受觸動，津巴多決定也來嘗試，不過這次看守和囚犯是隨機分配的，時間也更長。

（斯坦福監獄實驗）

因為津巴多本人從未去過真的監獄，現實感的標準是通過傑夫的監獄研究和一個假釋犯對監獄的慘痛回憶來定義的。為了重複之前實驗的結果，傑夫在塑造斯坦福監獄實驗時獲得了異乎尋常的自主權。“津巴多博士認為最難的部分是讓看守表現得像看守，”傑夫在實驗後的評估中寫道，“我被要求根據我之前作為施虐專家的經驗提出戰術……我被賦予了責任，去引導

出“強硬看守”的行為。”

雖然津巴多常常聲明説看守們自己想出了規則，但實際上大多數規則是在週六情況説明會上從傑夫的課程作業裏照搬來的。傑夫還為看守們提供了找囚犯麻煩的各種主意，包括把毯子扔進草叢，再強迫囚犯把髒毯子上的灌木刺摘下來。

模擬一開始，傑夫就明確地糾正了那些表現不夠強硬的看守，正是這一行為促成了後來被津巴多宣稱是自發出現的病態行為。

“看守們必須知道每個看守都將成為我們所説的強硬看守，”傑夫告訴其中一個這樣的守衞。“希望這一研究的結果會帶來非常嚴肅的改革建議……這樣我們就能搭上媒體和新聞説‘看看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即興表演以助實驗成功

雖然大多看守的表現乏善可陳，有些甚至逾矩去幫囚犯一些小忙，還是有個看守迎難而上：戴夫·愛舍曼（Dave Eshelman），有着南方口音和別出心裁的殘忍。但是整個高中和大學生涯都在學習表演的愛舍曼一直都承認，他的口音和科皮的崩潰一樣都是裝的。在採訪中他告訴我，他的首要目標僅僅是幫助實驗成功。

“我那時把這看作一種即興表演的練習，” 愛舍曼説，“我相信我在做研究者們希望我做的事，我認為在塑造這個可鄙的看守形象方面，我要做得比任何人都好。我從未去過南方，但我用了南方口音，我是從電影《鐵窗喋血》裏學來的。”

愛舍曼向我表達了對於虐待囚犯們的後悔之情，還説當時他參考了自己經歷的一場殘酷的大學兄弟會入會儀式。“我太過火了，”他説。但津巴多和他的工作人員對此似乎是讚許的。實驗結束後，津巴多特地叫住了他並表達了感謝。

“當時我正走向大廳，”愛舍曼回憶道，“他特地走了過來，並讓我知道我做得有多棒。我真覺得我完成了什麼好事，因為我為理解人性做出了某種程度的貢獻。”

施暴是為了科學進步？

2001年，亞歷克斯·哈斯藍（Alex Haslam）和斯蒂芬·雷謝（Stephen Reicher）試圖在英國重複斯坦福監獄實驗。

他們認為，使得人們實施暴行的至關重要因素是有權威人士向他們保證：這些做法是在幫助他們所認同的更高的道德事業——比如科學進步或監獄改革。

我們一直被教導，斯坦福監獄實驗中看守虐囚是由於扮演角色的力量，但是哈斯藍和雷謝卻説他們的暴行是來自於對實驗人員的認同，傑夫和津巴多每一步都鼓勵着這種認同。愛舍曼在一份調查問卷上將自己描述成“有一顆科學家的心”，對此的認同感可能比其他人都強，而傑夫自己在自我評價中寫得很到位：“我能輕鬆地為了‘一項高尚事業’不再對他人體諒和擔憂，對此我感到很吃驚。”

在1973年《紐約時報》的文章中，津巴多毫不含糊地説科皮的崩潰是真的。在80年代中，他問科皮是否願意上菲爾·唐納修（Phil Donahue）的節目以及出現在紀錄片《安靜的憤怒（Quiet Rage）》裏，雖然在此之前，科皮早就表明他是裝的，但是津巴多還是希望將崩潰的部分包括在內，科皮聽從了他的話。“如果他想説我曾精神崩潰，這似乎是個小事，”他告訴我，“當時，我沒有太反對。我想這是為了滿足津巴多的目的而作的誇張。”

在《安靜的憤怒》中，津巴多這樣介紹科皮戲劇性的“崩潰”視頻片段：“他開始扮演瘋子的角色，但是角色變得太逼真了，他陷入了難以抑制的狂怒。”有個錄音片段中，科皮承認了他是在作戲，並描述了堅持幾個小時有多累人，這些內容都被刪減掉了。科皮跟我説，雖然他早就請求津巴多放過自己，津巴多還是不依不饒，要求他在媒體上進一步露面，常常施壓，但偶爾也提供一些職業上的幫助。

“我們的電話號碼沒有公開，但是津巴多還是得到了我們的電話，”科皮説，“這真奇怪。我總會告訴他：‘我不想再和實驗扯上任何關係。’‘但是科皮，科皮呀，你很重要！我會給你寫很多推薦的！’‘是啦，我知道，但是我現在出庭作證就覺得我以前那個樣子很尷尬的。我不想再把它搞成一個大的公眾話題了。’但是津巴多根本聽不進。這樣持續了好多年。”

（津巴多承認他給科皮寫過推薦，但是拒絕作進一步評論。）

紛至沓來的學術批評

雖然斯坦福監獄實驗在當今美國的心理學入門課程中有着權威地位，但實驗發生後關於方法論的批評迅速而廣泛，延續多年。津巴多和他的學生們偏離了科研準則，沒有將第一篇實驗文章發在心理學學術期刊上，而是發在紐約時報上，由此迴避了通常的同行評議。

著名心理學家艾裏希·弗洛姆（Erich Fromm）並不知道看守們被明確要求要“強硬”，但仍然認為：實驗令人最為驚訝的是，即便在明顯的壓力下，實施暴行的守衞卻那麼少。“作者相信，這證明了僅環境就可以在幾天內把普通人轉化為悽苦的順從者，或是冷酷無情的施虐者，”弗洛姆寫道，“對我來説，實驗所證明的東西，真要説的話，與此恰好相反。”有些學者表示這根本算不上一個實驗。利昂·費斯廷格（Leon Festinger）是倡導認知失調概念的心理學家，他將此貶低為“事情”（happening）。

批評在多年來持續湧現，從對實驗的抨擊擴大到了圍繞其方法論的更多技術問題，比如要求特徵、生態效度和選擇偏倚。2005年，那位為實驗設計提供諮詢的聖昆廷監獄的假釋犯卡洛·普利斯科特，在《斯坦福日報》發表了一個專欄文章，題為“斯坦福實驗的謊言”，其中揭露了看守的許多折磨囚犯的伎倆是來自於他在監獄的親身經歷，而不是參與者自己發明的。

對於實驗科學可信度的另一打擊來自於哈斯藍和雷謝重複實驗的嘗試。在他們的實驗中，**看守沒有受過指導，囚犯擁有隨時退出的自由，結果就沒能重現津巴多的發現。**囚犯們不但沒有在升級的暴行下崩潰，還團結起來從看守那裏爭取額外的特權，而看守們卻變得日益消極和受脅迫。據雷謝所説，他們試圖將此發現發表在《英國社會心理學期刊》（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津巴多對此不太能接受。

“我們發現他私下寫信給編輯，試圖阻止我們的研究發佈，聲稱我們欺詐。”雷謝告訴我。

儘管津巴多進行了干預，該期刊還是決定發佈他倆的文章，還輔以津巴多的評論：“我相信這一自稱‘社會心理學領域的研究’是欺詐，並且除了媒體心理學，不值得被英國、美國或者任何地方的社會心理學團體接受。”

關於人性的故事比科學可信性更重要？

不知為何，到目前為止，普利斯科特的信、失敗的重複實驗和許多的學術批評都無法撼動津巴多的故事對公眾想象力的牢牢掌控。斯坦福監獄實驗的吸引力似乎比它的科學可信性大得多，或許是因為它所述説的關於我們自己的故事是我們極度渴望相信的：我們，作為個體，有時所做的應受譴責之事，不能真的讓我們承擔責任。

接受津巴多對於人類本性的墮落看法或許有點令人困擾，但也讓人鬆了口氣。這意味着，我們可以逃脱責任了。我們的行為是由環境決定的。我們的不可靠性是情境造成的。正如福音書許諾只要我們信仰，罪孽就可被赦免一樣，斯坦福監獄實驗是科學時代的一種救贖，而我們對此欣然接受。

（斯坦福監獄實驗）

對心理學教授們來説，斯坦福監獄實驗向來深受羣眾喜愛，往往還呈現很多生動且令人不安的視頻片段。在通常擠滿其他專業學生的心理學入門課的講堂裏，監獄實驗帶來的反直覺的斷言告訴學生們，他們相信自己與生俱來的良善是大錯特錯的，而這些斷言為他們帶來戲劇性的證據，證明心理學能夠教他們關於本性的令人驚訝的東西。有些入門心理學的教授向我表示，**斯坦福監獄研究幫助潛移默化了這樣的想法：那些做壞事的人並不一定是壞人。**還有些指出在極為個人主義的文化中，教導學生“行為深受外部因素影響”的重要性。

“即便這個實驗的科學部分有問題，” 埃默裏大學心理學系教授肯尼斯·卡特（Kenneth Carter）説，“或者把事情串聯起來講述的方式不太對，到頭來我還是希望學生們能意識到：有時候他們會發現自己受情勢所迫，身不由己。這個故事比科學更重要。”

“你會細思恐極的，”勒·特柯西安解釋道，“就像‘天啊，我也可以成為一個納粹的。我以為我是個好人，現在卻發現我也可以成為這樣的怪物。’同時，這令人安心，因為我要是成為了一個怪物，不是因為我內心深處是個惡魔，而是環境使然。因此這個實驗在德國和東歐如此有名。你不會有負罪感。‘哦，好吧，情勢所迫。我們都是好人。沒有問題。是環境逼我們乾的**。**’所以説，實驗令人震驚，但同時又令人安心，正是實驗傳達出的這兩點信息使其聞名。”

但是如果津巴多的研究如此不符合科學原理，我們怎麼相信它所宣稱的故事呢？

​心理學教材取與舍

理查德·格里格斯（Richard Griggs）和傑拉德·巴特爾（Jared Bartels）分別在2014至2015年展開調查，發現市面上幾乎每本心理學入門教材都包括津巴多對於實驗的敍述，大多不加評判。教材編纂者可能知道實驗的可疑歷史，卻仍然選擇將其囊括在教材中。我對此感到好奇，就去諮詢了其中一些人。有三位作者表示，因為對其科學合理性有所顧慮，他們本來在第一版中去掉了斯坦福監獄實驗。

但即使是心理學教授也會受到社會影響：在審訂者和教師的壓力之下，有兩人把它加回去了，另外一位把它加回去是因為新聞報道虐囚時的廣泛引用。其他作者對實驗表達了批判的觀點，比他們在教材中表現出來的強烈多了，不過他們還是列舉出它仍具有教學價值的一系列原因。

《心理學：觀點和聯繫》的合著者格雷格·費斯特（Greg Feist）告訴我，他對於實驗的看法是幾年前改變的，是在他看了卡洛·普利斯科特於2005年發表的專欄文章後。他認為這篇文章 “令人震驚”。“説實話，我發現這項研究的倫理和科學問題後，不再認為它還有繼續傳播的價值。”

但它還是留在了他編寫的教科書的第三版。該版本出版於2014年，照搬了津巴多標準敍述的傳統，僅在章節靠後部分作出簡短的評判。

津巴多對質疑的回應

這些年來我多次聽過津巴多對實驗的描述，本來不期待聽到什麼新東西。

1、對實驗無法退出的回應

當我問及科皮和雅科聲稱他們被告知不能離開時，津巴多稱他們在説謊，接着又聲稱他倆是忘了安全詞“我退出實驗”，再之後他卻讓我驚訝了——他承認，他其實是指導了工作人員，讓他們告訴囚犯無法離開。

“囚犯要是説 ‘我想出去’，然後你回答‘好吧’，那他們一離開，實驗就完蛋了。”津巴多解釋道，“所有的囚犯都會説‘我想出去’。必須有個充分的理由才能允許他們離開。他們的心態應該是‘我是監獄裏的囚犯’，而不是‘我是參加實驗的大學生，我不想要錢了，我要退出實驗’。監獄是退出不了的。……從一方面來説，你是參加地下室實驗的學生。從另一方面來説，你是縣監獄裏被看守虐待的囚犯。”

2、對設計監獄規則的回應

津巴多承認守衞們的規則是由大衞·傑夫設計的，但是他試圖辯解，在國會作證時他説守衞們自行設計規則這不是在説謊，因為**他本人當時並不在場。**他一開始否認實驗有任何政治動機，但我給他讀了實驗第二天發佈的一份新聞通稿的節選後（通稿上他明確表示實驗旨在讓大眾認識到監獄改革的必要性），他承認這可能是自己在卡洛·普利斯科特的壓力下寫的，當時他和普利斯科特一起教授監禁心理學的暑期班。

“在那門課程中，我開始發現監獄是浪費時間、金錢和生命。”津巴多説，“所以，是的，我是個社會活動家，在我心中監獄改革一直很重要。但這不是做這個研究的原因。”

3、對人們關於斯坦福實驗看法的回應

在這段漫長又緊張的對話接近尾聲時，我問他是否認為勒·特柯西安的書會改變人們對實驗的看法。

“我不知道。”他聽起來有點疲憊地説，“從某種意義上來説，我真的不在乎。此時此刻，重要的問題是，我不想再為此浪費時間了。你的採訪之後，我不會再為此接受任何採訪。這只是浪費時間。人們想怎麼説就怎麼説吧。這是心理學史上最著名的研究。沒有哪個研究50年後還在被人討論……它自有它的生命力。要是有人想説這是個騙局，那就隨他去。我不打算再為此辯護，它的長盛不衰就是辯護理由。”

（實驗中的津巴多）

在過去的50年裏，津巴多花了許多時間來回答關於他人生最黑暗的六天的問題，**從某種意義上來説，實驗的成功也囚禁了他。**我問他是否為開展這個研究感到高興，他説他心情很複雜。他認為他1975年在帕羅奧圖市建立的害羞診所才是最重要的工作。

“要不是因為監獄實驗，診所就會成為我的遺世之作。”

“你是否希望是這樣呢？”我問道。

 “是的，當然。”他説，“當然了，那是肯定的。而監獄研究帶來的負面是我是邪惡博士，我創造了這個邪惡的情境，類似斯文加利之類的人物。”

在津巴多的陳述中，他像其他人一樣也是被周圍環境所塑造出來的，也是環境的受害者。

“不知不覺中，我逐漸將自己轉變為監獄長。”他説，“為什麼？我的辦公室標着‘監獄長’，大衞·傑夫的辦公室標着‘典獄長’。然後我就要接待家長們了。我必須處理保釋委員聽證會的事，還得應付牧師的拜訪。人們不把我當研究者，而是監獄長，為他們蹲監獄的兒子來尋求幫助。”

“這是個謊言。”

多年來這個藉口都足以安撫津巴多，安撫其他人，但是現在可能已經不夠了。教材作者格雷格·費斯特告訴我，看了一些勒·特柯西安的證據後，他在考慮編寫新版《心理學：觀點和聯繫》時採取更堅定的立場。

“既然我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我希望有一天津巴多的故事再也站不住腳。”費斯特説，“不幸的是，教材還不是那麼快就要改，但是希望這會發生。因為我認為這不過是個……”

費斯特停頓了一下，尋找恰當的説法，然後選定了一個簡單的：

“這是個謊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