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軍129師軍法處丁武選處長在一次會議上的發言_風聞

1944年，當中國抗日戰爭即將步出相持階段的困境，轉入奪取最後勝利的反攻階段時，延安整風運動已進入尾聲。我們中央黨校的學員，經常集中學習和討論，着重研究黨的歷史路線是非問題，着重批判從六屆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前統治全黨的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和抗戰初期王明右傾投降主義錯誤。同時，還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主要是對黨和軍隊的高層領導提意見。 

經過前段的整風，黨內已形成良好的民主風氣。學員們暢所欲言，批評對象上從黨中央主席下至軍分區司令員，從政治、軍事到生活、作風，大家有什麼説什麼。黨中央和軍隊的領導人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彭德懷等，還有八路軍各師首長都聚集在中央黨校大禮堂聽意見。

記得那天開會前，劉伯承師長同我説話後就讓我坐在他的身後。大禮堂前五排都是黨中央及軍隊領導人坐的位子，我坐在第六排，毛澤東主席就坐在劉伯承師長的前面。大會像前些天一樣開始了。

舞台上僅設了一個講台，誰都可以上去發言。

講台旁邊設有一個記錄台，一名幹部現場作記錄。

開始有兩位同志發言，我同身邊的同志“開小會”去了，沒有留意。輪到我一二九師軍法處丁武選處長上台發言，我才認真聽起來。

丁武選是安徽阜南縣人，192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參加紅軍，那年他已四十六歲，在我們年輕人眼裏，是老資格了。他秉性剛直，敢於仗義執言，大家都十分敬重他。

丁武選處長談到我一二九師根據地問題、幹部問題，談到八路軍的三個師的改編，問題越扯越遠，甚至扯到了紅軍時期。他的主要論點是：中央領導對原紅四方面軍的態度不公正、不公平。大禮堂裏的學員都是來自八路軍三個師的團以上幹部和各抗日根據地的領導幹部，再加上中央領導及各部門的主要負責人。丁處長的發言引起了全體與會者的注意，他談到的許多問題非常具體，也講了許多鮮為人知的事。他越説越激動，批評的對象最後直指毛澤東主席。

這些問題説來話長，談到黨內軍內的許多問題甚至要追溯到紅軍時期。

八路軍組建時是以紅軍的幾個方面軍為基礎改編的。一方面軍改編為一一五師，二方面軍改編為一二O師，我們四方面軍改編為一二九師。丁武選批評中央和毛澤東不信任四方面軍時説：你毛澤東在整風中反對宗派主義、山頭主義，可你自己看，在幹部任用問題上，你就是偏心。八路軍的副總司令彭德懷是一方面軍的人，原一方面軍的林彪是一一五師的主要領導；原二方面軍的賀龍現是一二O師的主要領導；可我們一二九師呢，主要領導劉伯承和鄧小平都是一方面軍的。當然，我們對劉師長、鄧政委沒有意見，可我們四方面軍不是沒有人呀，徐向前總指揮才任副師長，這對我們四方面軍是不公平、不信任。

丁處長接着説：在長征途中，張國燾鬧獨立，同中央唱對台戲，最後發展到分裂紅軍、分裂黨，他犯了嚴重的錯誤。他的錯誤路線，我們廣大幹部、戰士是反對的，四方面軍後來能夠北上回到中央的身邊，就説明了這一點。張國燾的錯誤是張國燾本人的問題，中央批判他是對的。四方面軍的幹部、戰士是被迫執行了張國燾的錯誤路線，這個賬不能算在我們身上。一、四方面軍的團結問題，主要責任在張國燾，一方面軍也有責任呀。批判張國燾就批判張國燾好了，可四方面軍的幹部也跟着倒黴。四方面軍中一些高級幹部因受不了這個氣，才有人準備出走的。

會場上鴉雀無聲，所有人都在聽丁處長髮言。丁處長説的這些問題還得從幾年前説起。

紅軍時期，一、四方面軍長征途中在川西會師，由於張國燾的錯誤路線及鬧獨立思潮的影響，使一、四方面軍之間有了隔閡。一方面軍高級幹部中知識分子較多，而四方面軍中的幹部多是工農出身。兩軍會合後，張國燾自恃四方面軍擁兵十萬，人馬比一方面軍多，軍力比一方面軍強，私慾膨脹，向中央要官要權。他的錯誤思想及路線也傳染並影響了軍中的一些幹部，一些人對一方面軍撤出江西根據地，由八萬之眾鋭減至一萬多人有看法，對一方面軍中的知識分子幹部頗有微詞。而中央和一方面軍中的部分幹部，由於受“左”傾路線的影響，認為四方面軍的工農幹部沒有知識，沒有文化，粗魯、蠻幹、霸道，像“土匪”、“軍閥”。兩個方面軍的團結，以及中央和四方面軍之間確實存在問題。

“出走”是指四方面軍第三次走出草地北上同中央會師後，在陝北，中央“清算國燾路線”並召開了對張國燾的鬥爭會，四方面軍的幹部被弄得灰溜溜的，好像張國燾的錯誤就是四方面軍幹部、戰士的錯誤，人們抬不起頭，心情不舒暢。中央批判張國燾的分裂行為和錯誤路線的決定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後來波及面太寬了。某些人竟錯誤地將張國燾和四方面軍的幹部、戰士捆在了一起，使一些幹部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和不應有的傷害。四方面軍的每一個人心裏不光在流淚，還在暗暗流血。這些問題在四方面軍的幹部中引起強烈不滿，一些人認為在延安呆不下去了，要回鄂豫皖或川陝根據地打游擊去。

丁處長滿臉是淚地説：許世友、洪學智、詹才芳、王建安等十多位軍師級幹部被關押，罪名是“組織反革命集團”、“叛變革命”、“拖槍帶隊逃跑”。他們為什麼要出走？沒有前因就沒有後果呀！這些幹部分別被判了徒刑，關押了幾個月至一年。這是一起冤案吶！

舊話重提，引起了中央黨校原四方面軍學員的共鳴。

丁處長接着説：出走的事中央雖然解決了，過去了好幾年，這事也就算了。可你毛澤東怎麼在前年又發出一個電報，説什麼對原四方面軍幹部的任用與工作分配，應當和其他部隊的幹部“有所不同”。什麼“有所不同”？分明是對我們四方面軍的幹部不信任！這麼多年了，直到現在，你毛澤東還不相信我們！就因為這份電報，攪得我一二九師軍心不穩，這不，又有了“出走”之事。我師一位軍分區司令員和兩位團級幹部因不滿中央的不公平、不信任，才拉人出走的。人都抓回來了，因為你的這份電報，這幾位流血流汗、南征北戰、跟黨幹革命多年的好同志差點就被殺了。

丁處長激動不已，聲淚俱下。這一席話，使整個會場震驚。

黨校學員中一二九師的幹部都知道這件事。這些原四方面軍的老戰士們隨着丁處長的敍述，唏噓不已，會場上有人失聲痛哭。其他部隊，原一、二方面軍的幹部因不瞭解這一情況，也急切地想知道事情的真相，會場氣氛驟然緊張了起來。毛澤東滿臉漲紅，不知如何解釋。就連平時開會時最不拘小節、隨便慣了的陳賡，此時也安分了起來。

平時開大會，毛主席在台上講話，陳賡在台下聽講，他口渴時可以毫無顧忌地走上主席台，拿起毛主席的茶缸，咕咚咕咚喝上幾口再下台來。可此時，陳賡旅長把頭埋得低低的，一言不發。會場上，除了哭聲，開始出現了一些騷動。

台下有人問：又有人出走是怎麼回事？丁處長説的“電報”之事和又有人出走，確實是真的。

抗日戰爭爆發後，紅軍時期的三個方面軍分別改編為八路軍的三個師開赴抗日前線，並創建了各自的抗日根據地。由於各根據地的敵情、地域地理、條件、人員情況各不相同，所以各師幹部的任用和每個人的情況也有差異。這本是很正常的事。但由於幾年前“批判張國燾”擴大化的影響，原四方面軍的一些幹部心中的陰影總也抹不去。尤其是在“抗大”和中央黨校中，各師的幹部都集中在一起，一些人將自己同其他師的幹部相比，總覺得“己不如人”，即認為中央還是有偏見，對原四方面軍幹部仍然不信任。這些思潮和怨言在幹部中流傳，引起了黨中央的注意。黨中央從團結大局出發，於1942年7月2日對一二九師發出了電報指示，即《中央關於對待原四方面軍幹部態度問題的指示》。然而，一二九師當時收到中央的電文時，該指示中的第三條中有句話為“對原四方面軍的幹部的信任與工作分配應與其他幹部不同，但不應有歧視……”這句話，在當時一二九師的幹部中引起軒然大波，真是一石激起千層浪，有些幹部思想偏激，認為黨中央至今還不信任我們，在幹部的任用和分配問題上與其他部隊的幹部還要有區別。

一二九師冀南第四軍分區司令員餘倫勝，當時在師輪訓隊學習。這位從烽火硝煙中打出來的旅級幹部，性情耿直，脾氣急躁，一聽完傳達黨中央的指示就跳了起來：“什麼’有所不同’？明明是瞧不起我們四方面軍，任用幹部還要分個子醜寅卯，區別對待。我們就是後孃養的？……革命了這多年，老子到哪裏也是革命，到哪裏也是抗日打鬼子！不行，走了去毬，回我們大別山拉隊伍打游擊去……”

餘倫勝這一咋呼，有許多人響應。不幾天，這位分區司令員果然拉了些人離隊出走了。出走的人裏有兩位姓黃的團級幹部，還有各自的警衞員等一干人。他們身着八路軍軍裝，騎馬挎槍，離隊後直奔鄂豫皖方向而去。由於日軍對我根據地的嚴密封鎖，他們這樣的着裝和身份在沒有我地方交通的掩護下是很難穿過封鎖線的。他們在敵我結合部轉悠了兩天，被當地民兵發現，因懷疑他們的身份而將他們扣留了，經與一二九師聯絡後將人押解回了太行。

旅級、團級幹部的出走，在一二九師非同小可，劉伯承師長震怒了：革命了這些年，在我們部隊還有分區司令員帶隊開小差！這件事要嚴肅處理！

人交給了軍法處，開小差在軍中要受到嚴厲的制裁，主要的組織者餘倫勝和兩位姓黃的團長將被槍斃。餘倫勝從紅軍時期到抗日前線都是一名能打硬仗惡仗的戰將，他曾是紅四方面軍中“夜摸老虎團”的團長，在紅軍時期就戰功卓著，如今卻因“開小差”要被槍斃，而“開小差”的原因竟是對黨中央的電報指示不滿。一二九師許多幹部都想不通，可軍法無情，軍中無戲言，“揮淚斬馬謖”的事，歷史上不是沒有呀！這件事報到劉伯承師長那裏，劉師長認為：過去我們“肅反”時犯的錯誤無法挽回，人死了不能再生，再説這“開小差”的原因特殊，槍斃一個旅級幹部一定要報中央批准。

一二九師致電黨中央請示。黨中央立即回電：槍下留人，一根汗毛也不要動，速送延安。

這就是丁武選處長講的“出走事件”。後來得知餘倫勝等人被押送延安，送“抗大”報到，去學習了。餘倫勝在槍口下揀了條命，解放後，餘倫勝曾任湖北省外貿局副局長。那兩位姓黃的團長在解放廣東海南的戰鬥中犧牲了，他們為新中國的誕生奉獻了自己的一腔熱血。

1942年10月，在討論《中央關於對待原四方面軍幹部態度問題的指示》時，劉伯承師長在師直幹部大會上作了總結髮言。劉師長從加強黨的團結，提高幹部水平，增強黨性建設的高度，解釋了黨中央的這一指示：“在指示中第三項説到關於幹部分配問題。對此，有的同志懷疑有什麼不同？我看沒有什麼不同。所謂不同，即由於考慮到，原四方面軍的一部分幹部在張國燾統治時期，在愚民政策之下，很少受到黨的教育，應該理解黨中央的這一片苦心。若不如此理解，正給敵人一個挑撥的空隙。在困難中，團結問題是非常重要的，應在加強團結、增強黨性建設中，迎接新的勝利。”

劉伯承師長在黨中央指示電文不明確的情況下，以自己高度的黨性和高尚的情操，解釋了黨中央的指示精神。他為維護黨中央的威信，從維護團結出發，以大局為重，在一二九師做了大量的解釋説服工作。

大會講台上，丁武選處長的發言還在繼續，鋒芒直指毛澤東。原來黨中央指示的那份電報是毛主席親手起草的。會場上氣氛緊張，丁處長在台上啜泣着發言，下面是一片低沉的嗡嗡的議論聲，那聲音彷彿是雷暴雨前的低氣壓。緊張的氣氛，壓得讓人喘不過氣來。

我看見前兩排坐着的毛澤東，後脖頸上流淌着汗珠。他側身回頭壓低了聲音問劉伯承師長：“伯承呀，部隊的情緒這麼大，問題嚴重，你怎麼不告訴我呀？”

劉伯承心裏也窩着火，將手中的筆記本丟在旁邊：“電報是你拍的，叫我説啥子？”

毛澤東嘆息道：“唉，冤枉呀，我電報的原意不是那樣的，怎麼就搞出這麼大的問題！” 

丁武選的矛頭直指毛澤東，希望能得到他對這件事情的解釋。毛澤東沉重地站了起來，台下幾百雙眼睛盯着毛澤東。會場上一片寂靜，空氣似乎凝固了。

毛澤東深沉地説：“同志們，這件事是個誤會。中央對原四方面軍幹部態度問題的指示，這電報是我起草的，可指示中的電文應該是’一視同仁’，而不是’有所不同’。”

“可我們傳達的指示中的確是’有所不同’呀！”台下有人説道。

“同志們，我現在就是有一百張嘴也説不清這個問題。中央發出的電報都有存底，請原四方面軍的同志派代表去電報局查實。如果我的電稿是’有所不同’，我任同志們如何處置都行；如果電稿中是’一視同仁’，那就請同志們諒解。”

一二九師的原四方面軍的幹部真的選派了五位代表去了電報局查實，這天的大會暫告一段落。

會後，劉師長問我：“小秦呀，餘倫勝的事當時發生在你們輪訓隊，問題是處理了，部隊幹部這麼大的情緒，你怎麼不向我彙報呢？”

我説：“師長，我彙報了呀。你忘了？師直傳達中央指示後隊裏幹部怨言很多，情緒很大。餘倫勝是一隊的。我和昌義專門向你彙報了我隊的情況。那天在你房裏，你坐在桌邊，參謀長坐在那兒……”

“啊，是囉是囉，你説過，我想起來了。我真沒想到過了這長時間還這樣喲……”劉師長揹着手踱着步子。

第二天，會議繼續進行。一二九師派出的代表將電報原稿帶來在大會上宣讀，並出示給全體與會者。電文稿上清清楚楚寫着“一視同仁”。

原來中央的這一指示因譯電和收發發生了許多錯誤，甚至出現了與原意相反的字句，將“一視同仁”錯發為“有所不同”。所以，這不是毛澤東的錯。

會場上又是一片寂靜，許多人眼中噙着淚水。台下忽然有人高呼：“毛主席萬歲！”會場上像暴風驟雨般響起了熱烈的掌聲和“毛主席萬歲”的歡呼聲。

毛澤東激動地站了起來，揮手了好半天，人們才靜了下來。

“同志們，由於譯電的錯誤造成了誤會，我向大家道歉。中央後來也發現了這一錯誤，在北方局《黨的生活》上作了更正。關於出走的同志已送到延安來學習了。這件事過去了，我們更應團結一致，消除一切因過去歷史關係而發生的任何隔閡……”

會場上又是一片歡呼聲。

毛澤東繼續着他的發言：……一個政黨和人一樣，在成長過程中也會犯這樣或那樣的錯誤，只有不斷地糾正自己的錯誤，才能從幼稚走向成熟。我們黨也是如此，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我們的領導人犯過“左”傾或右傾的錯誤，有些錯誤甚至將革命引向災難。紅軍時期，我們內部“肅反”擴大化和“左”傾機會主義，給我黨我軍造成重大的損失，許多好同志被冤枉，被錯殺，許多幹部被撤銷黨籍。我們的許多幹部都是工農出身，由下層工作逐漸提升上來的，在國內戰爭中表示了對革命對黨的堅定與忠誠，在民族戰爭中也表示了他們的英勇與忠誠。中央也作出決定，紅軍時期在“肅反”中無確鑿證據證明其背叛革命而錯殺的幹部戰士，一律追認為革命烈士，因各種原因撤銷黨籍的，只要沒有確鑿證據證明是反革命或背叛革命的，全部恢復黨籍，黨籍仍從原來入黨日期算起……

毛澤東的講話又引起會場上一片嗚咽，有人竟嚎啕大哭起來。尤其是原二方面軍的同志哭得最厲害。後來才知道，在長征時期，黨的“左”傾機會主義及肅反運動，在原二方面軍中上演甚烈，軍中沒有了基層黨組織，許多幹部戰士被撤銷了黨籍。毛澤東主席代表中央發出的這一指示，徹底糾正了我黨在十年內戰時期所產生的“左”傾機會主義錯誤。

人們的冤屈伴着淚水渲泄了出來，那是孩子回到了母親身邊，得到了母親認同和親撫的感覺。在場的人沒有哪個不流淚的，那哭聲驚天動地，哭聲伴着哽咽，人們高呼“毛主席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

“有所不同”與“一視同仁”的誤會解除了，我黨歷史上這段小小的插曲在許多史書上也許不曾記載，但作為一名普通的共產黨員在延安所經歷的那一刻，讓我一生都難以忘懷。中央黨校大禮堂裏的哭聲和歡呼聲，總在我心中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