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鋭|近代中國民生問題的名與實_風聞

這篇筆記，寫於2017年歲末，其時“Di Duan Ren Kou”一詞正在網絡上引起熱議。耳目所及者，1930年代一些時流名彥的言説，仍被拿來借古諷今。更有甚者，視哈耶克為人民救星、在“歷史終結論”的游泳池裏翻江倒海。殊不知，彼輩何曾真正對天下寒士念茲在茲？訟《孝經》以退黃巾者，此之謂乎？

近代中國，遭逢世變，在西方資本主義的巨大沖擊下，中國原有經濟與社會結構面臨極大的危機。在以西方列強為主導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下，伴隨着通過大工廠機器生產的大量廉價商品傾銷至中國，許多過去行之已久的生產方式與交換方式開始面臨失效，甚至解體的危險。此外，太平天國運動綿延數省，清廷與農民起義軍長期對峙，在戰亂之下，許多城鎮變成廢墟，數以萬計的民眾流離失所。另一方面，曾國藩、左宗棠等士人組織本省鄉民建立軍事武裝，而隨着太平天國運動的結束，這些大量軍人如何安置，也成為一項頗為棘手的事項。凡此種種，致使遊民人數大增，成為晚清中國社會一個非常引人矚目，並且不易解決的問題。

曾國藩的湘軍

在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裏，“民本”理想的表現形式之一，就是讓天下百姓都能安居樂業，實現基本温飽，並在此基礎上廣施教化，此乃歷代儒者所汲汲追尋的治世場景。即便生逢亂世，許多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人依然不會放棄這一理念。安史之亂中，杜甫雖然避難四川，但依然不忘呼籲“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盡歡顏。”正所謂“有國有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對平等、淳厚、安定的社會的嚮往，是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古典政治思想的突出特色。近代西方資本主義興起之後，在民族國家內部為聚斂原始積累而進行的剝削與壓迫，為獲取原料生產力、廉價勞動力與市場而進行的海外殖民擴張，根據儒學的義理來看，這些無疑是為“利”而舍“義”的行為。而馬克思主義，正是通過深邃犀利的歷史分析，藉助資本、階級、帝國主義等概念，刻畫出整個資本運作過程中的罪惡的一面，並且揭示為這種資本擴張進行合理化辯護與論證的各種意識形態之“虛妄”與“顛倒”的面向。也正因為這一點，近代許多本來深受儒學薰陶的知識分子，在瞭解馬克思主義的梗概之後，便立即成為其服膺者與踐行者。

在古代，如果一旦發生天災，那麼如何處理“荒政”，便成為衡量地方官員是否有能力的重要標準。頒發救濟糧、搭建臨時居所、動員當地士紳富户捐糧捐錢、求助鄰省給予相關幫助，這些都是克服災荒的手段。而之所以這些手段能夠長時期實行，除了中國秦以來郡縣制國家逐漸形成的一套頗為完備並有一定行政效率的官僚體制之外，很大原因是由於無論是官員、士紳，還是廣大民眾，他們都深受儒學義理的薰陶，具有大體上相同的價值觀與政治、文化認同。儒學義理中所包含的民本理想，基本為各類官員所共享，是他們立身處世的重要價值標準。否則一旦所作所為與此過分違背，不但難以在制度體系內得到升遷，而且還會被整個士大夫羣體所抨擊，將會不齒於士林。另一方面，廣大民眾雖然未必真正讀過各種儒家典籍，但其中的道德理想卻通過通俗小説、唱本、戲文廣為傳播，成為普通人判斷政治良莠的重要標準。今人可以按照一種教條式的啓蒙主義，認為這些都是“清官文化”，沒有近代西方意義上的獨立意識，但不可否認的是，正是這些意識形態因素的長期存在，使得中國曆代王朝大體上將庇護天下寒士作為自己進行社會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些觀念，在近代由於西學的衝擊，其合法性在一步一步的喪失。並且由於近代資本主義在中國的出現，與遊民相關的民生問題也無法完全依靠傳統政治思想來充分認識與尋求解決。伴隨着大量的工廠紛紛建立，許多因為農村破產而流離失所的人們，開始進入工廠，成為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下最為末端的工人。如何認識他們的經濟與社會地位？如何分析他們受到的真正的剝削？如何尋求他們的翻身解放？如何建立一個沒有壓迫與剝削的社會？這些問題，成為前文所提及的中國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們不斷在思考、探索的重要問題。在這些方面，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有過大量十分出色的成果。比如周谷城對近代政治經濟演變的研究、許滌新對各種形態的官僚資本之研究、王亞南對中國社會經濟的研究、胡繩對帝國主義與中國資本主義關係的研究，等等。這些成果，為今人充分認識近代中國的社會經濟狀況以及生活於其中的底層人民提供了十分清晰、深刻的視角，也應該是我們今天思考如何構建更為公平富足社會的重要思想資源。

值得注意的是，新文化運動以來，一批在歐美名牌大學深造的知識分子紛紛回國，進入高等教育機構，許多人甚至成為其中的執牛耳者。他們通過在海外的經歷，展開一系列中西之間的比較，認為當時的中國處於十分落後的境地，因此強調中國應該步武西方（包括日本），開展現代化運動，改變目前的現狀。在這一情形下，他們也嘗試回溯既往，分析中國近代的歷史流變，探討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便是其中的代表。在這本至今影響力不衰的著作中，蔣廷黻認為晚清的士大夫，比如曾國藩、李鴻章，具有追求根據西方歷史發展模式而來的現代化的傾向，並惋惜他們不能與傳統決裂，導致現代化事業中道夭折。同時他為了對抗馬克思主義的宣傳，認為資本主義乃一中性概念，既能用之謀發展，又會受其制約，關鍵在於執政者如何使用。同時，他還認為帝國主義不是一個與資本主義擴張相伴而生的概念，古代的巨型政治體，也可稱為帝國。猶有進者，在蔣氏的筆下，中國廣大的農民基本上是中國落後形象的代表，他們體現出愚昧、滯後、仇視象徵先進文明的西方等特點。在蔣廷黻的歷史論述裏，整個現代化的過程中，民眾是基本缺席的，唯有像他和胡適那樣具備“先進”知識的、與歐美國家聯繫緊密的精英，才是挽救中國頹勢的主角。因此，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下，中國的農民、工人面臨着怎樣的境遇，自然不是蔣廷黻惜字如金的歷史論述中所涵蓋的內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