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和他的大歷史觀？_風聞

【2018年6月25日，是歷史學家黃仁宇先生百年誕辰。他以《萬曆十五年》暴得大名。萬曆十五年,無關緊要的一五八七年。這一年，西班牙無敵艦隊即將出徵英吉利，揭開世界歷史新的一頁；中國的朝廷上卻發生了若干易被歷史學家忽視的事件。這些瑣細小事，如大風起於青萍之末一般成為帝國走向崩潰的前兆，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無不最終成為犧牲品而遭殃受禍……在歷史學家黃仁宇的眼中，其間的關係因果，恰為歷史的重點。】

黃仁宇“大歷史”的主要論點：

**中國在近代為何沒有發展出資本主義：**今日中國主張實事求是，我覺得更應當收集未曾被濫用的資料，將歷史的基點推後好幾個世紀，以原始的眼光重新檢討很多國家由落後到先進的程序。

對道德主義的批評：中國以道德代替法律， 《萬曆十五年》指出道德非萬能，不能代替技術，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從沒有説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觀點應當遠大。凡能先用法律及技術解決的問題，不要先就扯上了一個道德問題。

**大陸vs海洋：**中國文化是亞洲大陸地理的產物，歐美和日本的物質文明，有他們海洋性國家的經驗。況且每個國家發展，也有他們先後程序，而其中最大的差別，則是現代先進的國家，以商業的法律作高層機構及低層機構的聯繫。落後的國家以舊式農村的習慣及結構作為行政的基礎。

我現在所説大歷史的觀點，一方面從小歷史方面積結而來，一方面也受了德國思想家康德（Immanuel Kant）的影響，已經在1982年於上海出版的李約瑟博士八十壽辰論文集稍稍提及，即循環的突破。

     在研究大歷史的立場，這種分析方法最能表現每個國家先後發展的程序。也才不會用抽象的道德觀念，抹殺了實際上技術的作用及成效。 

中國以道德代替法律，我已經批評得很透徹。但是現下仍有很多的西方人士，以為西方的法律，即是道德的根源。這種誤解，也待指摘。比如西方所謂“自由”及“民主”，都是抽象的觀念。務必透過每一個國家的地理及歷史上的因素，才行得通。英國之民主，即不可能與日本之民主相同，而法國的自由也和美國的自由有差別。

對黃仁宇大歷史觀的批評也不少，比如：

所謂的“大歷史”觀點，真的很新穎麼？所謂的**“數目字管理”，解釋力真的有那麼強麼？完全不是這回事。《萬曆十五年》這本書，以一個年份入手，糅合和經濟史，政治事件分析和思想史，還能論述得如此浪漫，説黃仁宇手裏沒點乾貨，那絕對是不可能的，不過黃仁宇的“乾貨”有幾個人知道，黃仁宇專精明史，他的《十六世紀的中國財政與税收》《明代的漕運》幾個人看過？如果看過這兩本書，哪怕是大致掃過，再去看《萬曆十五年》，也必然是另一番景象，至少能夠知道，黃仁宇為何在分析人物思想和意識衝突之外，如此重視“財政税收”。所以我才説探討其細節毫無意義。事實上研究明清史特別是跟財政有關的人，在看書時絕對繞不開黃仁宇，不過在他們的論文中，基本上看到不到引用黃仁宇。舉個不恰當的例子説明吧，大家都知道霍金的《時間簡史》，大家都知道《時間簡史》寫得好。為什麼寫得好，因為他給人打開了一道門，提供了一個新視野。但這應該是一個起點，如果把新視野本身作為一個所謂的“認識的終點”，那這個視野有何意義？黃仁宇的“大歷史觀”，亦是如此。《萬曆十五年》的具體站不住腳的地方，是其對思想史敍述所使用的“文學方法”而非“史學方法”。**

附文（黃仁宇對自己“大歷史”觀來龍去脈的敍述）

現在我雖作這種論調，仍是個人見解，不足代表美國時下的趨向。以這種見解看中國，更要胸襟開闊才能容納。所以我一方面堅信美國立國精神有偉大的正義感，只待將兩者之間的差別解釋明白，很多誤會即會冰釋。另一方面在中國發表文章，尤其要強調道德非萬能。大歷史的觀點，亦即是從“技術上的角度看歷史”（techn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至於將道德放在什麼地方，這也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容我漸次論及。

中國的革命，好像一個長隧道，須要101年才可以通過。我們的生命縱長也難過99歲。以短衡長，只是我們個人對歷史的反應，不足為大歷史。將歷史的基點推後三五百年才能攝入大歷史的輪廓。

首先要解釋明白的則是大歷史觀不是單獨在書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僅是個人的聰明才智可以領悟獲得的。我的經驗，是幾十年遍遊各地，聽到不同的解説，再因為生活的折磨和煎逼，才體現出來的。我小時候讀書，很受太史公司馬遷的影響，滿頭腦充滿着傳奇性的希望和想法。

抗戰第二年，即輟學從軍。所從的乃是國民黨辦的成都軍校，畢業後在駐雲南邊境的國軍十四師當過排長。後來也去過駐印軍，在鄭洞國將軍麾下當過參謀，曾隨此公由緬甸前線去上海而入東北。也目擊杜聿明將軍指揮作戰的情形。我自己沒有捲入內戰，實系僥倖，乃因在東北三個月即被送來美國入陸軍參謀大學。以後在東京駐日代表團隨朱世明將軍解職而退伍。

可是在抗戰初期國共合作時代又認識了當日很多左傾名流，如作國歌的田漢先生壽昌，在我則為田伯伯。他曾告訴我年輕時無數吃苦奮鬥的經過。他的長子田海男，在我則為海南弟，也同我去成都，也同在十四師服務，也同去過日軍佔領的越北作過斥候，也同在駐印軍工作。我也和他有過一度的競爭，所爭的不是黨派問題，也不是名位，而是到步兵前線作觀察員的機會。事載1944年6月12日重慶《大公報》。也真料不到，他抗戰一結束，即自動加入人民解放軍，對裝甲兵及炮兵的訓練作過實質上的貢獻，又去過朝鮮前線。

而當日同我們一同起居辦報的廖沫沙兄，則為日後三家村碩果僅存的元老。在武漢時代範長江兄則是無黨無派，任《大公報》記者。他原名希天，北伐時從軍，部隊被打散。他曾親自告訴我，一時貧病交迫，跳水自殺，被救後改名長江。曾幾何時，他又做了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的負責人，以後在文革期間，在確山身故。這些事情今日回顧有如夢寐。

因為我有了這些經驗，開始立場就複雜，乃不能對一般人所作的近代史的觀點雷同。況且二次來美后，囊空如洗，在餐店洗碗碟，在堆棧作小工。整日勞動後退居斗室，無人對談，耳內嗡嗡有聲。深感風捲雲消後，我自己已入中年，自此學歷史已有探詢人生意義的趨向。這還不過是初步。以後更結識了諸多的名流，遍閲諸家著作，泛遊各地。

受過被裁失業、與家人一起感受經濟危機和被人歧視的景況，才越來越把眼光放大，才知道個人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意義，要在歷史上獲得，而歷史的規律性，有時在短時間尚不能看清，而須要在長時間內大開眼界，才看得出來。 

中國的革命，好像一個長隧道，須要101年才可以通過。我們的生命縱長也難過99歲。以短衡長，只是我們個人對歷史的反應，不足為大歷史。將歷史的基點推後三五百年才能攝入大歷史的輪廓。《萬曆十五年》已經初步採取這種作法。所以敍事不妨細緻，但是結論卻要看遠不顧近。例如鄭貴妃是否掩袖工讒，她到底是否國家妖孽，和今人的關係至微。明代人之所以要在這些地方做文章，可見他們道德的觀念過於窄狹，技術無法開展。

我的書也已給歐美學生作教本，那些教師，當然不會在考試時要求學生在試卷上説明明代衰亡乃因泰昌皇帝朱常洛，並非鄭妃所生，而系恭妃王氏所出。他們從大歷史的眼光觀察，應該在讀我書時看出中國傳統社會晚期的結構，有如今日美國的“潛水艇夾肉麪包”（submarine sandwich），上面是一塊長麪包，大而無當，此乃文官集團；下面也是一塊長麪包，也沒有有效的組織，此乃成千上萬的農民。其中三個基本的組織原則，此即尊卑男女老幼，沒有一個涉及經濟及法治和人權，也沒有一個可以改造利用。

萬曆十五年公元為1587年，去鴉片戰爭尚有253年，但是中央集權，技術不能展開，財政無法核實，軍備只能以效能最低的因素作標準，則前後相同。如我們今日讀英人魏黎（Arthur Waley）所作《中國人眼裏的鴉片戰爭》（The Opium War Through the Chinese Eye），可見 1840年，其情形仍與1587年相去無幾。而我自己所作的《1619年的遼東戰役》也有小歷史的情節。例如劉綎，中國方面的資料説他戰死；滿洲檔案説他被俘後處死；朝鮮方面的資料則説他點燃火藥自爆身死。文載聯邦德國《遠東雜誌》（Orient Extremus）。

從大歷史的觀點看，則方從哲、楊鎬當年喪師折將，有其背後政治、經濟、社會多方的原因，和1894—1895年的中日戰爭情形極相似。是以痛責琦善、耆英及道光帝，於事無補，即咒罵光緒帝、李鴻章、丁汝昌也只能與咒罵鄭貴妃和福王常洵相同，都仍不出長隧道內的觀感。

從大歷史的觀點看來，即這潛水艇夾肉麪包的結構，也有其根源。由明朝可以向後倒推到其他各朝。主要原因還是受亞洲大陸天候地理關係的影響。在這方面，我曾和英國的漢學家李約瑟博士（Dr. Joseph Needham）作文闡述。現在我仍在做個別方面的研究工作。其主要重點，則系歷史上有長期性的重要發展，牽涉很多事物的時候，很難是少數人的賢愚得失所能概括。必有其背面、側面，即我們自己還沒有看清楚的因素，此是後話。現在即從明朝末年，貫穿有清268年到民國初年，也可以從潛水艇夾肉麪包的基點看到：

中國傳統社會無法局部改造，過去政府與民間的聯繫着重於尊卑男女長幼，純靠科舉制度做主。1905年停止科舉之後，上層機構（superstructure）與下層機構（infrastructure）更為脱節，滿清之覆亡，更無可避免。 

民國肇造後，軍閥割據，也是當然趨勢。因為新的力量還沒有產生，過渡期間，只能由私人軍事勢力撐持。這私人軍事勢力，限於交通通信等等條件的束縛，也只能在一兩個省區裏有效。省區外的競爭，更釀成混戰局面。 

國民黨專政期間，創造了一個高層機構，總算結束了軍閥混戰，但是全靠城市經濟維持。 

共產黨的土地革命，在農村中創造了一個新的低層機構。現在中國當前的任務，則是在高層機構和低層機構間敷設有制度性的聯繫（institutional links），才能從上至下，能夠以經濟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脱離官僚政治的壟斷。

這不是説整個一個世紀所有的人物，毫無賢愚得失，只是他們的賢愚得失不足以更改上述歷史發展的程序。大歷史的着眼注重羣眾運動對社會上的長期貢獻。要不是有這些積極的因素，中國1980年間也仍會和1910年間一樣，不可能生存至今。我這樣解釋歷史，超過黨派的分別，也超過國際的界限，即對重洋遠隔的師長同學，以及在內戰期間喪生的亡友靈前，才都講得過去。

1946年，作者就讀陸軍參謀大學時

在研究大歷史的立場，這種分析方法最能表現每個國家先後發展的程序。也才不會用抽象的道德觀念，抹殺了實際上技術的作用及成效。今日中國主張實事求是，我覺得更應當收集未曾被濫用的資料，將歷史的基點推後好幾個世紀，以原始的眼光重新檢討很多國家由落後到先進的程序。

我們小時候讀歷史，常有中國不如別人之感，何以日本明治維新，幾十年內就凡事做得頭頭是道，而中國似乎越做越糟。現在才看得明白，中國文化是亞洲大陸地理的產物，歐美和日本的物質文明，有他們海洋性國家的經驗。況且每個國家發展，也有他們先後程序，而其中最大的差別，則是現代先進的國家，以商業的法律作高層機構及低層機構的聯繫。落後的國家以舊式農村的習慣及結構作為行政的基礎。

我們今日一提到這問題，首先還沒有把問題掌握清楚，就先要被質問，作者是否站在資本主義的立場。可是最近根據法國曆史學家鮑德爾（Fernand Braudel）考證，“資本主義”（capitalism）這一名詞還是19世紀後期的產物，而僅在20世紀內廣泛使用。馬克思雖稱“資本家”（capitalists）及“資本家的時代”（capitalist era），並未引用“資本主義”這一名詞。

今日我們公認為最先的資本主義思想家，實為亞當·斯密（Adam Smith）。他自己也不知道資本主義為何物，他著的《原富》，在民國初年即在中國行銷。而他在18世紀著書時僅稱商業的管制辦法優勝於農業的管制辦法。在研究大歷史的立場，這種分析方法最能表現每個國家先後發展的程序。也才不會用抽象的道德觀念，抹殺了實際上技術的作用及成效。今日中國主張實事求是，我覺得更應當收集未曾被濫用的資料，將歷史的基點推後好幾個世紀，以原始的眼光重新檢討很多國家由落後到先進的程序。

這樣看來，以“資本主義”形態在歐洲作先鋒者，實為意大利的自由城市，其中驍首則為威尼斯。這城市在大陸所佔有的農業地區經濟力量有限，而市內鹼水也不便製造，在教皇及神聖羅馬帝國（其本身不在意大利而在德奧）爭權，兩不相讓之間，取得獨立地位。其最大的方便則是地方小，內部組織簡單。13世紀之後，其全部國家有如一個大城市，也如一個大公司，所有民法即全部為商法，所以也不顧天主教的教義，建設海軍，竭力經商，為歐洲最先進的國家。

繼威尼斯而興起，則為荷蘭，荷蘭正式國名為“尼德蘭王國”（Koninkrijk der Nederlanden）。歷史上也稱The Dutch Republic，或 United Netherlands。荷蘭（Holland）不過為聯邦內七個省之一省（今則十一省）。但是這個國家17世紀初獨立時，荷蘭人口占全國 2/3。又供應聯邦經費3/4。尼德蘭因抵抗西班牙政府及參加宗教革命才聯合全體荷民成為獨立國家。過去無統一國家及社會的經驗，經濟發展尤參差不齊。顯然荷蘭雖工商業先進，但尼德蘭境內也有很多省份保持中世紀形態，為落後的農村機構。不能以同一的法律在全境施行，於是乃行聯邦制，大事由聯邦決定，其他各省自理。開現代國家雙層政治的先河。初時荷蘭還堅持它有獨立外交的主權。聯邦的海軍也是由五個海軍單位拼成。雖然全國皈依新教的卡爾文派（Calvinists），初獨立時很多教徒對這派教義所謂“定命論”（Predestination）者作特殊的解釋，以便支持他們個別的政治活動。但尼德蘭國終因對外經濟的激烈競爭及本身高度經濟的發展，使其內部矛盾逐漸解除而成為世界富強國家之一。

View of Delftc. Johannes Vermeer.1660-61

在荷蘭之後商業資本高速發展的則為英國。英吉利及蘇格蘭稱“聯合王國”，大於荷蘭五倍至六倍之間。我們今日看來面積小，在18世紀之前的歐洲則為大國，也有堅強的農業基礎。這國家商業組織沒有展開之前，常為各先進國家掣肘。如銀行業，即為意大利人壟斷，以後保險業也為荷蘭人操縱。意大利人在倫敦的市街稱為侖巴德街（Lombard Street），他們也享有領事裁判權。英國輸出以羊毛為主。意大利人即先墊款於畜牧的農村，將羊毛預先收買，又掌握其海外市場。

英國的整個17世紀可稱多難之秋。起先英皇與議會衝突，財政税收成為爭執的焦點，又有宗教問題的擾攘，司法權也成問題，對外關係又發生疑忌。也有內戰、弒君，革新為民國，政治獨裁製、復辟，行第二次革命的大變化，又產生了暗殺，排斥異教徒，發傳單及英皇受外國津貼的情節，而其人口又不過400—600萬，其與本世紀初中國之不能治理，情形也大同小異。當然這段歷史可以產生很多不同的解釋。不僅不同的歷史家著書爭執，有時同一的作者所著書也前後解釋不同。

我極想向中國讀者提及的，則是對中國的大歷史而言，英國1689年的經驗，深足借鏡。這年代之前，英國為一個“不能在數目上管理的國家”（mathematically unmanageable），法律即有不同的見解，法庭也有三四種不同的種類。所謂普通法（common law）者，乃中世紀遺物，絕對的尊重成例，凡以前沒有做的事都不能做；對地產注重使用權。對所有權倒弄不清楚；缺乏適當的辭章，足以解釋動產的繼承權；不動產的押當，也不符合社會需現款的情況，也沒有將地租按時價調整的辦法；農作物只能推銷於本地，限於歷史上有基礎的市場。其他如組織公司，宣告破產等全未提及。簡言之，這種法律以舊時代的習慣作倚襯，無意改革。一到17世紀初期，大批白銀由西半球輸入，物價陡漲，英國內地也受國際貿易及國際戰爭的影響，整個社會動搖。地主則不能保持自己的產業，商人則不願付額外之税，皇室則因軍備增加而無法籌餉，一般貧民及小市民也為生活所逼，有時感情衝動。宗教上教義中抽象之處更給他們火上加油，其所謂君權、民權的爭執，兩方都有理由，其困難之處則是問題的範圍已經超過成例。 

1689年不流血的革命之後，即無此徵象。以前的問題掀動了半個世紀，到此漸漸銷聲斂跡。宗教之派別的衝突也好像被遺忘了。其中最大關鍵，則是兵戈擾攘之後，農村組織已有變化。英國17世紀，當然談不上平均地權，所改革的是內部規律化。以前地主不知道自己產業在何處，種田的人不知道自己是賃户還是半個業主的糊塗情形也慢慢地被肅清。以前地界不明的情形至此漸漸規律化。而普通法的法庭能接受公平法（equity）也是一種進步的徵象。公平法本身非法律，而不過是一種法律觀念，等於習俗所説“照天理良心辦事”。在英國初行時，只限於英皇所控制的若干法庭，有額外開恩之意。17世紀中葉後，普通法的法庭處於時勢的需要，對這種觀念讓步一二，也是迫於事實。結果是積少成多，妥協的辦法也認為成例。1689年革命後，普通法的法庭，更受首席法官的指示。以後與商人有關的案子，照商業習慣辦理。這樣一來，英國的內地及濱海、農村與工商業中心距離縮短，資金對流，實物經濟變為金融經濟，可以交換的條件（interchangeability）增多，分工較前繁複，所以整個國家可以以數目字管理。同時英國傳統上又有司法獨立及議會政治的沿革，這樣一來，其高層機構及低層之間可以以最靈活的商業原則作聯繫。一時控制經濟力量之雄厚及其效率之高大，世無其匹。大英帝國因之稱霸世界有好幾個世紀。

英國1689年革命

所以，商業資本作國家組織的基礎，都是由小而大，從沒有農業根底的國家逐漸傳播到小有農業基礎的國家，而更波及農業基礎甚高的國家。由易至難都有歷史上一定的法則。這程序今日不容易看清，因為美國及日本已經發生過兩個例外的情形。

美國獨立時，已距英國的1689年革命87年。所以一開始，法律上就沒有農業社會和工商業社會的隔閡，又能夠以新社會的組織在一個空曠地區上展開，其人口也隨着領域擴大而增加。遲至1862年國會通過“自耕農屋地法案”（homestead act）還能夠讓普通公民以最廉價購買耕地160英畝，等於明買暗送。這種情形實為特殊，但是還是因為南北社會組織不同，發生內戰，經過四年之久。此外又因為銀行、貨幣，聯邦內之商業、工會組織，防止獨霸市場（anti-trust）、籌謀勞工福利及退休金等等情事，發生很多爭執。美國的好處是這些問題在國富繼續增進的情形下容易用數目字的方式解決。這樣一來，美國政治社會經濟都有它的特色，不能以“資本主義”四個字輕率代表，更不能用他表彰的民主與自由當作是資本主義之所賜予。前面輕輕提及每一個國家所標榜的道德觀念，都要透過它的歷史地理才行得通，這在美國的情形為尤然。

傳統日本好像很受中國儒學家説及佛教的影響，但是因為它國家地處重洋，對外安全，無須中央集權，與中國的結構相差至大。它在德川幕府的末期，國內組織已經商業化。例如各大名都有替他們在城市裏販賣農作物的“藏元”，所謂“回船”也等於定期航線，也有他們互相保險的辦法。商會的組織則稱“諸仲間”，批發商則稱“問屋”。明治維新只要給它加一個新的高層機構，則所有商業管制的辦法都行得通。所以表面上好像是短期突進，其實則是長時間的演變，最後出頭露面而已。況且明治維新專注重工商業的發達，將農民的生活置諸腦後，一般學者都認為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日本政局受“軍閥”及 “財閥”互相壟斷的主因。這農村問題還要等到戰後，在麥克阿瑟的政令下解決。所以也不是沒有付出沉重的代價。

假使我們把中西曆史都推後三五百年，才可以看到，因為世界工商業技術的退步，所有國家都要從以前閉關自守的形勢，將社會生活方法作徹底的改造，以期適應新的世界金融經濟，中外無可避免。

從以上情形觀察，以中國歷史一百年或兩百年的立場作基點，不能和世界歷史銜合。如果要堅持短期歷史的觀點，則不僅威斯俾及（Respighi）的音樂不能聽，即孔子的仁民愛物也是反動。假使我們把中西曆史都推後三五百年，才可以看到，因為世界工商業技術的退步，所有國家都要從以前閉關自守的形勢，將社會生活方法作徹底的改造，以期適應新的世界金融經濟，中外無可避免。

西方的民主與自由，以“市民特權”（municipal franchise）為基點，和日本的大名政權，授權於藏元的情形類似，所以改造比較容易。中國立國向來以貧農及小自耕農的經濟立場作基礎，農村內部複雜的情形不可爬梳。所以要經過很多流血慘劇，才能造成可以用數目字管理的形勢。據我揣測，只能用這樣的解釋，才能漸漸促使當日曾受內戰影響的兩方同胞，今日處於台灣海峽兩岸者客觀地接受。

今日中國所稱“一國兩制”驟看起來，好像是一種宣傳工具，但是荷蘭初成的聯邦制也實際上是“一國兩制”的表現。英國以兩種完全不同的法律思想作司法的基礎，利用司法制度不聲不響地使社會融合，也是漸漸由“一國兩制”造成一國一制。

但是“一國兩制”不是沒有危險的，美國開國時以保障人權為前提，卻又因為聯邦制在南方姑息奴隸制度，終發生內戰。日本在19世紀儘量學西歐，對農民生活則不顧及，也可以算作一國兩制，而引起滔天戰禍的悲劇。一國兩制的精神需要彼此將眼光放遠，在長久的歷史中，找到合作的邏輯，而且今後也只有使兩方更為接近，不致越來越遠。

在技術方面講，這一國兩制的實行在今日中國必有很多困難，但是不是不可能的。六七十年前孫中山先生著三民主義就提到，一方面即要限制私人資本，一方面又要扶植私人資本。驟看起來，也是自相矛盾，孫先生也被批評為不着實際，今日看來，實在是世界一般趨勢。況且美國雖稱資本主義國家，也並沒有放棄限制私人資本的立場，而最令我們存信心的，則是世界上任何國家以任何“主義”解決問題都不可能是依樣畫葫蘆，都是要處在絕境、於“柳暗花明”之中突過難關，創造出一種新環境。

英國實行民主，還保存一千年來一脈相承的皇室，日本的美濃部博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作“天皇機關説”，大有離經叛道的意思。今日其學説即已為事實印證。中國過去在漢朝以儒家籠括法家、道家及陰陽家的思想。在隋唐時代又籠括了佛家的思想，都是在矛盾中得到統一。可見時勢需要，即不可能亦成為可能。

1973年英國《觀察家》（Observer）週刊，以李約瑟博士、魯桂珍博士和黃仁宇博士三人為封面，做特別報道

凡能先用法律及技術解決的問題，不要先就扯上了一個道德問題。因為道德是一切意義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便妥協。人世間很多殘酷的事都用道德的名義去施行，也是中外古今一律。

這樣解釋歷史，和很多人所説的“歷史主義”（historicism）相近。粗看起來好像應該發生的事情都會發生，不應該發生的事情不能發生，倫理道德沒有真實的意義；再強調説優勝劣敗，“力量即是正義”（Might is right），但是這種社會天演論（Social Darwinism），乃前世紀遺物，也不是我讀書的經驗。

《萬曆十五年》指出道德非萬能，不能代替技術，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從沒有説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觀點應當遠大。凡能先用法律及技術解決的問題，不要先就扯上了一個道德問題。因為道德是一切意義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便妥協。如果道德上的爭執持久不能解決，雙方的距離越來越遠，則遲早必導致於戰爭。今日全世界處於原子武器的威脅下，我們講學不得不特別謹慎。

在這種情形下看來，一國兩制不僅是上天給中國人的一種難題，也是給中國的一種測驗。道德雖高於法律及技術，但是要提出作爭論的根據時，則要在法律及技術之後提出。不能經常提出，也不能在細微末節內提出。我寫《萬曆十五年》的時候，和富路特先生作序的時候，還沒有聽到一國兩制的説法，所以富先生還只説“極需要採取東西兩方的經驗”。而今日中國立即準備在十多年後收回香港，勢必為大陸文化及海洋文化中的居間人。我在書中自序裏説及“給中國留了一個翻天覆地徹底創造歷史的機緣”，至此已經更現實化，其期待也更迫切。

我離開中國已經36年，於1974年入美國籍。在個人講，能在有生之日看到中國能在國際場合中發揚傳統的“繼絕世，舉廢國，柔遠人，來百工”的精神。並且我自己能夠在文字之間，稍盡綿力，增進各方的瞭解，也是以前沒有料到的好事。寫《萬曆十五年》的目的，當然不是以讓中國“丟醜”為目的，反對狹義的道德觀念也是對中外一體而言。因為我自己生活的經驗覺得中外兩方不是沒有正義感，但是正義感放在局部的場合下使用，可能與初心相違。人世間很多殘酷的事都用道德的名義去施行，也是中外古今一律。這篇文章以發揚積極性的精神為主，也用不着再一一舉例駁正。

我們的道德觀念，都有突出環境，創造新環境的徵象。可是我們又無法脱離站住腳跟的基點。所以我們所走的路線也只能在內外之間。只是因為今日科技發展之故，旅行於弧線形的速率越來越快。我們只好把向外的箭頭畫長。這也是本文的宗旨，所以不憚再三解説，要把道德的範疇放得遠大。

我這幾十年在海外得到的一個重要經驗，則是西方文化有一個重要長處，即是在猶太教及基督教傳統裏面承認人類有經常做錯事的根源，其稱為“original sin”，也不能説它就是“性惡論”，和儒家的“性善説”相反。孔子説：“觀過，斯知仁矣。”孟子説：“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也都是不待外間逼迫，自己承認過失。有這種認錯的精神，也就表示人類有向善的趨向。這中外共通之點，我覺得今日很可以做廣義道德觀念的基礎，也可以做世界歷史的中心思想。狹義的道德觀念基於狹義的宇宙觀，就是武斷地説出世界的根源如是，它的結局也必如是。這往往明為真理，實際帶有自私的見解，並且預先擺下了一個蠻不認錯的想法，其容易走極端，可以以希特勒的人種學説窺見之。

我現在所説大歷史的觀點，一方面從小歷史方面積結而來，一方面也受了德國思想家康德（Immanuel Kant）的影響，已經在1982年於上海出版的李約瑟博士八十壽辰論文集稍稍提及。如果用圖解，則下面圖中實線部分代表我們可以以經驗證實的知識，即我自己所稱大歷史。雖包括中國商周到人民共和國已三千多年，在人類歷史上講，仍不過長弧線上的一個小段落。我們所認為的真理，也是在這小範圍切身直覺而成。我們也還不能夠知道宇宙結構的真原因和真目的，也很難預知今後的真結局與真趨勢。用虛線表示這弧線的過去和未來，也僅僅是憑實線作根據，揣測而成。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一樣，都只能假定自然法規（natural law）會要逐漸展開。下一代的人證實我們的發現，也可能檢討我們的錯誤，也就等於我們看到前一代的錯誤一樣。

圖上向外的箭頭表示我們的道德觀念，都有突出環境，創造新環境的徵象。可是我們又無法脱離站住腳跟的基點。況且我們自己也有繼續做錯事的根性。這根性以向內的箭頭表示之。所以我們所走的路線也只能在內外之間，亦即希望與現實之中的弧形路線，半出於我們的志願，半由於其他條件推演而成。只是因為今日科技發展之故，旅行於弧線形的速率越來越快。我們只好把向外的箭頭畫長。這也是本文的宗旨，所以不憚再三解説，要把道德的範疇放得遠大。歷史觀點代表人生哲學，不能受短時間的政策所掩蔽，尤其不能閉户造車，不顧外間情勢地單獨決定。

這一篇已經寫得很長，我感謝編者及讀者的耐性，知道我所謂大歷史包涵一種大而化之的精神。作者無意自高自大，或是大而無當，或是尾大不掉。這文章今日能在中國發表，即是中國革命業已成功，全國已經能在數目字上管理。如果中國歷史過去全靠自闢門徑，今後則可以像太空的人造衞星一樣，和其他人造衞星在空間聯繫，雖有所謂資本主義及社會主義的差別，也無妨大局。

我個人方面，不但希望中國與西方各國家有這樣的聯繫，也仍希望把中國歷史開誠佈公地寫好，可以促進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瞭解。據中猜想，今日很多國家外間稱之為獨裁或極權，其實其內部都還有很多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的原因。歷史家雖不能解決他們的問題，從側面分析，至少可以逐漸窺測這些問題的真貌。我因為有了這些宏願，才膽敢自稱為大歷史觀。“登高自卑”，《萬曆十五年》英文版書名中譯則為《無關緊要的一五八七年》，也可以説是實行愚志的第一步。

（本文原載“三聯書店三聯書情”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