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中國人奉為大師的黃仁宇，為何不被美國學界承認？_風聞

近二三十年來的中國，大概很少有哪位歷史學家像黃仁宇一樣，其著作能如此盛行不衰。他所提出的一些概念諸如“中國大歷史”、“數目字管理”，甚至進入到了公共討論之中。作為一名很長時間裏被學界冷落的學者，這大概是他一生中最戲劇化的遭遇了，對於他的評價也因此呈現出巨大的反差。這説到底是由於他特殊的人生經歷、問題意識和中國社會的關注點所致，可説不僅是他個人的命運，也折射出中國社會的某些側面。

黃仁宇（1918年6月25日-2000年1月8日），歷史學家

對黃仁宇的評價為何兩極化

黃仁宇的一生起伏不定，但其中一個最為戲劇性的地方無疑在於：他在學界和大眾（尤其中國讀者）中所得到的遭遇幾乎是冷熱兩個極端，而且是在學界遭受冷遇、在大眾中受熱捧。

這種待遇在嚴肅學者中頗為罕見，通常而言，撰寫學術著作的歷史學者要麼是在兩界均受好評（如陳寅恪、錢穆），要麼是在學界很受認可但卻被大眾敬而遠之（這樣的例子多得多）。像黃仁宇這樣的，倒更多是發生在那些“歷史愛好者”身上，一如當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兒》，雖然一紙風行，但學術界並不覺得它除了普及之外，在學術上有什麼值得一提的貢獻。在前輩學者中，略可比擬的可能就只有梁啓超了，他既身為清華四大導師之一，所寫白話文又深入人心，不過，儘管如此，梁啓超的作品真正風行的也是他的那些社論文章，而不是《清代學術概論》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相比起來，對黃仁宇的評價兩極得多。他的著作在中國一版再版，甚至連早年著作《緬北之戰》及歷史小説《汴京殘夢》也都無遺漏，可説很少有歷史學者能有這樣的殊遇；然而，學術界很多人對他的研究不以為然。

余英時作為其博士導師，雖然説“他比我年長，後來是朋友關係，我不便寫他”，但接下去又説“他中年才讀大學，發憤治中國史，用功之勤極為少見；晚年寫了不少通論性的書，表現出他的史識，成一家之言”，這些多是泛泛的客套話，僅承認他用功、“有自己看法”而已，對他有何學術貢獻不着一字。

歷史學家江政寬認為他在《萬曆十五年》是“以文學手法撰成的歷史著作”，儘管生動，但歷史想像發揮過了頭；王汎森則批評他的“中國大歷史”寫法“有時未免作了太過印象化的概括，讀來竟像是一個外國人在描寫中國”；而龔鵬程的評價則不客氣得多：“我讀黃先生書，輒為其缺乏中國思想、文學、藝術等之常識所驚”，“黃先生的史學和史識是根本不能涉入任何關於哲學與文學領域中的”，“技僅止此，便欲縱論上下古今，可乎？”

當然，馮象曾説過，“越是專家，往往意見越是偏頗，標新立異，脱離大眾趣味（否則他的專業知識就有與人雷同而平庸之嫌）；同一部作品，專家之間的分歧要比常人大得多。”但問題不僅是專家之間評價的分歧，因為黃仁宇在美國的學術經歷也不順。他早年曾是參與緬北戰役的國軍軍官，自1950年（那一年他32歲）結束軍旅生涯後，在美國接受了完整的歷史學術訓練——在密歇根大學的十餘年裏，他先後獲得了學士（1954）、碩士（1957）和博士（1964）學位。雖然他此後也獲聘為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副教授（1967），並在紐約州立大學新帕爾茨分校任教十二年之久（1968-1979）、也已取得終身教授資格，但最終卻仍被該校辭退，此後再未能在美國大學謀得教席，只能靠寫作和救濟金維持一家人生計。這是他人生中最感酸楚與羞辱的事，在其身後出版的回憶錄《黃河青山》中仍耿耿於懷。

之所以如此，首要的原因是他大器晚成，少有著作出版：1979年遭解聘時，他已經61歲，但出版過的學術著作僅有《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税收》（1974），也是他的博士論文；除此之外唯一重要的便是他在1970年代參與了《劍橋中國史》第7卷的撰寫，他負責其中的第9章“隆慶和萬曆時期，1567-1620年”，不過此書英文版直至1988年才問世。這些反映出他早年被學界認可的研究集中在一個相對狹小的領域：晚明財税史和政治史（尤其是萬曆時期），這也是他本人的興趣重點，因為他激於抗戰時所見所聞，孜孜探求的便是龐大、傳統而落後的中國如何應對現代挑戰，而財政税收是他認為最關鍵的着眼點之一。

即便在當時，他的研究就已經表露出與歷史學界的主流研究範式格格不入。1970年他曾在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費正清中心任研究員，費正清僅年長他11歲，但在學界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語，推崇的是嚴格的學院派細緻研究，要求弟子們“以十年為單位”進行剖析，認為長時段、大範圍的綜合性研究是籠統無當的。黃仁宇則一再強調，研究歷史時，綜合比分析重要，好的歷史學家要超越邏輯，這些都不符合學院派的品味，只有李約瑟十分欣賞他——這可能是因為，李約瑟本身其實也與學院體制若即若離。在這種情況下，黃仁宇關於16世紀明代財税的博士論文本身都難得到肯定，費正清甚至都不願履行原本簽訂的合同資助其出版。這本書以及他後來最重要的著作《萬曆十五年》，事實上都是在費正清嫡系未能控制的耶魯大學力排眾議出版的。

《萬曆十五年》的手稿在1976年夏即已完成，但很長時間裏沒有出版商願意接手這本書，因為它看起來作為學術著作不夠嚴肅，但作為非虛構作品又對大眾顯得太過嚴肅了；既不像斷代史，也不像專題論文，就學術範式而言不倫不類，格格不入。這樣足足延宕了五年之久，才最終得以問世。

儘管此書1982、1983年連續兩年獲美國國家圖書獎（American Book Awards）歷史類好書提名，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並未幫助他在遭紐約州立大學解聘之後重獲教席，意味着美國學界對他的研究始終持保留態度。

1979年遭大學解聘和1981年《萬曆十五年》的出版，對黃仁宇而言可説是冰火兩重天：一方面是學界對他的冷遇達到頂點，另一面卻在普通讀者中大受歡迎。

雖然他在回憶錄中仍流露出對學界認可的期待，但他此後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事實上大體都以面向大眾為主，尤其是中文讀者，如《放寬歷史的視界》（1988）、《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1989）、《地北天南敍古今》（1991）、《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1991）、《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1993）、《現代中國的歷程》（1994）、《近代中國的出路》（1995）、《關係千萬重》（1998）、《黃河青山》（2001）都是先出中文版，甚至迄今沒有英文版。

《中國大歷史》一書可能是唯一的例外：1988年先出英文版，1993年再出中文版。如果再算上《明代的漕運》、《大歷史不會萎縮》、《汴京殘夢》、《長沙白茉莉》、《黃仁宇書信集》等零碎文章的結集和非學術性著作，他在人生最後十餘年（以及身後數年）裏，差不多每年出版一本書，這與他63歲之前所受的冷遇形成極為鮮明的反差。

國內的“黃仁宇接受史”同樣曲折。《萬曆十五年》在1981年出版英文版，立刻受到國內關注，第二年5月便由北京中華書局出版，可謂神速（相比起來，食貨出版社的繁體字版1985年才問世）。然而，當時國內還處在“文化熱”中，人們普遍相信中國文化未能走向現代化是因為傳統文化的束縛（如所謂“河殤”）；可能正因此，這本書雖然讀者不少，得到的關注卻遠不及後來那麼多。直至十五年後的1997年，三聯書店推出包括《萬曆十五年》、《中國大歷史》、《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四本書的“黃仁宇作品系列”，他的著作在國內才真正風行起來，此時他已是79歲高齡，三年後就去世了。

這恐怕正因為1990年後，傅斯年、胡適、錢穆等的著作開始密集出版，在這樣的時勢之下，黃仁宇的“大歷史觀”似乎為人們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野，一時之間許多人贊同他所説的，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挫敗是因為不能“在數目字上進行管理”。

這不僅是黃仁宇個人的遭遇，也反映出一個學者的研究被人認可往往取決於很多因素，而不僅僅是其水平如何的問題。黃仁宇一生歷史研究的主題無一例外都圍繞着中國歷史展開，並且集中關注傳統中國社會為何無法動員自身的資源與力量應對近現代挑戰這一點上，這實際上是他早年人生經歷所思所想的延伸。

現代的歷史學家中，很少有人像他這樣“半路出家”，在32歲求學之前有這麼多人生閲歷，而且是因這些閲歷本身才激發出他的問題意識，促使他去歷史中尋求答案。這使他一開始就與美國的學術體制有距離，因為他研究的目的並不是“求真”（得到某個客觀答案），而更接近中國傳統的“以史為鑑”，期望從歷史中看出中國道路的方向何在。這種特殊的心結帶來的問題意識在學術界（尤其美國學界）沒有容身之地，但在中國讀者中卻能激起普遍的共鳴。

這裏一個錯位的點在於：黃仁宇本人對自己的架構相當自信，認為終於能解答自己那個終極問題了，然而對美國學界來説，這莫名其妙，只是運用了點理論，沒帶來什麼新的認知。這並不是説他想回答的那個問題不重要，而在於他回答那個問題的方式並未嚴格按照既定的學術範式。與此同時，他雖然在自傳《黃河青山》中對自己在美國的懷才不遇有些幽怨，但自己的興趣點又始終不在按西方的學術範式那樣推進研究，而是固執地徘徊在學術範式與家國情懷之間，這一情懷極為強烈，而最終能理解他這種特殊情懷的也確實還是中國讀者。

“大歷史”究竟是什麼？

黃仁宇的歷史觀有一套特殊的術語，特別廣為人知的是“數目字管理”與“大歷史”。這兩個術語都借用自西方學界，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黃仁宇運用時卻賦予了頗為不同的含義。讀他的書多了，便會發現他經常反覆重申這些論斷，幾乎到了不厭其煩的地步，似乎相信自己所找到的這一答案，能解釋這段中國歷史上的萬事萬物，形成一個自洽的閉環。

這説到底是因為他在理解、詮釋歷史時，始終都着眼於“中國為何無法應對現代挑戰”這一點上，因而他常帶有一種循環論證的傾向：中國之所以沒能現代化是因為無法做到數目字管理，而只有實現現代化的社會才能做到數目字管理。但當他談到“數目字管理”時，並沒有嚴格限制在資本主義上，而泛指一種國家能力，否則他用這一術語來談宋代中國，就可説犯了時代錯置的史學大忌；但如果説當時的中國不具備這樣的能力，那麼，正如經濟史學家賴建誠批評的，同時代的西歐國家其實也沒有。事實是，歷史上只有實現了現代化的國家才具備了這一能力，因而説傳統中國沒能現代化是因為沒能做到“數目字管理”，就好像指責一個嬰兒不能奔跑一樣，甚至是倒果為因。

他特別讓人困惑的一個術語是其龐雜籠統的“大歷史”概念，這是他畢生堅持的立場，也是與細分時段進行個案研究的美國學術體制最格格不入的地方。雖然法國年鑑學派的著名史學家布羅代爾也倡導“長時段”（longue durée），但其研究橫跨的通常也不過只是數百年時間，更重要的是，布羅代爾這一概念注重的是影響歷史的某些結構性的、往往是非人的因素——尤其是地理；正因此，也有人批評他偏離了總體史（total history）的原則，因為西方史學傳統中的總體史、普遍史（universe history）着重將人類歷史的總體納入研究，但其中人類本身仍是主體。相比起來，黃仁宇雖然也強調社會發展階段的結構性因素，但那仍是社會結構，而極少會討論到地理之類的非人因素，他也始終關注人的命運——《萬曆十五年》就以傳統紀傳體的方式寫了集中寫了六個歷史人物。

另一種近年來逐漸流行的“大歷史”（big history）則以宇宙時間為尺度（像《時間地圖》就從130億年前宇宙誕生時説起），往往和達爾文進化論結合，旨在討論某些“演變規律”——和黃仁宇一樣，這種研究範式也遭到學界冷遇（僅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有正式的大歷史教席），但着眼點顯然不同。黃仁宇所説的“大歷史”（macro-history）一詞，在西方學界一般是指對歷史的宏觀研究，並且往往是比較研究，例如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湯因比的《歷史研究》和魏復古《東方專制主義》，都以大尺度的時空比較不同文明；然而在黃仁宇筆下的“大歷史”卻常常僅指對中國歷史的概括性研究，他自稱其大歷史觀“由我創用”，在某種程度上確實是其獨有的運用。

台灣學者劉季倫曾説，黃仁宇的“大歷史”探討，到最後已脱離了對歷史的學術研究：“大凡將人類歷史從長時間遠視界的立場檢討，不期而然會在思量想象之中接近神學的領域。”這句話可謂一語中的。黃仁宇的“大歷史觀”之所以很難被學術界所接受、卻在中國讀者中廣受歡迎，關鍵之處也大體在此。

因為現代學術體制強調的是對研究對象進行客體化分析處理的科學精神，由此增進新的認識，但並不覺得歷史研究對現實有何借鑑指導意義；然而，黃仁宇則像中國大眾一樣，秉持一種在中國源遠流長的歷史觀，認為可以從歷史中得到現實問題的答案，甚至藉以窺見中國未來的道路走向。

因此，“大歷史”一詞不過是黃仁宇借用來為自己的研究正名的術語，本質上，他的著作都是在對自己一生的核心問題作出回應：為什麼中國這樣一個龐大的社會，在日本入侵時無法動員起自己的全部潛力來應對內外部挑戰，並最終走向崩潰失敗？他的答案是：中國社會在組織管理上太落後，無法有效動員出自己的力量，要達成這一點就必須進行全盤的現代化改組。

這種思路乍看是歷史學的，實際上卻源自1930年代中國的政論環境。一如王汎森所指出的，1930年代的中國相當流行一種“歷史哲學化”的思潮，其用意在於尋求某種“較高層次的科學規律解釋，因而超脱出歷史主義過度問題取向式的零碎性，賦予歷史大圖景、大時段、大跨度的解釋”（《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這種特殊的時代心態既承認中國已落後於西方，但又強調中國最終能超越西方，關鍵是找到適合中國的正確發展規律。社會發展“五階段論”就是這一思潮的典型代表，但似乎沒有人意識到黃仁宇的“大歷史觀”其實也是一脈相生，他同樣堅信自己診斷出了中國社會的癥結所在，也據此認為中國已走上了正確的道路。

在這樣的取向之下，他當然認為那種“以十年為單位”進行的歷史研究課題無關宏旨，因為那根本不能給他的終極問題提供答案。關於“中國為何不能走向現代化”的問題實際上是長久以來中國人普遍關心的問題，只不過有些人歸咎於傳統文化的束縛，有些人強調是帝國主義入侵打斷了本土自發的資本主義萌芽，而黃仁宇則從長期歷史趨勢着眼，得出了一個不同於眾人的答案。

在他之前，也有人（如傅斯年）看出中國傳統社會的底層因無組織性（所謂“一盤散沙”）而難以動員，政府力量既難觸及又無法掌控其動向，但黃仁宇則從財政税收入手，察覺到了組織管理上的漏洞和弊端，進而提煉出他所三復斯言的“潛水艇夾肉麪包”（社會組織構造）和“數目字管理”。因為他發現，財税制度是無法實現動員的根本原因，而如果不完成國家建構，就無法在財税制度上現代化。他所理解的現代國家，就是以財政的現代化為主的視角。

基於這個結構性因素，他因而多次強調，傳統中國的成敗與歷史人物的道德無關，因為他們都受制於組織構造和技術條件，像《萬曆十五年》就描繪了一幅走向衰亡、而任何人都無法力挽狂瀾的畫卷。然而，由於他過分突出了這種結構性因素的限制，也就不免低估了人為因素在歷史事件中所能起到的作用，彷彿人們就算有選擇、有道德和能力高低，但結果也不會有多大差別，這就否定了歷史的不可預知性——因為他往往是從已知的“失敗”出發來回溯歷史的。

雖然他經常拿現代西方資本主義形成過程中出現的數目字管理作為對比，但他所説的其實卻又不完全是經濟學意義上的市場經濟（通過民間組織之間自治契約交易所形成的自我管理結構），倒不如説更偏向政治學。因為説到底，他的出發點是：中國社會之所以無法動員出自己的全部潛力應對全面危機，是由於一個特別落後的體制未能實現數目字管理；而要實現數目字管理，就不僅需要一個上層架構，還必須將底層社會組織化——通過國家政權的下沉以避免組織管理上的模糊性。

這一設想在意的並非社會性質（他常常對現代國家的形式、能力區分不清），而在於組織效率，他談到資本主義，只不過是因為它所藉助的市場機制率先有效實現了數目字管理；但他的想法其實類似於某種現代戰爭中的“總動員化”，因而含糊地肯定了1949年後對基層社會的組織化。他對歷史的評價除了自己情感的一些傾向外，基本上是以自己的框架為衡量的，即各方的作為有沒有推進中國社會組織動員能力的提升，即從“一盤散沙”變為一個“數目字管理”的現代國家機制。他不在意這一政體性質究竟如何，而是有沒有具備這樣的國家能力，因為他痛心的是中國曆代明明有潛力，卻因無法有效動員而失敗了——這是他最念念不忘的事，因而晚年看到中國景象，他頗有欣慰之意。

​從這一意義上説，黃仁宇其實是個國家主義者，他説的“數目字管理”，是現代國家的能力體現，即能充分了解、組織、動員、調動國內的人力與物資來應對挑戰的國家機制，未能實現的在他看來即是有缺陷的、未現代化的。這是一種國家能力（state capacity），尤其是財政-軍事國家（fiscal-military state）的現代政體，要達成這一點勢必需要對原有社會進行大幅改組，甚至完全可能帶來原有結構的解體，乃至粉碎再造，但他對這種“國家能力”本身缺乏反思。

從這一意義上説，黃仁宇其實是個國家主義者，他説的“數目字管理”，是現代國家的能力體現，即能充分了解、組織、動員、調動國內的人力與物資來應對挑戰的國家機制，未能實現的在他看來即是有缺陷的、未現代化的。這是一種國家能力（state capacity），尤其是財政-軍事國家（fiscal-military state）的現代政體，要達成這一點勢必需要對原有社會進行大幅改組，甚至完全可能帶來原有結構的解體，乃至粉碎再造，但他對這種“國家能力”本身缺乏反思。

政治學者蔡孟翰在一次討論中，曾向我一針見血地指出：黃仁宇的論述着重於一種國家能力（state capacity），尤其是財政-軍事國家（fiscal-military state）的現代政治組織，這種觀點也並不新，如“財政-軍事國家”和“國家能力”的討論在1990年代的英美大學裏是本科生就已在學習的課題，對理論界而言學術價值並不大，甚至談不到理論創新，僅是應用理論而已。話雖如此，但黃仁宇的著作有很深遠的政治關懷，所解答的又是中國人長久關心的問題，對中國讀者而言可謂一拍即合，“數目字管理”的術語又很好用，在當時尚有耳目一新之感。

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説，黃仁宇的“大歷史”理論框架頗為粗糙，但他無意細究，因為他的思考都不離開國家的動員能力這一點，只有趨勢才有意義。正因為他的學説意在尋找中國歷史規律性的總體解釋，他的“大歷史觀”不僅帶有歷史哲學的意味，有時甚至隱含着某種超歷史、乃至反歷史的傾向。馬克思説過：“凡是把一般性的歷史哲學學説當作萬靈方的人都不可能瞭解歷史，因為這種學説在本質上是超歷史的（supra-historical）。”他的著作，優缺點都在於此

他雖然在美國學界浸染數十年，但從學術範式上來説，其著作與其説接近歐美的歷史學研究傳統，倒不如説是接近中國的政論，只是以歷史研究的形式來回答一個政治問題：中國失敗的根本原因何在？他的觀點如果就歷史學或政治經濟學的純學術理論貢獻而言，可能有限，但對促進中國人對這些問題的思考，卻有不容忽視的推動作用。這是他的特殊人生經歷與中國時代背景的結合，在此意義上，仿照其名著《萬曆十五年》中“世間已無張居正”一章，我們確實可説“世間再無黃仁宇”。

（微信公眾號“大家”，維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