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批評一下“人口紅利”這個觀點，太片面了_風聞

【在本月上旬舉辦的思想者論壇上，繼文一、米歇爾·阿格里塔教授分別就“改革開放40年——中國的經濟模式”發表主題演講後，復旦大學經濟學院特聘教授孟捷也跟大家分享了其獨到的見解。本文為觀察者網首發，未經作者審定。】

孟捷：

兩位講得很好，很豐富，給了我們很多啓發。前兩天很榮幸請到Michel Aglietta教授到復旦經濟學院做報告，今天他講中國經濟問題又講得很深入。今年是改革開放40週年，就中國經濟改革道路、中國模式，剛才Michel Aglietta教授説他不會説中國模式有多特殊，他説我們是具有中國特色的亞洲模式，並總結了亞洲模式的幾個特點。

我這裏想特別強調一下中國模式的特殊性，至於我們跟亞洲模式的共性和差異以及比重，學術界可以爭論，我就不下定論了。下面我主要想評價一下改革開放40年中國經濟當中比較典型的三種制度形式，然後通過三種制度形式的分析，看看我們的改革開放的經濟學理論基礎，以及這些理論有什麼缺陷。

第一個制度形式，農民工。這是中國向現代化過渡的一個制度性現象，農民工是一種經濟制度。什麼是農民工？2013年我和學生寫過一篇文章，從政治經濟學角度解讀農民工為“半無產階級化”。中國農民工走向勞動市場，其勞動力商品化是在徹底的無產階級化發生之前出現的。

半無產階級化兩個特點，一個是農民有土地，有生產資料，在此前提下他們出賣勞動力。第二，農民工就業和勞動發生在城市，但勞動力再生產，如孩子教育、養老、醫療主要發生在農村。留守兒童是農民工及其家庭勞動力再生產的一種特殊模式。所以我們用這樣的表述概括第二個特點——農民工勞動和勞動力再生產，二者在空間上是分隔的。這種分隔帶來的直接經濟後果是農民工工資非常便宜，因為工資不需要覆蓋勞動力再生產的全部費用。在我們2013年寫的文章裏所用數據顯示，農民工工資正好是城鎮居民工資的一半，而且當時還有一個特點，農民工的工資收入和農村經營收入各佔一半，這也是為什麼用“半無產階級化”來概括農民工的特點的原因之一。

由於中國工資成本低，經濟學中有一個流行的理論叫“人口紅利”説，用於解釋這一現象。這裏我要批評一下“人口紅利”，因為這個觀點是片面的。這個理論只是“比較優勢論”的一個翻版。全世界有人口紅利的國家很多，人口結構比中國好的國家也多了去了，我們已經在討論中國人口老齡化。低廉的工資成本不單純是人口紅利造成，而是半無產階級化的制度紅利。農民工作為制度形式會造成各種經濟後果，每年春運農民工返鄉潮也是農民工勞動力再生產的表現形式之一。我們的經濟學主流理論、即人口紅利理論沒有把握中國經濟核心制度的特點。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結論，即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如果我們從制度層面分析，可以稱之為“半無產階級化陷阱”。其實半無產階級化理論從恩格斯、列寧到沃勒斯坦有一系列描述。所有國家都經歷過半無產階級化，但是我們體量太大，且擁有兩億多農民工，這個數量是在世界歷史上是空前的，而且從改革開放至今，這個現象還沒有結束，持續的時間會很長。

2013年我們在論文裏引證了人口經濟學家的研究，農民工平均在城裏待8年。第二代農民工時間會長一點。擺脱半無產階級化陷阱，唯一的出路是中國在所有產業上全面升級。中國製造2025計劃為什麼重要？因為我們不是小國，我們不可能靠一兩個產業就把半無產階級化這個局面結束掉。美國人恨我們也是有理由的，因為我們要跳出半無產階級化陷阱，就必須推進幾乎所有主要產業向世界一流水平攀升，否則就沒有足夠的增加值，來保障大多數人過上真正意義上的小康或更好的生活。

中國經濟的第二個典型制度形式，是競爭性地方政府。史正富教授的“三維市場經濟”觀點，強調地方政府和中央國家是內生經濟主體。真正內行的中國產業經濟學家，從來不爭論有沒有產業政策或者產業政策有沒有用，而是討論產業政策的有效性實現的機制。在地方政府成了市場經濟的內生主體以後，真正的問題體是，中央有產業政策，地方也有，這兩個政策經常矛盾。所以由此得出的問題是，產業政策是否有效，如何有效，哪個有效？同一個中央政策，有的地方忠實地執行了，有的地方可能陽奉陰違並沒有去做，這樣的故事太多了，只是被我們主流經濟學話語遮蔽了。在這種博弈中，事實上是市場在選擇哪一種產業政策最終取得成功。因此，林張之間圍繞產業政策的爭論，事實上並沒有觸及產業政策的實質，他們忽略了地方政府這個制度形式在產業政策問題中的作用。

中國經濟中第三個重要的制度形式，是社會主義的政黨-國家。在理論上闡釋清楚這個問題是很難的，今天上午楊平做了很好的初步梳理，但還有更多工作需要做。中國共產黨是一項經濟制度，它不是傳統政黨，中國人民解放軍也是如此。舉一個例子，中央任命郭樹清同志做央行書記。對此可以在理論上加以解讀。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主流的中央銀行理論是央行獨立性理論，這個理論是反對凱恩斯主義的，它鼓吹央行的唯一目標是盯住通貨膨脹，這套理論是大學裏都教的，但問題是，美國經濟學的這個理論和美聯儲的實踐也是衝突的，2018年以後量化寬鬆就跟這個理論相矛盾。黨領導央行，這裏面有很多可以在理論上解讀，這可以看做是對央行獨立性理論的直接挑戰。這樣的黨作為經濟制度的活生生的例子中國還有很多，比如外企建立黨支部，有人講，這個跟一般公司治理教材不一樣，但事實上，世界上本來也沒有統一的公司治理模式。前一段時間看到中國企業到德國投資，在德國有企業共決制，阿格列塔認為這些制度因素是造成德國金融波動在歐洲國家最小的原因，所以公司治理，各國都有各國特點，中國有中國特點。但是，如何把黨作為經濟制度來看待，我們卻沒有任何現成理論能夠將其概念化。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總結上述三種典型的改革當中出現的制度形式，也正顯示出我們經濟學理論是遠遠落後的，還遠遠沒有把真正的中國故事、中國模式講出來、講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