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靠對外日語，日本憑什麼在中東輸出軟實力_風聞

本文轉自微信公眾號：世界説（ID：globusnews）作者：汪陽

2018年4月，據多家埃及媒體報道，埃及教育部將選派一批埃及的本地教師，接受 “日本式全童教育”（The Japanese Model of Educating the Whole Child）的免費培訓。被選中的教師在經過系統培訓後，將於今年9月被派遣到40所由日本援建的“日本學校”中擔任教師，並在這些學校中導入日式全童教育的核心——“特別活動學時”(Tokubetsu Katsudo，簡稱“特活”)。

這一活動受到了當地教師的追捧，目前報名參與的教師人數已經超過了20000人。而在此之前，埃及教育部曾於2017年4月宣佈，將在2017-2019學年內，在包括日本援建學校在內的100所埃及中小學中，普及“特活”教育模式。

在未來兩年內，文化祭、休學旅行、飼養小動物等經常在日本校園出現的活動，將隨着日本對埃及教育援助規模的擴大，逐步成為100多所埃及中小學學生的日常。

*△ 2015年1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問埃及時造訪埃及日本科技大學。圖為安倍與埃及總統塞西、埃及科技大學副校長鈴木正昭合影。*來源：埃及日本科技大學Facebook主頁

伴隨着安倍政府近年來對中東的頻繁出訪，近年來日本對包括埃及在內的中東各國的教育援助力度正不斷加強。而一系列事實表明，日本為埃及教育所開出的援助“藥方”，也收穫了埃及官方以及民間的廣泛認可。作為東亞的援助國，為什麼日本選擇的援助模式能在埃及這樣一個文化迥異的阿拉伯國家受到歡迎？而在這其中，又有沒有值得中國學習的經驗呢？

日式教育援助受熱捧

此次在埃及進行推廣的“日本式全童教育”是日本中小學普遍採用的教育模式，。 “特別活動學時”則是其最核心的組成部分之一。

**“特活”， 旨在通過學校組織集體活動的方式，培養學生髮揮個性特長以及構建人際關係的能力。**簡言之，就是由學校組織的日本版“課外活動”。其綱領性文件《學習指導要領》中的部分內容，與國內近年來大力推行的素質教育頗為相似。除學生會、文化祭等部分傳統，其中所規定的運動會、值日等活動在國內的中小學亦是慣例。而與國內初中、高中學校的常規管理規範主要由省市教育廳制定的情況不同，日本文部科學省將“特活”高度制度化，從國家層面在全國範圍內進行推廣。

△ 日本文部科學省出版的“特活”指導手冊 來源：日本文部科學省

**“特活”高度制度化的特點，使日本政府將其“打包”向外輸出成為可能。**2015年9月，日本文部科學省宣佈從2016年開始向海外推廣包括特活在內的“日本式教育”，將教材編訂、學校食堂、學生值日、教師職業培訓、課外輔導等活動系統化地向印度、沙特、越南等國家輸出。2016年，日本外務省協同經濟產業省、民間機構、高校以及多個NGO，共同建立了“日本式教育海外展開官民協動平台”（EDU-Port Japan），統籌協調教育模式輸出的相關事宜。

而“特活”早在2015年就已經“登陸”埃及。在短短兩年多的時間內，就迅速在埃及多地的中小學普及。2015年1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時隔7年半訪問埃及。埃及總統塞西與安倍交流的過程中，對日本的教育模式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

在埃及政府的大力推動下，同年10月，經由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ICA），“日本式全童教育”正式在開羅的兩所小學開始試點。半年後，“特活”順利得到政府背書，被推廣至埃及全國12所埃及中小學。2017年4月，埃及教育部宣佈將於2018年在全國的45所中小學實行“特活”制度。

△ 由學校組織的集體課外活動是埃及推廣“日式全童教育”的核心 來源：維基百科

“特活”普及的同時也帶動了日本援建學校的人氣。據上海外國語大學海外利益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員汪段泳瞭解，**第一批採用“特活”制度的日本學校自去年8-9月份開放報名後，在短短5天時間內報名人數達到了兩萬多人。**而最後核准入學的只有1800多人，其受歡迎程度可見一斑。今年2月，JICA宣佈新投入1.75億美元用於援建日本學校。

而“特活”的引入僅僅是日埃教育合作的一個縮影。2016年2月回訪日本期間，埃及總統塞西曾盛讚日本教育制度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回訪結束後，兩國宣佈建立“埃及－日本教育合作伙伴關係（the Egypt-Japan Education Partnership, EJEP）”。日本將在這一關係建立後的五年內，以接收埃及留學生赴日培訓、援建日本學校、輸出日式教育模式等多種方式為埃及提供教育援助。日本對埃援助的規模範圍得以進一步擴大。

受歡迎的背後：實用先於文化輸出

在約瑟夫·奈提出軟實力（Soft Power）這一概念後，國際援助與文化輸出、施加軟實力影響、甚至輸出新殖民主義等概念之間的關係日漸成為許多學者關注的議題。而發達國家的對非發展援助，尤其是在面對非洲以及中東國家的獨特的社會政治生態時展現出的侷限性，亦成為一個在討論援助方式科學性時避不開的話題。從這個角度看來，日本教育援助在埃及受到的歡迎着實引人深思。而要理解這一點，觀察日本是在如何將教育援助從文化輸出中抽離或許是一個不錯的角度。

於2016年簽署的“埃及－日本教育合作伙伴關係（the Egypt-Japan Education Partnership, EJEP）”涵蓋了從教育理念到課外實踐，從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從學校制度管理到教育科技創新合作等多個領域。

然而作為教育輸出的重要一環，同時也是諸多對外援助項目的“必備附加品”——援助國語言的教學合作以及相關教育機構的設置，卻並沒有被涵蓋在這一協議當中。事實上，日本政府在日語普及上“不強求”的姿態，亦是其對埃教育援助過程當中非常鮮明的特色之一。

△ 埃及日本科技大學行政管理人員到訪日本京都立命館大學進修 來源：立命館大學官網

目前日本與埃及唯一共同開辦的全日制高等教育機構——埃及日本科技大學在研究生教育階段的課程中，並未設置日語課程。在本科的課程當中雖有語言的選修課程，學分所佔的比例卻極小。

而在“特活”的第一輪試點結束後，面對部分對日本教育援助將對埃及學校課程進行改動的憂慮，埃及教育部部長Reda Hegazi明確表示，“特活”將不會對埃及中小學的教育內容進行修改。而埃及的中小學將主要從該模式中“學習科學以及數學學科的教育方法，同時增強學生的團隊合作精神”。

通過放棄對語言普及的追求以及對課程內容的修改，日本的對埃教育援助充分體現了實用主義的思維。在創立之初，埃及日本科技大學就明確了其“在日埃產業界之間建立、支持強有力的商業、科技、貿易紐帶”的教育目標，整個大學設置的專業為僅為工程學和國際商務，並未設置其他社會科學學科的專業。學校在創立初期只開設了工科碩士以及博士的課程，意在培養可以輸送至學術以及產業界的高端人才。

而在近年該校新設國際商務的本科專業，明確提出為埃及培養具有國際視野的職業商務人才。刨去“日埃合辦”這一外殼，埃及日本科技大學實際被打磨成立一個高效培育、輸送實用人才的工廠，其課程設置與理念，無不體現出實用與精簡的援助風格。

△ 埃及日本科技大學校園一景 來源：維基百科

同時，日本政府在教育合作和援助方面採取的務實措施，也可謂恰逢其時，為埃及解決目前面臨的社會問題提供了有效的幫助。 

根據英國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研究，2012年埃及公立中小學教師月工資普遍低於281美元（約合1790元人民幣）。為了彌補微薄的薪酬，許多教學水平較高的中小學教師坐地起價，要求學生支付額外費用，參加其舉辦的私人課外補習班。而據埃及中央公眾動員和統計局統計，2012年，埃及約60%的公民教育投入被用於僱傭私人家庭教師。

德國的埃及社會學者Sarah Hartmann將導致這一現狀的私人授課行業稱為埃及高中教育的“影子產業”，認為其大大影響了埃及中小學的授課質量。而在一份發佈於2016年7月的在埃“特活”試點報告中，日方就對日本援建學校提出了有針對性的要求，其中不乏支付教師加班工資、提供教師培訓等。對於日本的援助方案設計者而言，“好鋼用在刀刃上”似乎還遠遠不夠。

務實思維何來？國家戰略與傳統觀念

傳統上，包括埃及在內的中東地區直到1973年之前，一直不是日本進行海外援助的主要目標。據日本外務省數據，1972年，中東地區接受日本ODA僅佔總援助金額的0.8%。

1973年爆發的第一次石油危機從根本上暴露了日本能源依賴進口的風險，迫使日本改變了傳統的國家安全政策。70年代末，時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提出“綜合安全保障”思想，正式將保障能源安全納入到日本安全政策，通過各類援助確保中東地區的穩定隨即成為日本對外援助的重心之一。

1991年，日本向身處海灣戰爭漩渦中的中東國家提供了共計18.7億美元的經濟援助，創下當時的歷史新高。海灣戰爭結束後，由於日本能源結構調整以及國際關係的變化，日本對中東援助力度趨於穩定，而通過援助確保能源安全的傳統也被保留了下來。 

除了對中東能源的傳統依賴，日本對包括埃及在內的中東國家採取務實的援助政策也與其目前的中東外交政策相適應。

而在近年來中國崛起與美國霸權弱化的背景下，安倍在2012年二次掌權後提出了“積極的和平外交”的新概念，旨在掌握更多外交的獨立性，以在全球範圍內更多地介入地區事務，應對中國日漸提升的國際影響力。這使得安倍上台後出訪中東的次數相比過去急劇增加，並在反恐、能源合作、教育等多個領域與中東各國展開切實合作。

△ JICA理事長北岡伸一參觀進行“特活”試點的埃及中學 來源：JICA埃及辦公室推特賬號

從傳統觀念的角度看，獨特的歷史經歷也使日本在援助傳統上與其他西方援助大國有所不同。英國學者肯尼斯·金（Kenneth King）與西蒙·麥格拉斯（Simon McGrath）認為，日本援助的態度與其 “歷史經驗”(experience)緊密相連。一方面，日本與一些西方國家不同，在對外援助歷史上，曾經處於弱勢的一方。在1966年之前，日本曾多次接受世界銀行的貸款，用於其交通、電力等基礎設施的建設。

而這些從西方接手而來的援助，往往被附加了諸多的條件。這一過程使日本比起其他西方援助國更加重視“受助者”自主性，進而減少了日本對文化輸出的需求。其次，日本殖民過他國的歷史，尤其是對朝鮮半島的長期殖民，也同樣使其在文化輸出方面變得更加謹慎。

可以預見，如果在短期內日本的中東政策不發生重大轉向，日本對埃的教育援助力度仍將加強。而鑑於埃及引入“特活”等日式教育模式的時間尚短，根據目前埃及方面的歡迎程度來評價這一合作項目的長期成果仍為時尚早。然而，日本的教育援助態度無疑正一步步改變着一部分埃及孩子的日常。

（文中部分觀點源於對上海外國語大學海外利益研究中心主任汪段泳的採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