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毛澤東——那個最關心我們健康的人去哪兒了？_風聞

一

1965年6月26日，毛澤東主席在一次談話時，針對農村醫療衞生的落後面貌，指示衞生部**“把醫療衞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

這一指示是6月26日發出的，因此又被稱為“6.26指示”。

“6.26指示”的內容是豐富的。

除了要求醫療衞生工作的重點實現轉移之外，還對醫療教育、醫療作風、衞生制度的改革等，都指明瞭方向。

分量最重當屬這段話——

告訴衞生部，衞生部的工作只給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還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生，二無藥。衞生部不是人民的衞生部，改成城市衞生部或城市老爺衞生部好了。

毛主席這段頗為激憤的嚴厲批評，實際上點明瞭這樣幾個問題——

1、醫療衞生不能成為精英自我服務、自我享受的領域；

2、為人民服務不是抽象的，農民作為人民的主體，他們理當成為醫療服務的重點；

3、這是一個人民共和國能不能名至實歸的政治性問題。解決不好這個問題，人民共和國就會蜕變為老爺共和國。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毛主席的批評對不對呢？他的擔心有沒有道理呢？

我想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二

由於“6.26指示”的口氣相當嚴厲，所以人們一般會認為當時醫療衞生工作非常差，其實不然。

新中國成立後，醫療衞生行業是發展最快、進步最為明顯的領域之一。

建國後，霍亂很快在我國絕跡；

1955年，鼠疫就基本得到了控制；

1959年，性病在全國範圍內基本被消滅；

60年代初，天花宣告滅絕，比天花在世界範圍滅絕早了十餘年。六零後基本就沒有“大麻子”了；

到1965年，結核病的死亡率從建國初期250例/10萬人下降到40例/10萬人；脊髓灰質炎、麻疹、乙腦、白喉、破傷風、百日咳等傳染病的發病率明顯下降；

1965年，農村接生員的隊伍已經增長到685740人，產婦的產褥熱和新生兒破傷風顯著減少，母親和嬰兒的健康得到了充分保證。

以人民公社為中心形成的三級農村基層衞生組織網，在改善農村衞生環境，保障農村羣眾健康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醫療衞生工作的進步，造成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後果，就是由於死亡率的急劇下降，人口迅速飆升，以至於可以“毛澤東階躍”來形容。

但相應的農副產品增長率卻跟不上人口增長率，加上“高積累、低消費”的工業化政策及帝國主義的圍堵，“吃不好”甚或一定時期內的“吃不飽”，成了許多過來人的印象，以至於今天還成為許多人妖魔化毛澤東時代的藉口。

三

醫療衞生工作取得了如此明顯進步，依然被毛主席嚴厲批評，這裏的原因是複雜的。

一方面，從醫療保健制度的覆蓋範圍上看，農村與城市仍然很不平衡。

當時城鎮職工、幹部、教師和大專學生等，只需個人繳納掛號費、出診費，其他醫療費用就基本由企業或國家負擔。同時，企業還為職工的直系親屬負擔醫療費用的二分之一。

但這項制度並沒有惠及農村。

儘管黨和政府也對農村採取了很多優惠政策，實行了對一些流行性疾病的免費治療和對貧困户的醫療救助等，但農村基本還在持續着農民自費醫療的制度。

另一方面，從醫療衞生資源的分佈和投入上比較，農村與城市相差甚遠。

“6.26指示”被傳達後，衞生部在送給毛澤東主席和中央的報告中，深刻檢查了在這方面工作上的失誤——

據1964年的統計：在衞生技術人員分佈上，高級衞生技術人員69%在城市，31%在農村，其中縣以下僅佔10%。

農村中西醫不僅按人口平均的比例大大低於城市，而且多數人的技術水平很低。

在經費使用上，全國衞生事業費9億3千餘萬元中，用於公費醫療的2億8千餘萬元，佔30%，用於農村的2億5千餘萬元，佔27%，其中用於縣以下的僅佔16%。這就是説，用於830萬享受公費醫療的人員的經費，比用於5億農民的還多。

當然，“6.26指示”的最根本動因，還是反修防修，保持人民共和國的“人民性”。

進入六十年代以來，隨着“四清”運動的深入，毛主席將反修防修的問題看得越來越重。他深深擔心，曾經和人民羣眾有過血肉聯繫的執政精英集團，有可能蜕變為凌駕於人民之上單純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特殊集團。

醫療衞生部門服務性強，又是知識分子集中的地方，因此，毛主席對衞生部門的官僚主義作風和醫務人員的革命化問題尤為關切。

1964年8月10日，他就在衞生部黨組關於改進高級幹部保健工作報告的批語中寫道：“北京醫院醫生多，病人少，是個老爺醫院，應當開放。”

在他的督促下，中央決定在全國範圍內撤消專為高級幹部設立的保健機構，取消專職保健醫生、保健護士的制度，並向羣眾開放專為高級幹部看病的醫院。

在“6.26指示”中，毛主席再次批評衞生部是“城市衞生老爺部”，忽視了對農村羣眾醫療衞生的關心，留在城市裏，坐在醫院中，隔斷了與基層羣眾的聯繫，冷落了人民羣眾的感情。

四

毛主席對醫療衞生工作的重視是一貫的。以防治血吸蟲病為例，最能體現毛主席對人民羣眾健康的關懷。

血吸蟲病在我國由來已久，解放前在長江以南12個省、市、自治區200多萬平方公里的區域流行蔓延，患病人數達1100萬人以上。

血吸蟲病的泛濫致使家破人亡，甚至整村、整鄉人喪命的情況令毛澤東主席十分焦慮。

在毛主席的指示下，1955年11月，中央防治血吸蟲病領導小組成立，並在疫區逐級建立了省、市、縣、村各級防治機構，制定了四年奮戰，兩年掃尾，七年消滅血吸蟲的規劃。國家投入了大量資金和人力，發動開展羣眾性的消滅血吸蟲病運動。

1958年6月30日，當毛澤東主席得知江西省餘江縣消滅了血吸蟲時，竟夜不能寐，在微風旭日中揮筆寫下了膾炙人口的《七律·送瘟神》。

這裏順便提出一個疑問：著名導演劉毅然拍攝了反映這段歷史的電視連續劇《送瘟神》，不知卡在什麼環節了，至今不能在電視台播出，已經好幾年了。

五

“6.26指示”的效果是明顯的。

以全國醫療衞生機構病牀的分佈為例，1965年農村只佔40%，短短10年後，到1975年，這個比重已提高到60%。全國衞生經費65%以上用於農村。

從60年代中期開始，在毛主席的“6.26指示”推動下，中國農村廣泛地實行了合作醫療制度，形成了集預防、醫療、保健功能於一身的三級（縣、鄉、村）衞生服務體系。特別是以“赤腳醫生”為標誌的村衞生員，在使農民便捷地獲得村級衞生服務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

1968年，毛主席又批示推廣湖北省長陽縣樂園公社的合作醫療經驗，到1980年，全國農村約有90%的生產大隊（行政村）實行了合作醫療，形成了集預防、醫療、保健功能於一身的三級（縣、鄉、村）衞生服務網絡。

這個網絡，除了51萬正規醫生外，擁有146萬不脱產的生產大隊赤腳醫生、236萬生產隊衞生員、還有63萬多農村接生員。

中國農村的這次衞生革命基本上實現了“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鄉”的目標，被世界衞生組織和世界銀行譽為“以最少投入獲得了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國模式”。

當然，“6.26指示”落實的過程也不是一帆風順的。1975年，著名導演謝晉攝製的電影《春苗》，真實地向觀眾再現了“6.26指示”落實過程的曲折與鬥爭。

六

在城市中下層老百姓（更不要説農村了）也面臨“看不起病”，“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等問題時，重温毛主席的“6.26指示”，意義是巨大的。

“6.26指示”及指示發出後的十年鉅變證明，只要精英階層放棄單純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建立一個普惠性的醫療體系是完全可行的。

就新中國成立七十年的歷史來看，在如何做到使醫療衞生服務惠及全體人民方面，我們有豐富的經驗，而最近四十年，在這一領域最需要引起重視的則是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