愁“娶”的農村男青年: 彩禮暴漲加劇底層淪陷？_風聞

（文  王敬 / 河北經貿大學  海莉娟 /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

隨着經濟的發展和社會價值觀的轉變，農村婚喪嫁娶等公共儀式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其中，最主要的特徵是市場觀念滲透到農村的傳統公共儀式中，“市場元素”不斷增加，而傳統的“户族元素”不斷減弱，婚姻逐漸資產化。本文從媒人作用、婚姻市場分層、彩禮、結婚儀式市場化等四方面梳理了農村青年婚嫁的運作機制，認為中國農村婚姻市場根據男方或者其家庭的競爭力而形成以財富為核心的“婚姻梯隊序列”，進而出現農村青年婚姻市場的顯著分層。處於這一市場底層的男性青年，受自身財富的侷限以及高額彩禮的雙重擠壓，遭遇了“底層淪陷”。這種變化，也引發了代際關係緊張、婦女“奪權”、家庭倫理矛盾突出等一系列連鎖社會反應。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以饗讀者。

我國不同地區的婚姻習俗差異很大。但是不同地區的婚嫁趨向於一個共同的特徵，即婚姻市場化，農村婚姻成本越來越高。桂華和餘練歸納總結這種現象為“婚姻市場要價理論”。隨着經濟水平的不斷增長以及男女比例的失衡，女方在婚姻市場中佔有絕對的優勢地位，近年來彩禮(財禮)不斷地水漲船高。農村婚姻市場中女方提出的“體面的婚禮標準”與“過得去的彩禮標準”不斷提高。很多農村地區，尤其是在偏遠落後的農村地區，男方父母在婚姻市場中受到嚴重擠壓，普遍存在“婚前五六年積蓄，婚後幾年還債”現象。農村婚姻市場的失衡造成了嚴重的“倫理性負擔”，是建立在嚴重的代際不平等與代際剝削的基礎之上。面對“農村男青年找媳婦難”的現象，傳統農村的“男孩偏好”的生育觀念發生了重大改變，由傳統的“男孩偏好”向“生個兒子哭一場”轉變。

社會階層的高低主要取決於各個羣體所擁有的資源的多寡。大多數農村地區的男青年受自身專業技能與文化素質的制約，外出務工、打短工，缺乏穩定的謀生手段和來源，經常暴露在各種生計風險之中，如經常性失業、收入低、流動性強等。因此，中國農村的男青年在整個社會羣體分層中處於底層，在整個“婚姻圈”中處於劣勢地位。農村婚姻市場根據男方或者男方家庭的競爭力而形成“婚姻梯隊序列”。這種競爭力的形成主要是以男方或男方家庭的財富為核心。根據男方競爭力的大小，農村青年婚姻市場出現分層。在“農村婚姻圈”中也存在着明顯的社會階層流動。競爭力強的男青年處於上層，並有機會通過“婚姻”實現社會階層的向上移動;相反,“競爭力”弱的農村男青年在“農村婚姻圈”中處於末端，是農村光棍羣體的主要構成者，往往呈現出“底層淪陷”，很難實現階層的向上流動。

本研究選取陝西關中地區武功縣蘇仿鎮代家村作為個案。筆者分別於2014年7月、2017年8月赴代家村進行田野調查，累計25天。調查方法主要是對當地村民進行深入訪談，訪談對象隨機抽取，兩次調查共完成31份訪談。我們調研期間，採用序貫訪談法對當地人的傳統習俗、婚姻市場、彩禮、男女比例、公共儀式變遷等進行深入訪談。從而對陝西關中地區農村青年婚嫁的運作機制形成基本看法。

“媒人”角色轉變

在傳統社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婚姻制度中起到決定性作用，父母與媒人合謀包辦的婚姻比較普遍。“無媒不婚”是中國傳統婚姻的主要特點。傳統婚姻中媒人為了謀利“説謊”現象嚴重。20世紀50年代，農民婚姻加入了“反對父母包辦、反對媒人説謊”的新意識形態成分，在婚姻中的自主性增強。2000年前，媒人大多是“業餘媒人”，媒人是為了人情的“暫時身份”，主要是由親朋好友來充任;2000年後，隨着打工經濟的常態化發展，農村男青年“找媳婦越來越困難”為“專業媒人”提供了生存空間，“專業媒人”成為維持生計的專門營生。在現代婚姻市場中，“專業的媒人”掌握着婚姻資源的重要信息。隨着商品經濟的發展，專業媒人逐漸增多，金錢觀滲透到農村婚姻的各個環節。媒人在彩禮的“討價還價”過程中充當着重要的“橋樑”作用。男方父母要向“專業媒人”提供一定的費用。

在代家村，以前有專門的媒人，一般男女結婚需要有兩個專職媒人，男方一個女方一個，兩個媒人之間負責男女雙方的溝通，而且媒人的權力極大，“是能夠説了算的”，只要媒人説好就是好，很多男女雙方在婚前沒有見過面，只有在結婚的時候才能見到第一面。過去媒人的角色，用當地話可以概括為“媒人一杆秤，雙方都管定”。

很長一段時間，代家村沒有專門的媒人。任何人都可以是媒人，媒人的主要作用是介紹男女雙方認識。男女雙方家庭的親戚或者朋友來充當媒人的角色，介紹年齡相仿的年輕人認識。現在媒人不能説了算了，而是年輕的男女雙方做最後的決定。但是與傳統的婚姻相同，“門當户對”仍然是現代農村婚姻的一個重要標準。門當户對主要指的是經濟基礎，例如“做官的家庭找做官的家庭，農民找農民”。

近些年來，由於男女比例失調以及“男孩找媳婦難”等現象的出現，蘇仿鎮出現了專門的婚姻介紹人或者機構，婚姻介紹人又有了“職業化”的趨勢。“媒人”成為一些人的營生。在婚姻介紹人的“媒人登記簿”上，已經有217個男青年登記，僅有20個女青年登記。有的婚姻介紹人甚至領着一個女青年見了不同的男青年。所有的費用由男方出，大體包括:報媒登記100元，與女青年見面100元，男女雙方結婚1000元。從時間的角度上，我們發現“媒人”角色轉變的趨勢為：專職媒人—媒人去職業化—媒人返職業化。

婚姻市場的分層及男女不平衡

由於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傳統農村“男孩偏好”以及打工經濟的常態化發展，農村“男青年剩餘”現象逐漸凸顯，男性在婚姻市場中處於劣勢地位。此外，根據農村男青年(或家庭)財富積聚能力，農村婚姻市場梯隊序列主要可以概括為三個層次:高層、中層、底層。這三個層次的分化主要是根據經濟指標形成的。經濟實力雄厚的男青年在婚姻市場中具有較強的“競爭力”;相反，經濟實力弱的男青年在婚姻市場中“競爭力”弱。

在農村婚姻市場中，男方處於絕對的劣勢地位，女方處於絕對的優勢地位。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源於傳統農業生產對男性勞動力的需求以及“傳宗接代”“多子多福”的傳統生育觀念，“男孩偏好”是我國農村地區生育文化的主要特點。“生男孩”實現了農民心理的滿足感、自豪感、榮譽感，“男孩偏好”的生育觀體現了一種從眾的心理。在傳統農村社會，很多農民不生兒子不罷休。純女户是村落生活中的邊緣户。在生育政策限制下，滿足農村“男孩偏好”的主要方式不是多生，而是通過胎兒性別鑑別等手段。

20世紀80年代，由於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以及陝西關中農村社會普遍存在重男輕女的觀念，大多數農民有“生男孩偏好”，甚至有一些流產、溺嬰情況的出現。80後的男女比例嚴重失調(如表1)。在陝西省，80後的男女比例是130.7:100，而正常範圍是102~107。

第二，20世紀90年代，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化以及城鎮化的發展，在農村地區出現了打工潮，村子裏的年輕人通過“熟人帶熟人”的方式，陸續選擇外出打工，而外出打工的人主要選擇的是自由戀愛，村子裏的女青年大部分“流出去了”。

隨着農村人口的大規模流動，封閉的“婚姻圈”被打破，跨區域的婚姻變得普遍。並且由於男女比例失衡，農村婚姻圈中“女性資源稀缺”問題更加凸顯。其次，女性在婚姻市場的流動中越來越傾向婚姻層次的上層。在外出務工過程中，女青年開闊了視野，渴望通過婚姻遷移流向經濟更發達的地區，從而實現社會地位的提升。近年來，農村女青年外嫁他縣、他省的現象十分普遍。農村女青年外流，進一步加劇了當地婚姻市場中“女性資源不足”以及“男性婚姻受擠壓”的現象。

第三，2000年左右，農村婚姻市場出現了明顯的分層現象。農村婚姻市場的分層主要是以男性為主體，以男性(男性家庭)財富為核心。農村社會現實中，農村男青年分層的兩個決定性條件:一是男方的家庭條件(父母的收入，以及家裏的房子);二是男方自身的條件(例如，男方的文憑、男方掙錢的能力、男方的長相等)。在農村婚姻市場中，男青年根據自身家庭的“競爭力”分佈在婚姻梯隊序列的不同層次，根據我們在代家村的實地調研，總結不同梯隊層次的男性特點如下:

一是在農村婚姻市場梯隊序列中處於高層的男性，他們特別容易找媳婦。處於高層次的這部分男性需滿足下述條件或條件之一:有固定工作，有錢(家庭財富積累雄厚)。

二是在農村婚姻市場梯隊序列中處於中層的男性，這部分主要是指常年在外打工、條件一般的農村男性，是婚姻介紹機構的重點對象。他們擁有相應的勞動能力以及維持基本家庭開支的能力，通過自身以及父母相當的努力(蓋房，積攢彩禮等)，可以解決“找媳婦難”問題。

三是在婚姻市場梯隊序列中處於底層的男性，根據我們的實地調研，這部分主要是那些“腦子不靈光”、身體條件差，或者貧窮的男性。而這部分男性是當今農村“光棍”的最主要構成者。

彩禮(財禮)

新中國成立初期，曾對高額彩禮現象進行批判。近年來，隨着社會的變遷(打工經濟的常態化發展、家庭結構變遷、代際關係變遷等)，彩禮暴漲以及彩禮性質變異現象嚴重。全國大多數省份的農村地區都出現了“天價彩禮”現象，彩禮是女方家庭要價的核心手段，男方家庭通過家庭儲蓄、親屬借款、銀行貸款等方式籌備彩禮。

彩禮是農村婚姻市場中男女不平等的最突出表現。彩禮主要是男女雙方結婚的時候，男方付給女方父母的錢。通常情況下，女方父母將彩禮返還給女兒，作為新家庭的物質基礎。一定程度上，女方父母通過彩禮這一途徑幫助女兒實現男方家庭財產的“代際提前轉移”。

1.彩禮水漲船高

隨着經濟水平的不斷增長，以及男女比例的失調，女方在婚姻市場中處於絕對的優勢地位，因此，彩禮在近些年大幅度增長。

代家村二組的宋某提供了她老公大家庭三兄弟彩禮的典型案例。宋某，42歲，1999年4月10日從鐵陳村嫁到了代家村。當時的禮金是3900元，在當時，3900元算是多的了。宋某的父母把彩禮錢轉交給了宋某，並給女兒買了被子、衣服、電扇、洗衣機、電視機等。多要彩禮的原因是，宋某的老公家有三個兒子，所以女方家長想多幫閨女要一些錢，算是財產提前性轉移(家庭財產從男方父母流向年輕家庭)。2002年的時候，宋某老公的大哥第一次結婚(後來離婚)，當時給大嫂的禮金是6000多元。到了2007年，老公的大哥離婚後第二次結婚，彩禮漲到10000元。2014年的時候，老公的三弟準備結婚，女方要的彩禮是67000元。老三媳婦要67000元主要是想留給自己在城市買房子用，當然這筆錢同樣屬於財產的提前轉移。由宋某老公一大家子的三個男人結婚彩禮錢來看，近10年來，結婚的彩禮錢是大幅度上漲的(如表2)。婚姻市場是隨着經濟市場同步發展的。根據宋某的訪談，現在的結婚開支很高，不算房子外，至少需要10萬元(彩禮、買四金、傢俱、置辦酒席等)。

2.彩禮與婚姻市場分層的反向關係

農村婚姻市場中出現了一種“男方越有錢(或者有穩定工作)，彩禮錢越少;男方越沒錢，彩禮錢越多”的現象。農村彩禮與婚姻市場分層呈反向關係。以下是兩個鮮明對比的案例:

魏某，女，55歲，她的兒子是獄警，去年結的婚，兒媳婦和兒子是高中的同學，沒有要彩禮錢，只是象徵性地要了一萬一千元，圖一個好的寓意。女方在陪嫁時，陪嫁了一輛車過來。原因就是他的兒子有固定的、體面的工作，而且長相可以，所以處於婚姻市場的上層，彩禮錢很少。

馬某，69歲，是上門女婿，家裏有兩個兒子，一個是1972年出生，一個是1980年出生。馬某和妻子兩個人常年得病，沒有勞動能力，靠政府的低保和養老保險生活，房子在村子裏算是舊的，而且是平房(村子裏大多數都是二層樓房)。兩個兒子在外打工，至今都沒有媳婦，大兒子已經40多歲了，兩個兒子都成了光棍。給兒子介紹過幾個對象，但是女方來家裏一看，是平房，不是樓房，而且貧困，所以不同意。他説現在蓋不了房子，兒子就結不成婚，而家裏又沒有錢蓋房子，老兩口特別着急。現在“條件好的花錢少，越窮的花錢越多”，他預計，根據他的家庭條件和兒子的自身條件，幫兒子張羅個媳婦，至少需要10萬元。現在大兒子已經40多歲了，他説娶上媳婦的希望不大了，二兒子30多歲，娶媳婦還有一些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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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兩個對比案例在農村地區特別典型。處於農村婚姻市場梯隊序列高層的男性青年，面臨的彩禮壓力小，擇偶方面選擇多，在社會階層中擁有向上流動的機會；相反，處於農村婚姻市場底層的男性青年，受自身擁有財富的侷限性以及高額彩禮的雙重擠壓，造成了他們的“底層淪陷”。

彩禮與婚姻市場分層的反向關係的原因主要如下:在婚姻市場梯隊序列中的“高層次”男青年(或男方家庭)，通常有較強的實力保證“新家庭”經濟的穩定性。女方家庭不需要通過高額彩禮幫助女兒達到小家庭積累經濟財富的目的。此外，由於門當户對的因素(受教育水平、工作情況、經濟實力相當等)，與“高層次”男青年結姻的女青年多數自身受教育水平高、工作穩定抑或自身家庭經濟條件好，也不需要通過彩禮途徑實現積累財富的目的。相反，女青年嫁給“競爭力”較低的男青年，需要通過“高額彩禮”實現財富的代際轉移，為小家庭積累財富。女青年嫁給“競爭力”較低的男青年的情況下，女方父母還需要通過“高額彩禮”滿足自己“村莊面子競爭”的心理，“高額彩禮”代表着“女兒的身價”，在村莊中被“瞧得起”。

公共儀式(結婚儀式)市場化

在整個農村婚嫁運作機制中，傳統的六禮被壓縮為三個重要方面:説媒、彩禮，以及迎親儀式(婚禮儀式)。農村婚嫁運作機制折射出了當下農村社會觀念的基本情況。例如説媒過程中所體現出來的社會分層觀念;高額彩禮所體現出來的代際剝削觀念;結婚儀式過程中的宗族觀念。

隨着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結婚儀式具有現代化、都市化，以及商業化趨勢。具有“市場特徵”的專業“服務隊”和專門的司儀機構代替了傳統的户族功能，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關中地區是中華文明的發祥地之一，是中國古代黃河文化的中心。經過歷史的洗禮和長久的文化積澱，關中民俗文化已成為具有代表性的區域性中國傳統文化。關中地區農村屬於“小親族”村莊類型。小親族村莊介於“原子型村莊”與“團結型村莊”之間，農村社會文化正在經歷着由傳統向現代變遷這一過程。關中地區的農村婚禮儀式處在“市場化”以及公共儀式的弱化過程中。

1.結婚儀式市場化

近十幾年來，從事婚禮籌劃的專門機構和服務隊在農村產生並且不斷地發展壯大。在代家村，幾乎每家的婚禮都請服務隊和專門機構。以前以户族發揮主要功能的傳統的公共儀式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婚禮儀式的市場化是轉型期農村社會文化變遷的一個明顯體現。

首先，婚禮儀式的專門機構設定和把控婚禮的整個流程。司儀機構會安排婚禮中的各種活動，例如拜天地、改口(改口主要是指新娘、新郎改稱對方父母爸媽，改口費一般高於1000元)。其次，司儀隊還會自帶唱歌(流行音樂、秦腔等)、跳舞(恰恰、拉丁)等節目，而且全程安排錄像。現在代家村，結婚的場面越來越大，而且花錢也越來越多。例如，僅僅一個司儀主持人就要2000元。

其次，服務隊日益流行。户族的人來參加婚禮，但是幹活的越來越少了。傳統的婚禮儀式中，幹活的都是户族的人，有本户族的人幫忙，省了很多錢。據户族長代某介紹，現在户族幹活的越來越少了，現在的人不想幹了，不想去伺候人，現在户族內部的人也越來越指揮不動了。服務隊提供桌椅、碗筷，一切都不用户族的人操心。服務隊的廚師會把菜單列好，辦婚禮的家庭只需要按照菜單買菜就好，做菜等都全權交給服務隊的人。

第三，“份子錢”的傳統規定在婚姻市場化過程中也發生了改變。20世紀90年代以前，門子裏的(户族)婚禮份子錢是有規定的，分為幾等:近親、親族內的、親族外的。從20世紀90年代後，份子錢的規定也發生了變化，變成了誰來了誰出錢。之所以變化，户族長代某介紹，主要是以前的人守舊守法，“法”主要是指習慣，原來的人相比較現在的人聽話。現在的人變得活泛了。以前的人情是血緣關係，是天賦的，人們沒有選擇性;現在的人情是功利的，是實用的人情，人們對自己的人情關係是有選擇的，圈子裏有用的才是關係，有用的才是人情。現在的份子錢沒有以前的嚴格規定，份子錢的數量，有的人商量，有的人不商量。

2.公共儀式弱化

在市場化的背景下，傳統村莊的公共性不斷消解。在婚姻方面，表現為公共儀式的弱化。傳統婚姻的意義是在確立雙系撫育，把婚姻這件事拖累很多人，成為一件社會上很多人關心的公事。然而，在現代化和市場化的背景下，婚姻被認為是男女雙方的私事，而與雙方家族及村落熟人社會無關。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中，傳統的村落共同體和家族社會結構趨於解體，婚姻開始“去公共化”。隨着打工經濟的深入發展以及外出務工人口的增加，每個農户(甚至每個農民)是相對獨立的，與村莊以及户族的聯繫日益鬆散。不同農村地區存在着差異，如華南地區宗族勢力仍然強大。但大體上，農村宗族或者户族內部的關係正在經歷着逐漸削弱的過程。由於户族關係的逐漸弱化以及農村婚姻儀式市場化，傳統儀式的公共性特徵被削弱。

在傳統農村，婚喪嫁娶本是凝聚人情的最好的方式與途徑。傳統的農村社會將婚喪嫁娶私人的事物凝聚為公共事務(凝聚為户族的共同事物)。將私人事務公共化，在户族共同完成的公共性事物中凝聚人情，這一過程可以概括為製造“麻煩”—解決“麻煩”—凝聚人情。以前的公共儀式強調的是“人情”，現在的公共儀式(結婚儀式)，市場的元素起着越來越大的作用。市場化的專業服務隊和機構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傳統儀式的公共性特徵。以前的婚喪嫁娶公共儀式，户族內的人都要深入地參與其中，以“户族的事情就是自己的事情”為原則，出錢出力。但是，現在變成只要人來了就好了，不用參與其中。市場元素越來越深入到傳統的公共儀式。這意味着一定程度上，公共性被削弱了。而且深入的人際關係慢慢地變淡了，甚至出現了户族關係消失的現象。

結論與討論

隨着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的加快，市場經濟體制和現代性因素滲透到農村社會，市場意識也滲入農村居民的生產和生活中。在市場經濟的衝擊下，農村青年的婚姻價值觀發生轉變，工具理性擠壓價值理性，婚姻逐漸資產化。家庭財產成為青年男女是否能夠“喜結秦晉”的決定性因素。婚姻市場的分層及彩禮在婚姻市場梯隊序列的差異都是婚姻資產化、商品化的深層體現，同時，融入了現代性因素的婚姻價值觀也正在消解村莊的公共性，表現為結婚儀式的市場化。

本文基於陝西關中地區代家村的經驗材料，展示了當今農村婚姻市場分層化與公共儀式市場化趨勢。本文揭示了農村青年婚嫁的運作機制，包括“媒人”的返職業化、婚姻市場男青年的分層化、彩禮的“財產代際提前轉移”功能化、結婚儀式市場化等。在整個農村婚嫁運作機制中，“市場元素”逐漸出場並轉化為主角，而傳統的“户族元素”逐漸退場直至消失。婚姻失去了應有的“內在價值”，“功能主義”以及“實用主義”滲透到農村青年的婚姻觀念與行為選擇之中。

婚姻市場分層化和公共儀式市場化除了造成農村青年婚姻自身的問題，也造成了其他一系列連鎖社會問題。首先，婚姻市場分層化以及公共儀式市場化導致代際關係緊張。由於男方父母支付高額的婚姻成本，很多農村家庭的父母都參與到年輕人的婚姻、家庭生活中去，青年在自己的婚姻家庭生活中失去自主選擇權。男方父母充當家庭政治的領導者，代際之間的爭權鬥爭十分激烈。其次，在農村家庭生活中，婦女“奪權”現象嚴重。青年女性不滿足於傳統的家長制度，努力改變着自己的家庭政治地位。實際上，當今農村中“婦女當家”現象普遍。很多農村家庭都是“女人説了算”。最後，家庭倫理問題凸顯。傳統的代際觀念與家庭養老邏輯是“權利與義務平衡;父母養我小，我養父母老”。然而，當下的代際觀念與家庭養老邏輯是“付出與回報平等”，市場邏輯逐漸深入代際關係。支付高額的婚姻成本成為青年男性父母的“天然職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