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説常識：必須對從西方來的政治概念與觀念進行重新分析與定義_風聞

          隨着中國經濟的崛起，中國社會的自信也在恢復。於是對於不能正確解釋中國現象的西方話語的質疑在逐漸增多，要求重新建立中國話語體系的呼聲也越來越高。但是其中的絕大多數人，依然在使用按照西方人定義的各種政治概念解釋社會現象。

         如果西方人對於既有概念的定義是正確的，那麼繼續用這樣的政治概念解釋社會現象，當然不會有問題。問題在於西方人對於各種政治概念的定義往往就是錯誤的。在這樣的情況下，不對這些政治概念進行重新分析，並做出正確的定義，就不可能建立起正確的話語體系。比如：

        從政治理論上解釋，專制不是一種政治體制，獨裁才是。專制只應該是政治行為。

        獨裁，就是從制度上由一個人掌握決策權力。但是實際上，這個制度上的獨裁者也許會願意、或者不得不考慮別人的意志與利益。也就是説，獨裁者未必專制。

        而共和制度下的執政者，也未必就願意、或者能夠不專制。

        比如，在經濟危機情況下，儘管人民要求的是減少資本利潤，確保普通民眾的利益不受損害，但是執政者卻可能反其道而行之，為了確保資本利潤而減少普通民眾的利益。這就屬於資本專制。

        所以説，專制的定義應該是“獨斷專行”，就是不顧人民的利益與意志，只顧統治者階層的利益與意志的行為或理念。

        今天美國的特朗普總統，不但不能顧及全體美國人民的利益要求，連整個統治階層的利益要求也不顧及，只顧及自身所代表的少數利益集團的利益要求，導致了全世界對美國的反對，也導致了國內擔心發生內戰的擔憂情緒高漲。就更是典型的西式共和制度下，執政者專制的表現。

        可是現在政治理論界無論左右翼，似乎都把專制當做了一種政治體制，也就是把獨裁，或者更進一步把西式共和以外的所有政治體制都當做了專制。這很明顯是違背邏輯與事實的。用這樣定義錯誤的概念去分析討論政治理論，是不會有正確答案的。

        説了專制的定義問題，就不妨再説説民主的定義問題。

        與對於專制的定義一樣，左右兩邊的意識形態論者都把西方政治制度當做了民主。

        其實民主與專制一樣，應該是一種行為或理念，而不是一種制度。

        美國人以前並不認為他們的制度是民主，只承認是共和；

        歐洲人早期也不承認英國的政治制度是民主，説那是“貴族政治”、“寡頭政治”。

         其實，美國人説那是共和，從事實與邏輯上分析，都很正確。所以我把西方政治制度定義為西式共和。因為中國也有政治共和模式。古代就曾有過西周、前清時代的周召共和、八旗共和。今天的中國政治制度被奈斯比特稱為“縱向民主”，其實應該叫縱向共和。

        民主，公認的一個內涵就是人民做主。可是事實上，西式共和的歷史與現狀都可以看到人民沒有做主的現象——這不奇怪，自從有了私有財產，人們的平等就被打破。

        沒有了平等，就沒有了民主。私有財產出現以來，民主就只是人民追求的一種趨勢。這種趨勢隨着生產力的發達而不斷增強。與政治制度沒有必然關係。

        相反，政治制度必須隨着經濟的發展與民主的要求而不斷改變。如果把一種與人民的利益與意志沒有直接關係的東西叫做民主，那麼就沒有什麼不可以叫做民主了。

        有人對我關於西方國家政治制度不是民主的分析不同意，説“民主”不是筐，不應該什麼都往裏面裝——我不過裝了“人民的利益與願望得到滿足”在裏面。

        我想問，如果你們想要實現的東西與人民的利益與願望不相關，為什麼一定要實現它？

        右邊的一些所謂的學者照搬了西方國家的民主定義，給自己和學生們洗腦，洗出了這樣的結果：只要是來自西方的概念就不能質疑。

        左邊的一些學者也不對這個定義加以糾正，把否定西方的政治制度，認同為否定民主。於是本來應該是學術之爭的問題變成了要不要民主的倫理觀的鬥爭。

        如果把專制與獨裁、集權區分開來，把西式共和與民主區分開來，也就是把不同的行為與理念和不同的政治制度區分開來，我們要討論的問題就不再是要不要民主的問題，而是如何實現民主的問題。那麼討論問題就不會只是各説各話，也不會把政治理論的學術討論變成不同倫理觀的鬥爭了。

        現在主張西式共和制度的人們，都會把丘吉爾説過的一句話【民主制度很不好，但別的制度更不好】，因此，西式共和是【最不壞的制度】的話奉為圭臬。以為任何國家只要實行了西式共和制度，不管目前如何混亂，將來終究會好起來；而沒有實行西式共和制度的國家，即使目前暫時很好，將來也一定會壞下去。

        殊不知丘吉爾説這話的時候，世界上除了西方几個經濟發達國家以外，其餘的國家幾乎都是獨裁政體國家。那時候，人們幾乎看不到實行了西式共和政治制度的國家中，有像今天索馬里、馬裏、菲律賓等等的貧困戰亂現象。也就是説，如果丘吉爾在今天，也許不會説西式共和【最不壞】的話。

        因為今天一方面實行西式共和制度的大多數國家，社會狀況都很差——不但實行西式共和制度的發展中國家社會狀況幾乎都不好，就是在西方國家中，也有一些國家在越來越不好。

        同時，沒有實行西式共和制度的中國卻在越來越好。對於這一點，只要是以人民生活改善，作為社會文明衡量標準的人，都會承認。而不以人民生活改善為社會文明衡量標準，邏輯上當然就與民主沒什麼關係了。

        也正因為如此，過去曾經一邊倒稱讚西式共和制度的人，後來也會質疑“民主為什麼不民主”也就是【最不壞】為什麼不【最不壞】了的原因。

       在邏輯上與事實上，【最不壞】的社會現象應該是社會和平。

        因為社會文明只能在和平的環境中，才有可能得到實現。我這個觀點應該沒人能夠反對。

        可是我們看到西式共和制度下，連這個【最不壞】也往往實現不了，還能夠被叫做【最不壞】嗎？所以我認為，丘吉爾如果在今天，也許不會説西式共和制度【最不壞】。

        有理性的學者在討論民主問題的時候，鑑於西方政治模式——我稱之為西式共和——並不見得能夠讓人民獲得自由與幸福的事實，理性地認識到了，不能把西方政治模式——他們稱之為“民主”——當做最高目標，而應該當作能夠讓人民自由幸福的手段。

        這相對於那些“民主”原教旨主義者的瘋狂，其進步不是一點點。       

         可是在邏輯上，這個觀點仍然是錯誤的。

         民主之被列入普世價值內容，應該是沒有疑義的。但是，普世價值的內容中，不應該包含有任何的手段概念在內。

        因為普世價值指的是所有人都追求的價值。自由、博愛、人權、平等、民主等等，都是人們追求的價值目標，而不是手段。       

        任何手段都是有正負兩面效應的。就像這些理性的人士們，自己也認識到了，西式共和——也就是他們所説的“民主”——與效率是有矛盾的，於是在社會更需要效率的時候，他們自己也認為，這時候“民主”——也就是我説的西式共和——就不一定是必須的。

        這也就從邏輯上否定了西式共和的普世價值屬性。因為這説明有的人們不需要它。也就不是所有的人都追求的價值了。

        但是自由、人權、平等等等，卻是任何環境下的人們都在追求的。     

       所以，如果一定要——我也認為一定要——把民主列入普世價值內容，就應該把民主定義為一種政治目標，而不是一種政治手段。這個政治目標，就是要讓人民的利益要求與意志得到實現與伸張。

        一個社會，不管他實行的是什麼政治制度，只要人民的利益要求與意志（相對地）得到了實現與伸張，就證明這個社會的民主在增加；反之，就證明這個社會的民主在減少。       

         一個社會是不是民主，我們要看的不應該是他的制度怎麼樣，而是看人民的自由、人權、平等水平是不是在提高。

        如果人民的自由、人權、平等水平沒有提高，或者原來雖然很高，但是如今卻在下降，那就證明這個社會的民主水平很低，或者這個社會的民主水平在降低。

        這樣，民主與自由、人權、平等，等等普世價值內容就不會產生矛盾現象了。      

          如果把西式共和——也就是現在通常定義下的所謂“民主”——這個政治手段，當作普世價值的內容，很明顯，我們看到了它與人民的自由、人權、平等的實現常常發生矛盾。

        這正是導致一些理性學者們苦苦思索：在被稱之為“民主”的西式共和制度下的社會里，“民主怎麼不民主”問題的原因所 在。      

          一個與普世價值其他內容會常常發生矛盾的概念，邏輯上怎麼可能成為普世價值的內容？所以，我在批評茅於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需要自洽》一文中的錯誤的時候指出，西方價值觀需要自洽。       

         這裏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民主要實現的利益與意志，是指的人民的利益與意志，而不是籠統的公民的利益與意志。因為公民由精英與普通民眾組成。

        精英之所以為精英，就因為他們適應社會要求的能力夠強，凡是社會規定的權利他們都能夠享受到，並且總是不滿足於既有的權利，而要求更多的自由。

        而普通民眾卻因為能力的不足，往往連基本的權利也享受不了。      

          所以，政府治理社會的主要目標就應該是讓普通民眾——也就是人民——的能力得到增加，使他們在享受權利方面逐漸與精英們縮小差距，也就是讓他們逐漸實現與精英們在權利享受上的平等。

        這，才是實現人民的自由願望意義上的民主。       

         而一些人用“公民權利”作為“民主”的目標，其實不過是在忽悠人民為了體制外精英們的利益與政府對抗，其結果必然是以人民的利益被犧牲為代價。因此，人民不應該被這樣的人提出的口號所忽悠，而忘記了自身的利益要求，成為一部分野心家爭奪政治權力的工具。      

        這，也是我一直主張，民主，應該與人民的利益要求與意志掛鈎，反對將民主概念與“公民權利”掛鈎，不斷揭露“公民”概念的虛偽性，不斷主張以人民的利益要求與意志得到實現為標準，進而主張修改民主概念的定義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