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構一個能夠向上流動的社會？_風聞

好奇心日報做的訪談，他家調性我是一直不太pick，小資風情談國家大事，感覺像拿繡花針種地。但是看看好像也有點乾貨，搬一下好了。

小資關注的“向上流動”其實是一個不準確的描述。比如説流動的最終方向是什麼？是希望農村城市化，還是隻是單純的階層躍遷？倘若通道永遠敞開，所有人都能躍遷成功，那麼兩個結果，要麼是那個被稱為“上層”的階層無限擴大，變成新的中間階層；要麼上層需要有人掉落，而上層是不會允許自己掉落的，所以上升通道必然要被爭奪乃至壟斷，鮮明例子就是教育費用的水漲船高，通過經濟競爭將一部分“農民變中產”的路徑排除在外。而經濟優勢恰恰是小資之於中產的唯一優勢。

中產的理想國的核心是劃出規則，公平競爭，擇優錄取，但是憑什麼呢？就因為他們在教育上更佔優勢，所以學習成績就應該被評為最重要的標準。反正我爬上去了，哪怕下面洪水滔天。這只是基於本階層利益而作出的訴求，但它能代表農村孩子的願望嗎？所有農村孩子都進城當白領之後呢，農村有沒有配套的對策？

所以“向上流動”這個説法是不確切的，它本身便折射出希望成為【既得利益者】的心態，如同古代讀書人都想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頭天寓逆旅，次日狀元郎，不過是“學成文武藝，賣予帝王家”。

如果不把整個社會納入考量，只是單純思考某一階層的利益，那麼整個社會都會搞亂掉。社會設計一定是一個綜合性的結果。自然的流動。

而在我看來，不是這個社會已經斷絕了向上的天梯，而是舊的制度設計已經跟不上新的變化趨勢。高考是不能改變命運了，但是互聯網最近剛讓一羣豬飛了起來。當所有人都擠到一條路上時，這一條路當然就會變得無比擁堵，然後被不堪重負的終點掐斷。但在大多數人玩命擠破頭的時候，從來沒有人想過渡過海洋，去彼岸的新大陸傳播一下槍炮、鋼鐵與病菌。

社科院研究員雷頤講了三個他了解到的事實，一個是他在農村看到的，一個農民工可能只有在深圳、北京這些大城市打工以後，才有錢回家蓋房子。“在老家幹同樣重的活，再怎麼幹活，蓋房子也非常困難”；另一個是意大利一個小鎮上所有年輕人都立志要到米蘭、羅馬去；第三個則是東京都的人口，除了大阪可以與之抗衡之外，其它地區很難再聚人口。

雷頤説：“一方面我們確實也很惋惜，農村在逐漸衰弱。所以有人提出來希望城鎮化可以在家鄉附近一些城市，不必跑到大城市。但是，實際上大多數而言，還是在大城市聚集得多，比如説蘇州那幾個工業園區容納多少打工者啊，上海，北京，尤其深圳、東莞。”

他提到的這幾個城市也是這一年多以來，關於功能如何定位、人口如何控制的新聞和矛盾比較集中的城市。

雷頤所説的就是城市化，確切地説是大城市化問題。

問題的另一面是農民、農村和略有涉及的農業——“三農”問題。

中國城市化過程與工業化過程一樣會產生巨大財富，但並不是所有人都意識到這一點。

城市化的主體是農民的城市化，但往往在面對這個問題的時候——雖然在很多情況下我們已經自詡富裕——資源還是一個巨大的繞不過去的問題：城市飽和、教育、醫療、交通、養老……所有現存矛盾最終指向的都是稀缺問題。

這也是政策制定者——他們本身是城市既得利益者——更願意選擇導向階層固化政策的原因。

在上一篇文章中，學者們指出的“兩個國家”的擔憂、拉美化擔憂，深層原因無不是政策結果，這個政策結果形成的“中產階層”或者“權貴階層”共識，實際上是“既得利益者”的共識，它藉助強大的話語權，正在日益成為全社會層面的共識。撕裂的社會正在形成。

這其中的代價就是放棄城市化過程中所藴藏的巨大財富，以穩定為藉口，行逆城市化之實，放棄未來發展的黃金窗口期。

本篇文章中，社會和經濟學者從各自專業角度，介紹減少階層固化的來自中國傳統社會、已發展國家的經驗；城市應該形成怎樣一個生態系統；户口與城鄉一體化之間的關係；政府如何配置有利於公平的資源；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的背後如何建立一個平權社會。

如何描述一個流動的、向上的、積極的社會應該是什麼樣子，我們應該擁有一個什麼樣的未來，這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這一篇可以告訴我們的是，關於未來，我們應該避免的錯誤，作為一個龐大的經濟體，任何的一個微小的錯誤所產生的破壞力可能都遠遠超過它弱小的時候。

紀錄片《鄉村裏的中國》，來自：豆瓣

1. 美國為什麼二戰之後沒有出現大家預料中的戰後衰退？

何帆  北京大學滙豐商學院教授

（現在北京、上海等地關農民工子弟學校）就是一種很簡單粗暴的做法。這種到最後就會使得實際上大城市活力下降。因為城市其實就是個生態系統。

一般來講，增加底層流動性，一個要靠教育，一個要靠移民。但現在你看教育，都把底層已經封死了。農民現在從自己的計算來看，可能對小學和初中，他願意投資。因為初中基本上就可以識文斷字了，找工作沒問題。但是高中，它更多是為了準備考大學，這個又有各種不合理（制度）。教育條件最好的地方，分數最低，等於競爭不合理。學費又高，然後現在就業又不好，所以大家就不願意對這個投資。那解決這個問題，我覺得那是需要政府來。

美國為什麼二戰之後沒有出現大家預料中的戰後衰退？跟美國當時採取的政策有關。比如説它有《退伍軍人法案》。如果你願意上大學，國家給你交學費，所以一大批軍人就去上學了。你上不了學，去上什麼大專、中專，我也給你交學費。現在靠個人去交學費，通過教育來改善流動性，他已經交不起這個錢了，所以我們講高中要普及就是這麼個道理，但高中除了普及，高中到底教什麼？怎麼教？也是個問題。那麼另外一個，人口流動性就是你必須要創造一個更適宜的環境，能夠讓農村人口長期待在城市。如何能夠讓他們留下來？相應這些公共服務就要跟上。户口制度、農民工的孩子去哪上學、農民工去哪裏上醫院，這些問題都要解決。

（現在北京、上海等地關農民工子弟學校）就是一種很簡單粗暴的做法。這種到最後就會使得實際上大城市活力下降。因為城市其實就是個生態系統。生態系統裏頭，肯定是各種都有。有高大的喬木，有低矮的灌木，那還有苔蘚和地衣。你不可能是説，我只要高端人口，不要低端人口。它是個生態系統，它有高端人才，有低端人才，但他們互相支持。全部都是高端人才，北京全部都是博士文憑，誰給你倒垃圾？誰給你送快遞？誰做環衞工人？不可能的。你必須得創造一個能夠既讓高端人口，又讓所謂低端人口都能夠賓至如歸的城市。城市就是一個海納百川的地方，也不可能去搞歧視，所以這種都是反城市化、逆城市化的政策。

2. 中國古代成熟社會是如何實現階層流動的？

馬勇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

我們去研讀曾國藩、李鴻章等歷朝歷代頂尖非皇族身份的人，你會發現他上面三世祖、四世祖、五世祖可能就是個小秀才。一代一代人不斷奮鬥，最終可能會出現一個曾國藩、李鴻章、張謇。那麼這樣使中國社會的階級和階層不斷調整，所以儒家講“五世而斬”，就是社會階層、階級的變動性。

過去我在歷史學討論當中講過，本來科舉制度有很多問題，但科舉制度確實在中國一千年的農業文明、傳統社會，它使階級處於一個比較變動的狀態，底層社會的人可以通過科舉，並不一定最後得到狀元、進士，他考到秀才就可以改變身份，考到舉人就可以影響周邊好幾十里路了。一個舉人在農業社會影響力很大，那麼對他家族的改變也非常不得了。我們去研讀曾國藩、李鴻章等歷朝歷代頂尖非皇族身份的人，你會發現他上面三世祖、四世祖、五世祖可能就是個小秀才。一代一代人不斷奮鬥，最終可能會出現一個曾國藩、李鴻章、張謇。那麼這樣使中國社會的階級和階層不斷調整，所以儒家講“五世而斬”，就是社會階層、階級的變動性。

中國到了近代之後，我們引進西方教育體制。説句實在話，我們（之所以）引進西方教育體制，其實因為它就是一個現代社會所必需的東西。過去我寫過幾篇教育這方面文章，網上應該能搜到，關於科舉變成新教育。

這裏邊實際上就是一個新的制度教育。新教育剛剛傳到中國，中國人也很不滿。我們是 1910 年代才正式開始新教育， 1901 年新政開始，才真正搞起來。但是到了 1920 年代， 1926 年的時候，梁漱溟就明確表示不滿，退出北大。他認為現代教育制度是關於知識傳授，缺少師生之間心靈上的溝通，缺少老師對學生一種整體性影響。梁漱溟 1926 年就退出北大，意味着對新教育的不滿。這時候，新教育其實在中國只發展了 10 幾年時間。

3. 一方面糧食進口，一方面農村土地拋荒，這是政策導向結果

任劍濤 清華大學政治學教授

確實農村的土地經營也需要有一個嶄新的政策，必須及時跟進。否則，整個農村將大大地被拋擲在中國發展步伐的後面，而變成一箇中國經濟可能高度不安全的動盪性因素。

因為在某種意義上，中國必須要走向大的、集約化的農業。這一點其實習近平總書記也已經強調了。農村的規模化經營其實就是集約化農業，而集約化農業現在跟我們農村土地經營來説是衝突。因為 1978 年，小崗村的農民就是要恢復土地承包制度。土地承包制度在大土地產權、集體產權的情況下，它有激發積極性的作用。

所以，小崗村的變化成了農村改革開放一個最重要信號。但是到今天來説，農村的承包制度，已經嚴重地妨礙了我們已經生根千年之久的土地產出。我們的土地產出是非常低的，有些人就把它解釋一個自然原因，土地肥力喪失。其實這不是根本問題，而是土地集約化經營。因為我們的政策佈局和城鄉身份的二元政治，導致我們不能把農村土地集約化經營，提高它的土地經營績效。所以，第三個就是農村現在如何走向一個新合作化經濟？這是左翼朋友愛講的名詞。右翼來講，或者從現代角度來講，就是要走向一個集約化的農業工業化機制。其實兩者之間可以共識。農村不能再有 40 來年，以家庭為基本單位的承包責任制來維持農村發展。因為我們提出糧食安全的情況下，已經表明農業、農村、農民不足以擔當改革開放前那種社會和資源穩壓器的作用。我們的糧食已經是需要大量進口。而另一方面，滑稽的是，農村這種土地承包責任制，導致在流向城市的時候，土地大範圍地拋荒。我們 18 億農耕地，究竟有多少拋荒？現在因為國家土地資源調查也沒公佈數據，我們也搞不清楚。但是我回到四川老家看，我父親因為從農村出來工作，那麼還會回農村老家瞧一瞧，基本上整個村子土地拋荒了，全部轉移到縣城裏頭。

鄉鎮基本上都已經是抽空了。所以這個情況下，確實農村的土地經營也需要有一個嶄新的政策，必須及時跟進。否則，整個農村將大大地被拋擲在中國發展步伐的後面，而變成一箇中國經濟可能高度不安全的動盪性因素。

4. 户口並不是制約城鄉一體化最重要原因，農民資本盤活才是

何帆 北京大學滙豐商學院教授

窮人其實有資產，但他的資產如果不能夠流轉，就沒辦法變成資本。資本是可以交易的資產。財產的價值不是體現在所有權，而是體現在交易權上。沒有辦法交易，就沒有辦法發現價格。所以把所有權先放在一邊，怎麼着能夠讓他能夠交易起來？

我們過去總是説户口户口，那這個户口的問題有誤導性。因為要是在北京和上海，它是户口。在一線城市，户口卡着了勞動力流動，但是要到一些三線城市，户口本身不是問題。我們在浙江和福建調研的時候，那些三線小城市很願意給農民工户口。因為户口其實就是福利。你要住在這裏沒問題，但是你沒有户口，沒有辦法享受公共福利，那麼這些三線城市説，我們很願意提供同等的（公共福利）——教育、醫療、公共圖書館，甚至投票權，反正各種各樣的我全都給你。

對他們來講，這也是理性的。因為你要吸引投資，必須當地要有充足勞動力，所以勞動力在哪裏，資本就會跟到哪裏去。但是再去問農民，説你願不願意放棄原來的農村户口，轉到這些小城鎮？他不願意。為什麼？他基於一個想法，我在農村我還有一塊地，那塊地萬一啥時候，比如説拆遷了，或者是説，萬一我幹不動了，我回去還有一塊保障。

所以我覺得，其實問題關鍵在於農村的土地制度。所以你要想解決鄉村振興，唯一辦法就是生產要素的交換和流動。生產要素如果從勞動力角度來講，農村的青壯勞動力到城市去，這基本上都已經走完了。剩下來一個，實際上就是，城市資本能不能夠進入到農村？過去是沒有辦法進入，我過去幹嘛？我沒東西換。那麼如果説，農村土地能夠有更多流轉機會，這時候可能就有一部分資本會進入到條件比較好的農村，這部分農村可能發展機會就會更大。

另外，你不得不承認，有些農村它確實是不行了，那不行怎麼辦？不行，這就得政府政策兜底。因為有一些地方它本來生態就非常脆弱，也不適合農業或者牧業。你就只能通過國土保護，國家公園等等這些，用公共財政方式，然後把這部分地區、人口的問題解決。那麼有條件的地方，我覺得唯一的辦法，讓更多社會資本能夠進入到農村，然後這時候，你把農村這一部分盤活了之後，所謂城鄉一體化才能夠真正推進。

因為中國的土地非常複雜，它集體所有呢，但是你像宅基地這些，又都是農民自己的。甚至你在“三反”、“五反”的時候，農民宅基地的地契那都還在自己手裏頭的。所以它形式上是集體的，實質上，農民自己的土地、承包的地、農民的宅基地。

怎麼樣能夠維護農民的權利？這是很重要的。赫爾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講，窮人其實有資產，但他的資產如果不能夠流轉，就沒辦法變成資本。資本是可以交易的資產。財產的價值不是體現在所有權，而是體現在交易權上。沒有辦法交易，就沒有辦法發現價格。所以把所有權先放在一邊，怎麼着能夠讓他能夠交易起來？

比如説能不能夠抵押？能不能夠作為股權入股？能不能夠有轉讓的權利？能不能夠有出租的權利？因為財產權是有很多權利，你要把這些權利細分，然後把他能夠在交易環節拿出來的這些權利，能夠把它保護起來，它就能夠流轉。

5. 向上流動不光是是解決基本資格的問題，還有整個的資源配置

任劍濤 清華大學政治學教授

社會向上流動本身需要有活性社會和社會普遍向上流動的良性互動。我們最近 20 幾年的時間主要強調穩定壓倒一切，你要去謀劃一個活性社會的政策傾斜度和精力以及投入資源，都是有限的。

社會流動一般是有兩個方向，一個是社會的平行流動。這實際上是中國 1954 年憲法，就肯定公民的遷徙自由。我願意住哪裏，就住在哪兒。而中國省區規劃和籍貫強調都是限制平行流動。這個跟市場經濟發展 40 年來的社會格局非常不適。

但往往更容易引起人們內心關注的是社會的縱向流動。縱向流動倡導的是社會向上運動，你剛才提到的問題就是社會向上流動的空間足不足夠？渠道通不通暢？其實社會還有向下流動，但社會向下流動，這就是一個悲劇性社會。一般人們都不去討論它。你説阿拉伯事件之後，很多社會動盪，中產階級變成無產階級，那就是惡性的社會向下流動。

我們現在關注的還算是一個積極的話題。雖然有些黨政機構的領導可能也不會喜歡，就覺得你討論社會向上流動，好像我們就社會僵固了，階層僵固，地位僵固，貧富僵固，是不是這樣？不是的。其實首先肯定我們在討論社會如何向上流動？這個話題是一個積極面的話題，不是討論社會怎麼向下流動，那麼這個社會就爛掉了，我們對這個社會充滿了怨恨。只要我們還在關注社會向上流動，證明我們還是積極心態，只不過覺得向上流動的渠道不夠暢通，手段不夠多樣，效果不太令人滿意。

因為對於中國來説，確實今天已經進入到一個社會向上流動的困難時期。原因在於，改革開放初期的社會向上流動之所以迅速，那是因為毛澤東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年，使社會高度靜態、靜止化，基本沒有流動。高考也取消掉了，底層社會只有通過非常勉強的工農兵學員推薦來改變自己的身份地位，但是因為辦學規模的限制，工農兵學員的數目還不大，所以大家也不關心社會向上流動與否。那麼通過 1978 年的高考，教育變成了社會向上流動最強有力的一個槓桿。萬馬爭過獨木橋，使得從 1970 年代末期到 1990 年代中期，完成了新的國家精英羣體的建構。

因而從客觀上來講，向上流動的位置、空間小了。這個是客觀原因，我們要承認。向上流動的代際交替完成之後，它使得空間趨於靜止的狀態。另一方面，當然更重要的是我們關注的是政策調整。政策調整空間越來越小，調整的主動性越來越不足。比如説高考在發揮它既有作用的時候，我們怎麼樣通過一個國家教育政策的精心佈局，向農村、向社會底層傾斜？換言之，你得有錄取比例保證，而我們這一點，政治上考慮不夠。最近三五年，因為農村孩子通過高考進入塔尖大學的機會越來越少，引起了社會的廣泛議論。所以像北大、清華等“985”高校羣體才開始關注這個問題。

但是，關注的政策配置的細緻程度顯然是不夠。比如説有多少硬比例，必須要是真的農村貧困人口，而學習成績又好的，使他可以流動。這是不足。相應的匹配政策也不足，比如農村畢業的小孩進入黨政機構，社會職位向上流動。學生只不過是解決一個向上流動的基本資格，你還有基本就業空間。那麼，你對農村和社會下層不利的小孩，你有沒有一個傾斜？這個就是所謂羅爾斯分配正義的兩原則所強調，對先天不利和後天不利的人都要傾斜。那麼，在政策佈局上，相應的回應是非常複雜。在我們目前這種計劃色彩非常濃厚的黨政機構裏頭，很難做到這一點。而且由於我們的舉國體制，我們的恢弘氣勢，是很容易體現出來，但是精細的政策不需要你恢弘氣勢，是要你用精細布局，是要做出紮實細緻的工作。這個對我們現有政策的制定套路和實施套路是一個嚴峻挑戰。

那麼，第三個就是，社會向上流動本身需要有活性社會和社會普遍向上流動的良性互動。如果我們這個社會現在實際上通過強控，因為我們最近 20 幾年的時間主要強調穩定壓倒一切，你要去謀劃一個活性社會的政策傾斜度和精力以及投入資源，都是有限的。

6. 深圳今天變成一個成熟大都市，它的排斥性也非常強烈了

任劍濤 清華大學政治學教授

對於城市中產甚至權貴，他們的發展機會來説，因為太多，因而他就會對那些努力向上流動的人表示輕蔑，而這種蔑視心態是推動社會惡性循環的一個社會心態基礎。

在某種意義上，比如説我們不要舉老城市，舉深圳這種新城市，曾經讓非常有事業心的領導，非常有創業衝動的草民，都雲集深圳。深圳今天變成一個成熟的大都市，它的排斥性也就非常強烈。所以在這個時候，社會的一個動態性不足和向上流動的意願，只是向上流動的那少部分人，他們的意願，而不是整個社會公眾的意願，那麼就變成一個惡性循環。

所以，要建構一個社會向上流動和活性社會的良性循環，才能夠改變人們社會向上流動不足的負面影響，才真正去激發一個社會蓬勃向上，追求卓越，因而他才去追求向上流動的空間。你現在即使農村的小孩考上了大學，他可能也覺得未來的空間並沒有敞開，他的發展願望也不一定是足夠。而對於城市中產甚至權貴，他們的發展機會來説，因為太多，因而他就會對那些努力向上流動的人表示輕蔑，而這種蔑視心態是推動社會惡性循環的一個社會心態基礎。所以要遏制這樣的負面的、惡性的社會心態，就只有通過政策調整和再次營造一個 1980 年代初那種改革開放活潑潑的狀態，它就能夠進入一個社會向上流動的願望，和大家追求社會向上流動的狀態，一個良性的循環。

7. 農民土地可交易能解決一部分土地產權問題，但核心還在於所有公民平權

任劍濤  清華大學政治學教授

國家後續的對農民的職業培訓和他們適應城市生活的一個系統政策佈局和資源跟進，有沒有考慮？看起來還是相對缺乏考慮。

對中國農村來説，涉及到問題非常複雜了。複雜在哪呢？因為中國的產權制度對於農村的安排，一説是有利，但利也可以説是不利。原因在於我們有國有產權、集體產權，還有公民個人產權。那麼，農村的土地叫集體所有制，但集體所有制最重大的麻煩就是我們是集體所有，而按户分配使用土地。因此，對於農村來説，集體所有制在某種意義上變成準私有，但是這個時候，農村土地結構也導致了一個非常劇烈衝突的僵化結構。這也導致左右關於農村地權制度、土地流轉制度和農村、農業、農民出路的 40 年論戰。可以説在三農研究裏頭，這一直是困擾中國的問題。

​這個衝突結構從哪幾方面體現出來？第一，其實我們把農村從來沒有作為整個國家政策籌劃的一個組成部分。我們都知道，最近十幾二十年來，中央每年的一號文件都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文件。於是大家就非常興奮地在歡呼，農業、農村、農民在中央政策裏頭有多麼重要，但其實沒有料到，專門制定三農政策的一號文件，它實際上是把農業從整個中國體系當中切割出來處理。即使他想有政策傾斜、資源傾斜，以及辦事先後程序上的重視，但因為他讓三農“脱嵌”了，不把它當成整個中國現代化變化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因而，實際上三農問題即使發再多的一號文件，解決起來也是困難。這是讓農村脱離了中國的整體。脱嵌，現在要重新把它嵌入進去，要在中國現代化變遷的一盤棋上來考慮三農問題。

第二，土地制度涉及到一個什麼？就是一個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性質。這個政權性質不僅是一個權力分割的問題，它涉及到我們國家意識形態的改變問題。你農民的土地要自由流轉，變成私有制，而我們整個國體和政體那都是堅決反對私有制。所以研究三農問題，志在捍衞政黨和國家意識形態的這一部分人，他也不是沒有道理。你如果不在憲法層次上做一個調整，那你要把農村土地私有化，讓農民能夠流轉，（這就是個問題）。

尤其成都當年就開展了這樣的改革，土地流轉制度（放）開，土地產權要開一個交易所。土地產權交易確實是一個方法。重慶模式是通過土地換樓房，或者叫土地換身份。你也可以進城來上樓居住，農民上樓，但是交出你的土地。這些可以説是（那批研究）三農（問題）、捍衞意識形態既定格局的人看出來，發現問題的關鍵所在。它事實上是在某種意義上，剝奪了農民的土地產權。因為農民除了土地可以作為它生產的依據以外，他沒有到城市裏來謀生的其他的手段。所以這個意義上，也很難説土地私有化和土地流轉就能解決問題。因為農民上樓之後，農民的生存手段是什麼？國家後續的對農民的職業培訓和他們適應城市生活的一個系統政策佈局和資源跟進，有沒有考慮？看起來還是相對缺乏考慮。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來説，所謂推動土地交易這一批，稍微被指認為靠右的這一批人，他有他的道理。如果農民在目前土地集體所有制，其實犧牲了自己的土地產權的情況下，換言之，村委會就代表了所有農民來簽了向城市出讓土地這些協議的時候，其實農民的集體土地產權並沒有受到充分尊重。那麼，右翼已經看到了，與其如此，我們不如把土地產權交給農民本人。他可以通過市場交易原則來實現他應當有的市場土地利益。

所以這個時候，地權的解釋就會出現重大分歧。這也是我們在農村土地產權交易上曾經想有重大的突破。而後來因為左右的撕裂，以及我們在政策執行上的具體難度，以及農民接受情況，和我們不敢去承擔農村、農業和農民三農秩序崩潰的後果，導致我們收手了。

那麼，在這個情況下，第三個問題就凸現出來了。在我們整個建國以後的城鄉二元體制當中，我們應當去怎麼解決問題？一個是平等公民。從人的角度來説，身份的二元化首先必須要解決。我們是一個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憲法沒有修改之前，首先要打破身份的二元化。我們是平等的公民，不能劃分出高高在上的城市居民和只有土地產權，而產權又沒得到周全保護的農村公民，而應當有一箇中華人民共和國平等公民制度。這需要我們憲法層次上要做出調整。

第二個是產權細分。相應地説，在土地產權集體歸屬上，因為你是綿延了 1968 年的一個基本政策，因而要有歷史感。什麼樣的歷史感？要充分尊重農民集體產權當中，每一户和每個人土地產權的具體份額佔有，而不能夠由農村集體產權，由農村基層權力代表所有農民對土地產權的所有，而應當把產權細分。產權細分就要保證在農村生活，比如説男女，按我們傳統慣例，男女產權也是不平衡的。女的一嫁出去，她就喪失了產權所有者。其實三農的左翼朋友從來沒有考慮這些不公平，抽象地談資源。農民產權有性別，有父子，有兄弟。這些細分的結構一定要搞清楚。農村的土地一定要產權細分，讓每一個農民有切實的土地產權利益。

第三就是產權交易。究竟是趨向於大土地制度，還是要吸納中國傳統的“限民名田”？中國要有一個深入考慮。

（好奇心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