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財閥經濟對中國的啓示（終）_風聞

我們已經通過前述兩篇文章，整理了韓國近七十年的經濟發展史，釐清了韓國財閥經濟模式產生的原因及其發展脈絡。

在資源匱乏、追求經濟獨立的目標下，朴正熙政府制定了出口導向和重化工業的產業政策，在經歷了第一次全球石油危機導致的韓國出口危機後，綜合商社制度正式確立，大型企業趁機兼併大量中小企業，韓國經濟資源開始高度集中，財閥成型。

出口導向和重化工業政策使韓國必須具備足夠的能源儲備，而韓國石油幾乎100%依賴進口。以19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機為契機，朴正熙政府引導韓國企業進軍中東等能源輸出國市場，賺取石油美元。在此過程中，韓國石化、造船、航運、汽車等產業從無到有，發展到全球領先，為後期電子和信息科技發展所需的材料等上游行業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 

在韓國經濟發展初期，執政利益與財閥利益和民眾利益具有一致性。政府產業政策與財閥市場行為互為依存。儘管不同時期執政者對各家財閥的側重不一，但由於韓國企業面向的是全球市場，因此在全球競爭壓力下，韓國企業的產品只能以質優、價廉取勝，無法以劣質或者大規模侵權來實現全球擴張，這是對韓國製造業發展的外部約束所在。由於初期韓國國內資本不足，產業保護政策限制了外商直接投資，同時財閥不希望控制權被稀釋，而重化工業屬於資本密集型產業，高度依賴投資，因此除了依賴韓國政府主導下的銀行債務融資外，還高度依賴外債。槓桿率過高使韓國先後經歷了1960年代和1970年代兩次國內經濟危機，都依靠IMF救助和壓制國內債權人以及勞工利益才維持了外債償付的正常。但即便到了1980年代，韓國間接融資比例仍然高達79%，製造業槓桿率高達400%。隨着1990年代以後韓國勞動力成本不斷提高，勞資矛盾日益提升，執政利益、財閥利益和國民利益開始分化。

1997年亞洲危機引爆了韓國前三十年積累的高負債問題。金泳三政府不合時宜的金融自由化政策使短期外債比例不斷提升，而亞洲經濟危機導致外國銀行信貸收縮，不再向韓國企業續展短期貸款，49%的韓國企業陷入流動性危機。1997年危機削弱了韓國財閥對政府的議價能力，給金大中實現財閥經濟結構調整以重要契機。 

金大中改革的實質是對韓國財閥經濟結構進行全面調整，通過財閥之間的重組，合併同類子公司、減少重複投資、去除過剩產能、集中優勢資源，最終實現面向全球的核心競爭能力，金大中深知韓國經濟的根本只能是製造業出口。但改革本身不得不繼續強化財閥利益，大量中小企業不在直接受益範圍，IMF主導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使此次結構調整付出了巨大的社會代價，韓國企業大範圍縮減長期僱傭職位，短期、兼職和計件工作佔到全部工作一半以上，民眾收入鋭減，超過一半人口失去長期工作保障，落入臨工經濟狀態。這為工業化後本已大量成為中產階級的韓國民眾帶來直接創傷，也抑制了本不發達的國內需求。金大中在極其有限的改革窗口期努力使韓國在極短時間內恢復了經濟活力，但韓國經濟資源進一步集中於財閥，使之後的執政者再無力對財閥進行足夠約束。財閥壟斷經濟資源的後果，一方面是中小企業不振，大部分集中於服務業；另方面是進一步導致階層分化，除財閥家族處於財富頂點之外，中產階級中進一步區分出“上層中產階級”（upper middle class），財閥長期僱員、公務員、教師、金融業者和律師成為新時代的金飯碗，而其他從業人員則只剩下“中產階級”的名義。韓國網絡這兩年甚為流行“炸雞猜想”，這個諷刺話題想説明的是，無論今天韓國的年輕人從事哪種職業（包括碼農、工程師或建築師），無論在中產階級隊伍中處於如何“潮”的位置，最終也只能以炸雞店主的身份作為人生收尾（Myungji Yang，2018）。 

由於長期的產業政策依賴，韓國財閥的成長總是伴隨韓國政府對經濟資源的切割，韓國曆屆政府都通過向不同財閥切割經濟資源，去引導和換取實現經濟發展目標。這種切割在發展初期十分有效，但持續長達數十年之後，使財閥與韓國不同時期的執政者之間出現普遍的利益交換，並與國民利益逐漸造成嚴重對立。三星集團前結構調整本部法務組組長（其地位相當於三星集團總法律顧問）金勇澈，在《三星內幕》一書中爆出大量不為公眾所知的信息，其中最為核心一條，就是三星集團通過其總部（即未來戰略室，前稱結構調整本部，在朴槿惠受審後已經解散）實現非法資金籌集，大規模用於腐蝕政府官員和法檢人員，以為李氏家族牟取私利。這種挪用資金的安排，並非三星之個例。截至目前，除LG集團外，三星、現代、SK、韓華和樂天五大財閥企業的會長都曾因籌集秘密資金、挪用公司資金、逃税等罪名遭受刑事審判。令人驚異的是，絕大多數終審判決都採取了緩刑而非實刑。名義上是擔憂韓國經濟遭受影響，金勇澈則認為各家財閥都很可能如三星一般早已染指韓國法檢系統。因韓國一任總統只有一屆五年，財閥卻是終身且可繼承，加之即便總統本人清廉，其親屬或者下屬都難免落入財閥圍獵範圍（金大中和盧武鉉即是如此），下任總統還將有賴於財閥的支持，因此韓國法院對財閥的審判一直是輕判緩刑而不敢入實刑。1996-2018年，三星會長李健熙和李在鎔、現代汽車會長鄭夢九、SK會長崔泰源、韓華會長金昇淵，共有過9次生效刑事判決，其中6次為緩刑，僅有崔泰源和金昇淵有過兩次實刑，並且所有這些刑罰，最終都被時任總統特赦（點擊查看大圖）：

韓國總統的特赦權，已變成與財閥進行利益交換的工具。民眾基於不滿選出的下任總統，即便施壓將財閥送上審判席，最終也難免被法院輕判。“青瓦台魔咒”本質上是韓國財閥經濟在政治上的反應。Meredith Woo Cumings認為，韓國政府在大多數時候選擇官僚而不是市場的方式來約束財閥，主要的原因是與“後”發展的習慣有關，即過分強調“結果”，而不重視法治。新加坡開國元首李光耀也對韓國曾做出類似評價。只是到了今天，由於存在地區和階層對立，依靠選舉，已經無法改變韓國財閥體制下政治經濟的殘酷現實。

韓國在其資源最為欠缺的領域，也就是重化工業領域作為其發展的起步，從其經濟體量和資源秉賦來看，取得了巨大成功。這種成功既是歸因於工業化決策方向的正確，更是歸因於發展初期舉國上下一心同體，歸因於在資本極其欠缺、高度依賴外債的前提下，廣大國民對低收入增長的普遍接受，這是韓國安然渡過多次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但這樣的情況，已然不復存在。當韓國政治經濟與財閥利益高度捆綁之後，當韓國的執政、財閥和民眾對於國家的共識被不斷打破之後，信賴問題，就成了根本問題。

中國雖與韓國在體量、制度上存有不少根本差異，但韓國在過去七十年間逐漸形成的財閥經濟模式，也足以給中國發展帶來一些啓示。

一、如何看待產業政策

長期以來，東亞模式研究不可迴避的問題是對產業政策的認識。韓國產業政策最初學習日本，後被中國所學習。對後發工業化國家而言，由於從發展階段上比先發國家慢了多輪，起步階段依靠產業政策集中經濟資源，重點突破某些產業領域，已被證明能夠達到在局部實現快速發展的效果。這種快速發展有賴於政府對經濟資源的調動，但這種對經濟的直接干預要達到預期效果，絕對離不開市場競爭。與中國擁有廣闊國內市場不同，韓國一開始面臨的競爭就是全球化的，全球化競爭構成了對韓國產業政策的市場化約束，使韓國企業即便領受了國內產業政策的利益傾斜（例如減税、直接補貼和其他金融便利），最終也不得不遵從全球市場規則。這種外部約束，疊加不具有先天的龐大國內市場，使韓國財閥企業要非常努力的追求技術創新和精細化管理，才可能在全球市場保有一席之地。換言之，以日韓為代表的東亞模式，其產業政策的直接目的雖然是集中資源形成優勢產業、打造優勢企業，但最終目標，仍是要直面激烈而殘酷的全球市場競爭，這是資源欠缺的後發國家的生存根基所在。

與韓國乃至日本不同，中國廣闊的領土和龐大的人口基數造就了全球首屈一指的國內市場。正面看，資源優勢明顯；反面看，對大多數中國企業而言，關起門來搶市場，就可以活得有滋有味。中國企業中，真正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與自身體量相比，可謂屈指可數。無論是傳統制造業，還是所謂“新經濟”，絕大多數都以滿足國內市場為目標。事實上，只要滿足了國內市場，的確就可以實現財富的快速積累和通俗意義上的“成功”。看看Fortune 500的中國榜單就知道，無論所有制性質，無論是傳統制造業企業，還是作為新經濟代表的互聯網巨頭，無不是在向國外投資者不斷訴説着中國的美好故事，而它們對世界的理解和真實影響，究竟已有幾分？

如果能夠實現新時代的閉關鎖國，這樣的發展模式還真可能持續。但非常遺憾的是，中國早已融入全球市場，國門再不可能關上。中國模仿日韓，在工業化初期大規模實施產業政策，作為後發國家而言成效顯著。這與過往數十年重視基礎教育，打破計劃束縛，不斷解放國內市場的進程相匹配。但在任何一個時代，中國的產業政策制定者必須牢記的是，中國與日韓最大的不同，在於中國的企業由於有國內市場作為依託，只要你給它塑造一個封閉的、可享受的內部市場，它一定沒有動力走出國門謀求更大的發展；反過來講，沒有全球市場的競爭壓力，中國企業對技術革新的追求大部分時候將僅限於滿足國內市場的需求。這就是我們身處今天這個拐點所看到的，當國內市場日趨飽和時，中國企業能夠走出去的，大部分仍然只是低附加值、低利潤率的產品，以及，伴隨中國“先富一點”那部分出境人羣所需的產品。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過往數年，代表所謂“先進生產力”的中國互聯網經濟，寧願付出成百上千億的打價格戰，尋求國內市場的壟斷，再去資本市場做收割，也罕有願意主動挑戰全球者。外國進不來，本國不出去，互聯網企業融資出海、業務不出海的模式，卻可以讓中國的互聯網投資者和境外投資者達成利益一致，在過往數年盡享“封閉”帶來的紅利，這樣的遊戲不亦樂乎，新貴們受到一次又一次的追捧。境內市場的勞動力價格高度扭曲，地產、金融和互聯網行業吸納大量各行業人才，但這些人才的彙集並沒有為未來新的就業領域開拓打下足夠的基礎。這樣的好日子會長久嗎？如果一個企業或者行業可以在本國市場飽和之後不再追求市場的繼續擴張和技術的革新，那就意味着它一定會追求實現局部壟斷，而獲得壟斷利益最好的辦法就是如同韓國財閥一般，通過自身對國民經濟的影響力，以就業來要挾獲得特殊政策，這就是韓國財閥經濟的開端。

產業的變革，最終源於科技的創新。信息科技對傳統行業的改造，仍處方興未艾。與資本欠缺、經濟落後時期需要集中經濟資源搞建設不同，今天已是資本氾濫的時代。不應再像窮苦年代那樣繼續對那些已經成型的大型企業（無論所有制性質）給予不斷的傾斜，尤其對於那些處於行業下游、直面終端用户的企業。應將政策精力集中在基本制度建設方面，盡力塑造一個獎善罰惡的市場機制。對於市場競爭性行業，應當有足夠的信心早日去除產業保護限制，使其直面全球競爭，過多的保護，在封閉的國內市場輕鬆賺快錢，只能是繼續be evil。同時，對於金融自由化應當慎之又慎，“法無禁止即可為”的觀念，在金融領域是絕對不能夠存在的。

中國產業政策之難，在於足夠廣闊的國內市場足以承受一定時期的價格扭曲，進而產生大量“彎道超車”的錯覺。與日韓產品必須去佔領全球市場不同，中國如果關起門來搞產業，在短期的確會出現“興旺”局面。正如前期對電動車領域的補貼，其結果自然是大量套利行為的產生，而初期反應在上報材料中，則是“產銷兩旺”的喜人氣象，最終要取消補貼時，產業就開始以就業相要挾。當共享單車被吹捧成“新四大發明”時，內部人無不在嘲笑某些媒體的無知，對外卻表現出足夠的“真誠”，就差決心要以“產業報國、民族昌盛”為己任。以官方背書抬高估值的大戲一演再演，這本是資本的遊戲，卻一再為塔西佗陷阱助力。產業政策應當如何實施？很顯然，關起門來謀發展，直接補貼終端是最糟糕的方式。政策施行應當是針對主要企業都無法承受的基礎研發領域，如果主要企業能夠自行研發，那麼應當讓市場去決定，而不需要政策施以援手、干擾定價。官方媒體和政策的初期起草者應當與任何新概念和新話題保持足夠的距離，尤其是官方媒體，應當繼續作為輿論監督者而存在。這些新概念話題的製造，幾乎無一例外出於資本炒作的需要，這樣的故事一年又一年，怎麼也該看明白了。

我們應十分理解政府對於通過發展某些行業來振興經濟的期待，也能十分理解因此產生的對部分行業和企業的重視和依賴。但我們更應通過韓國長達七十年的財閥經濟發展史清楚的認識到，長期實施產業政策的慣性，難免培養出政府與大型企業之間的“特殊關係”，而這種特殊關係，最終將影響到良好市場機構的形成。如果説在工業化時代，中國的大型企業以國有為主，在其問題叢生時，仍能以中國特有方式去強勢調整，那麼放在今天來看，信息時代的大型企業幾乎都是私有為主，如果不盡早儘快建立有效的法治環境，對市場主體一視同仁，仍然希求部分行業和企業能在新時代靠着口頭承諾去永挑“就業”重擔，只能使這些行業和企業在不斷壯大的同時，形成以此要挾政策的慣性，屆時又該以哪種方式予以管控？當我們曾經最優秀的民企現在都要通過高喊捍衞國家和民族利益的口號來爭取政策支持、而不是努力獲得消費者的認可時，我們應當知道，時代真的變了。

二、大企業應何為

在閲讀關於韓國財閥的大量資料時，我心存疑問，超大型企業究竟是屬於誰的？李秉喆在創辦三星之後，傾其畢生精力將三星發展為韓國大型企業；在李健熙時代，又將其打造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超大型企業。即便是因為三星通過各種手段獲得了韓國政府的政策支持，但在全球市場競爭中勝出，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後發國家的特點，是大型企業在成長過程中必然會獲得特殊的政策支持，或是直接的補貼、減免税款、政府採購傾斜，或是採用外資限制來保護國內產業等其他方式。因此後發國家大型企業的成長，總是伴隨着政策的“護航”。簡言之，無論所有制性質，後發國家之中，恐怕沒有一家企業可以説自己完全是在自由市場競爭中勝出的。

在三星發展成龐然巨物之後，旗下三星電子、三星生命保險、三星SDI、三星SDS、三星重工等16家企業紛紛上市，李氏家族的持股份額一再減少。為了維持其控制力，透過十分複雜的交叉持股，以最小代價去實現了對整個集團的控制。韓國輿論對於財閥企業的繼承，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財閥企業的發展在第一代主要依靠創始人的努力，第二代開始已經需要藉助大量外聘管理者，而第三代則完全是含着金鑰匙出身。他們何以能夠不經選拔，直接繼承一個影響整個國家的龐大帝國？如果這樣的繼承能夠順利實現，與王朝時代有何區別？多年的現實是，財閥的第二代、第三代，紛紛因為挪用上市公司資金用於政治獻金而遭受刑事審判，要不斷依靠收買法檢系統或者通過總統特赦才能免於刑罰。在韓國現有政治經濟體系下，這個問題難有答案。

對中國而言，至今還沒有韓國財閥那樣能夠對國民經濟產生決定性影響的私人家族企業，這既是因為中國經濟體量過於龐大，更是因為一直以來，私人產權保護在中國仍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話題，近兩年還在通過司法糾錯重塑企業家的信心。但這並不代表政策沒有對某些行業或者企業予以傾斜。事實上，每個階段總有一些企業對政策的影響力要超過其他企業。我們更要理解的是，互聯網新時代的特點，是無論誰掌握了足夠的網絡力量，就可以左右社會焦點和政策的制定與實施，甚至可以將某些話題屏蔽於人們的視線之外，更可以讓人們認為某些新穎的概念就代表這個世界的未來。這樣的遊戲週而復始、不分國界，甚至極其低俗。當你能夠影響上億人口時，你真正想做的就只是這些嗎？

Jeff Bezos在接受採訪時，可以坦然的講，“在Amazon，我們在原有的基礎設施之上建立一些東西。所以，當我在1995年創辦Amazon並開門運送第一批包裹時，我們不需要打造一套交通網絡；它已經存在了,我們可以依賴這些基礎設施。所以你看，為什麼互聯網上有那麼多年輕的活力和企業家精神，因為它的成本其實很低。繁重的工作已經完成了。”所以為什麼今天會有越來越多的反對聲音與質疑，因為中國新經濟的新貴們，根本做不到像Jeff Bezos那樣去公開承認平台所依賴的基礎設施和廉價勞動力，是過往扭曲的投資所饋贈給他們的，而這些投資，則是來自所有民眾幾十年的辛勞與汗水。

東亞模式並沒有任何神奇之處，它不過是在農業時代環境下，先通過工農業剪刀差去實現初步的工業化，再通過打開國內外市場去實現工業發展，回頭再來補足農業發展部分。信息時代能有多少進步，全然在於基礎設施的優劣，和製造業還能發展到何種地步。中國與其他東亞經濟體的主要區別，是本國市場巨大，但正是因為有如此巨大的市場，我們本應獲得的，應當比現在多得多。東亞模式之所以能夠成功，全然依賴於全體國民數代人的辛勞與忍受，並非每個國家的國民，並非地球上每個地區的人類，都能夠長期忍受這種辛勞與付出。中日韓三國，一直是全球工作時間最長的三個國家，一直也是國民最為辛勞的三個國家，甚至即便是中國企業去收購歐美企業，都要在自己的大半夜去跟被收購方開電話會。東亞模式的成功，與其他地區的無法複製，藴含着不同文明的巨大差異，國家、企業與普通國民的共識，才是發展的根基。如果不能明白這點，如果新經濟的新貴們認為所有資源都是天上掉下來的，都是政府應當用財政去補貼的，都是可以拿就業要挾去換取的，那些辛勞的國民都是因為自己不努力才處於今天的社會地位，那這個文明之下的發展共識，就將進一步撕裂。韓國，足以為戒。

這是一個新老問題並存的時代，如何在未來十年或者二十年不再出現新的“清華北大不如膽子大”，如何使自身的安全感不主要來自於政策的認可，如何能夠真正突破本國市場保護的侷限，如何不再通過Do Evil去賺取最後一個銅板，對中小企業而言，或許可能是受制於外界環境的問題，但對新經濟新貴而言，很多時候只是一個選擇問題。良性政商關係的實現，乃至於，企業家、尤其是所謂新經濟企業家對社會的真正推動，有賴於新貴們對自己所處環境及其形成歷史的深刻認知。我們沒有去揭開新貴們所有的遮羞布，僅僅只是因為期待新興的市場力量能夠主動對社會做出良性的推動。但社會永遠都會保護自己，在任何時候都足以去對抗市場對社會的撕裂。如果新貴們仍然不能在中國社會良性發展的路徑選擇上與國民取得充分共識，仍然沒有能力思慮長遠和宏觀，仍然只能侷限於個別羣體的私利，仍然只熱衷於創造一個又一個概念，仍然只是醉心於在封閉的國內市場去打造儘量不承擔責任的平台百年老店，那麼激烈的調整，不過只是時間問題。説到底，中國並不存在韓國那樣可以允許財閥存在的社會土壤。

三、社會科學何以重要

在一個半月前開始準備寫作本文時，我還不如絕大多數國人對韓國的理解更多，因為極少看韓劇，不熱衷於影視八卦，至今也還沒有踏上過韓國土地。當時突發的興趣，不過在於恰逢有人跟我提到三星在半導體領域的收入又創新高，我想一探究竟。

行文至此，我已可以稍不謙虛的講，這三篇關於韓國財閥經濟的文章，已經可以算近年來中國大陸關於韓國政治經濟發展少有的全面文章。至於非公開的內部資料，或許有，但並未見。在中國，無論是半導體、通信、汽車或者船舶行業的從業者，還是對產業政策情有獨鍾者，韓國都是他們繞不開的話題。當那麼多產業政策熱衷者醉心於以韓國為例，那麼多行業研究者以韓國個別企業為研究目標時，竟然沒有一篇公開文章能夠看到韓式政商體制的來龍去脈。所謂“師夷長技以自強”，不過仍然是切片式的引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六經注我而已。一個對韓國十分陌生者，僅通過公開途徑，利用一個半月休息時間就能完成的任務，竟然無人去做。這不是因為作者有能力，恰恰是因為作者僅僅是一個普通人，才足以反證中國社科類學研已經嚴重脱離經濟社會發展需要，自閉到可怕地步。該上天台的何止是國足。我們真正瞭解這個世界嗎？難道通過大規模出境旅遊，這個國家的人們就能夠真正瞭解世界嗎？當看到大量的東亞研究英文資料時，當看到歐美日學研界對中國分析時擁有詳盡的數據時，真不知道究竟是誰生長在這片土地上。我們何以能説我們瞭解他國？我們的學研界甚至要通過翻譯來認識自己的國家。我們企業家的無知，在某種程度上，不也正是學研無知的某種傳遞嗎？

希望這三篇文章，讓中國學研和實務界今後對韓國資料的引用，對韓國政商和產業觀點的認知，發生足夠的改變。至少，我們能夠非常清楚韓國財閥經濟體制的來龍去脈；至少，我們不用再羨慕以全體國民為代價而形成的財閥模式；至少，我們明白為什麼會有“青瓦台魔咒”。

社會科學的基礎研究是遠遠比自然科學研究更為重要的方面。今天的中國，看似互聯網傳播發達，個體所面對的信息量之大，令人心生惶恐。其實，相當多數都是以訛傳訛，更多的，是讓人在廣告中暢遊的各類軟文。在新的傳播方式下，冷靜思考的聲音已經少之又少，所謂“圈層經濟”，首先消滅掉了讓你頭腦清醒的那個圈層，也就是有深度的思考和報道羣體。互聯網時代的問題，不僅僅是中國一家獨有，但以中國普羅大眾的智識水平，應當是最無抵抗力的那個羣體之一。年薪十萬和年薪百萬的人羣沒有任何差別。

附：全文參考資料

一、著作類

1、Perkins，哈佛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前哈佛亞洲中心主任Dwight H. Perkins所著East Asian Developmen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2、Eichengreen、Perkins及申寬浩，Perkins教授與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Barry Eichengreen教授和韓國高麗大學申寬浩教授合著From Miracle to Maturity-The Growth of the Korea Economy,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2。

3、樸英哲、Huge Patrick，韓國高麗大學傑出教授樸英哲和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日本經濟與商業中心”主任Hugh Patrick教授聯合主編的How Finance is shaping the Economies of China, Japan and Kore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樸英哲教授曾任韓國總統經濟顧問。

3、美國海軍學院編著The Institutional Rise of the Chaebols Throughout South Korea’s Transitional Vulnerabilities 2018。

4、Stiglitz，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Joseph Stiglitz和世界銀行經濟學家Shahid Yusuf主編、王玉清等譯《東亞奇蹟的反思》，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

5、復旦大學韓國研究中心，該中心編《韓國研究二十年（經濟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

6、樸昌根，復旦大學教授、復旦大學韓國研究中心創辦人樸昌根教授著《解讀漢江奇蹟》，同濟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7、Myungji Yang，夏威夷大學韓裔助理教授Myungji Yang著From Miracle to Mirage: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Korean Middle Class, 1960-2015,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8。

8、趙甲濟，趙甲濟著、李聖權譯《總統朴正熙傳》，江蘇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

9、金大中著，王坤譯《金大中自述》，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版。

10、李明博著，焦國華譯《李明博自傳：全力以赴》，金城出版社2008年版。 

11、朴槿惠著，陳冰冰譯《朴槿惠日記》，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年版。 

12、文在寅著，王萌譯《文在寅自傳：命運》，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

13、梅昌婭著《財界總統鄭周永》，遼海出版社2017版。

14、宋在鎔、李京默著，李永男譯《三星之道》，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

15、樸常河著，李永男、楊夢黎譯《李健熙》，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

16、金勇澈著，卓惠娟譯《三星內幕》，大牌出版/遠足文化2013年版。

17、吳勇紅，《韓國綜合商社的發展及其啓示》，《亞太經濟·亞太企業》（1997年第3期）。

二、數據資料

1、三星、現代、SK、LG、韓華、樂天官網披露文件及信息。 

2、韓國統計局相關數據，Fortune 500、Trading Economics、IHS Markit、DRAMeXchange、、JATO、Eworldship的研究分析和統計數據。

來源：微信公眾號太陽照常升起

作者：慕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