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採訪過慘案的記者，説説我們時代的怕與愛_風聞

上海“6.28”浦北路持刀殺人案，讓我想起了曾經採訪過的兩起同類案件。

這兩案的傷亡人數都超過上海這次，不過因為被殺傷對象不同，所激起的大眾關注程度和公共情感強度也有所區別。

第一起是2013年8月19日，在河南安陽的一輛城鄉公交車上，24歲的內黃縣農民周某搶奪方向盤未果，就持刀挨個在車上捅人，一共33名乘客，被周某捅傷15人，其中3人死亡。

3名遇難者都是未成年人，有一名10個半月大的女嬰，還有2名男孩，一個18歲，一個10歲。（編注：8·19安陽公交車持刀搶劫案後續結果——被告人周江波犯故意殺人罪、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處死刑。）

帶血的大學錄取通知書。重傷者之一是個剛被大學錄取的女生。

殺人犯周江波出生於1989年5月，犯案時間2013年8月19日下午3點05分，8月20日被捕。據後續媒體報道，這起造成3死15傷的8.19血案，僅僅緣於鄰里糾紛——周江波因房子宅基地等瑣事爭執砍傷鄰居後，認為自己殺了人，想“幹件大事”再死。

更早的一起是在天津。2010年02月02日上午，天津港保税區一家運輸公司的調度人員張某（41歲），先是持匕首捅傷與其發生矛盾的同事，然後劫持一輛大客車，在市區街道上瘋狂撞擊行人和車輛，共致死10人，致傷包括4名警察在內的11人。

被肇事者張義民開車撞壞的警車。當時正值上下班高峯期，導致此案件中死者多為打工者。

與一些類似案件不同，上述兩名兇手都是在故鄉和户籍地作案，也有比較明顯的作案誘因，如何評價他們並不困難。我看到的評論，也不像幾天來這麼眾説紛紜。不過，將受害者從幼兒轉為不特定人羣之後，也方便評論者抽離部分情緒。

至少，這可以先幫我們明晰一個問題：對某種案件“何以發生”的探究，能否被視作對作案者的同情？

媒體為什麼招罵？

在案件的報道中，媒體很容易招罵。在編輯和記者看來，他們窮搜博訪，找到了一切可以找到的人，來勾勒兇手的人生故事，試圖回答“他（她）何以如此”。

而在很多讀者看來，這些人“槍斃都便宜了他們”，媒體扯東扯西，記錄下他們的人生故事，即使看上去“兇手活得也不容易”，那又如何？這些人不值得任何辯護。

在上海“6.28”案發生後，我在幾個媒體人羣中，再次看到這樣的爭議。有人重申，兇手作案，圖的就是“搞個大事情”，外界越關注，這些人就越得逞。甚至，這會刺激其他歹徒模仿。

我並不認為媒體報道會引來更多效仿，此前多起襲擊幼兒園和公交車乘客等案件的詳情，也並不支持這個推論。

不過也應該看到，媒體在案件報道中遭遇非議，自身也有一定責任。

就我目之所及，媒體對此類罪案的報道，都喜歡用一些老套路：兇手平日裏性格暴躁——那自然有反社會人格，殺人是早晚的事兒；兇手性格温和——那真相不會這麼簡單，他們一定遭遇過不為外人所知的劇變，人性從此墮入黑洞；兇手的習性要是難以琢磨——那他們心中一定湧動着暴戾的潛流，一直在等待發作的時機……

沿用這些採寫套路，媒體報道能否獲得大眾的信任，就取決於兇手是否一直是個“暴躁的壞人”，能否與大眾對他們的想象重疊。否則，媒體對兇手人生和人性的任何探問，都會被看作在為他們辯護，後果可想而知。

多數人沒心情瞭解兇手的人生路和創業史，他們只期待兇手儘快被押赴刑場。

為筆下的人和事，尋找一條閉合式邏輯，在大多數媒體不單是技術要求，更像是一個誘惑。這必然會導致不同程度的僭越，被情緒正處於極點的人們視作漠視和挑釁。

只要習慣於使用“階層分化、城鄉對立、人性異化”等大詞，似乎再複雜的話題都能圓滿解答。就上海“6.28”嫌犯而言，他的籍貫、出身、專業、學歷和求職經歷，看上去都可以和一些萬年問題對上號，適合在媒體上大談特談。

負責任的媒體和評論者，對待這樣的話題——也應該擴充到全部話題——都要慎之又慎，儘可能在事實上有足夠的確證，並且最好放棄使用隱喻和留白等手法，來強行描摹當事人的不歸路，將評議的權利還給公眾。

解釋≠辯護

建議媒體謹慎，並不意味着大多數針對媒體的非議，都合乎事實和邏輯。最需要指出：你不能將對案件的探因，扭曲為在為兇手辯護。

在一個前（報社）同事羣中，有幾位老兄就因為這個爭得傷了和氣。我建議他們先息怒，確認兩個問題：

一，有人認為殺人犯不該被嚴懲嗎？

二，有人在道德情感上為殺人犯辯護，表示同情嗎？

很顯然，都沒有。那麼，這幾位朋友都在為對方辯友並不持有的立場和觀點惱火。據我觀察，他們之所以被觸怒，很可能因為他們的情緒迸發，也很渴望他人認同並加入這種情緒。這會壓縮他們在社交媒體上的容忍度——你沒有憤怒譴責，就是在漠視大家的情感，甚至，你是不是站在殺人兇手那邊？

回到兇案的探因，探因做得如何，更多要用“真偽”而非“善惡”作為標準。就像我説認為，大多數媒體報道對於兇手心路歷程的描述，很不靠譜，屬於不知節制的僭越，但不代表這些報道出於邪念。

輿論場因為誤會而撕裂，實在讓人遺憾。人們學會剋制情緒，去傾聽其他人的聲音，焦慮和恐懼就會少很多。血案給人們造成的心理創傷，不會因兇犯被押上刑場而平復，卻可能在公眾更富有效率的溝通中療愈。

在刀刃下失去的幼小生命，讓人痛徹心扉。接下來，則是漫天的無力和挫敗感。媒體和公眾在此殊途同歸，都渴望找一條邏輯來解釋我們看到的一切。媒體在冒險解讀，公眾更傾向於訴諸情緒，喊殺聲不絕於耳。

我們是如此厭惡失控，以至於忘記了這本是一個很容易失控的世界。

最典型的，那些兇手在對無辜者痛下殺手之前，可能已經活在失序的情境下。道德譴責和極刑懲罰，根本不在他們的思考範圍內，他們不怕懲罰，未來的懲罰也阻止不了他們當下的行動。

但為了一個更安全的明天，我們還不得不正視他們。

就本文開頭我採訪過的兩起案件來説，兇手在案發前，都有非常規的遭遇，一些環節在失守。

8·19安陽公交車持刀搶劫案的前一天，剛刑滿釋放不久的安陽周某，因為宅基地糾紛，與鄰居打架，他手持鐵鍁，將對方三人的頭面部砍傷後潛逃。被周某砍傷的鄰居當天就報了警，但警方並未立案，直到周某在公交車上犯下更大血案，三個被害鄰居才接到《立案通知書》。

天津駕車惡意撞人案兇手張某的哥哥告訴記者們，張某曾於案發前“接到恐嚇信息”，稱“妻女都被綁架到洗浴中心”，還“約他一起報警”。但有關方面也未回應張某有否報案，派出所是否接警等問題。（編注：張某家屬提供的信息真假以及後續，編輯並未查到在媒體公開的詳細信息確認。）

我重複這些，無意再批評任何方面，只是感到可惜，或許這兩起案件本可以提前被制止？有警察朋友告訴我，如果周某在砍傷鄰居後就被追逃，並撒網追捕，他不可能跑那麼遠。可是鄰里糾紛在農村太多了，只要沒有重傷人命，整個基層對這種事兒都見怪不怪，派出所沒看到傷情鑑定，不會立案。

這些環節在平日裏幾乎是基層常態，直到發生大案，人們才會驚覺，防線在一層層失守。

我再次強調，這並不是在為殺人者辯護。我們如果聚焦於如何減少殺人案件，就不能不探究殺人案何以發生，或者窮盡那些案例來尋找它發生之前哪怕一點點可能被阻止的方式——即使很多時候是徒勞。

 “如果有一天你的羔羊停止了尖叫，你會來告訴我嗎”

某些先天精神便癲狂暴戾的兇手，窮人類之力都無能為力。其他類型的兇手，包括容易成為兇手的那些人，社會從他們的視角出發，儘可能減少失控，免於讓他們的心智墮入瘋狂，我們每天都要路過的街道，才會更加安全。

挫敗和傷痛導向憤怒和報復，這也是兇手們的心理軌跡。要避免更多血案，需要更多的人超越這條軌跡。不要正視淋漓的鮮血，那太殘忍，但卻要直面更多慘淡的人生。社會達爾文主義盛行到最後，一把水果刀，就可以完成成王敗寇的角色換位。

日本電影《稻草之盾》中的一段台詞，出自一名女童虐殺案的兇手（藤原龍也飾演）。確實，某些先天精神便癲狂暴戾的兇手，窮人類之力都無能為力阻止甚至預防，只能事後懲罰

有人在呼籲

人不是上帝，誰都無法做到對所有人類的所有苦難都一視同仁。慘案發生在你經常走過的路口，離你家只有200米的距離，你會悚然動容、潸然淚下。如果發生在你一生都未必會抵達的遙遠山村裏，能與受傷害者感同身受的人，就會少很多。

公眾的同情心和正義感，都傾向於以自我為圓心，隨着半徑的擴大不斷遞減。大城市裏會發生血案，之於山野鄉村，又何嘗例外？

這種反差，容易使得更受傷害羣體的情緒進一步發酵，更會加固他們的身份認同和羣體向心力。

在上海“6.28”之後，有不少人頌揚上海的市民素質和城市氣質，在朋友圈不斷刷屏。在邪惡的威脅面前，人類很善於尋找夥伴，齊心協力對抗之。這也是人類能繁衍到今天的原因。

同時我也相信，能拱衞人類未來的，還必須有獨立的人格和思考。他們不屬於任何羣體，他們是人類，以及公民。

再看上海浦北路殺人案疑兇，他那張大學文憑（如果屬實）反證了他的邪惡和冷血。（編注：上海浦北路持刀殺人案嫌疑人黃一川，1989年6月出生，湖南省邵陽市人，無業。有網絡稱其畢業於湖南科技大學，但查無官方聲明，暫存疑。）

從地域和階層等多方面看，他都都稱得上是一種侵入和破壞。他持刀衝向的孩子，更是不諳世事，與世無爭，全然的無辜和無助。反差越大，給人羣造成的心理創傷就越劇烈。

唯有更嚴密自保，才可以修復這樣的衝突和失調。於是，製造慘案的那個兇手，被人們從心理上剔除出這座城市——他不是城市生活的一部分，只是偶然闖入的作案者，出於道德敗壞人性淪喪等原因，他傷害了這座美麗的城市。

一些平常不便言表的主張便順理成章。

我認識的一位上海媒體人發帖説，他贊成管制和封殺此類惡性案件的新聞，對繼續傳播的平台贊成嚴懲，因為“血的教訓告訴我們，這類惡性案件真的會有效仿效應”。

很顯然，他認為管制和封殺此類惡性案件新聞，會讓我們活得更加安全。我衷心祝福他夢想成真，儘管難以苟同。

他的一位同事，另一資深媒體人則認為，當年廢除收容遣送條例“太過簡單草率，應該讓它更加合理化人性化，應該修改城市管理法，應該監控、懲罰垃圾人……”

他是我在朋友圈見到的最早提出這個觀點的人。沒過半天，我看到微博上有更多的人在呼籲恢復那個制度。顯然，他們都認為自己能被遣送制度排除在“垃圾人”之外，又覺得自己能靠行政強力驅離“垃圾人”而更加安全。

除了繼續祝福他們，我還能説些什麼呢？

至此，我已寫了三千多字，但我沒信心説服他們。希望那些還願意聽我説話的人，能看懂我在説什麼。謝謝。

本文作者：孫旭陽

      轉自：騰訊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