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財閥經濟對中國的啓示（二）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太陽照常升起

作者：慕峯                                                                                                      

韓國經濟資源高度集中於少數財閥，三星、現代、SK、LG、韓華和樂天六大財閥2017年營收佔韓國GDP超過60%，產業覆蓋石油、化工、燃氣、制鐵、建設、船舶、汽車、電子、信息通信、半導體、物流、金融、醫藥、時尚產品等各領域，控制了韓國經濟命脈，並對全球經濟有重要影響。這種以財閥為主導的經濟模式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它對韓國政治經濟的影響又是什麼，這是本文主要探討的內容。

一、李承晚、尹潽善執政期（1948-1961）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朝鮮半島獨立，以三八線為界開始南北對峙。1948年8月15日，大韓民國成立，李承晚任首任總統。

在韓國成立之前，三星創始人李秉喆、現代創始人鄭周永和韓華創始人金鐘喜的經營事業已開展十年，LG創始人具仁會於1947年創辦了樂喜化學，樂天創始人辛格浩於1948年在日本創辦了日本製果。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歷時三年，1953年7月27日南北簽署停戰協議。朝鮮戰爭對各財閥創始人的經營事業產生了重要影響，李秉喆、鄭周永和具仁會都離開漢城前往釜山。李秉喆在1951年創辦了三星物產（Samsung Mulsan），1953年又在釜山創辦了第一製糖和第一毛織，第一製糖是韓國首家制造業企業。鄭周永從1950年開始在釜山經營物資運輸，停戰後，基於建設方面的經驗，大量承接駐韓美軍工程和戰後重建工程，完成了洛東江高靈橋修復及漢江第一大橋重建等工作。具仁會在1953年創辦了樂喜工業，主要生產合成樹脂、塑料、牙膏等日用品，又在1958年創辦金星公司，以生產收音機、電扇、電話等電器為主業。金鐘喜在1952年收購了朝鮮火藥共販股份公司，成立了韓國火藥，使韓國在1958年成為亞洲第二個擁有自主生產工業火藥技術的國家。崔鍾建則在水源接收了自己曾經任職的鮮京紡織，從事紡織、化纖工業。

在起步階段，六家財閥創始人的經營事業與戰後經濟恢復緊密相關，為下一階段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李承晚自1948年至1960年擔任韓國前三屆總統，執政期間主要採取兩項經濟政策：一是維持韓元兑美元的高匯率，因當時韓國主要依靠美國援助，高匯率可使美元援助效用最大化；二是禁止與日本貿易，反應了韓國民眾對日本殖民歷史的反抗心理。在這一時期，韓國幾乎沒有出口，工業方面主要是為駐韓美軍提供建設服務，以及進行戰後恢復性建設。在1961年，整個韓國的工業增加值只有4.14億美元。（Perkins，2013）

經濟凋敝伴隨着政治腐敗，在1960年選舉中，由於李承晚的舞弊行為引發民眾反抗，暴發四一九運動，導致李承晚下野並流亡夏威夷，1965年客死美國。1960年，曾任漢城市長、商工部長官的尹潽善當選第四屆總統。但尹潽善領導的民主黨新派與民主黨舊派圍繞總理提名開展激烈競爭，張勉僅以一票優勢當選總理。

2、朴正熙執政期（1963-1979）及第一次經濟危機

1961年5月16日，韓國陸軍少將朴正熙率眾發動兵變，組建革命內閣，1963年當選總統。朴正熙執政長達十八年，這個時期是韓國經濟發展模式成型最為重要的階段，也是所謂“漢江奇蹟”的開創期。在1961年，韓國整體經濟實力與朝鮮相比仍有巨大差距（點擊查看大圖）

因此，全力發展經濟，是韓國當時急需。自新羅統一後，朝鮮半島就有文人治國的傳統，歷經100年左右的高麗武臣統治期是唯一例外。儘管民眾支持，但朴正熙兵變帶來的衝擊，還是令韓國傳統知識分子階層難以接受（趙甲濟，2013）。1961年6月5日，美國總統直屬的韓國問題緊急處理小組提交了關於韓國兵變問題的綜合報告書，該報告分析，“516兵變之所以能夠成功，是因為少數軍人制訂了非常周密的計劃，加上張勉政府未能得到國民對其解決國家問題能力的信任”，並建議“美國政府應當盡力支援和指導，使這股力量轉向社會改革”，進而提出今後應主要靠經濟手段對韓國政府施加影響。（趙甲濟，2013）這份報告直接影響了美國此後對韓國的政策走向。

朴正熙組建的革命內閣，平均年齡比張勉內閣年輕二十歲。當時，韓國軍官約6萬人，其中10%有赴美留學經驗（趙甲濟，2013），比原政府官員視野更廣、能力更強。朴正熙的施政目標，在於通過去除政治積弊，集中發展經濟。從1962年起，韓國開始實施經濟政策“五年計劃”，直到1998年金大中就任總統後不再製訂。

在整個朴正熙執政期，主要有兩項重要的經濟政策，即出口導向和重化工業驅動政策。與之配套的，是直接導致韓國財閥產生的一項重要制度——綜合商社制度。

在1960年代開始實施出口導向政策的原因在於，韓國經濟疲弱、國內市場狹小，李承晚政府嚴重依賴美元援助，如美國撤回駐軍，則韓國經濟難免崩潰。要實現經濟獨立，出口導向是唯一選擇。但由於朝鮮半島礦產資源集中在北部，而土地改革後，傳統用於出口的農產品已只能滿足於國內消費，因此製造業是唯一可以考慮的領域。但韓國缺乏發展製造業的自然資源尤其是能源，寄希望於由私人企業自行發展，幾乎沒有任何可能。

為了發展製造業，朴正熙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政策：一是繼續從張勉政府就已開始的韓元貶值，1955年1美元兑55韓元，到1964年已貶值到1美元兑255韓元（樸昌根，2012），在整個1960-1980年代韓元一直處於低估狀態（但直到1986年韓國才實現貿易順差，因為韓國企業需要花很長時間去了解、適應國際市場需求進而取得國際市場份額）；二是進行產業保護，限制外商直接投資；三是進行利率改革，通過提高實際利率使銀行儲蓄增加；四是對特定行業實施直接補貼（包括出口補貼、鐵路運費折扣、電費折扣等）；五是每月召開例會，由朴正熙、政府官員和企業家共同檢討出口政策成效，在例會上，朴正熙會根據企業家的反饋，直接下令去除政策障礙；六是建立韓國科技研究院，吸引海外韓裔專家回國效力。在這一時期，幾乎所有行業都受惠於韓元貶值，相當多數也受惠於直接的出口補貼。（Perkins，2013）

在此期間，韓國大企業都開始佈局出口。三星建立了紐約辦公室，向尼日利亞出口縫紉製品，向埃塞俄比亞出口軍用織物；現代完成了泰國帕塔尼納拉西瓦高速（Patani Naratiwat Highway）、關島住宅區和越南一個港口的建設；鮮京織物收購了海外通商；樂喜在內羅畢、東京、紐約、新德里、漢堡和法蘭克福先後成立了分支機構；韓華則成立了太平洋貿易公司。此外，受益於1965年韓日官方關係正常化，樂天在1967年進入韓國市場，創建了樂天制果和樂天鋁業。同時，製造業也繼續發展，現代汽車於1967年成立，1968年首款車型Cortina下線（與福特合作），由蔚山工廠量產；金星還生產出韓國首台冰箱、黑白電視、空調、電梯和洗衣機。

由於高利率政策，在1965年前後，即便是韓國政府大力支持的出口商也需要支付高達20%的銀行貸款利率，而此時外國貸款利率僅為12%，且外債實際由韓國央行（之後為韓國外匯銀行）提供實質擔保。同時，由於限制FDI，韓國企業的國外融資主要採取了銀行貸款和供應商信貸的形式。外債和出口金額比率從1965年的6%上升到了1970年的30%。但隨着韓國勞動力成本上升，全球經濟放緩，到1969年已有約30家韓國公司無力償還外債。這是韓國第一次經濟危機。韓國政府不得不與IMF協商制定了經濟調整計劃，包括在1971年將韓元貶值18%、廢止大多數出口補貼及進一步放開利率管制等。由於推遲了國內債務的付息時間，減少了國內債權人的利息，使外債償付得以維持。（Eichengreen、Perkins及申寬浩，2012）

此時適逢美國陷入越戰泥潭，尼克松於1969年7月25日在關島宣佈了新的美國策略，對盟國將僅提供核武器保護傘、物資和空中支援，不再提供地面部隊支援，也即所謂“尼克松主義”。（Perkins，2013）朴正熙政府由此決心實現韓國的重工業自主，進入1970年代後，推出了重化工業驅動政策。1973年1月，朴正熙發表了“重化工業化宣言”，宣佈韓國以在1980年代初達到人均國民收入1,000美元為目標，將加快發展石化、鋼鐵、機械、造船等重化工業。隨後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包括金融上擴大間接融資渠道，設立國民投資基金；税收上將列入重要產業的相關企業實施直接的所得税減免、扣減，對相關設施和原料進口設置減免關税優惠；在工廠用地和人力政策方面予以傾斜。（樸昌根，2012）

在政策的具體執行中，樸氏政府相當積極主動。當樸氏政府認定要發展某一產業時，會主動找來相關企業，要求執行，並給予特殊優惠。例如，朴正熙曾建議現代集團創始人鄭周永承接建造現代化造船廠的任務，以使韓國能自行建造巨型油輪，用於運輸石油，滿足韓國重化工業的能源需求。鄭周永在完成對挪威、日本等先進造船工業國的考察後，認為任務過於艱鉅。此時朴正熙委婉的表示，“好吧，如果你只是想做些簡單的事，我會表示理解”，這意味着現代集團將失去政府的支持。鄭周永最終接受了建造任務，首艘油輪於次年下水。但此時OPEC油價處於高位，正值油輪行業的低谷，沒人願意購買韓國建造的油輪。於是朴正熙令國會通過一項法律，對使用韓製油輪向韓國運輸石油者，給予特殊優惠，而韓國在施行重化工業政策後，已成為主要的石油進口國。這就使現代集團主動買下了自己建造的油輪，並開始航運業務，韓國由此開始逐漸成為全球主要的造船業國家。（Perkins，2013）

韓國能源匱乏，石油幾乎100%依賴進口。在此條件下發展重化工業，難度巨大。在“重化工業化宣言”發表9個月後，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引發全球第一次石油危機。1973年10月17日，OPEC要求以色列從阿拉伯佔領區撤退，決議每月減產5%，阿布扎比和沙特相繼宣佈中斷對美國供油。11月4日，OPEC宣佈減產25%。韓國因與美國的關係，被OPEC列入非友好國家名單。到1974年1月1日，石油價格同比上漲4倍。1974年，朴正熙政府決定讓韓國企業進入中東建設市場，通過賺取石油美元來解決能源問題。在銀行擔保、減免50%企業所得税的政策導向下，韓國企業開始有組織的進入中東建設市場，從1973年開始，到1978年共獲得146.8億美元建設訂單，接下來三年又獲得了266億美元建設訂單。在1978年頂峯時期，韓國建設企業在中東員工人數達到14.2萬。但由於集中進入中東市場，1970年代末，已有58家韓國企業在中東建設市場展開惡性競爭，1980年代開始，韓國企業海外建設經營狀況開始惡化。（趙甲濟，2013）

第一次石油危機後，韓國企業經歷出口危機。1974年10月，三星和大宇提出參照日本建立綜合商社，並向韓國商工部提交韓國綜合商社育成方案。1975年4月30日，韓國政府正式頒佈關於綜合商社的規定，其最低資格標準為：（1）自有資本總額不少於10億韓元（約250萬美元）；（2）年度出口額在5,000萬美元以上；（3）出口產品7項以上，每種產品出口規模50萬美元以上；（4）產品的出口對象國要在10個以上，每一個國家的出口額不低於100萬美元；（5）需有10個以上海外分支機構等（吳勇紅，1997）。1975年5月19日，三星物產登記為第1號綜合商社，5月27日，大宇、雙龍登記。其後曉星物產、半島商事、鮮京、三和、錦湖實業、現代綜合商事和慄山實業均逐一登記。

韓國政府給予綜合商社在進出口貸款方面高度優惠，而在出口導向政策下韓國企業本來就高度依賴國外市場，有資格登記成為綜合商社的又只可能是少數大型企業，因此直接導致大量陷入生存危機的中小企業被少數綜合商社所併購。1970-1975年，現代、大宇和雙龍的增長速度分別達到33%、35%和34%（Meredith Woo-Cumings，Stiglitz，2013）。韓國大型企業由此演變為跨界財閥。1980年，韓國前十大財閥營收的GDP佔比已達48.1%（梅昌婭，2017）。

在1970年代，韓國的產業發展主要有三個突出表現：一是開始集中發展重化工業；二是開始進入中東建設市場，同步開拓海外能源；三是為了運輸建設材料和能源產品，開始大力發展造船業和航運業。以上三點具有非常強的內在邏輯。除此之外，1969年韓國商工部提出了電子工業培養方案，標誌着韓國電子行業的起步。甚至朴正熙的女兒朴槿惠當時也報考了電子工程專業。而綜合商社制度的施行，直接導致大量中小企業被財閥併購，財閥興起，經濟資源趨於集中。此時期各財閥的發展情況如下（點擊查看大圖）：

韓國資源匱乏、市場狹小、戰後經濟疲敝，既與北方對峙，又高度依賴隨時可能減少的美國援助。在強烈危機感之下，為了實現經濟獨立，朴正熙政府強力干預經濟，推行出口導向和重化工業驅動政策，使韓國走上了一條與其自身資源秉賦十分不匹配的經濟發展道路，對韓國後來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產生了決定性影響。樸氏政府的經濟政策需要企業家去執行，為了得到企業家的支持，政策本身就內涵了經濟驅動因素。由於資本匱乏，通過金融壓制和高利率將資源集中於生產企業，創造出高負債率的財閥。這一時期的韓國企業家，也有着非常強烈的進取心和創業精神。可以説，當時韓國的執政利益與財閥利益以及普通國民利益是緊密捆綁在一起的。

樸氏政策促使韓國重化工業及造船、航運業從無到有、快速發展壯大，另方面在石油危機中挺進中東等地能源輸出國市場，保障了韓國能源安全，也使韓國企業開始走向國際化，這些政策為韓國國民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使國民經濟得到快速發展。韓國GDP從1962年的全球第101位躍升至1979年的第49位。根據1978年一份韓國報刊的調查，在政府機構、銀行和企業任職十年以上的韓國白領家庭，100%擁有電視、96%擁有冰箱、64%擁有洗衣機、42.7%擁有鋼琴、2.7%擁有小轎車（Myungji Yang，2018），而在此十七年之前，韓國要比朝鮮還貧弱得多。

但這些政策不可避免的導致經濟資源向少數財閥高度集中，財閥在擴張中承受的高額外債，最終還是由韓國政府予以隱性擔保。1967-1978年韓國的年平均通脹率高達14.2%（Perkins，2013）。在這種發展模式下，韓國政府在國民經濟發展中開始難以擺脱對少數財閥的依賴。

1979年7月6日，朴正熙被韓國中央情報部部長金載圭刺殺身亡。如果閲讀更多資料，可以得知樸氏執政後期韓國政治局勢緊張。樸氏傾力發展經濟，創造了“漢江奇蹟”，多年之後仍然能夠得到相當高的評價，這種記憶甚至影響後人，成為朴槿惠獨特的政治資源。但在全力發展經濟的同時，由於過度依賴軍人，沒有足夠時間和環境去完善法治，導致韓國政府內部與財閥之間關係複雜，利益交換嚴重。此後韓國執政更迭的焦點問題以此為濫觴，影響至今。

​3、全斗煥、盧泰愚執政期（1980-1988、1988-1993）及第二次經濟危機

朴正熙被刺身亡後，崔圭夏短期就任總統。1979年12月12日，韓軍保安司令、陸軍中將全斗煥發動兵變，掌握軍權。全氏動用兵權就任總統，逮捕金泳三、金大中等人士，遭到韓國民眾反對，1980年5月18日光州事變爆發。全氏執政伊始，韓國爆發第二次經濟危機。

韓國第二次經濟危機與1970年代的重化工業政策密切相關。韓國財閥在資本密集、投資規模巨大的重化工業時期，為了保持自身對企業的控制權，同時由於限制FDI的政策，偏好債務型融資而非股權融資。1980年代，韓國間接融資比例高達79%（樸英哲、Huge Patrick，2013）。這導致韓國製造業的債務權益比（也就是槓桿率）激增，從1974年的300%持續上升到1980年的近400%。1979年韓國外債佔GDP比例上升至33%。在第一次石油危機之後，外國債權人擔憂韓國國際收支情況，開始縮短貸款期限，短期貸款到1980年上升到15%。1980年因美國經濟衰退引發全球衰退，以國際市場為依賴的韓國爆發第二次經濟危機。韓國政府被迫再次與IMF達成協議，實施韓元貶值和財政緊縮政策。為了擺脱困境，全斗煥政府還強勢削減勞動力成本，以在維持高額投資的同時降低經常賬户赤字和減少外債。（Eichengreen、Perkins及申寬浩，2012）消費物價指數從1970年代的16.2%下降到1982-1987年間的年均3.5%，在抑制通脹方面取得成功。全氏政府減少對財閥補貼的嘗試遭受失敗，因為在重化工業政策期間，政府已對財閥許以承諾，在遭受困難時將施以援手。（Perkins，2013）

1988年，迫於國內壓力，全斗煥宣佈不再參加競選，其助手盧泰愚當選總統。1990年，盧泰愚啓用金鐘仁擔任總統經濟首席，着手處理財閥膨脹問題。1990年5月8日，盧氏政府發表針對十大財閥的對策，引發反彈。1991年現代集團抵制補繳税款，遭受輿論壓力。1992年1月8日，現代集團創始人鄭周永舉行記者招待會，向媒體通告，自朴正熙時代開始，每年須向當局繳納數十億韓元政治資金，舉國譁然。兩天後，鄭周永宣佈成立韓國國民黨、參加韓國大選。鄭氏建黨遭到輿論“金權政治”、“財閥政黨”的質疑。在1992年3月國會選舉中，國民黨獲得31席，在12月總統大選中，鄭周永失敗，金泳三當選總統。（梅昌婭，2017）鄭周永是韓國第一個參選總統的財閥。在鄭周永參選總統之際，他應未曾想到他的下屬，時任現代建築會長的李明博，將在十六年後，實現他的總統夢。

全斗煥和盧泰愚執政期間，韓國財閥在重化工業、造船業等領域繼續開拓全球市場。韓國人均GDP從1980年的1,674美元增加至1989年的5,438美元，1992年居民可支配收入為1963年的9倍。中產階級生活方式普及，根據1987年的一項調查，韓國中產階級家庭中，超過90%擁有冰箱、彩電、電話和相機，超過一半擁有鋼琴，42%擁有小轎車（Myungji Yang，2018）。

財閥雖然規模擴張迅速，但財務狀況並不理想。李健熙直言：“1986年的三星是一家垮台的企業”（宋在鎔、李京默，2013）。此期間，部分財閥着手產業調整，開始將視野聚焦於具有高附加值的高新技術產業。此時期各財閥的發展情況如下（點擊查看大圖）：

韓國雖然再次渡過危機，但高度依賴債務發展問題並未得到根本解決。為了維持外債融資，開始擠壓勞工利益。這一階段，在重化工業領域的持續發展和國際化，使中產階層大量出現；但另方面，勞工問題開始突出，不斷爆發勞資衝突。盧武鉉和文在寅就是在此期間擔任勞工律師，逐漸走上韓國政治舞台的。w全盧執政期開始，韓國執政階層利益開始與財閥利益捆綁，逐漸與民眾利益形成對立，為此後韓國經濟社會發展諸多根本性問題埋下伏筆，“青瓦台魔咒”不斷。

韓華創始人金鐘喜、三星創始人李秉喆分別於1981年和1987年去世，金升淵和李健熙接任會長。韓國財閥開始步入“二代”。

3、金泳三執政期（1993-1998）及第三次經濟危機

金泳三於1992年12月當選韓國總統，是自朴正熙以來首位非軍人出身的總統。金泳三以民主化人士身份當選總統，施政目標在於清除腐敗、促進廉政、發展經濟。金泳三下令徹查全斗煥、盧泰愚執政期間的秘密政治資金問題，全、盧二人分別被判處終身監禁和有期徒刑17年，後由金大中於1997年特赦。

金泳三將經濟全球化擺在其經濟政策的最優先位置，通過實施金融去監管和市場開放來放鬆和逐步停止對資本賬户下交易的管制（樸英哲、Huge Patrick，2013）。受惠於前三十年的經濟發展，1996年韓國成為OECD第29個成員國。加入OECD，韓國需要去除貿易和投資壁壘。儘管相關限制看似被去除，但實際執行中仍有非常多的障礙（Perkins，2013）。在此期間，財閥的高負債運營模式並未得到改變，1990年代韓國的間接融資比例仍然高達54%（樸英哲、Huge Patrick，2013）。從產業佈局來看，與前一時期相比，部分財閥開始在高新技術領域蓄力。（點擊查看大圖）

長期負債模式下，到1996年，韓國成為東亞利潤率最低、資本投資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這意味着為了彌補非常有限的留存收益，必須有鉅額的外部融資。1988-1996年期間，韓國公司的負債水平實際是世界最高的，達到348%。Meredith Woo Cumings認為，韓國1997年面臨的情況與1979年有相似性：資產收益率較低、銷售增長下降、生產能力過剩、價格競爭殘酷、負債多（Meredith Woo Cumings，Stiglitz，2013）。1997年，位列韓國前三十的財閥，其債務權益比已達到518%的驚人程度，其中有5家甚至超過了1000%。1990年代中期，韓國勞動力成本提升、經濟增長放緩疊加來自中國的競爭壓力，為了維持高投資率，外債增長迅速。不平衡的資本賬户自由化導致韓國企業偏好短期債務，短期外債增長到超過外匯儲備300%的水平。（Eichengreen、Perkins及申寬浩，2012）

1997年，泰國、印尼、馬來西亞相繼爆發經濟危機。韓國採取加息捍衞韓元。由於亞洲經濟局勢惡化，外國銀行開始收緊放貸，逐漸不再向韓國企業續展短期貸款。韓國的銀行-財閥體系開始崩潰。（Perkins，2013）利率和貨幣衝擊使49%的韓國企業出現流動性困難（Meredith Woo-Cumings，Stiglitz，2013）。從韓寶鋼鐵破產開始，1997年亞洲經濟危機席捲韓國，三美、真露、大農、起亞等財閥相繼宣告破產。到1997年底，破產企業總數高達3萬。危機的頂峯，第二大財閥、作為韓國象徵之一的大宇集團也走上破產之路。韓國政府被迫向IMF再次救援，這是二十年來首次由OECD國家向IMF請求援助，對韓國的自尊心造成極大打擊。期間，爆出政府金融監管機構和銀行高層因收受賄賂而未對貸款進行嚴格審查，金泳三之子金賢哲收受鬥陽集團等企業政治獻金的事件也浮出水面。財閥與執政者的瓜葛並未因自詡為“民主化人士”的當選而停歇，金泳三民望跌至谷底。

4、金大中執政期（1998-2003）

1997年12月，金大中當選總統。金大中是自朴正熙之後對韓國經濟社會發展影響最大的總統。金大中對韓國政府與財閥之間的關係十分了解。自朴正熙時代以來，韓國政府已逐漸形成對財閥的依賴，沒有財閥的支持，任何經濟政策都難以施展。1997年亞洲經濟危機使韓國財閥處於最虛弱的狀態，令金大中有機會對整個韓國經濟進行1960年代以來第一次真正的改革。

根據韓國前國家銀行行長樸升的披露，1998年6月，韓國不良債權上漲到136兆韓元，超過貸款總額的20%，不良債權總額中的60-70%處於韓國銀行界，而韓國銀行全部實繳資金總額還不到15兆韓元。（樸升，復旦大學韓國研究中心，2012）。經評估後，5家銀行無法償付債務，被其他銀行合併。接下來的兩年，另有6家銀行被收購。非銀行金融機構方面，超過一半的互助儲蓄銀行和財務公司，以及25家租賃公司中的10家最終倒閉（樸英哲、Huge Patrick，2013）。

金大中改革的措施包括：禁止財閥附屬公司之間相互提供貸款擔保，提高管理層透明度，降低公司債務權益比至250%以下等。由於財閥大量負債，因此財閥改革必然要與金融監管改革同步。1997年修訂了《韓國銀行法》，經由立法設立了“金融監管委員會”（Financial Supervisory Commission, FSC），下設執行機構“金融監管局”（Financial Supervisory Service, FSS）。FSS合併了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和非銀行金融業的所有監管職能，直接向韓國總理辦公室彙報工作。（樸英哲、Huge Patrick，2013）

FSC採取了漸進的改革方法。對於排名第6至64的中型財閥，制定自願解決方案，以重組方式解決債務問題，避免因大量破產導致社會動盪。與之配套的是FDI自由化，通過了《公司重組條例》，由6家大銀行負責，以延期償付、債轉股、降低利率、放棄債務、出售非核心業務等方式推進財閥重組。對於最大的5家財閥，金大中政府施以關鍵政策，要求主要財閥互換子公司。其目的在於減少重複投資、削減過剩產能，使每家財閥在其核心競爭力領域更為強大，着眼於造就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例如：要求大宇將電子企業交予三星，而三星將汽車企業交予大宇（大宇汽車交易因大宇破產而受阻）；要求現代與LG的存儲芯片公司進行合併等。儘管財閥對部分政策予以反抗，但囿於經濟危機，金大中政府以信貸威脅，最終重組得以推進。前5家大財閥的債務權益比下降至200%以下。（Meredith Woo-Cumings，Stiglitz，2013）

金大中改革使韓國國民經濟和財閥獲得了重生。通過金融改革，金融不良債權從136兆韓元下降到2001年底的約19兆韓元，1997年末降到39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也增加至1,080億美元。2002年開始，韓國經濟擺脱危機，開始強勁復甦，GDP從1998年的-6.75%，增長到1999年的10.9%，2000年保持在9.39%（樸升，復旦大學韓國研究中心，2012）。在金大中執政期內，三星電子在TFT-LCD、閃存設備及PDP工業領域的市場佔有率位居全球第一，半導體市場佔有率位居全球第二，研發出全球首款全綵AMOLED。現代汽車吸並了起亞汽車，成為全球主要的汽車企業。LG在LCD屏研發和製造領域，位居全球前列。此階段六大財閥的產業發展情況如下（點擊查看大圖）：

從另方面看，金大中改革也付出了巨大的社會代價。重組導致了勞工大量失業，僅前5大財閥就解僱了約10%的員工（Meredith Woo-Cumings，Stiglitz，2013），排名第二的大宇集團破產。金融改革後，銀行數量從33家減少到20家，銀行員工人數總計減少40%（樸升，復旦大學韓國研究中心，2012），金融失業人口達到6.85萬（Myungji Yang，2018）。韓國總失業人口從1997年12月的65.8萬人，上升至1998年12月的170萬人，1999年較1996年新增貧困人口將近300萬。（Myungji Yang，2018）由於接受IMF援助，整個改革方案是在IMF指導下做出，韓國民眾對於損及普通民眾利益去拯救財閥的重組方案產生極大反感，社會輿論將此次危機稱為“IMF危機”。改革之後，大多數企業開始削減長期職位，替之以短期僱傭，企業只承擔少量薪酬（同樣的工作，非正式僱工平均只能獲得正式僱工51.3%的時薪），提供很低社會保障，幾乎沒有福利。包括短期、兼職和計件工在內的非正式僱工，在21世紀之初佔到韓國用工總量的一半，在服務業則佔到60%-90%，為OECD國家之最。可以比較的是，英國和美國同期非正式僱工比例只有28.4%和16.1%。（Myungji Yang，2018）在金融機構和財閥獲得新生的同時，韓國普通民眾的生活水平明顯下降。

金大中個人對韓國貢獻甚巨，但仍受家庭成員貪腐之累。在金大中卸任前，2001年其長子金弘壹爆出經濟醜聞，2002年11月其三子金弘傑因受賄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年、緩期三年執行，2003年2月其次子金弘業因受賄和逃税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年。金大中為此多次向國民致歉。

5、盧武鉉執政期（2003-2008）

2002年12月，以勞工律師身份出道從政、代表韓國社會中下層的盧武鉉，以微弱優勢當選總統。盧氏執政期間，掀起第四波金融自由化浪潮，旨在將漢城建設成為國際金融中心。這需要資本賬户交易的完全自由化、韓元可自由兑換及國際化，以及允許以韓元進行離岸交易。韓國並不具備實現上述目標的客觀條件，政策難以推進。針對漸增的貨幣升值壓力，盧氏政府決策放鬆對資本外流的管制。一系列措施誘發了大規模的短期外債增長（樸英哲、Huge Patrick，2013），短期外債規模佔到GDP的20%。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10月雷曼兄弟公司倒閉後，資金大規模流向低風險、高流動性資產，去槓桿催發境外資金低價拋售韓國資產，韓國股市和匯率暴跌。韓元從2008年7月的1美元兑換不到1,000韓元暴跌到11月的1美元兑換不超過1,500韓元。IMF危機以來的韓國金融自由化，使外國投資者尤其是美國對沖基金持有韓國股市總市值的約50%，而盧氏改革又為資本外流打開方便之門，在全球金融市場失控時，韓國門户大開。

經歷金大中改革之後，財閥集中優勢發展，到盧氏執政期間，在多個行業都開始居於全球領先地位。電子產業及半導體方面：三星研發出全球最大80英寸、102英寸FHD PDP、全球最大17英寸AMOLED、40nm 32G NAND閃存、50nm 1G DRAM、全球最早實現AMOLED量產；LG研發出全球最大尺寸20.1英寸LTPS AMOLED、全球最薄2.4英寸手機用屏、全球首款14.1英寸彩色柔性電子紙及全球首款100英寸FHD屏。造船業方面：三星建造出全球首艘極地鑽探船、全球首艘北極穿梭油輪、全球最大的26.6萬平方米LNG輪；現代完成全球最大螺旋槳推進器（直徑9.1米）建造，製造出全球最大動力的船用發電機，建成全球最大的LNG運輸船，建造全球最大電子制御式大型發動機（10.9千萬馬力）。此期間六大財閥發展情況如下（點擊查看大圖）：

盧武鉉以勞工律師出身，以微弱優勢獲選總統，並無足夠的政治經驗和資源，在經濟政策方面乏善可陳。盧氏以代表社會中下層為其政治依憑，但家屬和核心下屬在執政期均捲入與企業相關的貪腐案件，後遭檢方調查，盧氏在卸任後也多次接受調查。2009年5月23日，盧武鉉選擇跳崖自殺，悲情謝幕。

5、李明博執政期（2008-2013）

2007年12月，李明博當選韓國總統。李明博曾在現代集團旗下現代建設任職27年，並曾擔任過漢城特別市市長。在競選時，李明博提出“747”的口號，即實現經濟增長率保七、人均國民收入達到4萬美元、經濟規模位居全球第七，從這一口號及當選結果，可以看到韓國民眾對於經濟現狀的不滿和對發展的期盼。然而2008年金融危機襲來，韓國再次進入被動調整階段。

李明博執政期，試圖通過積極減税、放寬限制去培養新的增長動力。但韓國民眾和輿論對此的理解是，“削減企業所得税是對大企業集團給予優惠”（韓國《朝鮮日報》2011年9月9日），李明博本人又是長期供職現代集團的高管，疊加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最終減税政策無法推行。金融危機傳導至韓國後，2008年11月的韓國股市比一年前下跌了60%以上，韓元半年內貶值超過40%。現代重工集團宣佈2008年1-10月訂單量減少50%，8月份韓國汽車對美出口創5年最低。韓國央行在10月13日與美聯儲簽署了300億美元的貨幣互換協議，10月20日開始總額達1,300億美元的金融救援計劃，併為2009年6月30日前到期或新借的本地銀行外債提供總額為1,000億美元的3年期付款擔保，同時動用外匯儲備，通過外匯市場向韓國的銀行和企業提供300億美元資金，增加市場外匯供應。此外還出台了降息、增加財政預算開支、為非首都區新房提供消費税優惠等經濟刺激政策。

此期間，韓國對外淨債務幾乎為0，外匯儲備接近短期債務總額的一半，且企業槓桿率已經從金大中時代的250%下降到50%，總體而言，所受衝擊要弱於1997年（Eichengreen、Perkins及申寬浩，2012）。

金融危機期間，部分財閥主動調整結構、逆勢擴張，使韓國企業在電子產業和半導體領域繼續擴大領先地位。三星研發出全球首個40nm DRAM、在中國蘇州建立7.5代 LCD工廠、大規模生產20nm 4G超高速移動DRAM，同時收購了醫療設備公司Medison和德國OLED材料企業NOVALED等。LG研發出全球最大的19英寸柔性電子紙、全球首款55英寸電視用OLED面板、全球首個6英寸UV LED晶圓、全球首款105英寸曲面UHD電視面板，並實現FRR 3D液晶屏、6英寸LED晶圓和6英寸可彎曲OLED的全球首次量產。SK則在2012年收購海力士，一舉切入半導體存儲產業，實現了與SKC、SK材料等上游材料部門的協同。此期間六大財閥的發展情況如下（點擊查看大圖）：

當人們一度認為李明博逃脱了“青瓦台魔咒”時，2018年3月22日，韓國首爾中央法院簽發了對李明博的逮捕令。韓國檢方認為，李明博涉嫌從三星電子收受DAS公司在美國的訴訟費68億韓元、從前友利銀行金融控股會長李八成等人收受賄賂，涉賄規模達111億韓元（約合人民幣6510萬元），並涉及DAS公司設立的約350億韓元（約合2.05億人民幣）秘密基金問題。李明博案仍在審理。

5、朴槿惠執政期（2013-2017）

2012年12月，朴槿惠當選總統。朴槿惠系朴正熙的長女，她的當選，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韓國民眾對已成過往的“漢江奇蹟”的再度期盼。

朴槿惠在經濟政策方面提出了經濟改革三年規劃，包括去除積弊、穩固經濟基礎，發展以增加就業為中心的“創造型經濟”，以及刺激內需、均衡內需與出口。在朴正熙時代，韓國政府商工部提出電子工業培養方案，朴槿惠恰逢其時的選擇了西江大學電子工程專業，可以説對電子行業的發展十分了解。而進入2010年代後，三星、LG、SK在電子、半導體和顯示面板等信息科技領域的領先地位，以及信息科技時代的深入，自然使朴槿惠將所謂“創造型經濟”納為自己的施政主要目標。此階段部分財閥之間進行了重要產業重組，三星集團將化學、軍工防務和航天板塊（包括旗下三星綜合化學、三星道達爾、三星Techwin和三星Thales）整體出售於韓華集團，這一重組使三星將優勢進一步集中於半導體等高科技領域，而韓華集團在軍工防務和化學材料領域的優勢也得以擴大。此期間六大財閥的產業發展情況如下（點擊查看大圖）：

朴槿惠最終未能逃脱“青瓦台魔咒”。2017年2月28日，負責調查朴槿惠“親信干政”事件的特別檢察組認定，樸氏與其密友崔順實，從三星電子副會長李在鎔處收受賄賂。同一天，備受質疑的三星集團未來戰略室（前身為三星集團結構調整本部）宣告解散。除李在鎔外，特檢組還調查了現代汽車集團會長鄭夢九、韓華集團會長金昇淵、SK高管金昌根和樂天集團會長辛東彬，作為證人傳喚了SK會長崔泰源、LG會長具本茂、韓進集團會長趙亮鎬等。2017年3月10日，韓國憲法法院通過了對朴槿惠的彈劾案，樸氏成為韓國曆史上第一位被成功彈劾的總統。檢方隨即以受賄罪和濫用職權罪對其提起公訴。

很難説，到底是韓國執政者在為國民經濟施策，還是韓國的財閥經濟模式在選擇和摒棄韓國總統。基於本篇梳理的歷史，在下一篇，我們將集中討論為何韓國屢現“青瓦台魔咒”，而財閥卻可以“長盛不衰”，以及韓國財閥經濟模式對中國會帶來哪些啓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