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拾“入世”的決斷勇氣_風聞

6月28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中國與世界貿易組織》白皮書（下文簡稱“《白皮書》”），併為此專門召開新聞發佈會，商務部副部長兼國際貿易談判副代表王受文出席。中美史詩級貿易戰雙方實際出手之日逼近，中國應戰任何外部衝擊的根本都在於辦好自己事情，閲讀《白皮書》全文，撫今思昔，最令我感慨的是什麼？

不是國內外某些輿論熱衷的“中國是否遵守了入世承諾”的爭論，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議定書》第十八條“過渡性審議機制”對此明確規定，中國入世後8年內，世貿組織總理事會等機構每年審議中國實施《WTO協定》和履行該議定書承諾的情況，中國入世第10年進行最終審議。既然世貿組織的專業機構、專業人士延續10年之久的審議都認可了中國履行入世承諾的情況，既然美國等西方國家本來就對世貿組織影響力最大，非專業人士還要煞有介事指責中國“沒有履行入世承諾”，不是無知，就是惡意。

不是中國入世如何帶動了貿易伙伴經濟貿易的發展，因為這本來就顯而易見：2001年，中國貨物貿易進口2436億美元，佔全球進口總額的3.80%；到2017年，中國貨物貿易進口已經增長至18419億美元，佔全球進口總額的10.26%（聯合國貿發會議統計數據）。正是憑藉“入世”以來的進口快速增長，中國經濟才從入世前1997—1998年東亞金融危機期間的“東亞經濟穩定器”躍居次貸危機-美歐主權債務危機以來的“世界經濟穩定器”，用自己強大的進口、投資需求帶動多個國家和地區較快走出了蕭條，就連德國這樣的歐洲經濟火車頭，2009年下半年以降奇蹟般的經濟復甦也被不少輿論稱作是“中國製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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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我感慨的，還是入世之後中國貿易、經濟的快速成長證實了當初“入世”決斷的正確，近兩年形勢發展進一步證實，中國入世的最大價值在於抓住了在相當一段時期內不可復現的發展時間窗口；當下正值主動大幅度擴大開放、“第二次革命”再出發之際，希望我們能重拾“入世”的決斷勇氣。

畢竟，中國政府的一切決策首先必須向中國人民負責，中國政府的決策歸根結底必須維護和增進中國的利益，只有在此基礎之上才能談及國際貢獻、國際責任；中國深知不可能完全依靠本國資源持續推進工業化，也願意通過進口、對外直接投資等方式讓貿易伙伴贏得機會分享繁榮，但中國首先辦好自己的事情就是對全世界的最大貢獻，也只有保證本國經濟穩定可持續發展，才能不斷向貿易伙伴提供發展機會，我們也要求自己的善意能夠換來其它國家投桃報李，對中國人員、商品和資本給予更公正的待遇。

中國“入世”決斷的正確性首先體現在入市後中國外貿規模和全球地位急劇提升。2001年，中國貨物貿易出口總值2661億美元，佔當年全球貨物貿易出口總值的4.3%，全球排名第六，落後於美國（7308億美元，11.9%）、德國（5708億美元，9.3%）、日本（4035億美元，6.6%）、法國（3218億美元，5.2%）和英國（2731億美元，4.4%）；[①]“入世”開啓了中國出口加速趕超西方主要經濟體的進程：

2004年，中國貨物貿易出口趕超日本；

2007年，中國貨物貿易出口趕超美國；

2009年，中國貨物貿易出口趕超德國而登頂全球；

到2015年，中國貨物貿易出口總值已經上升至22735億美元，比2001年高754%，佔當年全球貨物貿易出口總值的13.76%，比排名第二的美國（15026億美元，9.10%）高出51%之多。[②]倘若沒有入世，中國貨物貿易出口絕無可能實現如此大幅度增長。2016、2017年，全球經濟貿易走勢與行情變動導致中國出口佔全球出口總額比重略有下降，2017年為12.76%，但仍然大幅度領先於其它各國。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仍將長期保持世界最大貨物貿易出口國地位。

從更長時間跨度上考察，我們可以更清楚地認識到入世後中國外貿增長的成就何其顯赫，因為2015年以來中國在全球貨物貿易出口市場所佔份額基本上相當於二戰後、1950年代後期至1960年代美國達到的高峯，換言之，基本上接近美國在其實力鼎盛時期的和平年代所能佔有的最高份額。

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通過入世打開了廣闊的外部市場，中國製造業和經濟規模在入世後實現了快速增長。2001年，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主營業務收入84152億元，2017年上升至1164624億元億元；[③]在此期間，中國GDP規模從110270億元上升至827122億元。

資料來源：世貿組織：《2016年世界貿易統計評論》，第22頁。（WTO，World Trade Statistical Review2016，p.22。）

中國製造業、外貿和整個國民經濟為什麼能夠在入世之後這10餘年實現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和如此大幅度增長？關鍵在於從1990年代至本世紀前10年是全球經濟貿易高增長時期，本世紀前10年更是全球貿易增長尤其強勁、普遍的有利時間窗口（參見表1）；作為一個後發國家，中國在入世之時已經從工業基礎、人力資源、基礎設施、經濟結構、政府管理等方面做好了準備，其它被視為可以與中國競爭、有望趕超中國的其它後發國家則未能做好準備，因此是中國抓住並充分利用了本世紀初近十年的有利時間窗口。

現在，中國的一部分傳統優勢因素已經消減：人口老齡化壓力開始浮現，土地、勞動力等項成本大幅度上升，……，印度、越南等指望趕超中國的後發國家在人口年齡結構方面開始具備相對於中國的優勢，但在2016年11月16日《21世紀經濟報道》刊發的《中國抓住了不可再現的發展時間窗口》一文中，我判斷，全球貿易和經濟快速增長的時間窗口自2015年以來開始關閉，2016年美國大選結果加快了這一進程。從那時起到在未來相當一段時間（也許會有10年甚至更久）裏，難以開啓新的全球貿易和經濟快速增長時間窗口，後發國家試圖在這段時間裏重演中國增長的成功，概率不高；如果中國當年錯過了本世紀初近10年有利時間窗口而未能成功入世，拖到現在才得以入世，也不太可能實現前15年那樣的增長成就。目睹一年半以來的事態發展，我更加堅定了上述判斷。

為什麼本世紀初近十年能夠成為全球貿易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有利時間窗口？從經濟長週期的層次上看，這是經濟長週期的繁榮期；從具體因素來看，多項因素共同促成了這個經濟貿易的繁榮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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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等領域的技術創新集中湧現並迅速推廣到了全世界；

市場經濟體制覆蓋了全球所有經濟體，而且轉軌經濟體度過了轉軌最初近10年的衝擊而全面走上經濟復甦增長的軌道；

世貿組織的多邊貿易體系及其規則穩定運行；

西方主要中央銀行、特別是美聯儲寬鬆的貨幣政策通過多條渠道為其它經濟體直接間接創造了充裕的流動性，足以支持其經濟和貿易增長。這種貨幣政策對於出口導向型經濟體的外向經濟部門有着格外重要的意義，因為這種貨幣政策與主要進口市場的市場開放相結合，使得全球外匯儲備快速增長，外匯佔款成為出口導向型經濟體的基礎貨幣投放主渠道，一方面幫助它們突破了長期制約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與宏觀穩定性的外匯缺口，另一方面也使得它們的外向經濟部門享有相對於內向經濟部門的先天的流動性優勢，從而進一步加快了其外貿增長。

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作為全球最大進口市場實施了高度的市場開放政策，為其它經濟體實施出口拉動增長模式創造了條件；

然而，上述條件自2015年以來正在走向消失。從經濟長週期的層次看，以次貸危機為標誌，全球經濟步入經濟長週期的蕭條時期，重新走進經濟長週期的繁榮時期恐怕要經過相當一段時間。從具體因素來看，本世紀初的上述有利因素要麼消失，要麼開始逆轉：

暫時還看不到新的能夠有力帶動經濟全局強勁增長的技術革命。

市場經濟體系外圍擴張的刺激作用消失。

西方主要中央銀行、特別是美聯儲的寬鬆貨幣政策已經轉向重新收緊，而且這個收緊的階段啓動之後必將延續相當一段時間。

貿易保護主義、反全球化潮流上升。特別是隨着特朗普上台，全球貿易體系已經進入亂雲飛渡的動盪時期。而且，即使不考慮近二三十年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政治和社會方面的爭議，僅僅從經濟角度出發，即使2016年美國大選最終結果是希拉里擊敗了特朗普，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的市場高度開放政策和進口能力也難以長期延續。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現行“美元本位”國際貨幣體系仍然不能徹底擺脱“特里芬兩難”的約束：美國通過大規模經常項目收支逆差形式向外部市場投放美元，滿足國際經貿和外部市場對流動性的需求，久而久之，最終必然損害市場參與者對美元的信心，這種貿易拉動的增長模式動力也就要衰減了。

特朗普就任伊始便將奧巴馬啓動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Agreement，TPP）徹底束之高閣，此後又秉承“藍水”外交策略不斷“退羣”，這被視為特朗普的“保護主義罪狀”之一，問題是TPP本身也無助於美國和現行“美元本位”國際貨幣體系擺脱“特里芬兩難”的陰影。奧巴馬力推TPP，重要目的之一是排擠中國參與制定規則過程、排擠中國在國際市場份額，以此確保美國對貿易規則的影響力。

可他追求這一目標的途徑是給予越南等中國傳統出口製造業的競爭對手更多便利進入美國市場，以此扶植他們壯大，排擠“中國製造”市場份額；這一策略結果必然是更加擴大美國貿易赤字，實質上是更大程度地犧牲美國的長期宏觀經濟穩定性、美元穩定性來讓兩個對手相爭，與日俄戰爭時清朝的“中立”立場頗有相似之處。當初美國推行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也是企圖用這一思路排擠日本，但結果並不是非常符合山姆大叔的期望。

通過及時入世，中國成功抓住了在相當一段時期內不可復現的發展時間窗口；在特朗普的領導下，美國經濟政策正在趨向內向，這對於中國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的競爭地位、對於企圖趕超中國的後發國家意味着什麼呢？這意味着中國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的競爭地位未必會受損，而後發國家複製中國出口導向增長模式以趕超中國的希望大大降低。

印度、越南堪稱最熱烈希望複製中國出口導向增長模式以趕超中國的後發國家，問題是1953年新中國完成經濟恢復工作之後，印度很快就喪失了在國際市場份額上相對於中國的原有優勢，從1948年的2.21%（印度）對0.89%（中國）變為1.36%（印度）對1.26%（中國），1955年中國貨物貿易出口便超越印度，此後差距一路拉大，也未能及時抓住本世紀初的外部市場有利時間窗口，2001年為0.70%（印度）對4.30%（中國），2017年為1.68%（印度）對12.76%（中國）。時至今日，外部市場環境正在發生如此重大變化，印度還有希望複製當年的中國路徑消除這樣的差距嗎？更可行的路徑已經不是複製中國路徑與中國零和博弈，而是與中國擴大互利合作。

近20年後回顧，中國“入世”是抓住了不可再現的時間窗口；但在當時，國內對此爭議巨大。特別是《中國入世議定書》中第十五條（確定補貼和傾銷時的價格可比性）、第十六條（特定產品過渡性保障機制）、第十七條（WTO成員的保留）等條款，本質上可説是不平等條款，因為這些條款准許其它世貿組織成員方在中國入世後15年內不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12年內可對中國特定產品實施過渡性保障機制，令不少中國企業在國際貿易摩擦中倍感“人為刀俎我為魚肉”。

但承擔這幾項不利條款的代價，抓住不可再現的時間窗口，換來經濟增長和在全球經濟貿易體系中“江湖地位”突飛猛進，以至於特朗普治下的美國要大呼小叫指責我們“經濟侵略”，孰重孰輕，不言而喻。而當時中國決策者在此問題上的決斷和勇氣，近20年後回顧，越發令人欽敬。

今天，中國再次走到“以開放促改革”的路口。隨着中國國內產業發展日益成熟，隨着中國以遠超世人預期的出色成績克服一個又一個掣肘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與宏觀經濟穩定的“缺口”，客觀上需要不斷與時俱進，擴大對外開放，通過更大規模利用國際市場的投入品來保持國內製造業和其它產業的成本競爭力，通過分享中國成長的機會來引導外部貿易伙伴與中國市場、中國規則接軌，通過引進競爭壓力的“鮎魚效應”強化國內市場競爭，保持國內產業的活力。

在更高層次上，我們還需要通過“以開放促改革”，打破長期和平繁榮不可避免會孳生出的一系列壟斷性分利集團，並有效遏制其復發，防止其孳生、膨脹而導致整個國民經濟效率日益降低，防止其坐大而擠壓整個社會通過自我奮鬥向上流動的空間，導致整個社會的日益僵化，甚至危及社會政治穩定。在這樣的歷史關頭，讓我們重拾“入世”的決斷勇氣，在“第二次革命”40週年之際再出發，永葆國家自我發展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