躊躇的霸權：美國獲得世界領導地位的曲折歷程_風聞

有觀點稱：特朗普正在弱化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其實，在一戰後的半個世紀裏，美國就曾經兩次拒絕成為“世界領袖”，這其中的緣由，或許能給中國帶來某些啓示。

在2010年的國情諮文中，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聲稱美國不能放棄世界領導地位。然而，在80年前，美國對這一領導地位並不豔羨，儘管它完全有謀取這一地位的實力。美國甚至不顧英國的“禪讓”和其他大國的推舉，在一戰後和30年代經濟危機中兩次拒絕接過領導世界的“權杖”，直到二戰後期美國朝野才決心擔負起領導世界的重任，成為“世界領袖”。

從19世紀90年代成為世界最強大經濟體到二戰結束時美國決心接替英國領導世界，美國走過了漫長的半個世紀，在這一過程中美國經歷了猶豫與彷徨，對扮演世界領袖角色充滿疑慮。

這一史實雖然與二戰後美國人領導世界捨我其誰的態度大相徑庭，也與我們通常的印象相反，但確實是歷史上真實發生過的。本文在追溯這一歷程基礎上，闡述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拒絕領導世界的原因，併兼論美國經驗帶來的啓示。

19世紀末美國作為世界大國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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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1776年7月4日英屬十三個殖民地聯合一致宣佈脱離大英帝國而獨立的時候，美國不過是由十三個獨立小邦組成的鬆散聯合體。1789年聯邦政府成立時，美國還是一個處於世界邊緣、對國際局勢沒有什麼影響的弱小農業國。其人口只有400萬，領土面積90萬平方英里；而且剛剛開始“共和試驗”，這一試驗能否成功，美國的建國者們並沒有十足的把握。到1890年，美國人口增至6300萬，領土面積360萬平方英里；美國已經完成工業化，其GDP總量遠遠超出英國，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到1905年，美國人均收入也超出英國，並把德國和法國遠遠甩在後面。而到1918年，也就是一戰結束之年，美國的GDP總量比英、徳、法三國的總和還要多。

美國巨大的經濟實力對整個世界構成衝擊。英國著名記者威廉·斯泰德（William T.Stead）在20世紀初敏鋭地感受到美國的影響力。他在1902年出版的《世界的美國化》一書中認為美國“正以自己的形象塑造世界”。

斯泰德還對美國經濟和文化的巨大影響進行了展望，預言“美國化”（Americanization)是“20世紀的潮流”，並宣稱美國的實力和繁榮程度已經足以使它“有權要求獲得英語國家的領導地位”。在那個時代，“英語國家的領導地位”其實就是世界的領導地位。

經濟實力的增加給美國人以極大的自信，一些人士相信美國的“共和試驗”已經成功，並開始思考美國的新角色。卸任不久的前國務卿理查德·奧尼爾（RichardOlney）於1898年3月2日在哈佛大學發表演講，主張美國應該拋棄華盛頓關於不捲入歐洲事務的孤立主義原則，扮演與大國地位相稱的國際角色。他認為華盛頓提出孤立政策是因為美國當時“年輕而弱小”，需要利用自己“遙遠而隔離的地理位置”避免捲入歐洲的衝突之中，以便為自己“贏得時間”，來“建立和完善自己的制度，毫無干擾地積累足以讓美國能掌握自己命運的實力”。而現在，“美國已經贏得了時間……它不再虛弱無力,也不再缺少掌握自己命運的能力”，因此，華盛頓告別演説的準則“不再適用於目前的形勢”，美國不能繼續奉行孤立的原則，滿足於充當“榜樣”，“不光彩地”“逃避大國應該承擔的和崇高地位賦予（美國）的責任”。

時任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的伍德羅·威爾遜也認為，美國的實力已經使其有能力參與國際事務，不能繼續與世界事務“保持距離”，“繼續奉行不偏不倚的中立原則”。美國應該“富有遠見”，看到美國的“繁榮和影響正在不斷擴大”，“調整自己以適應新形勢”，“讓新世紀講述一個不同的故事”。在威爾遜看來，美國的共和試驗已經“成功”，“民主不再是一個試驗”，而是“切實可行”的具有普遍意義的政治模式。他在擔任總統後更是明確提出，“孤立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不管我們如何選擇，我們都肯定要在世界上扮演更大的角色”。威爾遜心中美國應該扮演的“更大角色”是領導世界。

躊躇的霸權：美國對世界領導地位的追求與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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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戰不僅削弱了曾經主導世界事務長達數個世紀的歐洲列強的實力，也沉重地打擊了歐洲的自信心。一戰本質上是歐洲內部的一場戰爭，這場戰爭自然使人們懷疑，相互之間進行了人類歷史上最可怕、也最具毀滅性戰爭的國家有何資格自稱“文明”和“先進”？1918年夏施本格勒（Oswald Spengler）《西方的衰落》一書的出版似乎成了這種自信心下降的註腳。而美國在戰爭中展現的巨大實力，特別是橫跨大西洋投放軍隊的能力和戰時工業生產能力震駭了歐洲。戰爭結束時，西歐大陸廢墟成片，特別是法國和比利時遭到巨大破壞，整個歐洲等待美國的救助。

一戰也導致歐洲主導的舊的國際秩序傾覆，而威爾遜提出的以“十四點”為核心的新國際秩序計劃不僅得到交戰國領導人的認可，更是受到民眾的熱烈歡迎。備受戰爭蹂躪的歐洲民眾渴望威爾遜能夠利用美國的力量帶來持久的和平，讓歐洲擺脱幾百年來不斷陷入戰爭的宿命。歐洲各國的廣場、街道、車站和公園都出現了威爾遜的名字，牆上的海報則寫着“我們希望威爾遜式的和平”。在意大利，士兵們甚至跪在威爾遜畫像前。“在人們眼中，威爾遜不再是一個普通的政治家，他成了彌賽亞”。英國赴巴黎和會代表團成員、經濟學家約翰·凱恩斯對美國的聲望和威爾遜的影響力做出這樣的觀察：

當威爾遜總統離開華盛頓的時候，他在全世界享有歷史上無與倫比的威望和道德影響力。他大膽而深思熟慮的言辭傳到歐洲各國人民的耳中，甚至蓋過了其本國政治家的聲音。敵國的人民相信他會履行與其簽訂的契約，盟友國家的人民不僅把他視為一個勝利者，還幾乎把他視為預言家。除了這種道德影響之外，權力的現實也掌握在他手中。美國陸軍無論人數、訓練還是裝備都處於歷史的頂點。

歐洲完全依賴美國的食品供應，金融領域美國更是處於絕對支配地位，歐洲欠美國的債務不僅已經超出了其支付能力，而且只有給其進一步的大規模援助才能把歐洲從飢餓和破產中拯救出來。歷史上從未有一個哲學家擁有如此多的約束這個世界上的君主的武器。……我們是多麼好奇、渴望和夢想看一眼這個天命所歸之人的模樣和風度，他從西方走來，將給作為其文明發源地的古老的父母之邦遭受到創傷帶來撫慰，為我們奠定未來的基礎。

毫無疑問，一戰結束時的美國在歐洲乃至在整個世界享有崇高的威望。用當時一位中國人的話説，“無論政治、經濟、實業、社會、宗教等方面，美國於今已為歐亞各國之良好模範”，“美國遂成為天下之救世國”。

而為了防止德國可能的東山再起，英法領導人也希望美國放棄孤立主義政策，加入歐洲的安全結構中去，成為遏制德國陣營中的一員。他們擔心的不是美國的力量進入歐洲，而是美國對歐洲的拋棄，也就是重新回到孤立主義路線。法國總理克里孟梭在接受美聯社記者採訪時呼籲美國人民“放棄遠離（歐洲事務）的傳統做法”，與法國結盟，來共同保衞民主國家的安全。美國擁有的巨大實力和威望以及歐洲的讓權使威爾遜決心為美國謀求世界領導地位。

在威爾遜看來，美國應該承擔起領導世界維護戰後持久和平的責任。他告訴美國人，美國是唯一有資格擔當領袖角色的國家，“因為它從世界每一個文明民族中吸收血液，並且因同情和理解而能夠明白世界各國人民的利益、權利、渴望和命運”，因此“是唯一能在組織和平方面對世界進行富有同情的領導的國家”。而且，整個世界也盼望美國的領導，美國如果“不給予這種領導”，“就將是世界上最不負責任的民族”。“世界將會經歷一次情感的倒退，並做出極度心灰意冷的反應，從而導致普遍的犬儒主義”，因為“人類沒有其他地方可以指望”。也就是説，美國不僅具有領導世界的能力和資格，同時也具有世界領袖的威望，所缺的不過是決心。

在威爾遜心中，國聯是美國領導世界的工具，通過這一工具，美國可以提供一種全球性的領導但又不會再次捲入歐洲的戰爭中去。不僅如此，通過國聯美國還可以獲得物質上的利益和實際的好處。他在1919年9月聖路易斯的演講中説：“如果我們加入國聯，我可以預言，我們將是國聯的高級成員。金融領導地位將是我們的，工業優勢將是我們的，我們還可以獲得商業上的好處。世界其他國家將指望我們的領導和指引。”一戰結束後，是否支持美國加入國聯在當時成為是否願意接受領導責任的試金石。

但是，威爾遜讓美國加入國聯、領導世界的抱負遭到孤立主義者的堅決反對。孤立主義者的代表是聯邦國會內來自美國中西部的參議員，這些人構成國聯辯論中的“不妥協分子”，其領袖人物是來自愛達荷州的參議員威廉·博拉。他們相信歐洲是一個滋生腐敗、陰謀和專制主義的地方，一直對歐洲抱有深深的警惕，決心恪守華盛頓關於美國不要捲入歐洲政治的準則，擔心國聯那樣的國際組織會成為歐洲和美國東部親英的金融資本家的工具。國聯大辯論的結果是美國國會拒絕批准《凡爾賽和約》，拒絕加入國聯，實際上也就是拒絕扮演世界領袖的角色。

在20年代，美國擁有世界首屈一指的經濟實力，“沒有哪一個國家沒有感受到美元的力量，也沒有哪個國家的政府在重要關頭可以把美國排除在考慮之外”，它實際上“贏得了英國在滑鐵盧戰役至1914年間以及法國在此前一個世紀時間裏所擁有的那種相對地位”。

但是，在整個20年代，共和黨政府奉行有限的國際主義政策，拒絕充當領導世界的角色。柯立芝總統在1925年3月4日的就職演説中稱，儘管美國會參與一系列維護和平的措施，但美國將繼續“保持政治上的超然和獨立”，“不會與舊世界的任何利益有牽連”。

1929年10月華爾街的股票暴跌引發世界性的經濟危機。伴隨經濟危機而來的是極權主義的興起和戰爭。面對這一形勢，美國更是極力迴避領導世界走出危機和遏制極權主義擴張的責任，美國對外政策從20年代有限的國際主義滑向全面的孤立主義。

經濟危機爆發後，作為經濟實力最強大的國家和世界金融中心，美國是唯一能在危機中承擔領導責任的國家，實際上世界各國也對美國領導世界經濟走出危機寄予厚望。胡佛政府在經濟領域也採取了一些措施，如允許歐洲國家暫緩向美國償付戰債一年，呼籲召開國際會議、通過國際合作來應對危機，但是其經濟政策的主要指向是把美國從世界經濟中脱離出來，“以便讓已經在美國啓動的有助於經濟復興的力量擺脱來自國外的阻礙性影響”。胡佛政府拒絕了歐洲提出的由美國政府向歐洲國家提供貸款的建議，也拒絕了有關放棄保護性關税的要求。面對日本以武力佔領中國東北、破壞《九國公約》和巴黎《非戰公約》的行為，胡佛政府的反應與在經濟領域的反應一樣：拒絕在維護遠東國際秩序中承擔領導責任。儘管國務卿史汀生從國際秩序完整性的視角來看待日本的行為，認為日本的行為破壞了國際秩序，並主張對日本實施經濟制裁以扞衞條約的神聖性，但胡佛總統反對採取制裁措施，認為遠東危機“主要是中國與日本之間的衝突”，應主要由國聯而不是美國來應對這一危機，美國的政策是與國聯合作。胡佛稱“這是美國政策的限度”。

1933年上台的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曾是威爾遜的追隨者，在擔任總統前被普遍認為是一位自由國際主義者。與威爾遜一樣，羅斯福相信集體安全和自由貿易原則，認為美國應該扮演世界領袖的角色，一戰後曾積極活動，推動國會批准《凡爾賽和約》，加入國聯。但是，作為一個精明的政治家，羅斯福深知，在美國陷入嚴重經濟危機和孤立主義深入人心的情況下，國會和民眾強烈反對美國捲入國際事務。他上台後不敢推行國際主義路線，在經濟和外交領域延續胡佛的政策，拒絕通過多邊合作的方式緩解危機。

1933年6月12日，由國聯發起的世界經濟會議在倫敦舉行，這是國際社會試圖通過多邊合作拯救世界經濟的重要嘗試，成功與否主要取決於美、英、法等國能否合作，恢復金本位，穩定各國貨幣和國際匯率以及降低關税，以阻止國際貿易的進一步混亂。當美、英、法代表將要達成穩定匯率計劃時，羅斯福向會議致信，宣稱“對一個國家的繁榮而言，健全的國內經濟體制是比其貨幣與其他國家貨幣兑換比值更為重要的因素”，“暫時的匯率穩定”不是緩解經濟危機的“正確答案”。這封被稱為“晴天霹靂般的信件”實際上導致了會議的失敗。1934年2月，美國財政部宣佈美元貶值，由每盎司黃金兑換20.67美元降到每盎司35美元，以保護本國工業和刺激出口。同時，美國政府還拒絕削減關税。這表明羅斯福政府並不想領導世界共同應對經濟危機，而只想通過對經濟和貿易的管制單獨走出蕭條。

華爾街的股票暴跌導致歷史上最嚴重、持續時間最長的經濟蕭條在相當程度上與國際社會錯誤的應對有關。美國最根本的失誤是拒絕犧牲自己的部分利益以承擔領導世界共同走出經濟蕭條的責任。

要想世界經濟穩定，必須有起穩定作用的國家，就像一戰前英國曾經做的那樣。但是一戰後，世界經濟的繁榮主要依賴美國的資本和市場，衰落的英國已經無力發揮世界性的領導作用，願意把制定世界經濟計劃和領導世界走出經濟危機的角色留給美國去扮演。但是，作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美國卻拒絕扮演這一角色。

著名經濟史家查爾斯·P·金德爾伯對此評論説：

這次蕭條波及面這麼寬、程度這麼深、持續時間這麼長，是由於英國沒有能力、美國又不願意在三個方面承擔責任以穩定國際經濟體系，致使該體系處於不穩定的狀況。這三個方面是：一，為跌價出售的商品保持比較開放的市場；二，提供反經濟週期的長期貸款；三，在危機時期實行貼現。

在1929年英國沒有能力這樣做，而美國則不願這樣做。當每個國家都轉而保護它自己的國傢俬利的時候，全世界的公共利益就遭受到被拋棄、被損害的命運。而這時，所有國家的私利也就隨之受到損害。

如果把世界經濟比喻成一輛車的話，30年代世界經濟體系的不穩定不是因為英美爭奪駕駛權，“不穩定性看來是因為一個司機越來越虛弱，而另一個司機對開這輛車又缺乏足夠的興趣。”

在政治和安全領域，面對極權主義的興起和日、德、意等國對國際體系的挑戰，羅斯福政府在第一個任期內與胡佛政府一樣繼續採取鴕鳥政策，拒絕捍衞戰後國際和平機制和干預德、意、日的擴張行為。在中日衝突問題上，羅斯福表示贊同史汀生的不承認主義，延續了胡佛政府的政策和立場，儘量不觸怒日本，避免外交上的麻煩影響其國內改革計劃。當1933年5月日本開始蠶食華北、中國駐美公使施肇基請求美國調停中日衝突時，美國國務院遠東司司長斯坦利·亨培克（Stanley K. Hornbeck）提出這一角色應該由國聯或英法而不是美國來扮演。在歐洲，面對逐漸惡化的局勢和戰爭危險，國會於1935―1937年通過一系列的《中立法》，規定美國對一切交戰國實施武器和軍需品的強制性禁運，禁止美國船隻向交戰國運送任何物資，禁止美國人搭乘交戰國船隻旅行，禁止向交戰國貸款。《中立法》的目的是通過限制美國的國際商業與金融活動來減少美國捲入歐洲戰爭的危險。

從1937年10月發表“防疫演説”開始，羅斯福開始嘗試改變對國際事務的不干預政策，試圖通過對公眾的教育帶領美國逐漸擺脱孤立主義，走上通過國際合作制止侵略和維護和平的道路，但收效不大。羅斯福對其演講撰稿人塞繆爾·羅森曼（Samuel Rosenman）説，“當你正在試圖帶領人們往前走的時候，你回頭一看卻沒有人跟着你，這真可怕。”針對1939年的捷克危機，羅斯福雖然呼籲召開國際會議進行討論，但他並不想參與捷克危機的解決。同大多數歐洲人領導人一樣，羅斯福對慕尼黑會議對捷克問題的解決有一種解脱感。

大體言之，在德國入侵波蘭、歐洲大戰爆發之前，除了在拉美實施的“睦鄰政策”外，羅斯福在歐洲和東亞幾乎沒有任何新的外交倡議。儘管羅斯福堅信國際主義理念，但其公開場合的言行更像是一個孤立主義者。

一戰後美國籌劃建立的國際秩序只維持了20年，這與維也納秩序維持一個世紀相比顯然是一個巨大的失敗。維也納會議後國際秩序的穩定不僅因為歐洲均勢的建立，還由於英國作為霸權國家對國際秩序的維護。愛德華·卡爾這樣描述英國在19世紀發揮的穩定國際秩序的作用：

19世紀，英國海軍的艦隊不僅保證不發生大規模戰爭，而且也管轄着公海，為所有國家提供平等的安全。倫敦貨幣市場為幾乎整個世界確立了一種單一貨幣標準；英國的商業使世界各國普遍接受了自由貿易原則（儘管是不完善的弱勢形式）；英語也成為四大洲的通用語言。這類情景既是英國霸權的產物，也是英國霸權的保障。

它創造了一種世界社會具有共同利益和共同情感的幻覺，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創造了這樣一種事實。於是，國際秩序運行的假定就被一個強大的國家創造出來。

但是一戰後，衰落的英國已經無力承擔領導世界、維護秩序的任務：英國艦隊已經失去了海上霸權，無力阻止日本對美國的進攻；英國的經濟和金融實力已經不允許其扮演信貸提供者和全球市場的角色，英國自己也轉向貿易保護主義；英國制定國際議程、提供國際制度、組織國際社會解決國際問題的意願和能力也大大降低；在文化領域，美國的大眾文化而不是英國的紳士文化開始在全球傳播並提供了全球文化消費的標準。簡言之，只有美國可以充當世界秩序維護者和全球經濟領導者的角色。

而在1918年，“在幾乎一致贊同的情況下，世界領導權被交付於美國。”威爾遜總統也很願意從英國手中接過世界領袖的權柄，但是美國人民和後來的幾屆美國政府卻把這一權柄視為燙手的山芋而加以拒絕。如亨利·盧斯所言，“在1919年我們擁有一個黃金的機會，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機會去承擔世界領導責任――這是一個放在天下聞名的銀盤子裏遞給我們的黃金的機會，但是我們並不理解這一機會，威爾遜錯誤地處理了它，我們拒絕了它。”特別是在極端民族主義、法西斯主義盛行，經濟混亂和國際秩序動盪不安的30年代，世界急需一個發揮團結、協調和領導作用的中心，但美國卻擁抱孤立主義，不願成為這一中心，導致國際領導角色的缺失。其結果就是經濟危機的加深、國際秩序的混亂和世界大戰的爆發。

第二次世界大戰與美國決心謀求世界領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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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的爆發極大地警醒了美國，也使羅斯福決心帶領美國走上國際主義的道路。但是羅斯福政府提出的援助英國和蘇聯的政策倡議遭到以“美國第一委員會”（America First Committee）為代表的孤立主義勢力的堅決反對。日本偷襲珍珠港宣佈了孤立主義的破產，威爾遜的自由國際主義思想獲得了主導美國對外政策的“第二次機會”。

到戰爭後期，美國領導世界重建國際秩序的主張開始為美國民眾廣泛接受。1943年3月，“全美基督教會聯邦理事會”（Federal Council of Churches of Christ in America）發表聲明，指出美國又到了選擇其國際角色的關鍵時刻，“如果我們選錯自己將要扮演的角色，那將比以前更是全人類的不幸”。而新的國際角色就是“世界領袖”。聲明稱：“只有美國承擔起領導責任，新的國際秩序才能建立起來，因為美國比其他任何國家都有能力對世界局勢的塑造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如果要想讓未來不重演過去，美國必須承擔責任，採取與其實力和機會相一致的建設性行動。”1945年12月19日，杜魯門在致國會的特別諮文中明確提出美國要充當世界領袖：“不論我們是否願意，我們大家都必須承認，我們贏得的勝利已經把領導世界的持續重擔放到了美國人民身上。世界未來的和平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美國是否表現出真正有決心繼續在國家間發揮領導作用。”

朝野在美國承擔起領導世界的責任方面已經達成了共識，美國最終確立起領導世界的決心。這一轉變無疑與美國實力地位的變化有關。戰爭結束時的美國擁有無與倫比、首屈一指的巨大實力。人類歷史自羅馬帝國滅亡以來從未出現過這一局面：一個國家像巨大的磁鐵那樣吸引了全世界的智力、財富和目光。軍事戰略家阿諾德·沃爾弗斯（Arnold Wolfers）1946年的一番話概括了當時美國的國際地位：

“這個國家在世界各國中間處於獨一無二的地位――事實上是一種史無前例的地位。如果説，這個國家由於具有海空軍的優勢，因此在原子彈發明以前就已經在極大程度上可以免遭進攻的話，那麼對這一威力無窮的武器的獨家擁有已經讓整個世界的城市和生產中心，包括強大的蘇聯聽憑我們和平意圖的擺佈。歷史上從未有過所有其他大國如此依賴一個主要大國的時代。”

《時代》週刊引用丘吉爾的話説：“在這一時刻，美國站在世界的頂峯。”

但是，光有實力是不夠的，還必須有運用這一實力的願望和決心。一戰後美國也具有世界其他國家無與倫比的實力，英、法等歐洲大國也甘願把領導權交給美國，但是美國卻拒絕接受，因為美國國會和民眾缺乏領導世界的意願。二戰後美國領導世界的決心的確立與二戰的經驗和教訓密切相關。

首先，二戰改變了美國的國家安全觀念，新的安全觀要求美國必須通過參與國際事務以塑造有利的國際環境來保障美國的安全。在二戰前，美國用“國防”（national defense），而不是“國家安全”來指稱安全問題，其含義是保衞美國本土、海外屬地和西半球免遭外國的軍事進攻。而二戰後，“安全”的含義不再僅僅是軍事意義上的免遭進攻，還包括保衞美國製度與生活方式的完整以及國際貿易、金融和能源體系的穩定，因為法西斯主義的崛起和二戰的爆發即源於大危機、經濟區域主義和國際金融與貿易體系的崩潰。同時，安全的地理範圍也擴大為全球性的，世界任何地區發生的事件都關係到美國的國家安全，因為美國捲入二戰這場全球性衝突本身已經使美國的利益“全球化”了。

其次，二戰醖釀和爆發的歷史使美國相信，世界上會出現企圖征服和奴役世界的狂妄獨裁者，對美國的自由和安全構成威脅，而對這些獨裁者的侵略行為不能姑息，必須予以堅決的遏制和回擊。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東條英機被美國視為威脅美國自由的專制惡魔，他們的出現使美國深切地感受到自由和民主在這個世界上並不安全。二戰被視為討伐獨裁者的戰爭，是一場善惡之戰、民主與專制之戰，美國承擔着消滅專制惡魔、扞衞自由的責任。美國人慣有的黑白二分的摩尼教式思維方式極大地塑造了美國對二戰的理解，同時二戰的經歷又強化了這種黑白二分的世界觀。既然世界上存在自由的敵人，那麼美國就不能袖手旁觀。

由於英法在慕尼黑會議上以犧牲捷克領土為代價的讓步不僅沒有帶來和平，反而進一步刺激了希特勒的擴張慾望，因此美國領導人在二戰後堅信，獨裁者和侵略者是不能姑息和綏靖的，對任何侵略行為都必須給予堅決回擊。於是，妥協和讓步被同於放棄原則和綏靖，而強硬幹預，包括軍事幹涉則被視為美德。此即“慕尼黑教訓”。慕尼黑教訓極大地激發了美國戰後領導世界和實施對外干涉的意願。

第三，二戰給美國留下另一個深刻的歷史教訓，那就是中立無法使美國遠離戰爭，孤立主義無法保證美國的安全。二戰後，美國輿論普遍相信，美國沒有加入國聯，拒絕通過國際制度和機制與愛好和平國家合作，間接導致了30年代極權主義的興起和二戰的爆發，犯下了大錯誤。為了避免30年代悲劇的重演，美國必須承擔國際義務，通過參與國際合作，甚至領導世界來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羅斯福在1944年1月11日的國情諮文中提醒美國人絕不能“重複鴕鳥式孤立主義的悲劇性錯誤”。

在1945年1月20日發表的第四次就職演説中，羅斯福再一次指出美國“用可怕的代價換取了若干教訓”，其中之一就是必須參與國際事務，通過國際合作來保障美國的安全和利益。

戰後美國需要加入“大西洋共同體”(Atlanticcommunity)，成為其中的一員以維持歐洲的力量平衡，防止任何敵視美國的國家控制二戰結束前後，參與國際事務、加入國際組織已經為絕大多數民眾所接受。

在1941年5月，只有37％的美國人支持加入戰後類似國聯那樣的國際組織，而到1945年3月，這一數字上升到是81％，而且基本上沒有地區差異，同時83％的受訪者認為美國加入國際組織非常重要。

簡而言之，二戰後，在美國社會，不分職業、地域、政黨、宗教和族羣，形成一個共識：孤立主義結束了，國際主義是美國外交政策的指針，美國將是國際事務的完全參與者，並將運用其巨大的力量去領導和影響世界。這成為美國外交思想的“新正統”（new orthodox）。美國因此由“大國”（great power）變成試圖塑造世界局勢和領導世界的超級大國（super power）。

美國為什麼躊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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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與二十世紀後半期頻繁的對外干涉和全球主義外交不同，美國在1942年以前實際上並沒有執行與其實力相稱的積極的對外政策，對國際事務的參與是相當有限的。美國經過半個世紀的躊躇和搖擺，才把其強大的經濟實力轉化為全球性的政治權力，確立起領導世界的決心。美國在面對世界領導地位誘惑時的“躊躇”與多種因素有關，包括美國獨特的地緣政治位置、分權制衡的外交決策體制、以自由為核心的國家傳統、清高自傲的自我形象以及對領導世界可能付出的代價的擔心。

在美國看來，不捲入歐洲紛爭的孤立主義外交政策使美國在1812年美英戰爭後享受了長達一個世紀的“免費的安全”（free security）。雖然20世紀軍事和交通技術的進步已經使兩大洋作為美國安全屏障的價值大大降低，但一直到珍珠港事件前，多數美國人仍然相信美國遠離歐洲的地理位置使美國不用捲入歐洲的事務就可以確保自己的安全。美國人根深蒂固的反國家主義（anti-statism）觀念和自由的傳統使聯邦政府長期以來比較弱小，限制了聯邦政府推行干涉主義政策的能力。沒有一個強大的聯邦政府，美國實際上是無法扮演領導世界的角色的。

自獨立以來，美國人就把美洲新大陸與世界其他地區分離開來，把自己描繪成自由、民主、平等和進步的“新世界”，而歐洲是“舊世界”，盛行君主制、貴族制和等級制，充斥着貧富分化、階級矛盾和無休止的戰爭，是美國的對立面。

從這一時期孤立主義者的言論來看，他們最大的擔心是充當世界領袖可能付出的代價。這裏的代價不僅是美國人的生命損失和物質付出，還包括捲入外國紛爭和充當“世界警察”對美國民主制度和自由生活方式可能帶來的損害和威脅、民眾税負的加重、國家權力的膨脹、公民自由的喪失以及外國對美國的嫉妒和仇恨。

在孤立主義者看來，充當世界領袖，過多地捲入外國，特別是歐洲的事務會導致“舊世界”的腐敗和墮落腐蝕美國民眾的品德，使美國捲入外國的陰謀和羅網之中，從而威脅美國的民主制度。

孤立主義者普遍相信，捲入國外的紛爭，“過多地干預霍布斯式的國際政治世界會腐蝕和破壞美國人民在國內建立的洛克式的、民主的秩序”。

不僅如此，奉行對外干涉的國際主義路線，特別是捲入外部的戰爭還會使總統和行政部門獲得無限的權力，從而破壞美國的憲政體制，威脅美國的公民自由；領導世界和對外干預需要一支規模龐大的常備軍，從而大大增加軍人的權勢和影響；而維持常備軍、捲入外部的戰爭和承擔國際義務都會導致高税收、鉅額國債和財政赤字，增加人民的負擔。參議員阿瑟·范登堡在1941年3月8日的日記中寫道：“當（關於租借法案的）投票結果宣佈的時候，我感到我正在見證共和國的自殺”，租借法“意味着美國將增加成百上千億美元的公共債務”，“意味着我們民主制度的終結”。

珍珠港事件後，一些孤立主義者雖然支持美國的戰爭努力，但仍然警告美國不要充當世界領袖，捲入外國的紛爭中去。1944年12月19日，資深參議員傑拉爾德·奈在向參議院發表的告別演説中指出美國應該把戰爭打下去，直至獲得最終的勝利，但他警告説，這場戰爭不會把美國帶入一個“黃金時代”，而是會給美國帶來沉重的負擔和種種麻煩：

“我們的人民將承受數目巨大、甚至可能超過3000億美元的債務負擔；

我們將擁有一支由權力慾望沒有止境的軍官指揮的常備陸軍，這隻陸軍將駐紮在首都各處並使我們國家整個教育體制軍事化；

我們將擁有一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海軍，佔據海洋並消耗巨大的花費；

我們將捲入盟友間的每一次爭吵，因為他們深知有必要利用我們的力量在爭吵中佔據上風，同時我們與他們之間也會發生直接的矛盾；

而當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我們從一開始就會捲進去。”

孤立主義者還警告説，一旦美國成為“世界領袖”，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代表就會紛紛通過正當或不正當的手段來尋求美國的支持，拉攏媒體、賄賂政客、對美國政府進行遊説，把華盛頓變成各種陰謀詭計的策源地，美國也會因此捲入外國的陰謀中去。

後來的歷史證明孤立主義者的擔心並非是杞人憂天。戰後美國以“自由世界領袖”身份進行的干預雖然沒有帶來暴政，但確實導致了行政權力的急劇擴大、龐大常備軍的出現和民眾税負的加重，而龐大的軍事-科學-工業複合體的興起對美國引以自豪的民主制度構成嚴重威脅。冷戰時期，美國出於維護美國領導地位和領袖信譽的需要，捲入多場有限戰爭，導致美國付出巨大的物質代價和生命損失，特別是對越南的干涉不僅極大地削弱了美國的實力，損害了美國的國際聲望，而且導致美國國內社會的巨大分裂。

對外干預也使美國捲入國內外的各種陰謀、欺騙與羅網之中，美國國內政治生活遭到嚴重腐蝕，聯邦政府的道德在尼克松時期幾近破產。水門醜聞所揭露出的總統對權力的濫用和對公民權利的踐踏已經到了肆無忌憚的地步，沉重打擊了美國人對美國政府乃至其引以自豪的民主制度和價值觀的信心，美國已經處於約翰·昆西·亞當斯所警告的“失去自己的精神”的邊緣。

冷戰後美國全球領導地位的維護極大地加重了民眾的負擔。根據美國卡託研究所1997年發佈的一項報告，美國1995年的軍費開支是2650億美元，相當於每個美國人每年承擔1000美元的軍費開支。而在這2650億美元軍費開支中，北約的開支約為600-900億美元，美國用於日本、韓國和其他東亞盟友的開支約為350-400億美元，美國用於波斯灣地區盟友的開支約為400億美元，合計在1350-1700億美元之間。也就是説，美國超過一半的軍費用於承擔全球範圍內的安全義務，也就是用於維護美國的領導，這些安全義務實際上與美國自身的安全並沒有直接的關係。而其他國家只關注自身的安全，軍費開支很少。1995年法國的軍費開支是405億美元，德國是340億，英國是345億，日本是538億，韓國儘管面臨朝鮮的直接威脅，其軍費開支也只有143.6億。美國的軍費開支比這些國家的總和還要多。

在美國國家安全和至關重要利益沒有受到威脅的情況下，2650億美元的軍費開支無疑是美國為維護全球領導地位而付出的高昂代價。而這一代價還不包括美國捲入海外戰爭、充當所謂的“國際警察”和實行人道主義救助（如在索馬里）導致的美國人生命損失。實際上，基地組織對美國發動的“911”恐怖襲擊以及伊斯蘭世界和世界其他地區對美國的仇恨在相當程度上與美國作為世界資本主義中心和西方世界領袖的身份有關。

而伊拉克戰爭造成的美國人的生命損失和經濟衰退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美國為其世界領導地位付出的代價。

結語：

世界領導地位無論對個人還是對一個國家而言都是極有誘惑力的。而對一個新興強國來説，這一誘惑幾乎難以抵禦。

正如美國曆史學家孔華潤所言，“一國一旦獲得向世界遙遠地區投射力量和干預其他民族事務的能力，那麼至少在其領導人因災難而變得清醒抑或其能力消退之前，這種施展力量的誘惑幾乎難以抗拒。”

但是，領導地位從來不僅僅意味着權力和榮耀，它還意味着責任和負擔，以及成功的領導所需要的眼光、能力和品德。而莽撞和傲慢的領導則可能會給領導國帶來孔華潤所説的“災難”。

從一戰到二戰，美國人把這一“考驗”推遲了四分之一世紀。二戰後，美國人相信自己已經做好了迎接這一挑戰的準備。但即使如此，領導世界仍然讓美國在冷戰和後冷戰時代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而在當代，領導國至少需要扮演三重角色：維護和平與秩序的國際警察、提供資本和發展援助的國際銀行家以及在發生危機和災難時提供救助的國際慈善家。其中的任何角色都需要領導國做出物質上的犧牲，甚至生命的付出。(歡迎關注微信公眾號“曉偉看世界”）

儘管孤立主義者未能阻止美國在二戰後追求世界領導地位，但他們對領導代價的警告仍值得那些豔羨地區和世界領導地位的國家傾聽，美國的教訓更值得汲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