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成的韓國中產階層退休後可能成為困難羣眾？_風聞

文：葛小輝

當然，中產階層的衰落並不是韓國獨有的問題，社會兩極化也不是韓國特有的現象。自20世紀70年代新自由主義席捲全球以來，中產階層衰落和社會兩極化便一直處於進行時中。也正因如此，使得這些問題獲得解決的前景更加撲朔迷離。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在問世後不久就被譯為韓文出版，並在韓國社會引起極大反響，這也從側面説明了韓國社會目前的整體氛圍。

“中產階層正在消失。”這是當前韓國執政黨共同民主黨黨首秋美愛在2011年出版的《中產階層大爆炸》一書的正文第一句話。秋美愛並非危言聳聽。實際上，自1997年金融危機之後，兩極化和不平等問題就一直是韓國社會的關注焦點之一。與兩極化問題互為表裏的中產階層危機、中產階層衰落等話題，也一直是學界研究和公共輿論的重點。

20世紀60年代初期至90年代中期，經濟高速增長的韓國社會見證了以經理人階層、監理人階層和技術專才階層為主幹的新中產階級的快速成長。90年代中期時，一半以上的韓國國民都有着中產階層身份認同，韓國社會的階級分層基本上保持着健康的菱形結構。這一圖式基本上是韓國社會學界公認的定論。但1997年席捲亞洲的金融危機成了韓國社會的一大轉折點。1997年金融危機對韓國的影響遠遠超過當年順利度過危機的我們中國人的想象。因為，危機之際，韓國政府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要求，進行了諸多改革。這些改革措施徹底改變了韓國的經濟社會體制，對韓國社會的方方面面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因而，1997年之後建立起來的經濟和社會體制被韓國人稱為“九七體制”。經濟領域新自由主義的“九七體制”與政治領域民主憲政的“八七體制”是理解當前韓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現狀的兩個基本框架。

1997年金融危機發生後，韓國面臨國家破產的可能性。為了克服危機，1998年初上台的金大中政府（1998.02-2003.02）在接受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30億美元救濟貸款後，又接受了世界銀行的史上最大規模的緊急救濟貸款。但條件是立刻實施世界銀行所要求的改革。於是，左翼的金大中政府推進了一系列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改革，包括國有企業和公有企業的私有化、提升勞動市場的彈性和用工靈活度、銀行業的結構調整、商品和金融市場的開放，等等。當然，為了減少抵抗和阻力、保證新自由主義改革的順利推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還要求韓國政府建立、擴大和完善了先前十分脆弱的社會安全網，由此奠定了今天韓國福利制度的基本框架。只是，後來的事實證明，在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帶來的巨大沖擊面前，福利制度無異於擋車之螳臂、車薪之杯水。否則，又何來後日嚴重的兩極化和社會不平等問題呢？

勞動市場的靈活化改革給了企業在用人和裁人方面的極大自由，於是，即刻就產生了大量的失業者和非正式工（包括各種臨時工和計日工等），造成收入不平等的急劇拉大，導致貧困羣體和“窮忙族（working poor）”的大量出現。進入新世紀後，雖然隨着危機的逐漸克服，高失業率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緩解，但付出的代價卻是低薪、非正式工的大規模出現和持續存在。就業不穩定和無保障所導致的貧困問題正是韓國社會所面臨的不平等問題和貧困問題的一大特徵。一般情況下就業崗位的數量和質量是成反比關係的，即如果單純要增加就業崗位的數量，則有可能因此降低就業崗位的質量；反之亦如是。而韓國則是就業崗位的數量和質量同時處於較低水平上，即低僱傭率和“窮忙”現象同時存在。

根據韓國社會學者申光榮發表於2008年的一項研究，2005年時，在勞動階層中非熟練工的非正式工比例高達43.8%，熟練工的非正式工比例為42.3%，白領勞工中的非正式工為38.8%。然而，非正式工並不僅僅存在於勞工階層，在中產階級中也存在相當比例的非正式工，比如在構成中產階層中的上層的專業人才和管理階層中，非正式工的比例為11.5%；在構成中產階層中的下層的技術人員和半專業人才中，這一比例為20.4%。正式員工與非正式員工之間的工資差距是非常大的。與此同時，大企業和中小企業的工資水平差距也越來越大，而大企業所提供的就業崗位卻越來越少——20世紀90年代初，300人以上的企業所提供的就業崗位佔全部就業崗位的20%，但到了2010年左右這一比例已下降到不足10%（有關大企業就業崗位的這一數據，來自韓國社會學者田炳裕2010年的論文）。

**國有企業和公有企業的私有化，則形成了股東資本主義的積累結構。這種積累結構以出資的股東為最高服務對象，以股東分紅為導向，以提升股價和獵取短期利益為目標，而忽視基礎設施或設備投資，壓制和犧牲勞動者的需求、消費者的利益和共同體的福祉。**韓國社會學者趙敦文（조돈문，音譯）在其2005年的一篇探討韓國向自由市場經濟模式過渡與盧武鉉政府的勞動政策的文章中，把韓國三大通信巨頭之一的韓國電信公司KT作為一個典型案例，探討了它在私有化前後的諸多變化。KT不論在私有化後，還是在私有化前，每年在10兆韓元的營業額中，均保持了1兆韓元（即1萬億韓元，約合人民幣60億元）左右的淨利潤，但設備投資在營業額中的佔比則從2000年（私有化前）的33.9%降到2004年（私有化後）的15.3%，研發費用在營業額中的佔比也從20世紀90年代後期的6-7%，降到了2004年的2.7%。由於設備投資不足，2005年2月底在首都圈和釜山、大邱等韓國經濟核心地帶曾發生連火警電話119和公安報警電話112都陷於癱瘓狀態的重大通信事故，給消費者和國民帶來了極大損失。同時，私有化後的KT通過各種方式謀求提升股價，通過鉅額的純利潤和高分紅來實現股東利益的最大化，而這一過程伴隨着勞動者的巨大犧牲。在私有化過程中，隨着結構調整的進行，從1997年到2003年，有2.5萬名正式員工以半強制的方式被“勸退”，有1萬多名非正式員工被解僱。由此，KT正式員工從1998年的5.8萬名減少到2004年的3.7萬名，等於減少了整整35%。趙敦文指出，高利潤、低投資，是股東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模式下普遍的企業經營策略，因為其着眼點就是短期收益和股東利益的最大化，而KT只不過是其中一個典型案例罷了。

隨着銀行的私有化和金融市場的開放，韓國幾家主要商業銀行中，除了友利銀行外，外資持股比例在1999年之後均出現大幅增長，到2005年3月，國民銀行的外資持股比例為78.3%，韓亞銀行為72.7%，新韓銀行為63.6%。也就是説，主要商業銀行都處於外國資本的控制之下。也難怪友利銀行的廣告總是温情脈脈地強調自身是韓國唯一的“土宗銀行”（本土銀行）。**隨着銀行業所有權結構的變化，銀行逐漸喪失了對經濟狀況進行檢測和監督的作用，銀行發放貸款的重心也從企業貸款轉向家庭貸款，從長期貸款轉向短期貸款。企業籌措資金的主要渠道不得已從以銀行貸款為主而轉向以股市為主、以銀行貸款為輔，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經營方式也不得不以服務於股東利益為最高原則，注重短期利益，努力提升和維持股價，而忽視職工和消費者的利益，忽視企業的社會責任。**2017年10月，共同民主黨所屬國會議員樸贊大在對從韓國金融監督院收到的資料進行分析後表示，2013-2016年間，韓國四大銀行——新韓銀行、國民銀行、韓亞銀行和友利銀行——給股東的現金分紅持續大幅增加，但這幾家銀行的社會責任預算卻在一路下滑，而且，除了友利銀行（外資持股比例為29.95%）外，新韓銀行（69.48%）、國民銀行（68.55%）和韓亞銀行（73.5%）的外資持股比例均在70%左右，也就是説，大部分的現金分紅都進了外國投資者的腰包，韓國國民並未因現金分紅的增加而獲得相應的收益。

**金大中政府時期在英美新自由主義理念指導下的系列經濟改革，在隨後上台的、同為左翼的盧武鉉政府（2003.02-2008.02）時期，被有條不紊地繼續推進，韓國的經濟模式也從“國家主導的市場經濟”進一步轉變為市場佔支配地位的自由市場經濟。**在勞工和“庶民”階層支持下當選的盧武鉉政府——他在競選時提出的包括推進建設“社會整合性的勞資關係”在內的12大國家政策課題很好地反映了當時因就業崗位不穩定無保障、不同階層間收入差距拉大等問題而已開始在社會上蔓延的對兩極化問題的擔憂與不滿——在上台後由於繼續推行金大中時期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背離了對勞工階層的承諾，而在2005年中期以後遭到韓國兩大工會聯盟——韓國工會總聯盟與全國民主工會總聯盟——的全面反抗。

金大中

隨着勞工反抗和社會兩極化現象的日益嚴重，最終，盧武鉉在2006年的新年演講裏，正式提出了兩極化問題。這是盧武鉉就任總統以後，首次在新年賀詞和新年記者會之外，另外舉行一場新年演講來專門談論經濟和社會問題。在2006年1月18日於首爾白凡紀念館進行的這場演講中，盧武鉉總統把社會的兩極化問題作為國家重大問題提了出來，即大企業和中小企業之間、正式員工和非正式員工之間、不同收入階層之間的差距在日益擴大；中小企業的利潤率不足大企業的一半，中小企業員工的薪酬約為大企業的60%左右，非正式員工的薪酬約為正式員工的60%，而且這些差距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一直在不斷擴大，非正式員工的數量也一直快速增長，個體户和小商小販的經營狀況也變得慘淡，由於這些原因，韓國人的收入水平也在往兩極化方向發展。那麼，如何應對這一問題呢？盧武鉉總統給出的核心方案是“創造高質量的就業崗位、促進中小企業和服務業發展、增加社會服務方面的就業崗位”（盧武鉉史料館）。應該説，這代表了當時的韓國政府對韓國社會整體狀況的一個宏觀診斷。

在盧武鉉於新年演講中提出兩極化問題之後，韓國社會再次掀起了有關中產階層的討論，核心的問題意識是兩極化導致的社會整合危機和中產階層在社會整合方面的作用。對於盧武鉉政府的這個診斷，執政黨和左翼進步色彩的學者們即刻響應，認為韓國社會正面臨兩極化問題，如果不採取恰當措施積極應對的話，將會引起社會混亂、付出昂貴代價。但在野黨、自由市場經濟的擁護者則反對説，兩極化問題是政府主導的煽動性的民粹主義的一環，在目前這個時間節點上提出兩極化問題，目的是通過譴責上層社會，來獲得佔多數的下層民眾的支持。

盧武鉉

拋開政黨政治裏的選舉策略和迎合民意的因素不談，韓國社會的中產階層危機和兩極化問題確實自1997年金融危機和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之後便已經在逐漸浮現了。早在2002年首爾市政開發研究院進行的一項調查中，在“上層”、“中層的上層”、“中層的中層”、“中層的下層”、“下層”五個範疇中，雖然選擇中間三個範疇的人高達91.3%，但其中選擇“中層的下層”的人達到39%。也就是説，高達39%的人雖然主觀上不認為自己是“下層”，但實際上並未能達到“中產階層”的標準。換言之，雖然大部分人在大的範疇上認為自己屬於中間階層，但卻自覺地把自己定位在了中間階層的邊緣地位（數據來自韓國社會學者洪鬥承2006年的論文）。這樣來看，不論是“下層”的增加，還是“中層”裏“中層的下層”的增加，其實都可以視為中產階層危機的症候。

韓國農協下轄的NH投資證券百歲時代研究所在2016-2017年進行的調查表明，韓國中產階層的理想與其所面對的現實之間有着相當大的差距。比如，韓國中產階層所期望的月工資平均為511萬韓元（1韓元約等於0.006人民幣，511萬韓元大約相當於3萬人民幣），而實際上的月平均工資為366萬韓元。具體來看的話，上等中產階層、中等中產階層和下等中產階層所期望的月薪分別是566萬、493萬、431萬韓元，而這三者的實際平均月薪分別為448萬、346萬、235萬韓元。再比如，韓國中產階層所期望的財產平均值為6.42億韓元（約為385萬人民幣），但實際上的平均財產為1.76億韓元（約105萬人民幣），而且回答實際財產在1.0-1.5億（60-90萬人民幣）之間的中產階層是最多的。對於大部分韓國中產階層而言，他們所希望擁有的財產規模無異於登天摘月。

不但中產階層的理想和現實之間有着很大差距，中產階層內部也有着相當大的差距。雖然同樣是稱為中產階層，但不同層次的中產階層之間有着明顯的距離。按照字面上的定義，中產階層是指月收入在收入中位數之50%-150%之間的人羣。在韓國，按照韓國統計廳2015年公佈的數據，“四口之家的月收入中位數為387萬韓元”，那麼，一個四口之家想要成為中產家庭的話，月收入就必須達到387萬韓元的50%（194萬韓元）以上。如果月收入超過387萬韓元的150%（581萬韓元）以上，則屬於高收入階層；如果月收入低於387萬韓元的50%（194萬韓元），則屬於貧困階層。也就是説，月收入在194萬和581萬韓元之間的四口之家都屬於中產家庭，但同屬中產家庭的這些家庭之間，實際上有着很大的差距。如果按照NH投資證券百歲時代研究所的三等分法，把月收入佔收入中位數50%-83.3%的四口之家劃分為“下等中產階層”，83.3%-116.7%的為“中等中產階層”，116.7%-150%的為“上等中產階層”的話，則“41.3%的中產階層為上等中產階層，而中等中產階層和下等中產階層佔比分別為39.2%、19.5%”，而“問題就在於那20%左右的下等中產階層”，這些人很容易就滑落到貧困階層了。而且，根據該研究所的分析和調查，考慮到退休後收入大幅下滑、韓國的生活成本等因素，在中產階層中，最低37.5%、最高60%的人有可能在退休之後變成貧困階層，也就是説成為困難羣眾。該研究所的研究團隊感嘆，曾幾何時，“中產階層”是幸福、穩定、温暖且充滿了家庭氣息的象徵；如今，卻變成了辛苦、不穩定和掙扎的象徵。

如果説在21世紀第一個十年的初期和中期，尚有部分人認為韓國的中產階層並未衰落、社會並未兩極化的話，但十年後——且不説秋美愛在2011年的警示——從2015年開始韓國社會流行起來的“勺子階級論”和“N棄一代”等用語則真實、生動、無奈地反映了社會整體氛圍的變化和一般人的意識變化。

所謂“勺子階級論”，是用鑽石勺子、金勺子、銀勺子、銅勺子和泥勺子來指稱家庭出身不同的人。如果從家庭財產規模來看的話，有研究做了這樣的大體描述：韓國社會最頂層0.1%的人是含着鑽石勺子出生的，出身家庭擁有30億韓元（約合人民幣1800萬）以上的財產；其次的1%的人是含着金勺子出生的，家庭擁有20億韓元（約合人民幣1200萬）以上的財產；其次3%的人是含着銀勺子出生的，家庭擁有10億韓元（約合人民幣600萬）以上的財產；再其次是7.5%的含着銅勺子出生的人，家庭財產規模為5億韓元（約合人民幣300萬）以上；最後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含着泥勺子出生的人，家庭財產在5000萬韓元（約合人民幣30萬）以下（韓國NH投資證券百歲時代研究所，2017）。“勺子階級論”源自韓國的一句俗語，即“有誰是含着金勺子出生的呢？”原意是指人們出生時是平等的，沒有哪個人是含着金勺子出生的。但如今卻衍生出了完全相反的意思，一方面用來描述出身家庭之間巨大的貧富差距和社會成員經濟社會地位的嚴重不平等，一方面用來描述人們所屬階級在一出生時就決定了的階層固化情況。“勺子階級論”在2015年左右出現，在韓國社會流傳甚廣，2018年初甚至已經有專家寫了一整本書來分析這個現象及其背後的深層原因。

所謂“N棄一代”，是指韓國年輕人放棄各種人生目標的情況。比如“三棄一代”，指放棄戀愛、結婚、買房；“五棄一代”，指放棄戀愛、結婚、買房、生子、就業；“七棄一代”，指放棄戀愛、結婚、買房、生子、就業、希望、人際關係；“九棄一代”，指放棄戀愛、結婚、買房、生子、就業、希望、人際關係、外貌打理、健康管理；……直至“N棄一代”。看似很荒謬，但它們卻真實地反映了韓國年輕人的這樣一種意識：當人的出身決定了未來的社會成就和所屬階層，年輕人無法通過個人努力來過上更好的生活、無法通過社會流動實現階層上升時，所感到的絕望和無奈。除了“勺子階級論”和“N棄一代”，還有“地獄朝鮮（Hell

Chosun，這裏的“朝鮮”是指韓國）、“有錢無罪，無錢有罪”等反映社會兩極化和階級固化的各種流行用語。流行用語根源於社會成員對現實生活的直觀感受和集體體驗，往往反映了一個社會、一個時代的整體氛圍和宏觀背景。韓國社會學者金文朝等人在2017年發表的訪談研究指出，韓國普通人對今日韓國社會階級狀況的認知可以用這樣一句話來總結：“由挫敗感產生的嗔恨心和怒火正日漸蔓延、加重”。

秋美愛曾在2011年那本書中對韓國目前的中產階層、亦即在韓國現代化過程中成長起來的中產階層做了這樣的描述：“韓國的中產階層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形成，80年代大規模增加。在這一時期高中或大學畢業的人，一般都能找到與自己的能力和專業相符的工作。他們成家立業，平均有兩個子女。有一定的存款、有房、有車，並能供子女上大學的話，基本上就是韓國城市中產家庭的模範了。大約就是現在（2011年）四十多歲、五十多歲，被稱為戰後嬰兒潮的那一代人。這些人大部分是在現代化時期從農村進軍城市、找到工作後從其他地方移居到首爾和首都圈的一代人。有些人白天在工廠勞動，晚上讀夜校，提高自己的知識水平和專業技能；有些人為了讀大學，坐着夜車來到首爾。這些人也許也經歷過失敗和挫折，但夢想絕不是空想。夢想是可以實現的美好生活的追求動力和希望。他們的父母那一代人經歷了末期的日本殖民統治和韓國戰爭（即朝鮮戰爭），並沒有什麼家產可以留給子女，唯有不停地敦促子女‘好好學習、好好學習’，以擺脱貧困，過上比父母那一代人更好的生活。經濟高速發展時期的嬰兒潮一代的大部分人都如父母所期望的那樣，通過自己的努力白手起家，成家立業，成為了中產階層。正是這些人，構成了目前大韓民國經濟的中堅力量。”

​**也就是説，當年人們只要努力，都有希望實現自己的夢想，過上更好的生活，成為穩定富足的中產階層。但如今，很多年輕人面臨的卻只有“勺子階級論”和“N棄一代”的慘淡現實。**就在今天早晨（2018年7月1日），韓聯社還發出了一篇“據説富人增加了，可為什麼我這麼窮呢？”的深度分析報道。報道説，根據韓國銀行和統計廳的調查報告，前20%的韓國人擁有全部淨資產的60%以上，而後50%的韓國人只擁有所有淨資產的10.9%。根據KB金融研究所的研究報告，擁有10億韓元（約合人民幣600萬）以上金融資產的富人從2012年底的16.3萬名增加到了2016年底的24.2萬名，這些富人所擁有的金融資產也從366兆韓元增加到了552兆（1兆韓元約等於60億人民幣）韓元。這意味着頂層0.47%的韓國人佔去了全部金融資產的16.3%。根據韓國保健社會研究院和韓國勞動研究院兩位研究員撰寫的調查報告，反應收入不平等的基尼係數從1996年的0.3033增加到了2016年的0.4018，以2016年為準，前10%的人所獲得的收入佔了全部個人收入的49.2%。

而財富和收入的不平等又直接反映在對子女教育的投資上，以及對子女婚禮的支持力度上。該報道説，根據韓國統計廳公佈的數據，2017年前20%的家庭投資在子女補習教育上的費用是後20%家庭的27倍。而韓亞金融管理研究所公佈的《2018富人報告書》顯示，擁有10億韓元以上金融資產的富人們，僅在子女婚禮一項上就投入6-7億韓元（360萬-420萬人民幣）；而根據新韓銀行2017年的《普通人金融生活報告書》，中產階層家庭對子女婚禮的資金支持則不過平均6359萬韓元（約合38萬人民幣）。由於所繼承財產、收入和教育等方面的差距，現在階層之間的流動幾乎是不可能的。報道指出，按照經合組織（OECD）最近發表的《社會階梯是否已經崩潰？》報告書，出生於韓國底層10%家庭的子女要花五代人的時間才能成為中產階層，也就是説要花上整整150年時間才能上升為中產階層。

富人和富人的財富在不斷增加，而窮人的生活卻日益水深火熱。以青年和老年為主的獨居羣體——根據另一家韓國媒體Herald經濟網報道，以2016年為準，韓國獨居人羣的比例為總人口的27.9%，首爾地區的這一比例為30.1%，即均接近30%——往往是入不敷出，根據韓國統計廳公佈的資料，以2017年為準，獨居者的月均收入為169萬韓元（約為人民幣1萬），月均支出卻為177萬韓元。生活在首爾的獨居青年（20-34歲）中，住在半地下、屋頂增設小房間和“考試院”——這些地方或者採光不足、潮濕陰暗，或者冬冷夏熱，或者空間狹小甚至沒有窗户——的人的比例也逐年上升，2015年達到了37.2%。而韓國的自殺率也在2003至2016年間連續十三年高居經合組織國家第一位（自殺率遠高於第二位的日本、第三位的芬蘭和第四位的美國），尤其是老人的自殺率又高達整體自殺率的兩倍。而自殺的原因大部分都是生活貧困無依。該報道最後援引對韓國中央大學申光榮教授的採訪説，當放棄了生活希望的貧困階層越來越多時，社會矛盾必然會更加嚴重；富人和窮人各自形成異質的社會認識和政治意識，結果就是在同一個社會內部出現分裂現象。為了緩解這些現象、解決這些問題，政府的角色舉足輕重。

然而，韓國的政治生態看起來並不利於解決韓國社會面臨的這些問題、消弭韓國社會存在的這些撕裂和對立。長期活躍於韓國政界第一線的秋美愛，也在其書中直言不諱地指出：“（民主化以來）不論是左翼進步政黨，還是右翼保守政黨，都為了迎合民意而側重於短期療法或‘政績工程主義’。就像承諾大學只交半價學費那樣，對於這樣的政策承諾，如何籌措補助資金是關鍵，但政黨在做出這些承諾時甚至都未曾想過如何去籌措預算。像FTA這樣對經濟結構有着重大影響的對外政策，政府在作出決策時甚至都來不及去思考一下它可能帶來的後遺症或副作用。兩大政黨只是根據臨時的短期的需要來採取行動。國會也是隻有對立和衝突，雙方為了反對而反對。”

**當然，中產階層的衰落並不是韓國獨有的問題，社會兩極化也不是韓國特有的現象。自20世紀70年代新自由主義席捲全球以來，中產階層衰落和社會兩極化便一直處於進行時中。也正因如此，使得這些問題獲得解決的前景更加撲朔迷離。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在問世後不久就被譯為韓文出版，並在韓國社會引起極大反響，這也從側面説明了韓國社會目前的整體氛圍。**其實，在韓國，除了20世紀80年代民主化運動風起雲湧時曾短暫興起過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法來剖析韓國階級狀況的潮流外，一般都是用韋伯的階層（stratification）或“地位羣體（status

group）”概念作為分析工具。而且，20世紀80、90年代即使以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法對1960年代-1990年代韓國社會階層結構變化進行考察的研究，也都認為這一階段韓國並未出現階級兩極化現象。但近年來隨着中產階層危機的出現和社會兩極化現象的日益加重，馬克思的階級兩極化理論似乎正獲得更強的説服力。也難怪韓國社會學者金文朝呼籲，韓國現在需要新的階級理論，來提高對現實問題的分析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