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囚歸獄——李世民的“政治神話”及其消亡_風聞

7月1日，觀察者網轉載了澎湃新聞的一則新聞，引起了網友們的熱烈討論：

95歲老人臨終想見在服刑的孫子，看守所把他送來了……

網友們就法律和人情的張力問題的論辯很精彩，而且熟讀歷史的網友“陳三”立刻想到了一個歷史典故：

説的就是貞觀年間的縱囚歸監現象。

把監獄裏的犯人放出來和家人團聚，某段時間後再讓他們自覺回監獄服刑，整個事件歷來被當做唐太宗乃是“仁君”的證據。

不錯，李世民的縱囚之舉千百年來被塑造成了一種以德化民的典範。

1984年，胡如雷的《李世民傳》在提到這個事件時，不無感慨地把此事成為一種奇蹟：“這是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奇蹟，但它只能是執法持平的結果。”

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到底如何，我們不妨徵引一下史料，捋一捋。本文斗膽探討一下這個問題。

張豐毅在《武媚娘傳奇》中飾演唐太宗

此事影響因子最大的要數王稱的《東都事略》。首先要指出，王稱是生活在南宋的家傳史學家，而《東都事略》則是一部紀傳體北宋史。它在卷32記載了宋太宗趙光義和臣下的一段很有趣的對話：

太宗嘗語輔臣曰： “朕何如唐太宗？” 皆曰： “陛下， 堯舜之主也， 何太宗之足雲？” （李） 昉獨無言， 徐誦白居易詩云： “怨女三千放出宮， 死囚四百來歸獄。” 太宗拱手曰：“朕不及也。”

趙二想正面肛一下李世民，眾臣附和：您是堯舜之主啊，哪是姓李的能比的？只有李昉很耿直，唸了一句詩，讓趙二深感慚愧。

他念的這句詩，就是白居易的《七德舞》的詩句：死囚四百來歸獄！

白居易生活的時代距離貞觀年間已經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了，這是他懷念李世民舉義兵，致太平的聖君形象而有所感懷。史學家陳寅恪在《元白詩箋證稿》中對這首詩大加讚賞，認為白樂天老師為了寫這首詩，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耙梳各種先帝史料，苦心寫就的，而且斷定白樂天肯定查閲過《太宗實錄》和《六典》。

 陳寅恪確立的以詩證史的範式，這裏限於篇幅略過不講。但白居易畢竟是詩人不是史學家，王稱則生活在南宋，我們必須要找到唐人的原初記載，辨其面目。

在《舊唐書》和《新唐書》中，我們找到三段有關釋放犯人回家的記錄，不妨一切貼出來對照一下：

舊唐書的記載其實只有寥寥幾十字：

（貞觀六年，632年） 十二月辛未，親錄囚徒，歸死罪者二百九十人於家，令明年秋末就刑。其後應期畢至，詔悉原。

《新唐書·太宗本紀》這樣説：

十二月辛未，慮囚，縱死罪者歸其家。…… （貞觀七年） 九月，縱囚來歸，皆赦之。

而《新唐書·刑法志》則比較詳細：

（貞觀） 六年，親錄囚徒， 閔死罪者三百九十人， 縱之還家， 期以明年秋即刑； 及期， 囚皆詣朝堂，無後者，太宗嘉其誠信，悉原之。然嘗謂羣臣曰： “吾聞語曰 ‘一歲再赦， 好人喑啞’。吾有天下未嘗數赦者，不欲誘民於倖免也。

有意思的情況出現了！釋放囚犯回家的人數出現了重大變化**，從290多人變成了390人。**這一點被喜歡蒐羅唐史再通古今之變的北宋思想家司馬光抓住了，他拿出了小時候砸缸的勁頭，不依不饒地考證，認為貞觀六年，全國的死囚犯其實只有不到30個。

在這裏，筆者懷疑，白居易的“死囚四百來歸獄”很可能是北宋人編纂新唐書的一個依據。隨着時間的不斷往後推移，同一件事縱囚歸獄的人數越來越多，這似乎給現代史學家顧頡剛的累成迭加的歷史範式提供了一個顯證。

不過，看各種記載，放囚的時間大致是一致的，是貞觀六年的年尾，十二月二十二。這是唐代的臘節，也就是冬至後的一個戌日，這一天，家家户户聚會餐飲，有祭祖等活動。

此外，《冊府元龜·帝王部》給我們提供了重要的細節補充。當時，李世民用了**“皆放入京，依期而集”**的策略。意思是，把全國的囚犯分批運送到長安，在長安由皇帝即李世民本人昭告釋放後，統一遣散。

犯人受刑和羈押時遊街示眾在古代是常有的事情，這裏，李世民搞了一個特色特赦，給放囚的犯人們搞了一個大典，在釋放他們之前也“遊街”了——李世民的意圖是十分明顯的。在玄武門之變李世民登基後，他是特別喜歡“親錄囚徒”的，也就是親自兼任司法部部長，這到底是為何？

因為李世民深受“倉廩實而囹圄空”的古訓的鼓舞，認為囹圄空乃是“聖哲施化，上下同心”的重要舉措，還可以以此消弭朝堂坊間對他殺兄屠弟，逼父篡位的惡名，弱化對他的皇位合法性的質疑。

不過在這裏還有一個問題，唐太宗以皇帝令直接下達放囚的指令，在德政塑造的框架下，是否在“個人干預司法”的程序上出現問題？即，皇帝有死刑的最高裁決權嗎？答案是肯定的。唐律名言生殺之命，人主專之。即便是這樣，李世民也把這些要放囚的對象認定為有“重大作案嫌疑者”，是在複審程序內將其暫時釋放的。

綜上所述，唐太宗李世民在貞觀六年的這一次縱囚至少在他看來是一場“盛典”，頗耐人尋味的是，在終唐一代，卻未能大書特書，而是被湮滅在浩瀚的典籍中。

直到一個人的出現，縱囚的事情才成為了新聞輿論的爆點。他不是別人，就是北宋的話題引領者歐陽修。

歐陽修

六一居士老師在北宋初年的社會影響力怎麼高估都不過分，是能以春秋決文獄的“學閥”（褒義）型人物。他的《縱囚論》這一篇寫得極為精彩，重新發掘李世民縱囚事件這一史料的同時，也給北宋當時的當權者以棒喝。

《縱囚論》這個千古傳誦的史論名篇，痛批了李世民的這項舉措，原文這樣寫：

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 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幹譽。

“上賊下之情”是本文的核心思想。沽名釣譽，虛偽狡詐，一點小恩小惠收買人心，卻忘了人間大義，犧牲受害者以幹譽，用現在很粗俗但和貼切的一個詞來説，歐陽修老師認為李世民縱囚就是“裝逼”。

靠裝逼是無法成三王之治的，這話也是説給北宋皇帝聽的。

清代的李伯行在《唐宋八大文鈔》中給歐陽的這篇極高的讚譽：“ 求名兩字， 勘破太宗之心，便將一段佳話盡情抹倒。行文老辣，真酷吏斷獄手。”

無獨有偶，明末清初的史學大家王夫之也極為推崇六一居士的論斷，他這樣説：

必太宗陰授其來歸則赦之旨於有司，使密諭所縱之囚，交相隱以相飾，傳之天下與來世，或驚為盛治，或詫為非常，皆其君民上下密用之機械所籠致而如拾者也。

縱囚就是皇帝和公檢法合起夥來騙老百姓，你裝什麼逼呢？

釋囚歸獄的歷史資源

李世民的這項舉措，是否是他本人的原創呢？查閲漢、魏晉南北朝所有的正史和野史，其實我們可以發現，某地方官，從縣令到朝堂重臣，私自釋放囚犯回家，再讓他們定期回監獄服刑的記載簡直數不勝數。尤其在各個紀傳體史書《循吏傳》中，每每歌頌某個官員，一項美名就是他釋放過囚犯，而囚犯很有“契約精神”，定期又回來了。

在儒家的施政理念中，法律這個東西是相當消極的，它無法強人為善，只能禁人為惡，必須輔以道德教化。從秦到漢，經歷了一個以法家“以吏為師”到儒家“以師為吏”的過程，“獄空”成為善治的一個重要指標。監獄裏人多，説明你這個地方人情偽薄，尚未大化，政績是有瑕疵的。

於是大量的循吏的釋囚歸獄成為了史學家敍事演化的一個模塊，很像評書藝人口中英雄形象出場時候的三板斧，是模式化的，是可拆卸、可移植的敍事模版。

在這裏筆者插一句，史家寫作，模版和春秋筆法很多都是同構的。比如説某武將很可能冤死，史官又不好明着給他喊冤叫屈，就説他死於背傷復發。於是我們在中古史料中看到很多背傷復發而死的武將，暗指他死的不明不白。

而熟讀史書的李世民，極有可能在歷史中總結出釋囚歸獄帶來的德政建設效應，只不過，釋放囚犯的主角從地方基層官員變成了皇帝。

李世民的自我否定和釋囚歸獄的“神秘”消失

行文至此，也許會有讀者發出疑問，以武功定天下，卻力求以文德綏海內的李世民釋囚事件，本可以被當時的史官和詩人們大肆傳誦，為何終唐一代，卻只有白樂天費盡心機，餖飣之學才輯出此事，而且這段歷史在唐朝既沒有詔令存世，沒有名黨言論集，背後有什麼隱情？

原因就是，唐太宗在縱囚歸獄之後突然翻臉，而且翻得比較快，否定了自己的這套文德精神文明建設。

僅僅過了一年之後，也就是貞觀七年，唐太宗開會的時候給羣臣語重心長地説：

朕比來臨朝斷決，亦有乖於律令者。公等以為小事，遂不執言。凡大事皆起於小事，小事不論，大事又將不可救。社稷傾危，莫不由此。

而且話説得很重：我有天下已來，絕不放赦！

貞觀縱囚一事在唐代史籍中被刻意淡化和忽略，極有可能和李世民本人對此事帶來的負面效應有關係，而且不排除唐太宗親自過問刪帖事宜（貞觀十四年，李世民大規模查刪修國史的記錄：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國史者，若有善事，固不須論；若有惡事，亦欲以為鑑誡，使得自修改耳。）

而且唐太宗還拿諸葛亮治蜀做例子，認為諸葛亮理政最大的特色就是賞罰嚴明，特赦囚犯，是對安善良民的不公平：

又蜀先主嘗謂諸葛亮曰：“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之間， 每見啓告理亂之道備矣， 曾不語赦。”故諸葛亮理蜀十年不赦，而蜀大化。

更值得探討的是，李世民之後的唐朝，再也找不到一例縱囚歸獄的例子，和魏晉南北朝的史書事例模式構成了鮮明的對比。

不僅僅是唐朝，在之後的歷史上，宋元明清七百多年的歷史中，幾乎很難再尋某官員為了樹立自身的 “良吏” 形象，往往會主動實施縱囚的記載，可以説，自唐初之後，中國的德政模式由循吏制向着律令制時代在不斷邁進。李世民親自打碎了自己一手創建的政治神話，歷史辯證法也在螺旋上升中不斷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