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聚氰胺事件十年：受害者家庭多生二胎 乳業重塑_風聞

本文來自後窗

T恤用收納袋單獨裝着，放在衣櫃的上層，蔣亞林找到它，端上一盆水，放進去，再滴上幾滴洗衣液。衣服上有不少黃色的斑點，她多搓了幾下，擰乾，展開，用衣架晾好。

衣服上，一張黑白色嬰兒臉出現了，一雙黑色的眼帶着淚光，表情悲傷。嬰兒臉下印着“銘記中國911”幾個黑字。

這是蔣亞林和幾個結石寶寶家長在三聚氰胺事件爆發一週年之際製作的T恤，那是2009年。10年前，媒體曝光食用三鹿奶粉的嬰幼兒患上腎結石。國家抽查發現，包括三鹿在內的22家奶粉品牌被查出三聚氰胺超標，3000萬嬰幼兒被波及，其中被確診為三聚氰胺的受害者達30萬。

今年13歲的任辰（化名）是受害者之一，從出生起就食用三鹿、南山和伊利奶粉。2008年，3歲的他被查出腎結石。同一年，蔣亞林看到奶粉有問題的新聞後，帶着孩子去醫院檢查，發現孩子患上了雙腎結石。

毒奶粉造成的傷痕，在這些孩子身上存留至今。

晚飯吃到一半，任辰從口袋裏掏出了藥瓶，母親從消毒櫃裏拿出杯子，倒上一杯熱水。父親拿出藥箱，把一粒粒藥丸扣下裝到已經見底的藥瓶內。

任辰吃的是用來控制體內鉀含量的藥丸，每週三次他還得坐三種交通工具去長沙做腎透析，平時需嚴格控制飲食，少喝水，不能劇烈運動。這些在家庭中已是稀鬆平常的事。

十年來，三鹿倒掉了，奶粉行業監管制度變得嚴格，中國的乳製品行業發生了變化。包括任辰在內的許多受害家庭努力想回歸平常生活，但孩子體內未消失的結石以及無故暈倒，膝蓋疼痛，哮喘，心臟病等症狀……總讓他們想起三聚氰胺。

他們像定時炸彈，安放在父母身邊。看病尋醫宛若無底洞，而三聚氰胺的傷害程度、後續影響以及針對病患的治療手段至今不詳，這種朦朧、混沌的未來，或許會伴隨孩子們的下一個十年。

三聚氰胺受害者家長陳錫彬和他維權時打印的資料。攝/劉思潔

泥沙樣結石

任辰有些焦躁，眉頭緊鎖。母親掀起了他的上衣，一道蜈蚣狀的疤痕從右腹部爬上後背。這是10年前做手術清洗腎中結石時留下的。肚子前還有兩道兩年前換腎的手術疤痕。任辰把褲子提得很高，沒過肚臍，但疤痕仍舊爬過褲腰帶。

每週一、三、六，任辰要早上五點起牀，搭車前往長沙，到湘雅二醫院做透析排毒。為了治病，他留過兩次級，每週只上三天課，他愛吃土豆，但因為鉀含量高，不能多吃，一次被允許吃了好幾個，立刻誘發心衰，再次住院。

據世界衞生組織的研究，三聚氰胺本身會引起膀胱結石，與三聚氰酸（三聚氰胺污染的奶粉中也含有）結合時，會形成結晶，形成腎結石。這些小結晶會堵塞腎小管，有可能導致不能產生尿、腎衰竭，以及個別病例中導致死亡。三聚氰胺也被證明在某些情況下對動物有致癌影響。

蔣亞林每天早起第一件事是看11歲女兒的眼睛，它就像個晴雨報時器，只要吃了零食或者其它不健康的油膩食物就發腫。女兒説自己總尿出石頭，“媽媽，我覺得我喝了楊梅湯，所以尿石頭，你就給我多弄一點。”蔣亞林女兒去年去醫院檢查，診斷結果仍然是雙腎泥沙樣結石。

這些三聚氰胺受害者的家長至今忌憚國產奶粉：蔣亞林的奶粉是託人從澳大利亞等地背來的。當孩子想要喝國產牛奶時，周進和女兒講道理：“為了你的身體，你不能喝，爸爸也是為了你好。”陳錫彬的另一個兒子出生後，寧可給孩子喝米湯。

這些年，國產奶檢測標準已經超過國際標準，“我本來以為三五年，消費者會忘記這件事，但國人現在還是不願相信國產奶。”廣州奶業協會原會長王丁棉説。

陳錫彬的兒子陳子文（化名）出生時只有一個腎，6個月大的時候被認定是三聚氰胺受害者，被查出結石加腎積水。現在10歲的他看起來和普通孩子沒有多大差別，結石治好了。但陳錫彬一直覺得，兒子生殖器比出生時還小，也是因為三聚氰胺。

他給孩子報了詠春拳和腦動力補習班，詠春拳學了四年，孩子身體不再虛弱了。陳子文立定在客廳內，雙手緊握提於腰間，直直地出拳，又把手掌攤開，握成鈎狀，在胸前揮動。他的肚子鼓鼓的，胳膊也紮實有力，只是1米3的個頭在班上算是最矮的。

任辰的家裏有些沉悶。下午5點，任辰在屋內寫作業，父親在一旁看電視上播的鬥地主。父子倆沒有説話。任辰生病之後，他的母親説“村裏人都説沒見我笑過。”

十年前，任學武做生意，妻子上班，家庭小康。給孩子買奶粉，都買自己認為的最好的，三鹿、南山、伊利，一百多元一罐。那時，妻子專門幾個水杯涼開水，涼到40多度，把奶粉舀到奶瓶，再倒入水温適合的開水，搖勻，塞入哭鬧的任辰口中。

這一動作不知道重複了多少次，奶粉源源不斷進入任辰的身體，直到三聚氰胺事件被曝光。

2008年9月，三聚氰胺事件曝光後，任辰第一次檢查後的報告單。攝/劉思潔

難以舉證的侵害

三聚氰胺事件被媒體曝光之前，許多受害者父母都感受到了孩子和別家的不一樣。彭文（化名）的孩子四個月大時，尿的顏色很深，去醫院檢查才知道是尿血了。他被告知，孩子患上雙腎多發性結石。

廣州奶業協會原會長王丁棉告訴搜狐號後窗，2008年之前的五年內，中國乳業非常混亂。業內流行使用蛋白精來造假奶粉，花一兩千塊錢，就可以買到一份造假配方。當時大奶企沒有牧場，“牛奶緊缺，甚至見到白色的液體就當牛奶來收。”他認為，三聚氰胺在2004年時就應該被用上了。事件被曝光後，乳業噤若寒蟬，奶場的奶都沒人來收了，牛奶被傾倒入農田中、河流裏。

蔣亞林記得，那時醫院裏烏泱泱一片都是去抱着孩子去做檢查的家長，她的孩子被檢查出雙腎有米粒大小的結石。醫生告訴她：“今天檢查出來了，還會寫你的孩子是結石，要是明天來，小於4mm的結石會直接説沒有問題。”

三鹿企業，高管，相關奶農得到處罰。受害者家屬陸續接到包括三鹿在內的22家企業拿出的賠償金。

賠償被分為三檔，第一檔：死亡，賠償20萬元，第二檔：重症，賠償3萬元，第三檔：普通，賠償2000元。衞生部承諾：會對三聚氰胺對人體造成的影響進行流行病學研究，擴大對嬰幼兒的篩查和治療問題，在沒有權威結果前每年免費為患兒做一次全身檢查等等。

後續的十年內，很多承諾沒有兑現。多位家長告訴後窗，孩子們並沒有享受享受到免費的體檢，只有少部分重症的家庭在後續的治療中報銷成功。陳錫彬記得，當時政府的工作人員拿着告知家長的一封信來找他時，向他保證孩子以後的治療可以報銷，這封信上也是這樣承諾的。

陳錫彬在信上籤了字。受訪者提供

陳錫彬收到的賠償金收據。受訪者提供

陳子文進過五次重症監護室，賠償時被定為第三檔“輕症”。陳錫彬當時並不願簽字，政府工作人員提醒，如果不籤，治療費用不能報銷，考慮到他當時開餐館並不差錢，就簽了，領到兩千元補償款時還挺開心。

後來的情況越來越糟，家庭經濟被拖垮了。陳錫彬跑遍了各個部門，想要去報銷孩子看病花費，被拒，理由是症狀屬於“輕症”。他認為當時兒童醫院上報錯了，想推翻當年的判斷。

2015年，陳錫彬決定找那些受害者家長一起做點什麼。他印着大廣告牌，寫上孩子經歷，到人多的市集擺着。路人見了，説“都這麼多年過去了，國家當時不是承諾免費治療了嗎？”

沒有其他三聚氰胺受害者家長來找他。偶然間，陳錫彬在電視上看到任辰躺在病牀上做透析的畫面，他找到了父親任學武。約好見面，陳錫彬把電視上任辰躺在病牀上的畫面打印成照片，用塑料膜封好，帶了過去，任辰的母親很驚訝，“我們都沒想到做這種事”。

從任學武那裏，陳錫彬得知，因為保險公司不給報銷孩子換腎的錢，任學武找上了記者維權。

這是兩個結石寶寶家庭目前為止唯一的一次線下交集，像很多受害者家庭一樣，他們仍然沒能實現“共同行動”。“奶粉家長羣”裏，大家會聊聊孩子近況，會詢問有沒有人願意接受記者採訪，在羣裏討教維權經驗。

蔣亞林會想起事發一年內的情形，那時家長心中憋着一股氣，QQ羣相當活躍。他們籌劃着做紀念衫，會在QQ羣和空間裏轉發尋找設計師的消息。後來，大家選定了一個印着嬰兒悲傷表情的方案。

2009年11月，他們中的趙連海以尋釁滋事罪被逮捕、判刑，家長們像泄了氣的皮球，近十年來，熱鬧的羣變得安靜。

很多人都是各自為戰。郭利喝施恩奶粉的女兒被查出雙腎患病，他要讓企業承認錯誤，賠償他和女兒的損失，對相關人員追責，甚至要推動對於國家奶粉安全的立法，隨後遭遇牢獄之災。蔣亞林要求除三鹿奶粉之外的所有涉案企業都能承擔責任，並保障孩子到18歲可以免費治療相關疾病，還要有研究機構研究三聚氰胺對於人體的傷害，她沒有在賠償協議上簽字。

曾幫助三聚氰胺受害者家長做維權的律師常伯陽稱，當時針對廠家的一些訴訟，法院立案了，但最後並未審理，由政府來協調解決。

“陳錫彬之所以維權難，可能是因為最初醫生判斷陳子文的症狀並不是由三聚氰胺引起。”常伯陽説，“但什麼樣的病症應該被判斷為重症或者輕症，應該公示，讓家長知情。消費者舉證自證受到的食品侵害的難度較大。”

衞辦醫政發〔2009〕66號文件曾提出，“嬰幼兒奶粉事件患兒急性治療期終結的認定標準按照《衞生部辦公廳關於印發嬰幼兒奶粉事件患兒急性治療期結束判斷標準的通知》文件執行”，陳錫彬向湖南郴州衞計委要求公示這份文件中提及的輕重症相關標準，被拒。

2015年，陳錫彬帶着妻子去了北京，跑了一個多月，每天7點起牀，排隊。陳錫彬的妻子説，“陳錫彬刻意帶上高高的紙帽子引起關注。”隨後他們在派出所待了一天。

陳子文很難理解父親做的事兒是什麼。有一次，他看到展牌上有自己的照片，“為什麼上面有我？”説完回到房間寫作業。妻子給他使了個眼色，陳錫彬把展牌翻了個面。

為了給孩子治病，陳錫彬把1997年的老房子抵押出去貸款了，房內二十年來沒有裝修，客廳裏的沙發人造革已經被磨掉了，翻出了黃色的海綿。從湖南跑到北京維權，他只成功爭取了一次手術費用報銷。

任辰吃的藥。攝/劉思潔

被改變的親情與乳業

彭文的兒子有時候會突然冒出一句：“爸爸，你當年為什麼不把我治好呢？”他會留下淚水，“其實是怪我，怪我當時沒有把他治好。”

頭胎孩子是三聚氰胺受害者的家庭，大多選擇生二胎。蔣亞林也選擇給女兒再生了一個弟弟，“我怕白髮人送黑髮人。”

對生病的孩子，家庭總會傾注更多的愛。陳錫彬家中，好吃的總是會留給大兒子陳子文，有時小兒子會抱怨：“爸爸你偏心。”陳錫彬會告訴他，“你哥哥身體不好，要多吃一些好的”。

入獄的郭利在女兒生命中消失多年，女兒至今不願和他講話，她曾經畫過一幅畫，一個小孩站在畫中，天上有個男人插着翅膀，在天空中飛着。女兒給這幅畫取名《仙子》，郭利認為畫作是想表達“天上飛回郭爸爸！”

三聚氰胺讓家庭的運行軌跡發生變化，也讓中國乳業脱了一層皮。

2008年被行業內公認為中國乳業發展的一個轉折點。中國的奶牛養殖市場被新政策洗牌。質檢總局檢測奶粉時新增“三聚氰胺”的項目。監管國產奶粉也越來越嚴苛。奶農張依依（化名）發現，她的奶牛場因為達不到蒙牛的要求被淘汰。

她現在每個月檢測所需花費大概三千元錢。擠奶的工作間，送奶車上都被要求裝上了攝像頭。

王丁棉説，2007年，中國大概有220萬個奶牛養殖場，到了2017年，就變為120萬户，更多規模化的大型養殖場建立了起來。

三聚氰胺卻讓受害者的身體變得更糟。

2013年開始，任辰的腎功能開始衰退，那年生日過了沒多久，他被診斷出尿毒症，換了兩次腎，差點失去性命。

有的家庭選擇把實情告訴孩子，有的選擇隱瞞。彭文經常和孩子談心，他們會聊起三聚氰胺，會聊起為啥會得哮喘。兒子也慢慢明白了是什麼害了他，一次，弟弟想要喝奶粉，哥哥連忙上前制止，“這個是不能喝的，會長石頭的。”

每個月，孩子會向周進抱怨，自己的膝蓋、肚子疼，夜裏會因此大哭，這時他安慰女兒：“這是你在長個子的正常現象，爸爸小時候也會疼。”“我很矛盾，我怕她會自卑，我想讓她沒有負擔的成長。但總有一天她會知道，我怕她會怪我一直瞞着她。”周進説。

陳子文會對自己的身體狀況感到疑惑，陳錫彬只能用“你長大了就會好了”來回復，“那我要快點長大”，陳子文説。

但長大後就會好嗎？ 陳錫彬不知道。

陳子文自拍。攝/劉思潔

“都十年了，也該消停了”

陳錫彬把高出他兩個腦袋的大展牌擺在了郴州市兒童醫院的門口。很多人圍了過來，“都這麼久了喲”，人羣中一位老者掃了一眼，揚了揚嘴角就離開了。

保安來了，讓他收起了展牌，承諾讓他見院長，但圍堵了兩天，院長始終“不在”。他就又找去衞計委，讓他們出具當年關於急性腎功能衰竭的標準判定文件，被告知只有最高領導簽字，才能給他看。“時間太長了，我們管不了這事了。”

出獄後，趙連海拿着大家的捐款，想要為孩子們的治療進行報銷。但響應的家長寥寥，在微博更新了幾期報銷進展後，趙連海把計劃作罷。

郭利還在維權，為了他的孩子，也是為了他自己的賠償和公道。他覺得可能還要再付出十年的時間，才能取得成效。

王丁棉記得，2017年某領導在一次會議上説過，“三聚氰胺事件已經過去了，中國乳業現在要朝前看。”2018年1月1日，《嬰幼兒配方乳粉產品配方註冊管理辦法》正式全面實施。根據統計，註冊制新政將淘汰約2000個嬰幼兒配方奶粉品牌。

十年後，羣裏偶爾會冒出一句：“都十年了，也該消停了，這些年我們受的苦，也只有我們自己知道。”

“我希望能夠有一個第三方機構能夠為這些孩子做一個全面的體檢，去評估孩子的身體狀況，以及讓我們能夠明確三聚氰胺對於人體的傷害具體是怎樣的。”彭文説。

蔣亞林曾帶女兒去醫院檢查，問到結石可能帶來的問題時，醫生語焉不詳，“多喝點水，這個我説不好。”她曾記得世界衞生組織的一份研究報告表明，“嚴重了會造成膀胱癌”。彭文問過醫生，兒子的哮喘會不會和三聚氰胺有關，北京兒童醫院首都兒科研究所的醫生否認了這一點，“哮喘的成因很複雜。”

迄今沒有哪個醫院針對三聚氰胺給陳錫彬、任學武等人的孩子造成的損害做出明確鑑定，對他們今後的影響，亦無明確預判。疾患的未來，顯得模糊而不確定。

有的孩子的體內還有結石，有的孩子還有腎積水，有的孩子經常喊腰疼，身體弱，愛感冒，不能長時間運動，膝蓋會疼……和正常的孩子相比，這些孩子似乎體質“更弱”，愛生病。

任辰漸漸習慣了他的生活。

“你覺得做透析難受嗎？”他搖搖頭。

“你知道三聚氰胺是什麼嗎？”他又搖搖頭。

偶爾，他會問母親：“你為什麼要把我生下來受苦。”

這十年裏，任辰的母親一直以為三聚氰胺是一種營養物質，可以添加到奶粉內，發生事故只是因為添加過量了。她只想等孩子再長大幾年，能不能再換腎。

蔣亞林最近頻繁接受媒體採訪，説着多數家長的訴求：對相關企業追責，建立受害兒童的保障機制，“已經不再維權了”，蔣亞林把T恤晾在了陽台上，沒有風，衣服上孩子的表情凝固在空中，十年如故。

（作者 劉思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