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意志與歷史自覺：周書記的半碗紅燒肉，朱德的兩百塊錢借條_風聞

跟今天首頁的《周書記的一記耳光》連着看。

如何是革命的意志？革命的意志不是在一帆風順時高喊“一往無前”，錦上添花烈火烹油的事情多了去了。可是當處於逆境之時，身邊的戰友一個一個倒下死去或是逃離隊伍，而長夜漫漫黎明尚未到來，如何説服自己相信下一個夜晚還能活下來？

這是我犧牲生命也要做成的事情，這是我認為絕對正確的事情，這是我一定要堅持的事情。

革命意志，理想與信念，大多數人，還沒有到了可以談這個詞的程度。

在順風車上夸人好，那是人人都會做的事情。可真到需要作出犧牲的時候，有幾個人做得到呢？

什麼是火種？不是行將要熄滅，岌岌可危的，光亮微弱的，那不是火種。

什麼是新年？沒有遭受過困難考驗的，挫折打擊的，那不是信念。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歲不寒，牆頭草與温帶落葉闊葉林，一樣在春風裏搔首弄姿。

這第一篇文章的最後一段説得好：

面對難以預測的歷史和難以把握的機遇，起關鍵作用的，仍然是人的素質與信念。

領導者的素質與信念，最終匯聚成歷史的自覺。

歷史是一條奔騰不息的長河，給予個人的機會極其有限。

朱德從南昌起義隊伍的邊緣走到了“朱毛紅軍”的核心，最後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沒有義無反顧投身革命、捨生忘死追求真理的精神世界，也無法獲得這樣深刻和敏鋭的歷史自覺。

一句名言説：人的一生雖然漫長，但關鍵時刻只有幾步。個人如此，集團、國家同樣如此。能夠在關鍵時刻幫助領導者做出關鍵判斷採取關鍵行動的那種發自內心召喚的歷史自覺，不但是偉人之所以成為偉人的必備條件，更為見風使舵者、見利忘義者、投機取巧者永遠無法獲得。

圖太多不搬了，網址在這，諸位自己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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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4月朱德、毛澤東在井岡山會師時，心情興奮的毛澤東特意換下穿慣的長布衫，找人連夜趕做灰布軍裝，只為能夠穿戴整整齊齊，會見大名鼎鼎的朱德。

（毛主席與朱德在陝西寶安縣合影）

肖克將軍回憶井岡山斗爭時説，朱德在部隊中有很高的威信，部隊對朱德帶點神秘式的信仰。

這種“很高的威信”和“帶點神秘式的信仰”，印證着總司令的地位。它不僅來源於中央軍委一紙簡單的任命，也不僅來源於紅軍將士在軍紀約束下的服從。共產黨人在最為困難的時刻，在被追殺、被通緝、被“圍剿”環境中鍛造出來的堅定性，是那些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人能吃多少碗乾飯的人永遠感悟不出來的。

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是總司令威望和地位的起點。

但南昌起義部隊對朱德的認識，同樣經歷了一個不短的過程。

不論是起義之前還是起義進行中，組織指揮起義的核心領導成員中都沒有朱德。起義的當天晚上，前敵委員會分派給朱德的任務，是用宴請、打牌和閒談的方式，拖住滇軍的兩個團長，保證起義順利進行。陳毅後來回憶説，朱德在南昌暴動的時候，地位並不重要，也沒有人聽他的話，大家只不過尊重他是個老同志罷了。

朱德在起義中沒有基本部隊。起義軍主力十一軍轄八個團，由葉挺指揮。二十軍轄六個團，是賀龍部隊。朱德率領參加起義的，只有軍官教育團三個連和南昌公安局兩個保安隊，五百人不到，只能算一個營。所以南昌起義計劃中分配給朱德的任務，只是“加強在敵軍中的工作，瞭解南昌敵軍動態”。起義後另成立第九軍，朱德被任命為副軍長。第九軍當時就是個空架子，沒有軍長，也沒有戰鬥部隊，原是想爭取部分滇軍加入到這支隊伍中來，但未獲結果。

起義部隊南下，當時滇軍遍佈江西。為利用舊誼使滇軍讓路，朱德又負責起先遣任務。他後來回憶説:“我自南昌出發，就走在前頭，做政治工作，宣傳工作，找尋糧食，……和我在一起的有澎湃、惲代英、郭沫若，我們只帶了兩連人，有一些學生，一路宣傳一路走，又是政治隊，又是先遣支隊，又是糧秣隊。”

朱德率領的不是戰鬥隊。周恩來後來談朱德在南昌起義中的作用，稱他“是一個很好的參謀和嚮導”。南昌起義之時和起義後一段時間內，朱德的作用確實有限。

朱德真正發揮作用，是在這支部隊面臨失敗結局的時候。

1927年9月初，南昌起義軍在三河壩兵分兩路。主力部隊由周恩來、賀龍、葉挺、劉伯承等率領直奔潮汕；朱德率領部分兵力留守當地，阻敵抄襲起義軍主力的後路。

這就是著名的“三河壩分兵”。

（南昌起義）

朱德率領的這“部分兵力”，是十一軍二十五師和九軍教育團，共計四千餘人。三天三夜的阻擊傷亡很大，撤出三河壩時剩兩千多人。本想去尋找主力，路遇潰敗下來的二十軍教導團參謀長周邦採率領的二百餘人，方知起義軍主力已在潮汕地區失敗，起義諸領導人都已經分散隱蔽分頭撤離了。

局面困難且嚴峻。在三河壩完成阻擊任務時，真正是朱德帶出來的九軍人員已經沒有幾個人了。基本力量是周士第任師長的二十五師，還有周邦採帶回來的部分二十四師人員。這支孤軍與上級的聯繫全部中斷，四面又都是敵人，自己也損兵過半，思想上組織上都相當混亂。

到底怎麼辦，只能由臨時負責的朱德做出決斷。

朱德就是在這個非常時刻，面對這支並非十分信服自己的隊伍，表現出了堅強的領導能力。

在商量下一步行動方針的會議上，少數同志覺得主力都在潮汕散掉了，三河壩這點力量也難以保存，提出散夥。朱德堅決反對解散隊伍。他提出隱蔽北上，穿山西進，去湘南。

這真是一個異常嚴峻的時刻。沒有基本隊伍、説話沒人聽、不過把他作為一個老同志尊重的朱德，接過了這個很多人已不抱希望的攤子。他通過異乎尋常的執着和堅定，為這支困境和混亂中的隊伍指明瞭出路。

茫然四顧的人們，聽從了他的話。

10月16日，隊伍走到福建武平，還有2500人；17日擊退追敵，便剩下1500多人了。到達閩贛邊界的石經嶺附近的隘口，朱德親率幾個警衞員從長滿灌木的懸崖陡壁攀緣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敵側後發起進攻。粟裕回憶説:“當大家懷着勝利的喜悦，通過由朱德親自殺開的這條血路時，只見他威武地站在一塊斷壁上，手裏掂着駁殼槍，正指揮後續部隊通過隘口。”

但局面不會因一兩場戰鬥而改變。情況仍在繼續下滑，谷底在贛南安遠的天心圩。

當時已近冬天，官兵仍然穿着單衣，有的甚至還穿着南昌起義時的短褲，打着赤腳，連草鞋都沒有。雖然擺脱了追敵，部隊卻常常受到地主武裝和土匪的襲擊，不得不經常在山谷的小道上穿行，在山林中宿營。

同上級黨委的聯繫沒有恢復，飢寒交迫，疾病流行。無處籌措糧食，官兵常常餓肚子。缺乏醫療設備和藥品，傷病員得不到治療。部隊的槍支彈藥無法補充，人也很疲乏，戰鬥力越來越弱。楊至誠上將後來回憶當時那支隊伍的情況時説:“每個人都考慮着同樣的問題:現在部隊失敗了，到處都是敵人，我們這一支孤軍，一無給養，二無援兵，應當怎樣辦？該走到哪裏去？”

走到江西安遠的天心圩，從師、團級主官開始，各級幹部紛紛離隊。一些高級領導幹部，有的先辭後別，有的不辭而別。1927年12月22日，七十五團團長張啓圖在上海向中央寫了一份《關於七十五團在南昌暴動中鬥爭經過報告》，描述部隊到達天心圩的狀況時説:“師長、團長均皆逃走，各營、連長亦多離開。”

南昌起義軍在部隊中除各級軍事主官外，軍、師兩級設有黨代表，團、營、連三級設有政治指導員。這一健全的軍政領導體制到1927年10月底在江西安遠天心圩最後崩潰。師以上軍事領導幹部走得只剩下朱德一人，政工領導幹部則走得一個不剩。團級軍事幹部只剩下七十四團參謀長王爾琢，政工幹部只剩下七十三團政治指導員陳毅。

團以上幹部全部加起來，僅剩朱德、王爾琢、陳毅三人。

領導幹部如此，下面更難控制。營長、連長們結着夥走，還有的把自己的部隊拉走，帶一個排、一個連公開離隊。剩下來的便要求分散活動。林彪帶着幾個黃埔四期畢業的連長找陳毅，説：現在部隊不行了，一碰就垮。與其等部隊垮了當俘虜，不如現在穿便衣，到上海另外去搞。

後來人們把這段話作為林彪在關鍵時刻對革命動搖、想當逃兵的證據，那是言之過重了。在當時那種局面下，地位比林彪高且不打招呼就脱離隊伍的人比比皆是。很多走掉的人都如林彪所想，不是去上海便是去香港“另外去搞”的。若説都對革命前途悲觀失望也許太重，但起碼對這支形將潰散的武裝能有多大作為不抱信心。

部隊面臨頃刻瓦解、一鬨而散之勢。南昌起義留下的這點火種，有立即熄滅的可能。

關鍵時刻，站出來的是朱德。

（朱德）

在天心圩軍人大會上，朱德沉着鎮定地説:“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敗了，我們的起義軍也失敗了!但是我們還是要革命的。同志們，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強!”“1927年的中國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國革命。俄國在1905年革命失敗後，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暫時的。到了1917年，革命終於成功了。

中國革命現在失敗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暫時的。中國也會有個‘1917年’的。只要保存實力，革命就有辦法。你們應該相信這一點。”

隊伍中沒有幾個人知道1905年的俄國革命。不知道也沒有關係。人們從朱德那鏗鏘有力、擲地有聲的話語中，人們真切感受到了他心中對革命那股不可抑制的激情與信心。

朱德胸中的信心與激情像火焰一般傳播給了剩下來的官兵。

西方領導科學認為領導力的形成依賴三大要素，一曰恐懼，二曰利益，三曰信仰。恐懼迫使人們服從，利益引導人們服從，信仰則產生髮自內心的服從。1927年10月底，在中國江西省安遠的天心圩，朱德這個最初“地位並不重要，也沒有人聽他的話”的指揮者，在關鍵時刻向即將崩潰的隊伍樹立起高山一樣的信仰。通過信仰認識利益，再通過信仰和利益驅散恐懼，真正的領導力和領導威望，在嚴重的危機中鳳凰涅槃一般誕生。

陳毅後來説，朱德講了兩條政治綱領：一是共產主義必然勝利，二是革命必須自願。這兩條綱領成為後來革命軍隊政治宣傳工作的基礎。

朱德講話之後，陳毅也上去講了話。他説：一個真正的革命者，不僅經得起勝利的考驗，能做勝利時的英雄；也經得起失敗的考驗，能做失敗時的英雄！陳毅當時去上海、去北京、去四川都有很好的出路，但他哪兒都不去，堅決留在隊伍裏，實行自己“只要拿武裝我就幹”的決心。

黃埔一期畢業的王爾琢則蓄起鬍鬚，向大家發誓:革命不成功，堅決不剃鬚！

為了反抗國民黨的屠殺政策，從1927年4月中旬的海陸豐農民起義開始，中國共產黨人先後發動了八十餘次武裝起義。歷次起義，包括規模最大、影響最大的南昌起義都失敗了。但因為保留下來了革命火種，它們又沒有失敗。

保留火種的工作，首推朱德。在最困難、最無望因而也最容易動搖的時刻表現出磐石一般的革命堅定性，使朱德成為這支部隊無可爭議的領袖。陳毅、王爾琢成為他的主要助手。

部隊被改編為一個縱隊，朱德任縱隊司令員，陳毅任縱隊政治指導員，王爾琢任縱隊參謀長。下編一個士兵支隊，轄三個步兵大隊；還有一個特務大隊。剩下一門82迫擊炮，兩挺手提機關槍，兩挺重機槍，合編為一個機炮大隊。多餘下來的軍官編成一個教導隊，直屬縱隊部，共計800人。

兩萬多人的南昌起義隊伍，最後真正保存下來的，就是這點家底。

這點家底後來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的基礎，戰鬥力的核心。

南昌起義的火種，從此再也沒有熄滅。

1955年9月2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授銜。名列十大元帥之首的朱德、十大元帥之三的林彪、十大元帥之六的陳毅，名列十大將之首的粟裕，1927年10月都站在天心圩八百人的隊伍裏面。《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評價説，這支隊伍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能夠保存下來，朱德、陳毅“為中國革命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

參加井岡山早期鬥爭的譚震林解放後曾説過，留在三河壩的那部分力量假如不能保存下來，上了井岡山，而井岡山只有秋收暴動那一點力量，很難存在下去。

譚震林1927年秋就在井岡山任中共茶陵縣委書記、縣蘇維埃政府主席。他這番話，無疑是對南昌起義的最高評價，對保存這部分力量而不潰散的朱德、陳毅等人的最高評價。

艱難困苦，玉汝於成。陳毅説:“朱總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裏，在羣眾情緒低到零度，灰心喪氣的時候，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增加羣眾的革命信念，這是總司令的偉大。”什麼叫力挽狂瀾？這就叫力挽狂瀾。我們説羣眾是真正的英雄，並不排除在某些關鍵時刻，領導者的決心與意志是力挽狂瀾的中流砥柱。

也許在當時的情況下，天心圩留下來的那支八百人的隊伍中，沒有幾個人能想象到共產黨人22年後能夠奪取全國政權。但每一個自願留下來的人，內心深處都從朱德、陳毅、王爾琢身上感受到了共產主義一定勝利的信念。

歷史中確實有很多東西難以預測。

1927年10月底，南昌起義諸領導者紛紛分散撤退的時候，很難有人想到留在三河壩的朱德，最後與毛澤東一道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要創建人和領導人。起義部隊的主力都潰散了，更難想到留在三河壩殿後的“部分兵力”，最後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的中流砥柱。又正因為歷史難以預測，所以才充滿機遇。面對難以預測的歷史和難以把握的機遇，起關鍵作用的，仍然是人的素質與信念。

領導者的素質與信念，最終匯聚成歷史的自覺。

歷史是一條奔騰不息的長河，給予個人的機會極其有限。

朱德從南昌起義隊伍的邊緣走到了“朱毛紅軍”的核心，最後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沒有義無反顧投身革命、捨生忘死追求真理的精神世界，也無法獲得這樣深刻和敏鋭的歷史自覺。一句名言説：人的一生雖然漫長，但關鍵時刻只有幾步。個人如此，集團、國家同樣如此。能夠在關鍵時刻幫助領導者做出關鍵判斷採取關鍵行動的那種發自內心召喚的歷史自覺，不但是偉人之所以成為偉人的必備條件，更為見風使舵者、見利忘義者、投機取巧者永遠無法獲的。

延伸閲讀一：

追憶｜朱德元帥的“為將五德”

    《孫子兵法》裏曾經總結過“為將五德”：“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此也是朱德的為將之德。

文 | 林臻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中國軍網”（ID：zgjw_81），不代表瞭望智庫觀點。

為將之智：善謀能斷，運籌決勝

1922年出國留學前，朱德已成長為滇軍名將和出色的指揮官。在長期的軍事生涯中，他儲備了高超的軍事指揮才能和不斷創新戰略戰術的能力，為日後的革命戰爭提供了軍事保障。

朱德逐漸將軍事指揮的科學性與藝術性完美結合了起來。留學蘇聯期間，他就客觀思考了回到國內該怎樣打仗的問題：“部隊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必要時拖隊伍上山”，這奠定了游擊戰的基本雛形。

南昌起義部隊南下失敗，經過三河壩之戰，朱德麾下的800人成為了革命的種子，但人困馬乏，缺槍少彈。朱德利用國民革命軍第16軍軍長範石生與蔣介石的矛盾，成功將部隊改稱國民革命軍第16軍第47師第140團，隱蔽在範部之中，通過合作得到了補給恢復。

1928年的“年關暴動”中，朱德打着140團的旗號，智取宜章縣城，揭開了湘南起義的序幕。整個湘南起義持續3個多月，參與人數超過百萬，為後來紅軍在井岡山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到了井岡山之後，朱德與毛澤東逐漸又提出了“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

為將之信：志堅如鋼，信念堅定

毛主席與朱德在陝西寶安縣合影。

朱德自追尋中國共產黨投身革命以來，幾經沉浮，幾經坎坷，幾經磨難，但是在任何困難時刻，始終堅如磐石，毫不動搖。

1922年，疲倦了軍閥混戰的朱德辭去軍職，來到上海尋找革命出路。在向陳獨秀提出入黨請求後，卻因其軍閥將領出身、更需要考驗的原因，遭到了拒絕。但既然認定了目標，朱德便毫不氣餒，甚至遠渡重洋，尋找革命之路。最終，他來到歐洲，在中共旅歐組織負責人周恩來的介紹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7年10月，南昌起義部隊餘部瀕臨絕境，軍心不穩，人心思變。在這緊要關頭，朱德站了出來，登高一呼，“願繼續革命的跟我走”。他的堅定和樂觀，強烈地感染並鼓舞着每一名官兵，最終渡過難關。

正是朱德，用自己堅定的信心，用自己鋼鐵的意志，保存下了革命的火種，指出了光明的前途。

長征途中，革命再次面臨危機。紅一、四方面軍懋功會師後，分編成左路軍、右路軍一併北上。然而，當時擔任紅四方面軍負責人的張國燾卻發出了與中央決定相左的命令，放棄北上，單獨南下。

朱德當時隨左路軍行動，張國燾南下“另立中央”時，明確要朱德表態支持自己。朱德説：“北上決議，我在政治局會議上是舉過手的，我不能出爾反爾。我是共產黨員，我的義務是執行黨的決定。南下是沒有出路的！”

1935年10月5日，在卓木碉召開高級幹部會議，張國燾要朱德同志表態，他旗幟鮮明地説：“大家都知道，我們這個‘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國全世界都聞名。要我這個‘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

在被挾裹南下的過程中，他為了保存紅軍實力，同張國燾的分裂活動進行堅決鬥爭，最終實現了紅軍三大主力在西北的大會師。毛澤東評價他：“度量大如海，意志堅如鋼”。

為將之仁：以德服人，仁心愛兵

1949年，朱德在開國大典上由聶榮臻陪同檢閲海、陸、空部隊。

朱德是久經戰陣的名將，但也是一名普通的士兵。朱德曾説：“我帶兵的特殊戰術是這樣的：我本人身體健康，可以和弟兄們共同生活， 跟他們打成一片，從而獲得他們的信任。”他更是和普通士兵們一道，穿粗布軍裝，吃糙米野菜，住草棚窯洞。

紅軍在井岡山立足不久，敵人甚至在經濟上也對井岡山進行了封鎖。為了打破敵人封鎖，解決山上糧食短缺問題，紅四軍發起了下山挑糧運動，農民出身的朱德，挑起扁擔，帶頭參加，每次100多里。

朱德沒有高級軍官的架子，這也曾經在危難之中救了他的性命。1927年11月，朱德為了與範石生接洽，親率50多名戰士進駐一個小鎮的祠堂中。當夜，本地民團頭目得知朱德在此，遂包圍祠堂，衝進院內試圖活捉朱德。當幾個民團衝進來看見朱德時，見到的是滿臉鬍子拉茬、身穿補丁摞補丁破軍衣、還繫着一條圍裙的不起眼的士兵。朱德沉着冷靜，説自己是伙伕，騙過了民團。趁敵人不注意，開槍擊斃敵人，果斷脱險。

陳毅在1929年寫給中央的報告中説道：“羣眾及敵兵俘虜初次看見鼎鼎大名的四軍軍長那樣芒鞋草履、十分襤褸莫不詫異，若不介紹，至多隻能估量他是一個伙伕頭，同時到現在伙伕頭三字恰成了四軍軍長的諢號。”

在長征途中，朱德總是十分關心戰士的生活，想盡了辦法讓紅軍從環境惡劣、糧秣無濟、飢寒交迫的環境中走出來。

1935年，紅軍從懋功一帶北上進入雪山連綿的藏區，大軍幾乎絕糧斷炊。朱德組織、發動各部隊滿山遍野採摘野菜充飢。他組織了一個“野菜調查小組”，親自帶領着小組到山上或原野，找出一些認識的、可以吃的野菜，挖出帶回，然後他又動員大家去找。在長征途中，居然找到了60多種野菜，還編了一個《吃野菜須知》的小冊子下發到各連隊。

在長征中，朱德是年齡最大的統帥，但他只要了兩匹馬，一匹馱文件，一匹則常常隨康克清在隊伍後面收容傷病員。年輕的戰士們都把寬厚的朱德視為自己的慈父。紅軍之父愛兵如子，可見一斑。

為將之勇：堅毅頑強，勇猛無畏

1945年4月，朱德在中共七大上作軍事報告。

朱德戎馬一生，他不僅善於在指揮所裏運籌帷幄，而且經常身先士卒，上陣衝殺。

南昌起義軍南下失敗之時，部隊在福建武平擊退了敵軍追擊。當時，部隊位於閩贛邊界的石徑嶺，四處懸崖峭壁，唯一可以通過的隘口被反動民團佔據。危急時刻，朱德突然出現在隊伍前方，一面鎮定地指揮部隊疏散隱蔽，一面親率警衞員攀上懸崖峭壁，繞到敵人身後發起突襲，將敵軍擊潰，打開了前進的通路。當部隊通過隘口時，朱德又威武地站在一塊斷壁上，手握駁殼槍指揮後續部隊前進。

粟裕回憶説：“朱德同志不僅是一位寬宏大度、慈祥和藹的長者，而且是一位英勇善戰、身先士卒的勇將。”

遵義會議後，紅軍在貴州土城地區對追擊的川軍進行阻擊。朱德毅然提出到前線直接指揮作戰，毛澤東不同意，朱德把帽子一脱説道：“不要光考慮我個人的安全。只要紅軍勝利，區區一個朱德又何惜！”毛澤東終於點頭。於是，朱德出現在了前沿陣地上。

1938年，朱德任第二戰區東路軍總指揮，除指揮八路軍和山西新軍一部外，還指揮國民黨軍7個師。4月初，日寇就出動3萬多人分九路圍攻晉東南根據地，企圖圍殲八路軍總部和東路軍。朱德靈活運用他自己概括的作戰原則，以一部鉗制多路來犯之敵，而我主力則把苫米地旅團壓在八路軍預設的河谷裏，將敵截成數段，一舉消滅日軍2200多人。

率先垂範，英勇無畏，朱德為人民軍隊樹立起了大智大勇的大將風範。

為將之嚴：嚴於律己，嚴於治軍

1952年5月1日，朱德和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

朱德治軍紀律嚴明，將紀律和服從作為職業軍人的天職。

1913年，朱德率部戍守雲南邊境地區時，命令部隊不準進村串户，不準偷雞摸狗，還開除了“萎靡不振”的士兵王佔標，可見其治軍之嚴厲。從1917年至1922年，朱德駐防瀘州五年，部隊紀律嚴明，愛護百姓，剿匪安民，深得百姓擁護。

1927年10月，朱德率領南昌起義軍餘部800人抵達贛南的信豐時，一些來自舊軍隊的不良分子在城裏吃飯不給錢，甚至拿槍、手榴彈嚇唬老百姓，還有的搶錢搶物。朱德得知後，立即派陳毅查明事實，集合隊伍，對帶頭肇事的主犯執行槍決。這樣做，狠狠地剎住了起義軍中舊軍隊的作風，同時也在老百姓心中樹立起了人民軍隊的良好形象。

朱德在治軍上嚴格要求，對自己更是嚴上加嚴。他一貫主張：要實際，不要浮誇，要踏踏實實地把事情辦好。

開國大典時，朱德也在天安門城樓上，但是毛主席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時的電影、照片中，都難以找到朱德的身影，這是為何？原來，當時觀禮台上人聲鼎沸，新聞記者們也爭先拍照。

朱德發現，攝影記者只有把身子探出漢白玉欄杆外面，才拍得上毛澤東宣佈這一壯舉的全景。所以，記者把身體倚到漢白玉欄杆上時，他抓住記者的兩腿，幫助記者完成了這一重要使命，而他把自己卻留在鏡頭之外。

1951年朱德65歲生日時，家鄉儀隴縣派人到北京看望他，縣裏提了兩個要求：一是把縣城遷到朱德的出生地馬鞍場，二是把儀隴縣改名為朱德縣。

朱德聽了趕緊説：“我不算英雄，只是一個戰場上沒有被打死的普通士兵，那些為革命犧牲了的烈士才稱得上英雄。”在他的堅持下，儀隴縣城沒有搬，縣名也沒有改。朱德淡泊名利，虛懷若谷，嚴於自律，正是人如其名——“赤色的品德”。

朱德元帥已經逝去42年了，但其不朽的精神，一直是我們這支軍隊永不褪色的紅色基因。不論是足智多謀、信念如鋼、尚德仁愛、英勇無畏還是紀律嚴明，都是新一代革命軍人應當繼承的優良傳統。朱德元帥的為將之德，也是我們這支人民軍隊在全面建成世界一流軍隊的征程中所需要的精神動力。正所謂：

星火初聚乾坤轉，大廈將傾隻手攔。

百戰洗禮浮血海，兵掃六合金甌完。

度大如海胸襟滿，志如鋼鐵利刃寒。

紅軍之父有誰人？元戎英名青史傳。

延伸閲讀二：

朱德的借款信

    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陽的光輝；一封家書，可以輝映出偉大戰士對民族、對國家的無限忠誠。

文 | 陳微

本文轉載自《中國紀檢監察報》，不代表瞭望智庫觀點。

與齡老弟：

我們抗戰數月，頗有興趣,日寇雖佔領我們許多地方，但是我們又去收復了許多名城，一直深入到敵人後方北平區域去日夜不停的與日寇打仗，都天天得到大大小小的勝利，差堪告訴你們。昨鄧輝林、許明揚、劉萬方等隨四十一軍來晉，已到我處，談及家鄉好友，從此話中知道好友行跡，甚以為快，更述及我家中近況頗為寥落，亦破產時代之常事，我亦不能再顧及他們。惟家中有兩位母親，生我養我的均在，均已八十，尚康健。但因年荒，今歲乏食，恐不能度過此年，又不能告貸。我十數年實無一錢，即將來亦如是。我以好友關係向你募貳佰元中幣速寄家中朱理書收。此款我亦不能還你，請作捐助吧。望你做到復我。

　　此候

近安！

　　朱德

　　十一月廿九日

　　於晉洪洞戰地

解讀：

1937年11月6日，朱德在山西昔陽縣寫信，望陳玉珍變賣書籍及家中產業以救濟母親。但朱德內心充滿着矛盾，想到陳玉珍作為他的前妻，一個女人十年來支撐南溪家庭已經十分不容易，恐她無錢再支持家鄉母親。他感到很犯難，最終他想到了此時在瀘州以開藥店為生的舊日好友戴與齡。

戴與齡生於1888年，小朱德兩歲，是儀隴縣馬鞍人。他們感情真摯，還一同參加過科舉，都考過了鄉試和府試。1916年的護國戰爭中，朱德還邀請戴與齡出任本團軍需官，次年他又升任朱德旅部的軍需處長。

朱德萬里尋黨、在德國和蘇聯學習期間，戴與齡多次接濟朱德。1926年朱德回國在朱培德部工作時，戴與齡擔任第三軍軍官教育團軍需官，後升任第九軍軍需處長，還追隨朱德參加了南昌起義。他們密切合作、坦誠相待，論公論私，都是惺惺相惜的摯友。1937年11月29日，朱德提筆給戴與齡寫信，希望他接濟川中老母。

信的起首，以“老弟”稱呼戴與齡，既親近又反映出朱德與戴與齡的深厚友情。朱德首先向老友介紹了抗戰的情況，從“收復了許多名城”“深入到敵人後方”“天天得到大大小小的勝利”等話語中，不難看出朱德對中國抗戰的信心。隨之，朱德通過“差堪”二字，委婉地提到如何得知好友戴與齡和自己家庭的境況，併為好友開藥店由衷地感到高興。

同時，他憂心忡忡地向好友戴與齡傾訴家中的困難：兩位母親遭遇荒年，又年高乏食、不能告貸、無以為生。而自己為革命事業，“實無一錢，即將來亦如是”，因此希望以好友關係向戴與齡募錢200元，寄給老家的朱理書。讀信至此，令人唏噓不已。

人們不禁要問八路軍總指揮連這點錢都拿不出來？然而，這就是事實，這就是八路軍的艱苦樸素、廉潔奉公作風的一個真實縮影。那句“此款我亦不能還你，請作捐助吧”，字裏行間不僅反映出朱德的拮据和抗戰的艱辛不易，更承載着二人友情的彌足珍貴。此時此刻，朱德能託付的除了玉珍，就只有戴與齡了。從信的落款可知，此時朱德正在抗戰的最前線，他的心，一頭關注着瞬息萬變的戰場，一頭牽掛着萬里之外的母親。

這封承載着報國之志、孝母之心和勤廉之德的特殊信件，字裏行間透出的懇切和無奈，深深感染了戴與齡。戴與齡接信後立即給朱母寄去200元，使飢餓中的兩位老人渡過了難關。此後，他勒緊褲帶，節衣縮食，多次捐助朱德的親屬，並動員自己的親屬十幾人投身陝北或華北抗日前線，因為他相信朱德要走的路和做的事是正確的，是值得他盡心竭力來支持的。

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陽的光輝；一封家書，可以輝映出偉大戰士對民族、對國家的無限忠誠。這封書信是朱德在抗戰前線寫的，它深刻地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及其人民軍隊的優秀品質，也生動反映了朱德對民族和人民的赤子之心，以及對母親無盡的思念和深沉的關愛。

延伸閲讀三：

他們為何能成為新中國十大元帥？

    這些共和國的英雄肩上閃亮着將星，耀眼的光輝展現着中國共產黨20餘年武裝鬥爭的榮耀。

文 | 震江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國家人文歷史”（ID：gjrwls），不代表瞭望智庫觀點。

1955年9月27日下午5時，新中國第一次授銜典禮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標誌着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始實行軍銜制。我們熟知的十大元帥、十位大將就這樣登上了軍人榮譽的巔峯。這些共和國的英雄肩上閃亮着將星，耀眼的光輝展現着中國共產黨20餘年武裝鬥爭的榮耀。

雖然60多年過去了，但他們的名字中仍承載着榮譽、戰功與歷史記憶，下面就讓我們重温那段歷史，領略十大元帥的赫赫戰功。

1955~2015

紅軍之父：朱德

中共創建人民軍隊始於南昌起義，朱德在建軍之初發揮了關鍵作用。本來，組織南昌起義的領導核心中沒有朱德，起義當天晚上，前敵委員會分配給朱德的任務只是用宴請、打牌和聊天的方式拖住滇軍的兩個團長。朱德也沒有基礎部隊，他擔任副軍長的第九軍只是個空架子，參加起義的只有軍官教育團3個連和南昌公安局2個保安隊，500人不到。

9月初，南昌起義部隊在三河壩分兵兩路，主力赴潮汕，朱德率領4000人殿後。結果主力被敵人打散，而在三河壩的部隊經過三天三夜的阻擊戰鬥，傷亡過半，軍心渙散。

當朱德率領部隊到達天心圩時，所有師以上黨的領導人全部離隊，只剩下一個團級政治指導員陳毅，部隊面臨頃刻瓦解、一鬨而散之勢。在這緊要的關頭，朱德力挽狂瀾，穩住了軍心。這支800餘人的部隊成為南昌起義真正保存下來的家底，除了陳毅，林彪、粟裕也在這800餘人中。

朱德不僅把南昌起義的革命種子保留下來，還發動了參加羣眾達100萬人的湘南暴動，到1928年4月的井岡山會師，800人已經發展到1萬餘人，而此時原井岡山部隊還不足2000人。

1937年，朱德在延安

井岡山會師之後，成立了紅四軍，朱德任軍長。他與毛澤東共同發展了我軍的游擊戰術，從此中國革命便有了“朱毛不分家”之説。如果不是朱德在緊要關頭帶領部隊經受住嚴峻考驗，中國革命可能完全是另一種情況了。毛澤東評價朱德是“度量如大海，意志堅如鋼”。1930年，朱德成為紅一方面軍總司令，翌年成為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此後幾十年間，“總司令”便成為朱德在黨內的代稱。

作為紅軍、八路軍、解放軍的總司令，朱德在軍事領域閲歷極其豐富，第一把元帥交椅非他莫屬。

橫刀立馬：彭德懷

“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作為唯一一個在生前受到毛澤東題詩讚揚的虎將，彭德懷親歷過20世紀中國的各種軍事鬥爭：1916年3月，投身湘軍一干近10年；1926年7月，所在湘軍部隊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參加北伐戰爭；1928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7月在湖南平江發動武裝起義（其他九帥都參加了三大起義，只有彭總自成體系），任紅五軍軍長，逐步成長為紅一方面軍司令員、八路軍副總指揮、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司令直到新中國成立後擔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彭德懷一直活躍在軍事指揮的前線，並展現出非凡的軍事謀略。長征中，他指揮三軍團，掩護紅軍主力左衝右突，連續越過敵人三道防線。在關係紅軍生死存亡的湘江大戰中，他親自指揮兩個團在前線作戰，三天三夜沒下火線，保證了黨中央安全渡江。

遵義會議後，彭德懷按照毛澤東的運動戰術，數渡赤水，率領紅三軍團，配合一軍團，一舉攻佔天險婁山關，二進遵義城，出色完成長征中殲敵最多的一次戰鬥。

抗日戰爭時期，彭德懷指揮的百團大戰，歷時3個月，給日軍以重創，在抗日戰爭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而解放戰爭期間指揮西北野戰軍取得三戰三捷，堪稱經典戰例。

朝鮮戰爭爆發，他又臨危受命，率領志願軍跨過鴨綠江，指揮抗美援朝戰爭。

朱德總司令（左）和彭德懷副總司令在敵後前線陣地上，1939年於武鄉

精謀善戰：林彪

有人説，林彪瘦小的身軀中藴藏着過人的計謀，打仗有一套一套的點子。也有人説，林彪一旦進入臨陣狀態，就會將一切置之度外，對於一切與戰爭無關的東西都漠然置之，坐着或者如同夢遊者一般來回踱步，腦海中只有戰爭、戰爭、戰爭……

在十元帥中，論資歷，林彪倒數第二，論年齡，林彪倒數第一。南昌起義，林彪還只是個排長，然而到了1932年，年僅25歲他就升任紅軍主力部隊紅一軍團總指揮（後稱軍團長），曾多次指揮所部擔任戰役戰鬥的主攻任務，成為紅一方面軍能征善戰的高級指揮員之一，長征時逢山開路、遇水架橋，是中央紅軍的“正印先鋒”。

抗戰伊始，就取得平型關大捷，打破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解放戰爭中，在東北戰場上，林彪又充分地顯示出其指揮才能，以傷亡6.9萬人的代價，換取了全殲東北敵軍46萬人和解放東北全境的重大勝利。此後，他又揮師入關，指揮平津戰役並進軍中南。在其長期的軍事生涯中，創造了不少經典戰例，也贏得了“常勝將軍”的美譽。

沒有人否認林彪的軍事才能，其戰功也鮮有人能及，不過並不能據此就認為這是林彪在十大元帥中排名第三的原因。他的元帥排名是由當時他在黨內的地位決定的，授銜的十元帥中，只有朱德、彭德懷、林彪三人是政治局委員，其他七位均是中央委員。

1937年，115師師長林彪①、副師長聶榮臻②率部隊向敵後挺進

戰術大師：劉伯承

劉伯承是唯一一位被冠以“軍事理論家”、“軍事教育家”稱號的元帥，人們將他做眼睛手術的故事，與關公刮骨療毒相提並論。1927年4月他被武漢國民政府任命為暫編第15軍軍長，是中共黨員在國民革命軍中被任命的第一個軍長職務（當時賀龍還沒有加入共產黨）。

在南昌起義中，他任中共前敵委員會參謀團參謀長，同年底奉派赴蘇聯學習軍事，先入莫斯科高級步兵學校，後轉入伏龍芝軍事學院。1930年7月底返抵上海，出任中共中央軍委參謀長並負責訓練中共各省、特委負責人和中央機關幹部，他對於游擊戰、運動戰、陣地戰和司令部工作等都有獨到的論述。紅軍時代，他就是軍事學校的校長；新中國成立後，他又是我軍高級軍事學院的院長，培養了大批軍事人才。

劉伯承指揮的許多戰役，都堪稱戰術史上的經典，從智取遵義、巧渡金沙到挺進大別山再到大縱深、大迂迴、大包圍的西南戰役等等，以致蔣介石不得不説“論戰術之奇，劉伯承數中國軍界一絕”。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新中國成立後的對印自衞反擊戰中，針對印軍的“一字長蛇陣”，劉帥形象地比喻其特點是“銅頭、錫尾、背緊、腹松”，相對應地提出“打頭、切尾、擊背、破腹”的打法，取得了重大勝利。

抗日戰爭時期的劉伯承

紅二旗幟：賀龍

論資歷，賀龍在黨內可是數一數二的。在南昌起義時，賀龍就是總指揮。在國民革命軍，賀龍從營長當到軍長，蔣介石為拉攏賀龍，許諾讓他當國民黨中央委員、江西省主席，並贈送一棟地處南京的大洋樓，都被他斷然拒絕。在白色恐怖最嚴重的1927年，8月1日，他作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軍長指揮了南昌起義，並毅然決定投身中共。

起義失敗後，賀龍潛回洪湖，收攏舊部賀錦齋等人再起紅旗，領導發動荊江兩岸年關暴動和湘西起義。後來又與老搭檔周逸羣和黃埔四期的段德昌等人創建了紅2軍團，打出了湘鄂西蘇區。毛澤東曾説“賀龍兩把菜刀起家，現在當（紅二方面軍）軍長，帶出了一個軍”。從那時起，“賀老總”的名頭跟他另外一個稱呼“賀鬍子”漫天飛了。

所以，在紅軍的締造上，賀龍堪稱功臣，他不但是南昌起義軍的總指揮,而且也是參加南昌起義人數最多部隊(第20軍7500人)，還是三大蘇區之一的湘鄂西革命根據地以及紅軍三大主力之一的紅二方面軍的主要創建者。

1937年在陝北的賀龍，抗日戰爭爆發後，賀龍任120師師長

文武雙全：陳毅

有一首《抗日將士出征歌》，裏面有句歌詞：“能文能武是陳毅，英勇善戰是賀龍”。陳毅不僅能文能武，也是協助朱德整頓軍隊上井岡山的功臣。長征開始後，陳毅留在敵後堅持三年游擊戰爭，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保存了南方革命的火種。當時很多軍政幹部叛變投降。陳毅的哥哥和堂兄都在國民黨方面擔任高官，但陳毅幾番面臨生死考驗都從未喪失革命信念，其氣節令人敬佩。

解放戰爭時期，陳毅是華野司令員兼政委，粟裕是副司令員。説起陳毅的軍事才能，可能更多被粟裕的光芒所掩蓋，但陳毅的功勞也不可低估。陳毅資格老、威望高，善於統籌全局，鎮得住華野各縱隊的軍頭們。粟裕指揮藝術高明，擅長打殲滅戰、運動戰、攻堅戰。兩人正好優勢互補，所以才有“陳不離粟、粟不離陳”的提法。

據粟裕的秘書鞠開回憶，有一次，粟裕在調動部隊的時候，有位縱隊司令員在電話裏和粟裕大聲嚷嚷，陳老總聽後接過電話説：粟司令的意見就是我的意見，我們研究過的，你們不要講什麼價錢了。對方馬上就不敢大聲嚷嚷了。毛澤東要將陳毅調到中原野戰軍去，粟裕當毛澤東面説，華東不能沒有陳老總。

抗日戰爭勝利後，陳毅主持華東戰區的軍事工作，任新四軍軍長兼山東軍區司令員、山東野戰軍司令員。圖為解放戰爭初期的陳毅

政工巨匠：羅榮桓

羅榮桓自小酷愛學習，在湖南老家，至今還流傳着他躺在樹杈上看書，掉進池塘的故事。從參加秋收起義任農民自衞軍黨代表起，羅榮桓就開始了在革命軍隊中的政治工作生涯。井岡山時期的紅軍，其來源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從舊軍隊中起義過來的，另一種是起義的農民。前者具有抽大煙、搶民眾、打罵士兵等惡習；後者則具有自由散漫、不受約束等缺點。

羅榮桓每到一支新的部隊都花大氣力幫助克服這些惡習。起初有些舊軍隊過來的幹部不服，挑釁説：“黨代表要是會打仗，兄弟就佩服。”羅榮桓雖是學生出身，但他打仗不怕死，每次打仗都衝在最前面，而撤退又走在最後，從而獲得幹部戰士的佩服，確立了威信。

抗日戰爭爆發後，羅榮桓先是帶領八路軍一一五師的部分部隊建立了晉冀根據地，之後又率兵東進山東，毛澤東曾説換上羅榮桓一個人，山東全局的棋就下活了。

到1945年抗戰勝利前夕，八路軍幾乎完全控制山東的戰略要點和交通線，八路軍正規部隊發展到27萬人，民兵50萬人，自衞團150萬人，山東抗日根據地發展為一個擁有2400萬人口和12.5萬平方公里土地的解放區，為攻佔東北，南下長江提供了充足的保證，為中共打敗國民黨立下了汗馬功勞。

羅榮桓在延安時任留守兵團政治部主任兼抗日軍政大學的政治教員。圖為1937年羅榮桓在抗大任教時留影

善打硬仗：徐向前

徐向前畢業於黃埔一期，這位外表温文爾雅甚至有些靦腆木訥的學生，並沒有得到蔣介石的欣賞，沒想到日後蔣卻在他手裏吃盡苦頭。後來，這位沒入蔣介石法眼的徐向前，展示了自己的雄才大略，創建了鄂豫皖根據地，兩年多，他便把300多人的農民武裝發展成有4萬人的軍隊。1931年11月，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正式成立。年僅30歲的徐向前任總指揮，成為紅軍時期方面軍中最年輕的指揮員。

徐帥的指揮風格是“越是硬仗越向前”，紅四方面軍以善打硬仗、惡仗而著名。紅四方面軍，無論是戰績、部隊數量、根據地面積都可以和中央紅軍相提並論。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會師的時候，紅四方面軍已經是8萬人的隊伍了。

徐向前指揮的蘇家阜大捷是紅軍時期最成功的圍點打援的範例，反六路圍攻是紅四方面軍戰史上殲敵數量最多的一次戰役,徐向前以8萬人對川軍20餘萬,最後擊潰川軍20萬，殲滅10萬。

在1947年的晉中戰役中，徐向前率領僅以地方部隊為主的6萬人，連續作戰一個月，一舉殲滅國民黨精鋭之師10萬之眾，其中包括由日本人組成的暫編第十總隊，追擊時，解放軍戰士衝進一間擠滿日本兵的屋子，為首的日本軍官問：“你的太君的徐向前？”戰士大聲説：“是的。”日本軍官轉頭一聲呼叫，滿屋的敵人立刻繳械投降。

此外，解放軍五大野戰軍及其前身部隊，徐帥都指揮過，時間或長或短，可謂部將故舊遍全軍。

1948年7月晉中戰役中， 徐向前在前線指揮作戰

智勇兼備：聶榮臻

如果説山東根據地的大發展首先是羅榮桓的功勞，那麼被毛澤東譽為“抗日根據地及統一戰線的模範區”——晉察冀的發展壯大則首推聶榮臻。我們知道，中共真正的大發展是在抗日戰爭時期。1937年10月25日，聶榮臻受命率115師約3000人挺進敵後創建了第一個敵後抗日根據地——晉察冀。

在抗日戰爭中，根據地在堅持抗戰中不斷壯大。在黃土嶺戰鬥中，擊斃日本陸軍中將阿部規秀，阿部規秀是日本侵略軍的所謂“名將之花”和“山地戰專家”，也是八路軍在抗戰中擊斃的日軍最高指揮官。

到抗戰勝利時，晉察冀根據地包括山西、河北、察哈爾、熱河、遼寧等五省之各一部，面積40萬平方公里，人口2500萬，成為華北敵後最大的抗日根據地。正規軍發展到32萬餘人，民兵發展到90餘萬人。在解放戰爭後期，中共中央實際上是在晉察冀的地盤上指揮了三大戰役。

​聶帥不僅功勞甚高，而且在黨內資歷匪淺。1925年9月，剛剛奉命從蘇聯歸國的聶榮臻被任命為黃埔軍校的政治部秘書和政治教官，南昌起義時他任第十一軍的黨代表（葉挺為該軍副軍長），還參與領導了廣州起義，中共早期的三大起義，元帥中只有聶帥參加了其中兩次，是我軍的主要創建者。

抗日時期聶榮臻任八路軍115師副師長

屢挽危局：葉劍英

與其他元帥擁有的赫赫戰功相比，資歷深厚的葉劍英是個政治元帥。他1917年雲南講武堂畢業就追隨孫中山投身民主革命，成為國民政府元勳之一。但就在革命的最低潮，已經是國民黨中為數不多的高級將領、黃埔軍校的教官，葉劍英卻在1927年毅然選擇加入共產黨，正是他把張發奎的陰謀通知起義部隊，才使得南昌起義得以順利實施。後來，他親自領導廣州起義，成為我軍的創建者之一。

1928年冬，葉劍英赴蘇聯學習，1931年初到達中央蘇區，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兼總參謀部部長（即總參謀長），紅一方面軍參謀長，長征中他一度接替劉伯承任紅軍總參謀長；之後又擔任過八路軍的總參謀長以及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直至新中國成立。

在陳炯明叛變炮轟廣州總統府的逆境中，他全力護衞孫中山轉移，使北伐戰爭得以繼續；在張發奎陰謀解除賀龍、葉挺等人兵權的危急時刻，他冒險將這一情報送出；在中央蘇區多次被“圍剿”和長征途中張國燾企圖分裂和危害黨中央的緊要關頭，他及時向毛澤東報告，使張國燾這一陰謀破產。

在幾次歷史重大轉折關頭，葉帥都充當“關鍵先生”的角色（包括1976年粉碎“四人幫”），屢挽危局，毛澤東曾讚譽葉劍英是“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

1944年，在陝北南泥灣視察的葉劍英，幾次重大歷史關頭，葉劍英都充當了“關鍵先生”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