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陽明“心學”歸類為理學其實可笑復可悲_風聞

個人喜歡透過現象直接看本質，所以對於把儒學搞得雲山霧罩的各種注經、各種玄談，從來都是不感冒的。在俺看來，儒學無非是一種等級制度，什麼三綱五常、尊尊親親、君權神授、民貴君輕……全都是為等級制度量身定做的洗腦工具。

當然，對於春秋戰國殺來殺去的亂世局面，儒學的等級制度提供了一種重建社會秩序、恢復和平穩定的制度架構，當時來説，也算是進步的力量，或者説，也算是一種正義的洗腦。

也正是因為等級制度在當時的正義性，所以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本意，其實就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非儒學後人為了讓聖人顯得慈眉善目，亂打標點符號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樣的孔子哪裏還像個高高在上的精英分子，分明就是春秋時代的共產黨員。

不過，時代總是在不斷前進的，沒有什麼東西是萬世不易的。到了千年以後的宋代，隨着工商貿易的興旺發達，孔夫子這套“君臣父子，士農工商”的等級制度，漸漸顯得不合時宜起來。

於是，為了維護儒學千年獨尊的江湖地位，程朱理學應運而生。

理學號稱最精緻最完備的儒學，相當嚇唬人的名頭。但是分析其主要思想，不管是二程的“天理”説、“定性”説，還是朱熹的“理在先，氣在後”、“棄私慾，從天理”……落到實處，無非還是秉承孔夫子“克己復禮”的老傳統，在人的道德觀念上做文章，試圖解決人心不古的社會現實問題，或者換句話説，希望復古人心從而維持舊有的等級制度——這種開歷史倒車的事當然不會成功，只不過造就了一大批道貌岸然的朝堂碩鼠。

按通行的看法，心學興起於南宋陸象山，大成於明代王陽明。後者在前者“宇宙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悍然提出“心外無物”、“心外無理”……這幾句文言譯成白話文大概是這個意思：陸象山的觀點是“孔夫子就是我，我就是孔夫子”，王陽明則乾脆就是“世上本無孔夫子”。

也就是説，陸象山雖然反對程朱理學死抱四書五經不放，主張“脱略文字，直趨本根”，但是“古聖相傳只此心”，至少他心中還有個孔夫子（儒學）。然而到了王陽明這裏，儒學的清規戒律已經完全無所謂，只要憑着自己的“良知”去“知行合一”（隨心所欲）即可。

依照王陽明的心學理論，隨便什麼人，也不用讀四書五經，只要遵照自己的“良知”行事，就算是踐行了儒家之道——這等於是把苦讀經書的皓首儒生和大字不識的販夫走卒同等看待。由此而言，王陽明的這個“心學”，雖然還掛着理學的幌子，實質上已經背離了儒家“尊卑有序”的等級制度核心價值觀。

據説真理多走一步就是謬誤，有時候反之也同樣成立。陽明“心學”看似只是在象山“心學”的基礎上進一步發揮，但是這看似不起眼的一步，卻已經和象山“心學”咫尺天涯，更是和程朱理學分道揚鑣，甚至可以説已經走到了對立面。所以王陽明的這個“心學”，基本上也可以算作一種個人原創。

王陽明的“心學”如此激烈，或許和他立下大功卻遭朝廷冷落的人生經歷有關。不過，個人的經歷有時又是社會的縮影，陽明“心學”得以發揚光大，也在於明朝中後期商品經濟、海外貿易的極度繁榮，造就了一大批富有的工廠主和商人，陽明“心學”恰好契合了他們謀求更高社會地位的熱切渴望。

其實，陽明“心學”還算不上心學門派的最高境界，因為後面還有個驚世駭俗的極品異端——李卓吾。卓吾先生的事蹟實在太多，多到罄竹難書，此處值得一提的，是他著書立説，公然和儒家正統觀念唱反調，並因此獲罪，於獄中憤然自盡……這也再一次證明了，陽明“心學”根本就是掛理學狗頭賣自家羊肉的亂黨分子。

從解放思想的意義上説，“心學”的價值大致相當於西方的文藝復興思想，如果沒有滿清入關和後來的文字獄，假以時日，“心學”思想結合明末強大的工商階層力量，未始不能打破理學思想的禁錮，建立起一種新的社會制度（其實日本的明治維新就大量借鑑了陽明“心學”）。這樣的新中國發展到今天會是什麼模樣，真是讓人想入非非……只可惜，歷史並不能假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