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忘的文學 ————談日據時代的台灣新文學運動_風聞

談起新文化運動，大家都不會感到陌生。新文化運動不僅是一次文學上的變革，更是一次思想上的啓蒙運動。它為五四運動的爆發，奠定了思想上的基礎，將民主科學的精神播撒到每個先進中國人的腦海中。

我們關注現代文學，往往離不開對新文化運動的徵引與分析，長久以來，形成了我們的慣例。這樣的慣例讓我們的視角僅僅侷限在大陸的風起雲湧當中，而忽視了東南一隅的台灣所發生的事情。20世紀20年代初，在日據時代的台灣，一場同樣可歌可泣的文學運動也在同樣的上演。

追憶台灣新文學運動

今天的學者，甚至是當年新文學運動的領袖，張我軍、賴和在內的許多人認為，台灣新文學運動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一個分支。台灣東海大學歷史學系林載爵在《日據時代台灣文學的回顧中》就毫不含糊地説台灣新文學運動“是受祖國新文學運動的影響而產生的，所以實際上可説是中國新文學的一大支流。”

的確，台灣新文學運動的產生，在骨子裏，有和新文化運動不可割捨的聯繫。從時間上看，台灣新文學運動稍晚於大陸新文化運動。而在大陸新文化運動如火如荼進行的時候，張我軍和賴和都在大陸接受了新文化運動的洗禮，新文化運動的許多內容都被新文學運動的領袖帶進了台灣本土中。如張我軍在《新文學運動的意義》中指出，台灣新文學運動有兩個重要任務，其中一條就是白話文學的建造，其要求與胡適的觀點別無二致。

所以，台灣新文學運動不僅是新文化運動的一個支流，還是脱胎於新文化運動的一個子運動，其本質就是大陸新文化運動在台灣的一次延續。但是在日據時代下的台灣，新文學運動也有它自己的獨特之處。

1895年後，台灣被清政府割讓給日本。但台灣民眾並不願意接受被分割的事實，從而走上了武裝反抗的道路。算上歷時半年的台灣保衞戰，保台的武裝鬥爭斷斷續續進行了二十年。日本從正式控制枱灣開始，便不遺餘力的在台灣推行奴化教育。日語被定為官方語言，而漢語遭到打壓，這激起絕大部分人的憤慨。賴和就曾經抵制進入日本人的公立學校，而選擇念傳統的私塾。

但是作為政治力量的一個體現，日語還是被強制的推廣開來。同時，為配合統治的需要，這一時期，產生了所謂的“皇民文學”，來控制及奴化台胞的思想。許多新文學運動的骨幹力量，在運動中，也有用日文寫作的習慣，形成了新文學運動當中中日文並用的現象，這和當時的奴化運動不無關係。

同時，在台灣進行了殘酷的二十多年的統治後，日本也開始使用懷容的政策，消磨台胞的反抗意識。由日本駐台總督出面召集全島的耆宿長老、文人墨客，在他的官邸飲酒賦詩，品評唱和，一時間，擊缽吟的噪音在台灣島上空迴旋，原本為保存漢民族文化以抵抗日本同化政策而成立的詩社已日漸墮落，原本富有民族意識的詩人也日漸沉淪，做詩已演變成為邀賞和顯示技巧的工具，弄得台灣文壇烏煙瘴氣。被新文學運動的文人們批評為“糟糕的台灣文學界。”但這一政策，終於使人們對自己身份的認同產生了不可避免的懷疑、動搖。後世有很多台灣學者大談當時台灣文學的主體性和獨立性，正是由於這一時期的思想混亂造成的。

面對如此情景，台灣的有識之士，選擇用自己的筆桿，來拯救岌岌可危的中華文化。

和大陸新文化運動一樣，台灣新文學運動也有反帝反封建的內容。但因為是處在日本殖民之下，所以台灣的新文學運動的反帝反封建的內容更具有指向性，矛頭指對日本殖民者。其中以賴和的小説最為著名。文學評論家葉石濤有這樣的評價：“他以果戈裏般的諷刺描寫了殖民統治下本省農民的悲慘的生活情況，揭示了日本統治下本省人苦難的諸相。”

在揭露日本野蠻統治的同時，文學運動的作家們，還不忘積極探討，台灣與祖國大陸的關係，與中華民族的血濃於水，為迷失在身份認同中的同胞們，打了一針強心劑。雖然在特殊的背景下，這樣的“中國意識”分為了“祖國派”和“自治主義派”，但它們的本質，都是要使台灣回到祖國的懷抱。

強化民族身份的認同，是比大陸新文化運動多衍生出的，屬於台灣本土的一個重要特點，同時，也是新文學運動中產生最重要影響的特點。

張我軍與賴和

講到台灣新文學運動，就不得不提到這兩個人。作為新文學運動的領袖，二人無疑在歷史發展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張我軍，原名張清榮，筆名一郎、速生、野馬、以齋等。1902年出生於台灣省台北縣。1921年隨小學老師來到廈門。1923 年初，進入北京高等師範學校附設的升學補習班讀書。1925年考入北平中國大學文學系，次年轉入北京師範大學。畢業後曾任北京師大、北京大學、中國大學等院校教師。

張我軍生命的一半時間是在大陸度過的，也因此，他的文學作品的素材大多取自大陸，思索範圍也更加的宏觀。以白話小説為例，張我軍的《買彩票》以“五四”之後的北京為背景，寫3 個留學北京的台灣青年學生購買彩票的故事。通過對比，作者對那個不知“殺滅”了多少天才的社會經濟制度進行了控訴。《誘惑》展示的是一位失業的青年在北京來今雨軒經歷的有關誘惑———拒絕誘惑———終被誘惑的複雜心態。《白太太的哀史》則通過日本女子水田花子嫁給北京一箇中級官吏10 年間的遭遇,抨擊了北京官場的虛偽、醜陋。儼然就是一位新文化運動的戰士。他的文章不僅描述了當時全中國的現實，也為台灣小説家充當了楷模。台灣研究者蘇世昌在他的碩士論文《追尋與回憶:張我軍及其作品研究》指出：

以歷史發展趨勢的角度來看,張我軍在引用這些新

文學理論時，應是為解決台灣文壇面臨的具體問題而特

別提出的，他亦深入地論及了新文學的本質，為台灣新

文學的起步建構了理論基礎……

張我軍的小説語言通俗、明快、易懂，採用純粹的白話文，且不帶草創時期的生澀與拘謹。他的小説與賴和、郭秋生所代表的台灣語文流派、以楊雲萍為代表的日本風味的白話文流派鼎足而立，屬於台灣新文學草創時期小説語言的“三大派別”之一。可見其影響力。

與張軍我齊名的，是被譽為“台灣新文學之父”的賴和。賴和，原名賴河，字賴雲，1894年出生於台灣彰化。同樣是新文學運動的奠基人，賴和的作品更加立足本土，反映當時台灣社會的現狀。1930年，台中州能高郡霧社莊高山族起義，被日本殖民者殘酷鎮壓。賴和以筆為武器，寫下《南國哀歌》號召打擊團結起來共同對敵。全詩凝聚着台灣人民對日本殖民主義者的深仇大恨，表現出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浩然正氣。寫到山胞們屈辱的、“比狗還輸”的生活，詩人的口氣沉痛壓抑，催人淚下；而寫到他們的慷慨赴死，詩人又忍不住心潮澎湃，豪情勃發，筆底乍現明朗，催人奮進。

雖然立足點不同，觀察視角不同，但二人對於祖國的認同和迴歸祖國的心情卻是一樣的。張我軍主張中文寫作，迴歸文化。賴和更是在日本的高壓下不穿和服只穿唐裝，表現了可貴的民族氣節。張我軍和賴和不僅是文壇上的先驅，同時也是真正的愛國者。

寫在後面

時光荏苒，許多的輝煌終究被寫進歷史，或被瞻觀，或被遺忘。從我的感覺來看，台灣新文學運動，像是被塵封的照片，在厚厚的相冊裏，被人忽視。許多人不知道，當年的新文化運動是怎麼樣來到海峽對岸的台灣，怎麼樣影響到了台灣的人民，怎麼樣產生了台灣的新文學運動。其實這一切都是濃濃的鄉土情結和強烈的民族情結，在推動着它的形成與發展。而我力圖要做的，就是要將這一切重新梳理，用我有限的知識去重新演繹。無論是運動本身，還是運動當中的人，都有太多的東西可以書寫，也有太多的東西會感動所有的人。

這就是台灣新文學運動，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不可忘懷的一段特殊的情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