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開40年，看中美實力消長的結構性變化_風聞

2018年是全球金融危機10週年，也是改革開放40週年。長期以來，兩國輿論都相當關注危機10年來美國消長進程，也引發了兩國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可能性的熱議。因此，在今年特殊的時間節點，真實客觀地比較中美實力變遷以及兩者博弈的戰略走向，顯得相當重要。

中國是百年來與美國實力最近的崛起大國

對中美國力變化，兩國輿論都普遍認為“此消彼長”，即美國在衰落，中國在崛起。不過，對兩國實力消長程度卻存在着極化的兩類看法。一類是認為中國實力已全面超過美國，“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一強國”；另一類則認為中國實力差距美國仍相當大，有的甚至驚呼“中國離美國還差距50年”。

事實上，以上看法都不確切。美國GDP佔世界經濟總量份額從2008年23.3%上升到了2017年24.8%，其間有小幅振盪，但稍有上升。中國GDP佔世界7.3%上升到15%，的確快速崛起，2010年超過日本，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短短七年後GDP已是日本的近3倍。但中國國力離美國仍存在一些差距，只是這種差距並非全面性的，而是局部性的並呈現漸進式的縮小趨勢。

在經濟方面，當前中國GDP約是美國的65%，但2017年中國第一產業（農業）生產總值卻是美國的約6倍，第二產業（工業）生產產值約是美國1.5倍，兩者領先美國的幅度均逐年擴大。2018年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預期將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2013年以來，中國貨物貿易總量已多年超美，躍升為全球第一貨物貿易國，約130個國家的第一貿易伙伴國是中國，是美國的兩倍。5000多種商品門類中，約40%產品門類的全球市場佔有率源於中國，而美國只是15%左右。可見，儘管美國GDP總量、服務貿易、第三產業等方面的發展水平領先中國，但中美經濟優勢各有千秋，中國經濟貢獻、全球領導力與未來前景近年來更被全球所看好。

在金融方面，人民幣與美元的貨幣國際化程度差距較大。近年來美元國際化指數一直保持在55%左右，而人民幣僅在3%上下。資本市場體量中國約是美國的1/3，且金融開放程度中國還要向美國看齊。儘管如此，中國金融也在奮起直追。2016年人民幣加入SDR，權重達到10.92%，美元是41.7%。全球外匯儲備中的人民幣比重開始逐漸提升。更重要的是，隨着互聯網經濟在中國普及，中國移動支付規模一騎絕塵，2017年規模幾乎是美國的90倍。相信網絡時代將給予中國金融對美國“變道超車”的巨大機會。

在軍事方面，中國已被公認為全球三大軍事強國之一，但中國2017年軍費僅是美國1/3左右，航母數量約美國1/7，核武器數量據傳約美國1/25，海外軍事基地數量約美國1/600。軍力是中美實力比較變量中差距最大的。但鑑於軍事力量在全球化時代的有效作用在減弱，且中國軍力立足於和平的戰略初衷與足夠捍衞核心利益的國防信心，兩國軍力差距在當下的中美比較的重要性遠不如過去。

在科技方面，中國與美國的差距與大眾輿論流行的看法不同。近年來中國科研投入經費保持在世界第二的位置，約是美國80%，但增幅更快。且當下中國的工程師數量已遠遠超過美國。2016年以來，中國的專利申請量大幅超過美國。當前科技界較為公認的事實是，效率驅動型與客户中心型的科技，中國較美國有優勢，如基建、高鐵、家電等；而在科學研究型、工程技術型方面，美國領先的優勢較為明顯，如生物製藥、芯片等。中國重科技應用，美國重基礎研究，是兩國科技發展水平的差異化特徵。

在國家形象上，近年來全球對美國的好感度急劇下降。據皮尤中心數據，越來越多國家對中國好感度優於美國，美國呈“失道寡助”之勢。據“今日俄羅斯”報道，世界僅有12%的國家相信，美國是值得信賴的夥伴，42%相信中國值得信賴。近年來，中國在社會穩定、城市治安、基礎設施、共享經濟等方面的卓越發展，使得中國治國理政的經驗為廣大發展中國家在發展道路選擇上提供了“去西方中心主義”的新選項。相比之下，美國的社會治理長期處在種族矛盾、槍支管治、週期性金融危機等困境中。

綜上所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對中美實力變遷來講是一個節點式事件。美國實力整體上原地踏步，部分呈現被超越之勢，而中國則大步向前。從19世紀末美國躍升為全球第一經濟強國算起，有德國、蘇聯與日本先後在國力上追趕美國，但全面歷史地比較支撐21世紀全球強國的綜合指標，中國毫無疑問已是過去一個世紀以來距美國實力最近的崛起大國，也是最有希望全面超越美國的崛起大國。可見，比較中美實力時，須不卑不亢，既要看到中美客觀存在的差距與差異，但也要對中國多年來的發展與前景持有信心。

過去十年來，中美之間的戰略態勢發展了結構性變化

2018年以來，中美貿易摩擦加劇，兩國衝突升級的焦慮感與緊張感急劇上升。這體現了全球輿論對實力排名最靠前的兩個國家互動關係的高度關切，也折射了中美兩國“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全球影響力。但從貿易摩擦真實體量與兩國合作的實際深度來看，輿論顯然高估了貿易摩擦的衝擊度，也高估了美國對中國發展的塑造能力。要知道，受全球矚目的中美貿易摩擦，充其量只是數百億美元體量的實際利益之爭，並未動搖兩國政治、軍事與經濟大局，兩國關係的緊張感也遠不及世紀之交的“台海”、“炸館”與“撞機”等危機時刻。

事實上，當前的中美關係合作與競爭並存，合作廣度、衝突烈度均完全不同於冷戰時期美蘇關係。二戰以後的美蘇關係呈現的是兩個意識形態迥異的軍事集團惡鬥，相互之間多數時候只有“軍備競賽”與“暫時妥協”兩個選項，也僅有“你死”或“我亡”的兩種結局。中美關係則呈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賴狀況，年均600萬人次的兩國社會交往、約6000億美元的兩國貿易往來、相對穩定的中美軍事交流與國際反恐合作、100多條的雙邊官方對話管道，支撐着中美之間的競爭與合作多數時候都在並行軌道上同時行駛。

​“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自中美建交與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尤其是國際金融危機10年來，中美之間的戰略互動態勢已發生了重大的結構性變化。儘管2018年新版美國《國防戰略報告》將中國首次定位為“首要的、全面的、全球性的戰略競爭對手”，引起了中國研究界的擔憂與全球輿論界的關切。其實，這恰恰折射了在戰略態勢上，美國真正開始正視中國崛起，而另一方面也折射了，中國對美的戰略互動地位也不再是次要方、附屬方、被動回應方、被忽視方。

從整體態勢上看，中國對美國的互動地位已從戰略防禦變為戰略對等。基於對國際經驗與中美互動諸多危機事件的總結，中國已深刻認識到強大國力對發展中美關係的迫切性與重要性。十年來，中國國力持續上升，迫使美國不得不正視中國。2013年，中國推出具有全球視野的“一帶一路”倡議，美國在中國戰略格局中的比重出現下降，中國對美國的戰略反制與塑造能力大大提升。中國不再被美國牽着鼻子走，而有自己的發展節奏。美國推行的政策、動向對中國發展的干擾也遠不如過去。相反，中國對外傳播、政策走向、金融波動對美國社會的溢出影響日益顯現。近年來，美國智庫界密切追蹤中共十九大報告、“一帶一路”進展與每年“兩會”信息，對中國“鋭實力”空前關切，這些都表明中國與美國有史以來第一次成為對等的戰略行為體。更重要的是，兩國關係發展則“共同確保演進”、惡化則“相互確保摧毀”的對等狀況，促使中美雙方處在難得的戰略平衡與穩定期，反而對干擾因素具有更厚重的戰略承受力。兩國不得不相互尊重、相互忌憚、相互評估彼此正反饋效應的結果。

從全球形象上看，中國相較美國的國際網絡已從戰略寡助變成戰略多助。近年來，中國“一帶一路”倡議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接連寫入聯合國官方文件，“共商共建共享”原則與新型全球治理觀也受到了世界的普遍支持。中國以平等互利之態全球交友，美國以“胡蘿蔔+大棒”之策四處樹敵。中國主張不結盟，但結伴而行的朋友越來越多；美國盟友遍佈全球，但威脅美國的敵人也越來越多。尤其是特朗普總統執政以來，“美國第一”政策與屢屢“退羣”舉動使得美國國家形象下降到二戰結束以來的最低點，據皮尤中心數據，全球74%人羣不信任美國總統，近半數人羣不喜歡美國。美國的傳統盟友體系日益鬆散化，“貌合神離”之態明顯，韓國、菲律賓近年來不再死命追隨美國，倒向中國之勢明顯，連鐵桿盟友歐洲都頻頻發聲“美國靠不住”，在伊核、貿易與氣候變化等議題上求助中國。在全球精英眼裏，中國越來越像是“以德服人”的新領袖，而美國更像是“更年期”的舊貴族。

從民眾底氣上看，中國看美國的社會心理已從戰略自卑變為戰略自信。十年來，中國社會的美國觀逐漸“去神話化”。在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眼裏，美國不再是“自由民主燈塔”，中國也不可能複製美國道路。伊拉克戰爭、國際金融危機、斯諾登事件、敍利亞危機、中美貿易戰等事件像是給中國人上了一堂又一堂生動的全民愛國主義課，“美式民主”與“美式監管”虛偽性已被廣大中國人充分認清。而近年來，高鐵、微信、網購、共享單車等給中國人生活帶來的便捷度，使中國人對美國社會發展普遍持有巨大信心。尤其是90後、00後的下一代中國人，與世界最發達國家與地區同步甚至優先享受最新產品、信息與消費時尚的紅利，對國家的擁戴與支持更是他國所無法比擬。多項國際調查顯示，中國人是對國家未來發展最有信心的國民，也是最支持政府發展戰略的社會。相較於美國的社會分裂、政治黨爭以及近年來美國學界對本國體制越來越多的自我否定，社會高度團結是中國在中美博弈進程中佔優勢的重要籌碼。

可見，評估中美實力比較與博弈進程時，不只是要看一時一事，還要看長遠走向；不能只在乎一城一池，還要看戰略態勢。“時”與“勢”的結合，“道”與“術”的統一，才能在當下紛繁複雜的全球大背景下認清中美互動的現狀。

對美要保持戰略藐視與戰術重視的並行

筆者在此前多篇文章中提出，要重視20世紀以來美國崛起的重要原因，即認真研究美國如何適時地抓住了一戰、二戰與冷戰的戰略機遇與對手頻頻失誤的空隙。二戰結束後，美國對越南、古巴、蘇聯、日本、南斯拉夫、利比亞、伊朗、伊拉克、敍利亞、俄羅斯、朝鮮等國的戰略博弈中均取得了不錯“戰績”，但也損耗了大量的美國戰略資源，揮霍了積攢的美國信譽儲備，暴露了明顯的美國戰略缺點，更讓中國積累了對美博弈的充足歷史經驗與分析素材。

第一，要認清美國在對外博弈中善於“拳擊”，弱於“太極”；善於“短攻”，弱於“長戰”。歷史經驗表明，在硬碰硬地短期“對撞”中，美國會越戰越勇，勝算更高。但在軟磨拉鋸戰上，美國則會由於國內選舉、總統換屆、社會輿論等諸多因素而出現失誤與政策調整。美國的政治體制特徵決定了，執政總統更樂見短期收益，而中國更看重長遠獲得。對此，中國一定要對美展開迂迴策略，以持久戰的心態對美展開全方面的耐心博弈。事實上，40年來中國對美保持一以貫之的戰略定力與策略長性，恰恰是在每一輪殘酷的中美博弈中化險為夷的根本原因。從中美實力消長的角度看，未來的時間站在中國一邊。

第二，要認清美國是社會內部分裂、靠外部樹敵而粘合的政治共同體。美國的特殊國情決定，社會團結必須要以外部樹敵的方式建構起來。從好萊塢大片到反恐戰爭，從美蘇冷戰到美朝博弈，事實證明了，美國一旦認定外部敵人，就會產生巨大的社會凝聚力與政策動員力。長期以來，中國不願以美國為敵，屢屢四兩撥千斤式地化解美國挑釁，使美國始終確立不了統一的、持續的對華戰略。當下，美國對中國崛起引起空前警覺，主張對華強硬的戰略認識已日趨一致，但如何對華強硬仍存在“方式分歧”，即怎麼強硬，強硬程度幾何，什麼時候強硬等，均存在內部爭鬥。中國須抓住美國內部矛盾，在具體利益點上分化對手，團結所有可團結的全球力量，以堅忍明智的心態，繼續以“太極”之法，不主動充當美國敵人，而是等待美國尋找其他敵人，捕取對方的週期性失誤與國內危機發生，坐收“漁翁之利”。

第三，要認清中美比拼的最終歸宿是兩國國內的治國理政水平。從兩國實力現狀看，作為外部力量，美國僅是中國發展的長期干預變量，已失去了遏制住中國的能力與時機。許多時候，當下的中美博弈像是大俠過招，比的是意志與內力，而非招式與拳腳。“中國不會被他殺，但會被騙自殺”，警惕被外力伐謀，維持國內穩定、發展與改革的三者統一，是中國長遠發展的基礎。抓住美國對華的擠壓時機，深化與落實國內新一輪改革開放的各項政策，按“兩個百年”與2035年、2050年“兩步走”的戰略步驟，以既定的發展戰略繼續前行，中國定會成為兩者博弈的最終佔優方。

總之，看透美國的政策週期與中美實力消長的長遠趨勢，與美國鬥智鬥勇，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繞不開的坎。基於歷史經驗與實踐對比，中國對美國保持強大的戰略藐視與精確的戰術重視，相信一定能邁過這道大坎。

（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本文首發於《求是·紅旗文稿》2018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