壽慧生：中美衝突的本質及中美關係前景_風聞

一、衝突的本質：戰後國際秩序內的理念分歧

一個很顯然的結論是，此次中美貿易戰已經遠遠超出貿易的範疇，而是演化為中美兩國之間的全面衝突。恰逢中美建交四十年之際，兩國關係似乎從未像今天這樣令人不安。過去幾十年間，中美之間即使有衝突或摩擦，但兩國在全球產業鏈上的明確分工而產生的利益契合讓雙邊關係基本上能夠保持一種相對穩定的狀態。隨着兩國國力的消長和國際局勢的變化，這種格局正在消失，衝突或緊張關係正在成為雙邊關係新常態。

但是如何理解這種衝突的本質，如何預期衝突的範圍和程度，並非易事。目前對此的討論中，有些聚焦於文明/文化層面的衝突，有些認為意識形態的衝突將使得雙邊關係回到冷戰時代，美國正在實施一個新的遏制中國的戰略。也有些把今天的態勢與二戰前國家間尋求力量平衡，爭奪霸權相比較。

這些解釋儘管有各自的道理，都忽視了兩個基本的事實：一是中美兩國的衝突是在戰後自由主義秩序和原則框架內的大國角力。這個秩序依然對世界上最重要的兩個大國的行為產生重要制約作用，保證衝突會被限制在一定範圍內。這是目前全球層面安全穩定的重要來源。另一方面，這個秩序正在面臨從未有過的危機和挑戰，它對大國的制約能力正在下降，大國衝突的可能性在加劇。對當前局勢的全面解讀需要同時考慮到這兩個因素的交互影響。

壽慧生，大國策智庫高級研究員，清華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研究員。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政治學博士。主要研究領域為國際政治經濟學、全球化、國際發展、比較公共政策、中美關係、地方治理與參與、非傳統安全。

戰後國際秩序仍在制約大國衝突

首先從積極的角度來講，英國脱歐和特朗普上台之後確實引發了對戰後國際體系的擔憂。但此後一年多的發展趨勢來看，戰後國際體系表現出非常強勁的約束力。國際社會在自由貿易、氣候問題、全球治理等各個議題方面都表現出高度一致的認同。特朗普近期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也明顯受到各方反對。

在特朗普退出巴黎氣候協議之後，我曾經指出過，反對特朗普的不僅僅是世界各國政府，更重要的也包括美國在內的地方政府和社會團體。也就是説，特朗普的保護主義和對戰後國際體系的威脅並不代表整個美國社會的共識，而僅僅代表美國社會當中在戰後被邊緣化的一小部分團體。這個對我們理解目前的中美貿易衝突也應該有幫助。

目前大部分人會認為，美國社會自上而下，從左到右，已經形成了反華共識，但我認為這個判斷是有問題的，忽略了美國社會的多元、甚至是矛盾、分裂的特點。從全球層面來講，這個論斷當然更是有問題的，忽視了西方世界的內部多元性，尤其是忽略了美國之外，特別是歐洲和日本等這些發達國家，對戰後自由貿易和安全體系的高度認同。

從這點來講，把目前的危機描述為新冷戰缺乏依據。冷戰的一些基本條件目前完全不具備，例如，對立的意識形態，消滅彼此的戰略目標，特別是兩大經濟的各自獨立和以對抗為目標的兩大軍事同盟，目前都完全不存在。

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於，中美之間的對立的根本動力並非基於意識形態，而是基於利益衝突。即便是雙方政治體制的差異在此次衝突中也並不佔據主導地位。更準確得説，利益衝突會在特定情況下會使意識形態和政治體制變成雙方彼此攻擊的工具，但他們本身並非是衝突的根源。

此外，歷史的視角有助於更好理解現實矛盾。冷戰的最主要特點是遏制，而遏制的最根本含義，根據喬治·凱南的解釋，並非是直接的軍事打壓，而是通過不接觸，從經濟上將對方困死。這完全不符合目前的現實。用李克強總理2017年的話説，中美經濟關係是“利益深度交融的經濟合作格局，”兩國“合作廣度深度以及對全球的影響都前所未有”。

在這樣的經濟格局中，冷戰如何開展？目前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最多隻是符合傳統意義上的制衡，即通過各種手段，讓一個崛起的大國無力挑戰守成大國。但制衡本身並沒有經濟上孤立封鎖的含義，我們在目前美國的對華戰略和政策上也看不到這個趨勢。目前討論的所謂去接觸（disengagement)遠遠談不上經濟上的遏制。軍事上也沒有這樣的聯盟基礎。

▲特朗普用“美國優先”原則將美國推回到傳統國家的定位。

“美國優先”原則對戰後秩序的破壞是衝突的根源

建制派對特朗普的“美國優先”原則的解讀是，長達70年的戰後世界秩序正在接近終結。這個論斷可能過於悲觀。但不可否認的是，特朗普顯然否定了美國人在戰後一直堅信的一個價值觀——世界的和平繁榮是美國繁榮強盛的基礎。

相反，在關於美國與世界的關係這個根本問題上，特朗普給出與以往完全不同的答案，用“美國優先”原則將美國推回到傳統國家的定位，將國際社會推回到傳統國際關係的叢林法則中，刺激國家主義和地緣政治的迴歸，讓國際法、國際組織和各類國際制約機制被棄之一旁。

我在特朗普剛上任時曾寫文章警告，特朗普的“美國優先”原則是對全球的威脅，因為戰後世界秩序面臨的最大挑戰來自於美國這個守成大國無力適應變化的環境，由以前的一個強大而“自律”（self-constrained）的國家變成了一個依然強大但“孤立”的美國。

具體來説，“美國優先”原則的孤立主義傾向雖然讓美國明確放棄國際責任，但並未讓美國放棄利益。相反，在世界重返叢林後，孤立的美國會對自己的利益更為看重，對他國的利益也更為敏感。雖然已經沒有力量統領全球，今天的美國仍有足夠能力造成破壞，用經濟和軍事手段欺凌令他不滿的任何國家，讓世界崩塌為一種各方都不講規則的角鬥場。

中國作為美國最大的貿易伙伴和競爭國家，反而成為最讓他不滿的國家，自然首當其衝，儘管這種零和博弈的思維既不符合經濟學原理，也不符合戰後自由主義秩序的理念。

但從另一方面看，特朗普的理念不能完全代表美國社會的價值觀，更不能代表西方社會的整體認知。而過去一年多的經驗也證明他沒有能力完全左右美國未來的走向，挑戰全球秩序。換句話説，目前中美衝突引發的全球震盪是可控的，其震盪幅度可以被維持在現有治理框架之內。相反，過於悲觀的認知可能會限制我們對目前現狀的創新意願和能力。

二、改革開放是中美相向而行的基礎

超越特朗普的個人認知，從一個更高的層面分析可以看出，美國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在價值觀上發生轉向，並非源於文化或意識形態，而是源於改革開放的不足，具體表現包括產業政策調整乏力，產業佈局嚴重不平衡，金融和資本的政治影響過度，企業和國家競爭力下降，中產階級萎縮，社會福利體系滯後，嚴重的不平等導致社會正義缺失等等。

只有解決這些發生在美國社會內部的矛盾，才可能讓美國在戰後長期維護的價值觀重新成為主流。這些調整即使無法改變中美大國競爭的現實，保證美國的絕對優勢地位，但至少可以把競爭納入到一個積極共贏的維度。

但這些改革顯然極其艱難，不僅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更需要開放的心態和開放的政策接納外部挑戰。相反，特朗普現在熱衷的是以國家安全為藉口攪亂市場，將經貿問題變成政治動員工具，用保護主義回應市場競爭，顯然無助於解決上述問題。

另一方面，改革開放也是中國迫切需要的。目前在中國與西方，特別是美國之間，最大的分歧是對中國的國家主導市場的做法的不同理解，特別是產業政策和國有企業政策，難以為西方接受。這個被西方國家長期詬病的問題涉及到對國家市場關係的根本認知，其複雜性常常不為一般西方政治家甚至經濟學家所理解和接受。

但中國的市場干預的某些成份具有東亞經濟體的共性，例如在尊重市場的前提下政府強力干預市場，這些不必因為歐美的反對而輕易放棄。但也必須承認，中國政府幹預市場的很多做法是中國過去計劃經濟的殘留，讓某些利益集團獲益，卻不利於中國的長遠發展，也對全球市場造成破壞，所以理應被拋棄。中國永遠無法也沒有必要遵循一種被西方完全認可的發展模式，但承認並改變中國現有體制中的弊端，從根本上講，需要通過開放來推進改革，讓市場自己尋找出路，而不是靠行政命令方式抵抗市場規律。

​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都應該認識到，開放意味着市場主導；改革意味着利益再分配。開放是改革的前提；沒有開放的改革是虛假的改革，最終難以為繼，甚至造成更多的矛盾。所不同的是，中國已經經歷過40年改革開放的痛苦調整期，儘管目前仍然面臨巨大的結構性調整，但國民已經在心態上度過最艱難的適應階段，政府也積累了大量應對經驗。

相反，美國在冷戰結束後長期享受全球化紅利，國內缺乏調整壓力，在金融危機來臨之前幾乎完全沒有預期到中國和新興市場可能帶來的競爭壓力，因此危機產生之後也沒有足夠的應對機制，心態上更是難以適應。因此在此輪競爭過程中，美國遠比中國要焦躁不安，也更具進攻性和破壞性。但無論如何，改革開放是中美相向而行，在大國競爭中保持和平繁榮的基礎。

▲“中美必有一戰”的認識在輿論界似乎正在呈現主流之勢。

三、超越中美關係才能更好地維護中美關係

中國面臨兩個選擇。一是放棄對美國自我革新、重新維護國際秩序的幻想，主動“去接觸”（disengagement)，另起爐灶，另立山頭，用傳統叢林方式抗衡。儘管這個思維尚未被中國政府接受，但“中美對抗不可避免”，甚至“中美必有一戰”的認識在輿論界似乎正在呈現主流之勢。這樣的話會陷入中美關係一種狹隘的框架，就是狹隘到大國軍事制衡的邏輯當中。

另一種選擇是超越中美衝突，從更廣闊的全球視角出發，認識到複合型國際關係是當前世界權力分配新格局，通過多極治理機制管控兩極衝突。換句話説，中國應該盡力維護國際秩序，積極承擔國際責任，把中美視為全球命運共同體的成員，把維護中美關係視為維護國際秩序這個任務的一部分，而不被大國制衡的狹隘視角所桎梏，從而為中美各自的內部調整改革提供更好的國際制度環境。

從這個意義上講，中美經貿關係依舊是中美關係的壓艙石，不可輕言放棄，但維護世界經濟秩序也是維護中美經貿關係的重要條件，二者互為依存，彼此促進，以經貿關係促進全球範圍內的文化交流、民心相通、國家社會間互信，從而提高中美衝突的成本。

後一種選擇並不容易，需要在全球治理、區域合作、國內發展三個層面提供中國的貢獻。在全球治理層面，中國需要明確的回答，在攜手世界各國共同改善有缺陷的戰後秩序的過程中，中國與不同類型的國家，特別是西方國家當中的美國盟友，應該保持怎樣一種關係？

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命運共同體”提法的世界意義可能就在於此，因其核心觀點與自由主義秩序的價值理念相契和。但如何實踐這個理念，用行動彰顯中國的主張，而不讓這個理念被外界視為中國實現國家利益甚至是顛覆戰後秩序的工具，才是關鍵。

在尚未有足夠實力成為國際秩序維護者（enforcer）的前提下，區域合作可以成為中國落實命運共同體的有效途徑。過去幾年來，中國積極顯示其能力和意願為周邊經濟體提供新的增長動力，為區域安全提供新的治理機制。

而特朗普對華政策的一個沒有預期的後果是推動中國周邊國家重新考量與中國的關係。以日本和印度最近的對華政策調整最為明顯，在東亞和南亞都出現了非常有利於中國的區域合作趨勢，讓中國有機會把周邊命運共同體的概念真正落實，短期內藉以抵消美國的壓力，甚至中長期內迫使美國迴歸到多邊主義的軌道上。

但最終，如前所述，實現命運共同體的根本在於中國自身的發展。中國目前面臨的最大挑戰依然是如何更好地融入到國際市場和國際社會當中，與世界各國形成共贏共治格局，而不是急於輸出中國模式，強行改變現有秩序。

需要明白，中國依然在探尋適合自身特點的發展道路，而這個過程將持續很久。在這個過程中，與美國一樣，中國也需要回答一個問題：什麼才是真正的國家利益？中國的利益與其它國家的利益是什麼關係？與世界和平與繁榮是什麼關係？只有這些問題被明確回答，中國的發展道路才算清晰。

（轉載自大國策智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