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藥神》好，好就好在對資本主義的批判_風聞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行走與歌唱”7月6日文章**

作者：李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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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點映期間，我就買票看了《我不是藥神》。直奔主題的評價是：《我不是藥神》是一部好電影，開創了中國電影的新高度。

我在這裏負責任地向所有可能看到本文的讀者推薦，應該買張票去看《我不是藥神》。在市場經濟這個前提條件暫時無法動搖的情況下，我們應當用自己口袋裏的錢獎賞那些拍出好作品的創作者，讓他們掙錢，而讓那些玩下三路的掙不到錢。如果能形成這樣的引導機制，也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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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藥神》取勝不在情節，所以也沒什麼不可以劇透的。

電影取材於真實事件。一個叫陸勇的人，是個慢粒白血病患者，他一開始服用瑞士諾華公司生產的格列衞，一種特效藥，每盒23500。後來他發現印度有仿製藥，藥效差不多，但價格便宜得太多，每盒只要幾百塊。一開始他自己吃，後來介紹給其他病友。

從印度購藥，需要懂英文，還有支付的問題，這是不少白血病患者越不過去的障礙。於是陸勇就幫病友從印度賣藥。

後來，陸勇以涉嫌“妨礙信用卡管理罪和銷售假藥罪”被捕。很多病友為他求情，諸多媒體也對他的情況予以報道。因為他並沒有從幫助病友購藥中牟利，只是友情幫忙，這引起了很多人的同情。

一年後，檢方做出了對陸勇不予起訴的決定。

《我不是藥神》以此為基礎，但在故事上做出了較大的改編。徐崢扮演的主角叫程勇，與陸勇一字之差。片子裏的程勇本人並不是白血病患者，而是一個開小店賣保健品的，主打印度神油。

生意差，人不上進，於是程勇的老婆跟他離婚了，又找了一個有錢人，打算帶着他們的孩子移民國外。

呂受益，一個白血病患者（王傳君飾），上門來找程勇，他説你經常去印度走私神油，幫我買點藥回來吧，正版的格列寧（把格列衞改了一個字）太貴了，吃不起。程勇覺得這事兒犯法，就拒絕了。

但房租交不上，父親生病又需要錢，程勇就想起這檔子事，為了掙錢決定跑一趟印度。電影中，格列寧一盒要四萬，從印度的仿製藥廠直接賣藥，僅要五百。

程勇拿下了藥廠的代理權，五百一盒進貨，弄回國內賣五千。包括呂受益在內的幾個白血病患者（及患者家屬）圍繞在程勇周圍，幫他銷售，拿工錢，並且以三千一盒的價格購買自己的用藥。

市場打開後，程勇很快就掙了點錢，可以到夜總會一擲千金了。但他知道，走私並銷售國內未經審批的藥物是犯法的，所以當一個黑心藥販子張長林提出從他手裏買斷渠道的時候，他同意了。小團隊也解散了。

利用賣藥和賣渠道賺到的錢，程勇開了一家服裝廠。一年後，呂受益的老婆突然出現在他面前，他這才知道，呂受益病情惡化，已經不行了，為了不拖累家人還嘗試過自殺。

原來，張長林從程勇手裏拿到渠道後，先是賣一萬塊一盒，後來漲到兩萬一盒。這個價格雖然比正版藥便宜一半，但很多人還是吃不起。呂受益就是這樣被拖死的。

呂受益的死使程勇受到了觸動，靈魂昇華了。他決定一邊幹服裝廠，一邊從印度弄藥回來，五百進，五百出，虧了的部分自己補，當做還人情債。

但印度仿製藥流入國內的事情，生產格列寧的瑞典制藥公司很快就知道了，向警方報案了。公安部門部署了查處行動，直接負責人的是程勇的前小舅子曹斌（週一圍飾）。在辦案過程中，曹斌被病人吃不起高價藥只能等死的情景震撼了，在法與理的碰撞和糾結中，他選擇了撂挑子，不辦這個案子了。

但程勇還是被捕了。鑑於他的以助人為目的的“犯罪事實”，法院從輕發落，判了他5年，後來經過減刑，3年後被釋放。那時候，格列寧已經納入了醫保，病人的負擔減輕了——這個情節是符合事實的，格列衞確實在很多省市被納入了醫保報銷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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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就是這麼個故事。從講故事的角度，《我不是藥神》不算好片子，情節上有老套俗套，還有硬傷。

比如程勇這個人物，一個吊絲盧瑟，被老婆拋棄，但前妻不知道為什麼運氣那麼好，又找了一個有錢人，而且對她和她跟程勇的孩子都特好。這就太老套了，不但缺乏生活真實，而且在藝術上也毫無新意，另一部廣受好評的電影《鋼的琴》就用過這個套路。

之後主角受到觸動，靈魂昇華，變成了另外一個人。這就更不用説了，俗得一塌糊塗。

片子的中層警官曹斌是個有血有肉、有情有義的形象，而警察局長則像是個機器，沒有感情，只管執法——這種人設上的對比也是港片中用濫了的，成龍的《警察故事》就是這樣的套路。

呂受益在程勇洗手不幹後沒有便宜仿製藥吃了，於是他就等死，這就是情節上的硬傷了。呂受益之前能夠通過賣印度神油這個線索，主動找到程勇，請他幫忙去印度搞藥，説明他是個腦子挺靈活的上海小男人。那麼，當藥的渠道被黑心藥販子張長林拿去了，藥漲價了，又吃不起了，他為什麼不去找另外一個賣印度神油的幫忙呢？偌大一個上海，難道只有程勇開的那一家經營神油的店鋪？

就算再找不到賣神油的，可以找印度來華留學生啊，可以找在印度留學的中國學生啊，也可以找跑印度線的導遊啊。印度生產仿製藥的企業很多，張長林只是拿了一家的代理權，不存在買不到的情況。實在不行，自己報個旅行團去印度，到藥店裏直接賣嘛，那也還是很便宜的。

所以，為什麼程勇不賣藥了，呂受益就只能等死？這就要問編劇導演了，這是他們犯的錯誤，是影片的大bug。

當然了，這些問題並不算太突出，屬於多數電影的普遍問題。此外，《我不是藥神》在許多小細節的處理上，演員的表演上，還是可圈可點的，有幽默的地方，也有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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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我為什麼還對《我不是藥神》評價如此高，説它創造了中國電影的新高度呢？

這是因為，《我不是藥神》把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藥品生產和銷售體制呈現了出來，把知識產權制度捍衞的資本增殖目標與人的生命權之間的尖鋭對立呈現了出來。

“看病難，看病貴”，“生不起病”是大家熟知的話題了，這個問題在慢粒白血病患者羣體身上得到最突出的表現。

慢粒白血病是致命的，但是自從諾華研製出格列衞之後，慢粒白血病患者看到了希望，因為服用這種特效藥，存活的幾率可以達到90%。然而，這個藥太貴了。格列衞以前賣23500元一盒，每盒可以用一個月，那麼一年下來光藥費就將近30萬，沒多少人負擔得起。

諾華曾經與國內的慈善部門合作，推出過優惠活動，購買3個月的藥，送9個月的。但年花費還是近8萬，還是有很多人吃不起。

一邊是活着的希望，一邊是付不起錢就只能等死的殘酷現實，這太讓人揪心了。

影片中有這樣一個情節：在追查仿製藥的過程，警官曹斌帶着人抓到了一些持有仿製藥的白血病患者。其中一位老太太走到曹斌面前，聲音顫抖地説：我得病這幾年，家裏的房子被我吃藥吃沒了，可是我不想死啊，不讓買仿製藥就是斷了我們的活路，警官，你能保證你一輩子不生病嗎？

這是一個觸動人心窩子的片段，是有催淚效果的。一邊是人的生命的權利，一邊是資本的利益，一對尖鋭的矛盾赤裸裸地被呈現在觀眾面前。

曹斌無言以對，到衞生間洗了把臉，下令把他們都放了，然後回到單位跟局長撂挑子去了。相信很多觀眾在看到這個地方的時候也會眼圈紅潤。

於是，《我不是藥神》就體現出了相對於資本主義的尖鋭的批判性，具備了現實主義的色彩。這在國產電影中是開創性的，這部電影會因此而被載入當代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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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中的瑞士醫藥公司代表（李乃文飾）是一個反面形象，一個新時代的買辦，延續了抗日劇中小鬼子翻譯官的造型。一個有意思的情節是，他竟然被允許參加公安局部署打擊假藥的內部會議。

他在電視上侃侃而談，沒有經過官方認證的藥，就是假藥，呼籲患者要主動抵制，卻全然不顧患者能不能負擔得起。有着與正版藥同樣的療效，只是因為不能給跨國藥企帶去利潤，不符合知識產權規則，就被定義為“假藥”，這是對人的常識的冒犯。

影片中安排了患者聚集在瑞士醫藥公司駐華機構門前抗議高藥價的情節。該代表出面講的道理是，藥品定價是合法的，至於藥價高，是因為研發成本高。

其實，都不需要這些買辦直接出面講這種道理，網上已經有很多人幫着他們講了。網上有一張關於跨國藥企研發投入的統計表，如下：

關於高藥價，網上有一句“精彩”的辯護是這樣説的：每顆藥的生產成本可能只有5美分，但這是第二顆的價格，第一顆可能需要50億美元才能生產出來。

新藥研發需要巨大的投入，包括時間和資金；新藥研發的成功率不高，很多投入其實打了水漂；研發成功後，還要經過審批和市場檢驗，不是所有的新藥都有市場，都能賺錢。基於這些理由，特效藥的成本很高，賣得貴是合理的。

反過來講，如果不保護跨國藥企的知識產權，不讓在專利保護期掙到足夠的錢，他們就會虧本，會倒閉。於是，就沒有人去搞藥品研發了，很多疾病就沒辦法得到醫治。受傷害的，最終還是患者。

這就是為高藥價辯護的基本邏輯，看似滴水不漏，很有説服力，而且簡單易懂。

韓寒看完電影，就發了一條微博講這個道理，他説，把瑞士醫藥公司代表塑造成反面形象是戲劇表達的需要，大家不能把他們當壞人看，他們不是壞人，而是好人，沒有他們就沒人研發新藥了。

韓寒呼籲大家不要盯着藥企，要關注醫療保障。翻譯一下他的話，意思就是，大家不要怪資本啊，冤有頭債有主，出門右拐是政府。

這個道理講得通嗎？當然，邏輯上的確沒有問題。

但是，這個辨析預設了一個前提，那就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天然正當性。如果把對這個前提的質疑也帶入討論，我們就會看到另外一幅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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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經講過什麼是資本，什麼是資本主義，這裏就不重複了。

研發新藥，目的本應該是治病救人，但在資本主義的邏輯裏，資本增殖才是最終目的，於是藥品研發的目的就“異化”了，變成了掙錢。利潤與生命的衝突和對立就成了不可避免的。

疾病，是跨國藥企的市場所繫，如果消滅了疾病，就消滅了市場，也就消滅了他們自己。那麼，他們還會真心誠意的應對疾病嗎？不會。甚至於，為了開拓市場，他們會製造疾病。千萬不要低估資本的邪惡。

中醫講究“上醫治未病”，重預防，輕治療。這種理念與現代醫藥業的邏輯是相悖的，真正威脅跨國醫藥資本的命脈，所以中醫被黑就是必然的。

不批判資本主義，就無法反駁“高藥價合理”的論説。所以我們要挑出資本主義的框框，想一想社會主義體制的藥品研發是怎麼做的。

最好的例子，就是以屠呦呦為代表的中國醫藥工作者，在社會主義體制下成功研發抗瘧疾特效藥青蒿素的成功經驗。

跨國藥企説，他們研發新藥時間跨度長，投入大。青蒿素的研發也是如此啊，從1967年立項，到真正出成果，耗費了十多年的時間。研究團隊在第一階段研究了超過2000種中藥，發現640種可能有效果，直到最終鎖定了青蒿。

因為體制不同，青蒿素的研發投入其實是難以計算的，但其成本一定遠遠小於跨國藥企在一種新藥研發上的投入。

首先，中國啓動抗瘧項目，在初衷上與賺錢絲毫沒有關係，真正是為救人的。科研人員肩負的是拯救生命的崇高使命，他們沒有知識產權的觀念，也不是在金錢的驅使下工作的，只拿那個時代的正常工資。

其次，很多成本在社會主義體制下被均攤掉了，無法衡量。比如在研究過程中，科研人員發現黃花蒿的新鮮葉子在花蕾期含有的青蒿素最豐富，是最適合的原料，於是利用全國範圍的科技協作機制，在四川找到了符合製藥要求的黃花蒿。這種成本怎麼計算呢？

瘧疾橫行時，致死人數無疑高於白血病的致死人數，青蒿素救的人，肯定不比格列衞救的人少。同樣是救命藥，同樣意義重大，有了社會主義的青蒿素的成功在先，憑什麼資本主義的高藥價就一定有理？

中國人沒有享受青蒿素的專利保護期可能帶來的鉅額利潤，進入非洲後，直接把同類藥品的價格拉了下來，將無以計數的人從鬼門關拉了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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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藥神》具有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性，但表達得並不強烈。一方面，可能是創作者的侷限，另一方面，考慮到當前的這個環境，他們也不想得罪太多的人吧。

韓寒看完電影馬上跳起來為資本主義體制辯護，為跨國藥企辯護，正説明公知敏鋭地意識到了該片可能觸發的“主義之爭”，於是趕緊“滅火”。

網上那麼多人幫着跨國藥企講道理，也許不是出於韓寒式的敏鋭，只是頭腦已經被資本主義的歪理邪説禁錮了而已。

公知已經幫助我們指明瞭思考這部電影的方向，那麼就不要僅僅看看熱鬧，該笑的時候笑一下，該哭的時候掉幾滴眼淚就拉倒了。要知道這部現實主義題材電影背後的真正議題，是人類發展道路的抉擇，我們到底應該順着反人性的資本主義道路走到底，還是轉向人性的社會主義。

**作者本人在其公眾號的留言：**南方週末也跳出來了，跟韓寒一個調調兒，下午才看到，文章上午就弄完了，沒來得及補充進去。一場尖鋭的鬥爭正在拉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