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印度神藥為何這麼貴？研究半世紀，兩奪世界第一，出了五位頂級醫學獎_風聞

本文轉載自公眾號SME科技故事

國產電影《我不是藥神》在未正式上映前，就已藉着點映已先火了一波。

這兩天正式走入院線，更是刷爆了朋友圈。

“笑着走進電影院，哭着走出去”，是許多人的真實寫照。

其實早在幾年前，電影的原型人物——陸勇，就以“印度抗癌藥代購第一人”、“藥俠”等稱號火過一波了。

因患上慢粒白血病，一時又找不到合適配型做骨髓移植，陸勇只能靠藥物穩定病情。

而這種藥，正是電影中的“天價藥”——瑞士格列衞(電影中名為格列寧)。

每盒近兩萬四，只夠吃一個月，“感覺每吞一片藥，都是在吞錢”。

從2002年起的兩年內陸勇就花了近60萬，幾乎掏空家底。

電影原型陸勇

轉機發生在2004年，陸勇偶然得知了仿製藥——印度格列衞。

所謂仿製藥，並非什麼假冒偽劣藥，而是跳過了歐美製藥公司專利的廉價藥。

印度的專利法，在很長一段時間都是不承認藥品專利的。

所以印度的製藥公司，可以大規模仿製其他製藥公司研發的新藥。

格列衞的印度仿製藥

從藥性上來看，印度格列寧與瑞士格列寧的相似度達99.9%，同樣救命。

但得益於“印度成本”，其價格僅售4000元，更是雪中送炭。到2014年，一盒價格已降至200元。

這巨大的差價，讓陸勇喜出望外。

自己託人買之餘，他還專門找到了一些“門路”，並把好消息告訴其他病友。

一來二去，陸勇也擔當起了“代購”的角色。

高價瑞士格列衞

雖並未從中牟利，但麻煩還是找上了他。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品管理法》，藥品進口必須經過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審查、批准和註冊，才能夠在中國合法銷售；

而未經註冊的，即以“假藥”論處。

此外，為病友提供幫助的過程中，他也從網上購買了他人名下的信用卡和銀行卡。

2014年7月，他被以“妨礙信用卡管理罪”和“銷售假藥罪”提起公訴。

其實電影的內容已經過改編，與原型陸勇出入頗多（陸勇本人還曾吐槽過，所以説不用被擔心劇透）。

但無論是藝術還是現實，始終都離不開格列衞這種藥物。

而它的定價，則是一切恩怨的源頭。

那格列衞究竟值不值這個價？是不是製藥公司使盡陰險手段，就算啃人血饅頭也要壟斷謀暴利？

瞭解這一藥物的研發過程，或許能幫助我們瞭解靶向藥物高價的原因。

其實這種藥物，本身就是一個傳奇。

粒細胞惡性增殖

患了慢性粒細胞白血病，唯一的選擇只有骨髓移植。

但骨髓移植的難點也多，不但合適的配型難找，還總是伴隨着嚴重、甚至致命的副作用。

所以這樣一層層篩選下來，僅有20%至25%的患者擁有移植的資格。

而在未找到合適配型之前，病人只能靠其他手段來維持生命。

過去的方法如化療、干擾素治療，副作用極大。

使盡了渾身解數，也只有30%的患者能活過第五年。

直到格列衞的出現，才改變了患者的命運。

它成功地將慢粒白血病，變成了一種像糖尿病或高血壓的慢性病。

只需規範服藥即可控制病情，效果甚至比骨髓移植更好。

這也使原來的30%的倖存率，一下子提升到了近90%。

諾華格列衞

除了藥效神以外，製藥的整個歷程也堪稱典範。

作為首個上市的分子靶向治療藥物，它率先開創了腫瘤分子靶向治療的時代。

從摸清慢性粒性細胞白血病，到藥物的研製成功，耗時近半個世紀之久。

而在孕育格列衞的過程中，更是造就了兩個“世界第一”，五位美國院士，五位拉斯克獎（美國生物醫藥最高獎）。

這其中缺少任何一環，都有可能導致這種神藥胎死腹中。

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病毒引起癌症”是醫學界的主流觀點。

不過當時，隨着DNA雙螺旋模型提出，遺傳學也迎來了生機。

雖有些離經叛道，但諾威（Peter Nowell）和亨格福德（David Hungerford）兩位學者，還是想在慢粒白血病細胞中尋找遺傳物質的變化。

諾威和亨格福德

果然利用改進的技術，他們竟發現了患者普遍存在着22號染色體變短的現象。

而這也是世界上首次在腫瘤細胞中發現染色體變異。

因這一現象是在費城首次發現，兩位發現者也稱之為“費城染色體”。

雖然這次實驗已經將“癌症的病因”往遺傳物質的變異上靠攏。

但科學家始終沒搞清楚，費城染色體為什麼會變短。

現在我們知道，癌細胞一般是來自正常細胞基因突變或染色體異常。

但那時，全世界卯足勁找了近十年，都沒找到第二種癌症存在染色體異常。

所以大家只好暫且認為費城染色體是個特例，也傾向將遺傳異常當成的結果，而不是原因。

最後，費城染色體在那個年代的臨牀價值，只能屈身於疾病診斷的指標。

珍妮特·羅利（Janet Rowley）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直到新染色體帶型分析技術的出現，使分辨率極大提高，這項研究才有了新突破。

1972年，藉助新技術芝加哥大學的遺傳學家珍妮特·羅利（Janet Rowley），才能揪出了慢粒白血病的真兇。

原來，費城染色體並非因缺失而變短，而是22號染色體與9號染色體間發生了交換。

因22號染色體移出的片段較大，所以也造成了長度的明顯縮短。

在這之前，羅利已在顯微鏡下不知疲倦地找了十年之久，卻仍一無所獲。

除此之外，羅利還進一步在白血病中找出更多類型的染色體易位。

這些突破才讓科學界首次知道，染色體異常是引發癌症的一個重要原因。

幾年後，科學家發現的關鍵基因點更是個天大的好消息。

正常情況下，人類9號染色體上的基因ABL是不會致癌的。

但當染色體易位發生時，ABL就會與22號染色體上的基因BCR融合成一個新基因BCR-ABL。

這個融合基因會導致ABL所擁有的酪氨酸蛋白激酶過度活化，從而引起細胞失控性增殖。

這種增殖會導致過量的未成熟白細胞產生和積累，而這正是慢粒白血病的標誌。

正常人每立方毫米血液含有約4000至10000個白細胞，但慢粒白血病患者則是正常量的10至25倍。

其實到這個時間節點，費城染色體導致慢粒白血病的作用機制已基本闡明，總共花了二十多年時間。

按照理論來説，只需要找到藥物選擇性地抑制ABL酪氨酸蛋白激酶的異常，病人可能就有救了。

那麼此刻，藥品的誕生應該指日可待了吧？前路可能還很漫長。

尼古拉斯·萊登（Nicholas Lydon）

1986年，Ciba-Geigy製藥公司的尼古拉斯·萊登（Nicholas

Lydon），便領導小組找到了化合物STI571，又名伊馬替尼（imatinib）。

傳統意義上，癌症治療是通過強力藥物對集體實施地無差別轟炸，健康細胞和癌細胞一起滅殺，也稱“細胞毒性藥物治療”。

靶向治療的概念則不同，有針對性地打擊癌症，且不會產生嚴重的附帶損傷。

而伊馬替尼，則可以選擇性地抑制ABL酶活性，對慢粒白血病擁有巨大的價值。

伊馬替尼（格列衞）的治療機制

但結果卻是，Ciba-Geigy製藥，仍對此興趣缺缺。

原因在於，慢粒白血病其實是一種較為罕見的疾病，屬四大成人白血病的其中一中。

在美國，每年得病的人數約為5千人，僅佔所有癌症的0.3%。

可以見得這種藥物的市場潛力也很低，盈利空間極窄。

當然，這還是在藥物開發成功的前提下。

一般情況下，研發一個新藥基本屬於九死一生（成功率只有9%）的狀態。

週期長，不確定因素有太多，失敗幾率極高都是需要考量的因素。

布萊恩·德魯克（Brian Druker）

不過，總有人不想放棄。

美國俄勒岡健康和衞生大學的腫瘤學家布萊恩·德魯克（Brian Druker）一直以來，就有個目標：“找到一家公司，該公司有這種BCR-ABL抑制劑，並將其帶去臨牀。”

於是1993年，德魯克和萊登這兩位富有激情的青年，便一拍即合，成立和合作小組。

萊登提供抑制劑，德魯克提供BCR-ABL白血病模型，冗長的實驗過程就這樣開始了。

而為了檢測伊馬替尼效果，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腫瘤學家查爾斯·索耶（Charles Sawyers）也加入了臨牀前測試團隊。

查爾斯·索耶（Charles Sawyers）

只是，Ciba-Geigy製藥仍然介懷市場太小，拒絕了開展進一步的臨牀試驗。

轉機發生在1997年，Ciba-Geigy和其他公司合併，成立了諾華公司。

德魯克的遊説下，諾華高層才同意在1998年6月啓動了Ⅰ期臨牀試驗 。

副作用極小，且臨牀效果極佳，讓所有人既意外又高興。

2001年，在臨牀試驗不足3年的情況下，美國FDA就為伊馬替尼開通了“綠色通道”，成為直接獲批的臨牀一線新藥。

之後諾華公司正式銷售伊馬替尼，商品正式命名為格列衞。

從費城染色體的偶爾發現，到格列衞正式誕生，風風雨雨已過去了近半世紀。

為表彰費城染色體的發現和機制闡明，諾威和羅利分享了1998年的拉斯克醫學獎（亨德福特早逝與此無緣）。

而在格列衞篩選、驗證和臨牀上做出卓越貢獻的三位科學家萊登、德魯克和索耶，分享了2009年的拉斯克醫學獎。

可以看出，格列寧的成功背後，凝聚着幾代科學家的共同堅持與智慧。

拉斯克醫學獎，是醫學界僅次於諾貝爾獎的一項大獎

其實那個單打獨鬥出奇跡的年代，早已經過去了。

從上個世紀末起，新藥研發的成分就一直在增長，沒個十億量級起步都無機會見到一種新藥面世。

如果沒有資本在背後支撐，整個流程也不可能順利完成。

而從1997年至2011年間，諾華的總研發花費就達836億美元。

其中只有21種新藥獲批，平均每個新藥花費為40億美元。

2016年，諾華的總銷售額為485億美元，淨利潤為66.98億美元。

低嗎？不低。高嗎？也不高。換算下來只夠研發一款半的新藥，銷量如何還未知。

投入鉅額的成本，能換來的成功率依然像買彩票一樣冒險。找到像格列衞這種藥，幾乎就像中了頭彩。

此外，一個新藥成功上市，其專利期一般只有10年。

過了專利期，這藥就不再是你的了，所有藥廠都能仿製。

如果賺不回本，撐不過去破產都是常有的事。

1996年，Ciba-Geigy與其他公司合併成立諾華公司，正是為了應對仿製藥的崛起。

研發公司冒大風險、斥巨資研發藥品，藥品價格自然高得離譜。

仿製藥確實解決了部分人眼前的問題，但也可能造成了研發公司利益的損失。

利潤是新藥研發最強的驅動力。

如果研發公司無法獲益，誰願意吃力不討好地開發新藥？最終受損的，可能仍是患者。

拿錢買命，幾乎是所有病人難以承受，卻又真實的寫照。

但對於癌症來説，有時候有錢都未必能夠續命，大部分中晚期病患者仍缺乏有效的治療措施。

無藥可醫，同樣也是一個血淋淋的現實。

​相對其他癌病，患電影中的慢粒白血病，或許已是一種幸運。

從某種程度上來説，格列衞已是癌症治療中的特例。

它之所以能成功，除了科學家的努力以外，還在於慢粒白血病的特殊。

它只由染色體易位相關的單一異常蛋白引起，所以科學家能夠將所有的精力集中在單一的目標上。

然而現實中，一般癌症都由大量複雜的遺傳或環境因素引起，因此也具有許多個靶點，想要複製格列衞的成功並不容易。

而且同樣，只要研發關鍵節點缺一環，都有可能導致這種救命藥消失或是推遲送到患者手上。

其實，這部國產電影起初定的片名為《印度藥神》。

而在正式上映時卻改成了《我不是藥神》，給電影基調多加了幾分悲愴。

到底誰才是真正的藥神？是研發新藥的諾華，是“窮人福音”仿製藥公司，還是“劫富濟貧”的陸勇？可能都不是，也可能都是。

不過，值得高興的是電影最後提到的那個彩蛋，這個便不劇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