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論中美史詩級貿易戰_風聞

      這場中美貿易戰爆發伊始，我就撰文提出中國要與特朗普打一場史詩級貿易戰（文章鏈接：梅新育：中國應當與特朗普打一場史詩級貿易戰），現在看來，這一判斷和主張大致符合事態演變。而我之所以一開始就判斷並主張與特朗普打一場史詩級貿易戰，原因不僅僅是美方這次主動尋釁一開始提出的涉案貿易額就大幅度超越了全球貿易史上此前雙邊貿易爭端涉案貿易額的最高紀錄（現在還有可能進一步成倍加碼），而且有以下原因：

      首先，單純從經濟上看，這次美國主動挑起的大規模貿易戰可説是完全不符合經濟邏輯。通常，貿易保護措施最重要動機之一就是保護就業與福利，特別是受進口衝擊部門的就業。客觀説來，如果在經濟蕭條時期實施貿易保護措施，還有可能在一定時期、一定範圍內改善本國就業狀況；問題是美國現在並非處於蕭條時期，而是處於經濟景氣時期，而且是經濟景氣的峯頂。美國現在已經實現了充分就業，一些地區和產業部門還出現了勞動力供不應求的缺口；此時發動如此大規模貿易戰，而且不斷升級、擴大，不可能有效地增加美國的總體就業和福利，只能給美國宏觀經濟運行增加額外的干擾衝擊。所以，美國主動挑起這場史詩級貿易戰，沒有經濟邏輯。

       因此，我們觀察這場貿易戰爆發的根源，就需要更多地從大國競爭的視角出發。

       這場貿易戰爆發以來，特別是最近一個多月，有一種聲音認為中美貿易戰根源在於我方，是我方放棄韜光養晦策略，把美國從朋友逼成了敵人，云云；我認為這種説法對中美關係發展狀況缺乏基本瞭解。我們不稱霸，不追求當頭，但且不説三四十年前中國國力、國際環境下的韜光養晦策略在今天能否適用，單説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把中國定性為戰略競爭對手，至少十幾年前就開始了，並不是到特朗普才開始的。而且，特朗普勝選以來，我方為穩定、發展中美關係付出了巨大努力，從習主席到訪海湖莊園，到特朗普訪華時簽署的2500億美元協議，再到劉鶴副總理在兩會前夕訪美，世人有目共睹。所以，儘管我們不想打貿易戰，但這場貿易戰爆發是不可避免的，是不以人的善良意願為轉移的。

       中美之間摩擦的本質是守成霸權美國企圖遏制新興大國中國，數十年來，美國對華遏制戰略的中心策略已經隨形勢變化而幾度轉移，而這場貿易戰標誌着此前幾十年美國對華遏制策略失敗而不得不進入一個新階段，經濟競爭成為這個階段的中心策略，史詩級貿易戰是經濟競爭的最突出、最激烈表現。所以，在一些場合，我一再強調，這次中美貿易戰不是一起事件，而是一個階段。而且，這場貿易戰實際上代表着美國對中國一種比較全面的挑戰。正因為如此，這場中美貿易戰的結果、發展走向可能決定未來十年、甚至幾十年、乃至更長時間國際格局的大致模樣。我之所以提出要打一場“史詩級貿易戰”，就在於此。

      應對這場貿易戰，我們要打總體戰，而且也是持久戰，不指望這三五個月就能解決，起碼要打算持續美國經濟週期當前的這一個景氣階段結束，或是特朗普的這一個任期結束。只有做好這個起碼的打算，才能爭取較好的結果。

      我們的目的當然是以戰止戰，通過讓美方感到實實在在的疼痛，遏制美方在經貿和其它領域尋釁牟利的道德風險，同時隱形震懾其它某些貿易伙伴動輒企圖訴諸貿易保護的道德風險；但有一個嚴峻的問題，就是這場中美貿易戰是否意味着中美全面激烈的對抗？是否意味着中美由此全面進入新冷戰、甚至是熱戰之中？自從這場貿易戰爆發以來，國內外金融市場已經發生多次劇烈震盪，而市場參與者的這種擔憂正是造成國內外金融市場劇烈震盪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即使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中美貿易戰的背景是美國戰略擴張，還是戰略收縮？對此問題的判斷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我們應對的指導思想。

       毫無疑問，我們處理事情要朝最好的方向努力，做最壞的打算；但根據2016年以來的持續觀察，再三思考，我依然維持2016年美國總統競選期間對特朗普對外政策理念的判斷：他奉行的是戰略收縮而不是戰略擴張。基於上述判斷，我認為，在可預見的未來，中美全面對抗的這種風險概率是比較低的，或者説是相當低的。

        當然，中國要做好防範各類極端狀況、包括最極端狀況的準備，但是出現最極端狀況的概率我認為非常低。不錯，特朗普在國際事務方面行動表現得非常咄咄逼人，但仔細審視他的訴求，他追求的目標並不是戰略擴張，而是戰略收縮，他是在以咄咄逼人的姿勢實施戰略收縮。對此，中國需要準確把握；行為的方式和目標，這是兩回事。這樣，從現在開始到未來的十幾年內，可能是中美關係風雲激盪、也非常關鍵的一個窗口期，如果中國能夠把握好、處理好這個窗口期的話，可能會開創和平崛起的歷史新篇章。

       應對貿易戰，中國需要講策略。《孫子兵法》有云：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在這場貿易戰中，對中國而言，“伐謀”已經不可能了，對方的“謀”已經成了，現在能做的策略是“伐交”。事實上，這幾個月中國也一直在做“伐交”的工作。在這個方面，我們應該感謝特朗普先生，替我們外交部門把“伐交”的工作做了一半。特朗普同時向全世界貿易開戰，我真沒有想到他能做到這樣，這樣就為我們下面“伐兵”創造了一個相對良好的外部環境。

       在這場貿易戰的“伐兵”問題上，要注意到這樣幾點：

       第一，中國要充分考慮防範應對極端狀況。假如特朗普對中國出口到美國的全部商品都額外加徵關税，出現這樣的極端狀況會怎麼樣？中國能不能經受住衝擊？我認為，這種衝擊中國能夠經受得住。

​即使不考慮內需，中國向美國全部出口都被額外加徵關税，也並不意味着中國對美出口商品會全部退出市場，因為中國對美國出口的很多大宗商品在美國和全球市場佔有率特別高，美國即使額外加徵關税，也沒有合適的地方去尋找替代貨源，只有提高銷售價格，這是其一。

       其二，對於額外加徵關税行為，不要低估世界各國企業界應對的手法和調整的彈性。

其三，如果中美貿易戰止步於每一方500億美元的規模，那麼對雙方經濟、社會生活全局的實際影響較小，絕大多數普通民眾可以做到基本無感。如果貿易戰持續加碼，如同特朗普威脅的那樣打到2500億美元、4500億美元，甚至向中國5000多億美元對美出口全部加徵關税的話，美國經濟社會生活遭受的衝擊就會格外凸顯出來。那時，我們還需要考慮這樣一個問題：

       按照美國經濟週期運行規律，在沒有大規模貿易戰干擾的情況下，美國經濟結束當前的景氣、步入蕭條應該是在2020年前後，大規模貿易戰是否會推動蕭條提前到來、並加深蕭條程度？

        而且，次貸危機時中國通過“四萬億”計劃反危機，面對未來的、可能不太久遠的新一場美國經濟蕭條，我們屆時該如何反危機？儘管美國經濟必將到來的這場蕭條還有一兩年左右時間，但我們現在就該開始前瞻思考了。

       在這場貿易戰的具體“伐兵”策略方面，第一筆500億美元貿易額的加增關税是對等的“同態復仇”，但鑑於中美經貿關係的不對稱，後面就應當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了。

        下面一個問題就是中國要利用危機創造的機遇，特朗普這回採取的一系列策略，給美國自身也帶來了非常多的負面作用。第一個，大大提升了美國在國際社會的不確定性。在2016年競選的時候，特朗普就一再講，美國對外政策的行動完全可預測，這樣使得美國不能以最好條件達成交易；他如果上台，就要讓美國的行動完全不可預測，這樣才能讓美國以最好條件達成交易。這個説法、思路我不能説他完全錯誤，在談判中，一方、特別是整體實力佔優勢一方若能讓對方感到一定程度的不可預測，的確能夠給自己的談判增添額外優勢；但是他做到了極端，政策決策過度的不確定性，只能徹底消除他的信用，別的國家會考慮：費力與他談判達成協議還有什麼價值？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美國對中興的那一刀，是這場貿易戰到目前為止中國遭受的最大損失。但這一刀從短期來看美國賺了，從長期來看，恐怕是使美國高技術產業嚴重損害了自己在市場中的信譽，會促使中國這樣的受制裁國家加倍努力自主開發關鍵技術、關鍵元件，也會促使其它國家廠商努力尋求關鍵元件的非美國供應商，哪怕是能夠直接從這次事件中漁利的中興外國競爭對手也不例外。回顧一下1970年代初的石油危機，阿拉伯國家對美國、對西方的全面石油禁運產生了什麼結果？最重要的結果就是推動了替代的新能源技術從無到有迅猛發展。特朗普這回一手炮製了中興事件，數年後回顧，很可能促進了中國高技術產業上一個新台階。

       美國對全世界開打貿易戰，戰火已經蔓延到汽車業，可能不久就會有數千億美元貿易額汽車產品被實際加徵關税；中國則在此時大幅度放寬外資政策，包括取消了在華合資汽車企業股比上限。不同國家這樣的政策組合起來，很有可能創造一個外資汽車企業尋求在華出口導向型汽車生產項目投資大規模增長的機遇，這是值得中國產業界、中國全國招商引資部門密切關注和抓住的潛在機遇。

同時，我要提一句，我注意到這一點，在這場貿易戰中，特朗普的一些政敵跳得比特朗普還要高，“越鬧越革命”，我認為這是一種比較巧妙的陷特朗普於泥潭、請君入甕的政治鬥爭手法。不知道特朗普先生他是否意識到了這一點。

       我們還需要關注這場貿易戰的後續影響。後續影響是什麼？第一個是它對我們經濟發展戰略的影響。這場貿易戰它到現在的結果之一，是使得社會上產生很多輿論，主張我們的經濟發展戰略要更多地依靠內需，等等。但是，再三思考之後，我認為，對中國來説，過度強調內需的發展戰略是不可持續的，對我們的製造業、實體經濟部門也是自廢武功的；對於整個世界經濟體系來説，中國過度依賴內需，同樣潛藏着顛覆性風險。

        第二，我們在海外發展方面要適度控制投入力度。2016年特朗普競選期間，我在《21世紀經濟報道》等報刊的一系列專欄文章中早早公開看好特朗普勝選的前景，而且正面看待他的一些政策理念和主張。也正是基於對他理念和政策主張的瞭解，當時我在《21世紀經濟報道》的專欄文章中（《希拉里健康與國際經濟政治環境變化》，《21世紀經濟報道》，2016-9-15，本公號文章鏈接：梅新育：希拉里健康與國際經濟政治環境變化）提出了這樣一個憂慮：特朗普主張集中精力搞經濟建設，重建實體經濟，固本培元。

如果出現“中國向海外過度虛耗資源+美國固本培元”的政策組合，對於中美兩國國力對比格局發展演變會產生什麼樣的效果？此前三四十年，一直是中國相對於美國國力上升，如果出現這種，可能導致中國國力相對美國轉向削弱，同時會助推巴望“趕超”中國的國家，這是我們必須盡力避免和防範的。

      最後，這場貿易戰怎樣算輸、怎樣算贏？我認為，既然美國發起這場貿易戰是其遏制中國策略步入新階段，那麼，不管具體周折如何，只要最終結果沒有打斷中國的持續發展，中國增長速度仍然超過美國等西方主要大國，中國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的份額仍在繼續上升，那麼，中國就贏了。

（原載“梅新育論衡”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