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法律不可能縱容惡意製造對抗_風聞

三年前，有少數律師行業的從業者因熱衷在中國搞政治對抗，觸犯了法律，受到依法處理。西方一直抹黑中國的治理，美化那些人的違法行動，中西價值衝突圍繞這件事形成一條持續的新線索。

就在這兩天，西方一些駐華使館在社交網站上再次發聲，甚至搞支持那些律師的活動，或捧他們為“英雄”。西方有的國家近來不斷指責中國對它們開展滲透、干涉，而這些帽子扣到它們針對中國內部事務的表現上才真叫恰如其分。

人們都還記得，2015年5月，黑龍江發生慶安火車站事件，之後少數律師煽動羣眾與政府對抗，將他們非法從事與律師職業不相符的政治對抗活動推向高潮。

前幾年，中國社會上出現了一些人，他們非常崇尚西方政治治理模式，不僅鼓吹中國應全面效仿西方，而且將這種願望付諸行動，除了通過社交網站搞宣傳，還借社會上發生的一些衝突開展動員，與中國憲法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馳。

少數律師從業者成了那個圈子裏的代表性人物。他們自稱“死磕律師”，用西方法律思想對中國憲法做誤導性解讀，給他們在中國從事政治對抗和法律抵制製造道德籌碼，他們因此成為一些西方力量在中國最忠實的盟友。

客觀説，很多人當時就有直覺，少數“死磕律師”的做法在中國行不通，他們在挑戰中國的基本秩序，試圖“發動羣眾”，對中國進行顛覆性改造。他們那樣做的法律風險也是明擺着的，但那些人抱了一種幻想：西方能保護他們。

結果大家都看到了。做過頭的事情，尤其是自欺欺人將違憲稱為“為憲政奮鬥”的那些勾當，終究要付出代價。少數“死磕律師”的悲劇再次證明了這個道理。

中國的現代社會建設不能通過蓄意製造衝突來實現，這是改革開放以來、包括更長時間經驗反覆證明了的。新中國以廣大人民羣眾的利益為本，這一宗旨堅定不移，但如何在近代以來一度嚴重落伍的這個國家推動這一進程，是非常複雜的工程。

事實證明，政治上模仿西方的路在中國走不通。我們唯有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這個大方向上開展各種探索，才不會犯大的錯誤。

其實跟着西方跑，藉着中國社會的開放潮搞政治對抗，並在此過程中尋求西方的支持，這從方法論上説挺簡單的。它要的就是膽子，拼的是運氣，相當於賭博。前些年有的人把這看成一種成功之道，以這種方式自我炒作，謀取利益。

中國真正需要的擔當是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治理在社會各個層面創造性地具體化。我們既要反對西方的政治治理元素向中國滲透，又要防止為了抵制滲透把中國社會管得過嚴，導致活力的喪失。而如何在中國體制下不斷開闢民間的自由空間，實現對中國人才智和各種建設性的最大釋放，這必將是中國社會建設的重大主題之一。

中國必須朝着這個方向不斷完善工作，既要防止治理在某個角落的缺失，又要防止可能扼殺社會內在積極性的簡單刻板管理。這是非常艱鉅的挑戰，來自各個方向的壓力和衝擊都有可能干擾這樣的探索。

以少數“死磕律師”為代表的那一小撥人實際上對上述探索造成了嚴重滋擾，增加了社會提高警惕的壓力。他們事實上不但不是中國進步的推動者，而恰恰是破壞者。

​中國的社會建設必須有助於加強黨領導下的社會團結，同時形成不斷釋放民間活力的機制。而這種探索一定要在憲法的大框架內進行，因為只有這樣的探索才有意義，其成果才能被髮揚光大。關於這一點，我們全社會必須有清醒、堅定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