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不是藥神我不清楚，但你似乎不懂經濟學_風聞

《我不是藥神》上映之後，興起了一股幫醫藥公司説話，貶損政府藥物監督管理的聲音。對此，公眾號作者餘晟就發表了自己的觀點。轉過來和大家分享。

作者：餘晟（公眾號：餘晟以為）

《我不是藥神》火了，我還沒看，所以沒什麼發言權。但關於“藥價為什麼這麼高”的討論，我已經看到了。

討論起藥價，最常見的問題就是“藥價為什麼這麼貴”。不過馬上就會有人苦口婆心（也振振有辭）地告訴你：新藥研發很貴，藥的定價權在藥廠，既然藥廠投入了那麼多錢研發，當然應該想賣多少錢就賣多少錢。

如果你繼續問：那麼藥廠少賺一點點也不可以嗎？他們也會立刻回答：不可以，如果我自己辛辛苦苦研發新藥，還要被逼着讓利，我肯定沒動力繼續研發新藥了，長此以往，大家都沒好處……

如果你覺得“不太對勁”，那麼其實這還不算，還有更極端的論調：窮人就該死。這種論調還有邏輯支撐：窮不是狀態而是結果——窮不是説明你不努力，而是你沒有創造他人認可的價值，所以你再努力也是無效努力。既然沒有提供足夠多的價值，你的命當然也就沒什麼好可惜的。

這樣的論調，往往要貼上“經濟學”的標籤，這樣的人，往往要打扮成“經濟學家”的模樣。總之，要拉上“經濟學”來給自己背書。

你覺得不對勁嗎？我覺得的確不對勁。平時似乎沒有人敢跳出來高呼“高價無罪”，來斷言“窮人該死”。“經濟學”有什麼勇氣、什麼魔力，能夠顛倒認知，能夠讓人這麼理直氣壯呢？

仔細想想，支撐這種這種説法的邏輯也很簡單，無非是“拜市場教”：市場是最公平的，你的勞動只有通過市場被消費者認可，你才能有所收穫。照這麼説似乎沒什麼問題，但“窮人該死”似乎就説不通。問題在哪呢？

雖然“市場失靈”的現象並不少，但鑑於這個名詞容易引起市場原教旨主義者的糾纏，所以我在這裏不提“市場失靈”，具體列出幾方面原因。

第一，市場本身不是信息完備的。

任何市場都不能保證信息充分流通——迄今為止，還沒有哪位靠譜的經濟學家證明“市場總是信息充分的”。所以也許你想買，但暫時還沒聯繫上賣家，你想賣，但買家還沒出現，總之，市場價格或許能反映當前現狀，但不能完全決定你的未來。現在看起來辛苦勞作卻沒什麼價值的窮人，沒準找到了識貨的買家就瞬間變成大富翁呢，如果他“該死”了，這些可能就都不存在了。

第二，人的一生充滿各種可能，其價值不能單純以此刻的市場價格來衡量。

梵高、瞎子阿炳之類的人，生前並沒有得到太高的認可，當時的人或許真的不在乎他們的作品，但他們的作品留下來，給了我們無窮美的享受。如果他們不是窮困潦倒，如果他們生前得到更多的資助、更多的肯定，也許今天我們能享受到的美會更多。如果他們早早“該死”了，我們的世界會灰暗很多。

第三，“理性人”的假設忽略了極端情況。

市場要有效，經濟學要運轉，都離不開“理性人”的假設。但是人並非時刻都能保持理性，絕望之下劍走偏鋒的情況也常有發生。有希望活下去卻只能望天價藥而興嘆，就可能去偷去搶，因為沒錢還被説成“該死”，採取極端行為的可能性就更大。

“自由市場”的擁躉們常説“要看到看得見的，也要看見看不見的”，但他們似乎都沒有看見這種極端情況的可能性。

説完了“窮人該死”，再回來看“藥企想賣多少錢就能賣多少錢，誰也管不着”的論調，似乎也有點不對勁。怎麼不對勁法？我想到之前看過的美劇《硅谷》裏的一段情節：“魔笛手（Pied Piper）”的小團隊掙扎在生死線上，正需要支援，投資人忽然前來興師問罪，原來因為項目不被資本市場看好，估值下降，投資人做不成“十億美元富翁（billionaire）”了，現在身價“竟然”掉到了9億9900萬。

編劇安排這個情節，肯定不是為了告訴我們經濟學道理，而是要通過對比製造荒誕。因為同樣的錢，對富人和窮人來説價值截然不同。

估值減少100萬，對富人來説可能丟掉的只是“十億美元富翁”的名頭，對艱苦創業的團隊來説，則意味着一羣人的生計。孰輕孰重，用常理就可以判斷。

看到這裏，大概有人要説了：你這就是劫富濟貧，最終就是一致貧困。坦白説，我覺得“劫”字把路完全帶歪了。藥企投入大當然是事實，企業一門心思想多賺錢也是本性。

但是少賺一點，多救活一些患者行不行？如果行，考慮到藥企和患者的能量差異巨大，是不是隻能乞求藥企良心發作，還是可以依靠其它的力量？如果可以依靠外部力量，應該藉助哪些外部力量，介入到什麼程度，才可以既不過分挫傷藥企的積極性，又能救活更多的人？

如果不是定性而是定量分析，就會發現這是個值得研究的複雜問題，而且它確實也引發了無數討論和探索（醫學雜誌《新英格蘭》上的一篇文章寫道：或許我們可以尋找一種雙贏）。看看新聞就知道，不少國家的政府都有辦法干預“過高的藥價”，並沒有見到藥廠因此倒閉。

這充分説明，“藥企一旦不能自由定價，就沒有動力研發新藥”的説法太過簡單和理想，甚至可以説，它完全不像科學理論，更像是高級形式的過家家。

​一聽見“藥價高”，就義憤填膺“要維護自由定價權”，因為“否則藥企就沒有動力研發新藥”。全然不去分析藥價是如何變高的、有哪些因素在起作用，也不顧媒體（還是Science這樣的權威媒體）報道的“製藥企業和FDA勾結”的黑幕，更不知道有些“藥價高”研究本身就是藥廠贊助的，只顧維護自己口含天憲的姿態。

這種分析邏輯更像是過家家，因為它完全不顧現實世界如何複雜，只醉心於“一聽搖鈴鐺就流口水”的條件反射。

不過放眼望去，這樣條件反射式的分析還真不少呢，一聽到工人維權就説會影響經濟效率最終吃虧的還是工人自己，這樣的論調你沒聽過嗎？

為什麼我會這麼説？這是慘痛反思，現身説法。我十多年前也着了這種“經濟學”的魔，以為無論世事如何變化，背後的規律就那麼幾條，“供給—需求”的簡單模型可以橫掃一切。

這套“學説”還有個著名神話就是“法定最低工資反而會讓窮人失業”，邏輯很簡單：市場自己會達到均衡，政府法定最低工資，老闆就不會僱傭那些創造價值低的人了，而他們本來願意接受更低工資的。並且我深信，這就是“真實世界的經濟學”。

多看看真實世界卻發現完全不是如此。

有不少報道説，珠三角的不少“血汗工廠”，在法定了最低工資標準之後，老闆選擇“咬牙堅持”而沒有裁員。當然你可以説，如果最低工資標準定得太高，老闆確實可能裁員甚至關門。但種種現象告訴我們，這種問題應當定量而非定性分析，什麼是“太高“應該有更細緻的分析，分析理論也應當接受事實的檢驗。

而所謂“法律一旦確定最低工資標準，就是好心辦壞事，工人就要失業”的邏輯，簡單粗暴到了幾乎完全脱離現實。尤其是聯想到勞資雙方不對等的地位，效果就更明顯，不少時候它只是強制讓老闆不賺那麼多錢，卻讓工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這反過來又會拉動消費（今年四月布隆伯格商業週刊上Noah Smith引用多篇實證研究説明，因為勞資雙方的市場地位不對等，簡單的供給—需求模型並不適用，而適度抬高最低工資標準非但不會提升失業率，反而有助於降低失業率）。

後來我又花力氣讀了些正經的經濟學資料，發現**“最低工資標準是否會造福勞動者”的問題遠不是我們想的那麼簡單。它涉及到市場的信息流動速度等多個變量，因果鏈條也遠不止一個環節**，無論是從變量個數，還是數學模型上，都有許多值得討論的地方。

換句話説，誰也不能否認“過份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會導致工人失業”，但“如何合理設定最低工作標準，能達到帕累托最優”卻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複雜問題，不是三兩句話、一兩篇小文章能説清楚的。否則，就無法解釋為什麼幾乎所有歐美國家都有法定最低工資，難道大家都失去理性了嗎？

不可否認，這種“經濟學”當然有價值，在我完全不懂經濟學的時候，它告訴我們“看問題要看全面，好心可能辦壞事”，這是好事。但經濟學的世界不是就此打止了：好心究竟會不會辦壞事，多大的好心會半多大的壞事，邏輯的鏈條究竟有多長，熱鬧的“經濟學”卻沒有告訴我們。

即便退一萬步説，“一旦設定法定最低工資標準，就會好心辦壞事，工人就會失業”的邏輯也被各種事實和模型駁斥好幾輪了，死守着“經濟學”的簡單邏輯，對新事實、新模型不聞不問，這種姿態倒真應了那句古詩：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我自己也曾毫不畏懼各種複雜問題，故弄玄虛地搞搞“經濟學分析”，坦然無視任何模型和公式，還相當滿足並且自鳴得意。如今每次想到這些，我都感到羞愧不已，都遺憾當時沒有人來點醒自己。如果早點被人點醒，早點了解經濟學的複雜，肯定會少鬧很多笑話，多學點真知識。

就像我如今做軟件開發，如果有人根本不理睬問題的具體情境，不看數據指標，不做詳細設計，來回來去只懂念兩句經：“速度慢了加緩存，格式不對包一層。”我的回答也只有兩句：“出去，哪兒涼快上哪兒待著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