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並非經濟全球化的失意者，貿易戰不過是內部矛盾的向外轉移_風聞

（文/上海社會科學院助理研究員 柯靜）

2018年7月6日，在特朗普總統多次威脅之後，針對中國340億美元商品加徵關税付諸實踐，中美貿易戰正式打響。

全球最大兩個經濟體間的貿易衝突會給世界帶來怎樣的震盪？圍繞這一問題，第二屆“全球經濟治理新需求”國際研討會於2018年6月23日在上海社科院舉行。本屆研討會以“國際貿易和投資體系的未來”為主題，是由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和德國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會上海代表處共同發起的“全球經濟治理新需求”系列國際研討會之一。本篇文章為對會議討論內容的綜述整理。

隨着全球化不斷深化，世界經濟分歧和割裂逐漸明顯，尤其體現在西方發達國家與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增速差異上。經濟活動的積聚從傳統工業國向正在工業化的國家集中，新全球價值鏈日益形成。世界經濟甚至政治活力的中心，似乎正在經歷一場從西方世界到新興經濟體的轉移，推動世界格局朝更為均衡化和多極化的方向發展。

與這場西方世界的財富和影響力逐漸被滲透的趨勢同時發生的，是以美國為代表的傳統大國國際地位面臨被削弱的威脅。經濟和科技實力的變化，致使相對衰落的一國產生國家安全方面的擔憂，並將罪責歸咎於他國競爭方式不夠公平，國際經濟體系利益分配有失公允。美國因此轉而帶頭反對多邊貿易體系，國際經濟政策轉向內向和保護主義，使全球化遭遇前所未有的衝擊，給世界經濟秩序帶來極大的不確定性。中國作為美國最大貿易逆差來源國，尤其作為美國所界定的“戰略競爭對手”，首當其衝受到衝擊。2018年7月6日，在特朗普總統多次威脅之後，針對中國340億美元商品加徵關税付諸實踐，中美貿易戰正式打響。

中美經貿爭端的背景和實質：崛起的中國是否構成對當前國際秩序的威脅？

**中國經濟迅速崛起引發美國嚴重關切。**2008年對全球經濟而言是關鍵的一年，起始於美國而後蔓延至全球的經濟危機，使西方經濟模式不再是不可破滅的神話，而中美經濟實力的此消彼長則被認為是改變世界經濟格局的重要分水嶺。2010年，中國取代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在貿易、投資和以製造業為代表的實體經濟等多個指標與美國之間的差距也在日趨縮小。

雖然從人均GDP、軍事、科技、教育等諸多方面，中國與美國間差距仍十分顯著，但中國經濟發展速度特別是未來可能會取代美國成為最大經濟體的普遍預期，引發了美國社會日益增長的不安情緒，夾雜着憤怒、焦慮和對未來的不自信。

奧巴馬執政時，將TPP作為亞太經濟政策抓手，力圖構建新一代國際經貿規則，讓中國在充滿活力的亞太經濟圈中逐漸被邊緣化。特朗普雖然退出TPP，但美國主流精英階層共識未減，如何有效遏制中國崛起成為美國首要關切。

在此大背景下，加上特朗普本人根深蒂固的貿易保護主義立場以及需要順應那些表面上因自由貿易受到損失羣體的不滿情緒，中美經貿關係呈現出十分緊張的態勢。

**中國做法是否挑戰現行國際經濟秩序。**特朗普及其鷹派色彩濃厚的貿易團隊多次指責中國依靠不公平競爭手段，在當前國際經濟體系中攫取相對於美國更大的經濟優勢，導致美中間巨大貿易逆差。而中國在技術領域的進步，則是通過強迫他國企業轉移技術，利用合資企業、網絡攻擊和商業間諜盜竊知識產權等手段獲得。

悉尼羅伊研究所國際經濟項目主任Roland RAJAH認為，中國只是採取了任何一個追趕經濟體在追趕階段都會採取的戰略，與其他亞洲經濟體甚至美國當年並無本質不同。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教授，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亞太項目高級諮詢研究員Tim SUMMERS也認為，引起西方強烈抵制的中國產業政策與此前其他國家做法並無不同。美企與中企達成的商業協議並不構成WTO框架下的“強制技術轉讓”。在全球化時代中，完全自主的、消除國界的創新也並不可能。對這一問題，WTO前任總幹事拉米在2018年2月聯合國貿發會舉辦的日內瓦對話會上明確表示，中國並沒有進行欺騙。究其本質，是中國融入全球生產網絡促成貿易和投資的迅速增長，當初的承諾與中國當前經濟體量不再匹配。但無論如何，這應通過WTO談判機制進行協商。而至於中國是否違背WTO規則，更應通過WTO爭端解決機制加以解決。

**華盛頓關注中國崛起的地緣政治意義。**2008年金融危機削弱了美國全球領導地位，以約翰•米爾斯海默為代表的“進攻性現實主義”逐漸佔據上風，從地緣政治角度看待中國經濟崛起，認為中國必然會試圖控制亞洲，從結構層面挑戰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改變世界權力分配格局。在此觀點驅動下，美國對華政策發生轉向，將中國視為最大戰略競爭對手，將中美間經濟競爭上升為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威脅。

2017年底，《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十分罕見地強調經濟安全是國家安全，並將之作為國家安全四大支柱之一，這在過去30年間前所未有。曾任美中經濟與安全評估委員會首席經濟學家Thomas PALLEY認為，經濟全球化給國家和地區帶來的變革結果及可能性，不能忽略其國家政治和地緣政治意義。在當前美國這場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與新保守主義的衝突中，正在崛起的中國成為其中焦點。而在美國看來，最具決定性的是兩國技術競爭，若中國得以超越美國，則美國對全球和區域霸權的主張將難以為繼。

中美經貿爭端的走向和影響：守成的美國是否接受世界權力分散化的現實？

**世界權力結構逐漸分散化已成趨勢。**當今世界已經越來越難以由某個大國所主導，與此同時，也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加相互依存，單一國家無法僅憑一己之力應對各種挑戰。2006—2016年間，金磚國家名義GDP佔全球比重由11.8%提升至22.3%,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達到51.3%。

此外，新興經濟體開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並在其中逐漸扮演更重要的角色。2009年匹茲堡峯會上，G20取代原先G7成為全球金融治理最重要的平台。未來世界必然朝着更加多元化的方向發展，基礎權力結構將更為分散。美國在全球經濟格局中的影響力會相對下降，其所主導的單極世界秩序已經一去不復返。

美國國內問題的根源在於美國自身。一方面美國太過沉溺於金融業等虛擬經濟創造的繁榮景象致使其產業空心化，實體經濟比重逐年下降；另一方面，美國始終未能改善其透支型經濟特徵，消費大於儲蓄，經常項目必然出現逆差。

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國友教授認為，宏觀經濟因素是導致美國國內經濟不平衡的根本原因，這本應通過國內政治和經濟改革改善其經濟結構失衡現狀，推動經濟持續性發展，但美國國內政治失能致使特朗普總統以一種對外施壓的方式進行釋放，將國內政治改革成本國際化，引發了這場包括中美在內的美國和世界之間的衝突。除非美國自身進行實質性改革，尤其是對參與全球化的收益分配進行改革，否則美國和世界之間的衝突將會持續下去。

​美國並非是經濟全球化的失意者。宋國友教授認為，冷戰後美國在全球GDP中的比重並無太大變化，美國國家財富和人均收入在OECD中的表現也亦如此，並未受到中國過多衝擊，這是理解美國國際地位的兩個重要指標。相反，蘋果、微軟等美國跨國公司囤積在海外的利潤接近三萬億美元，以三億美國人口計算，人均高達1萬美元。

Roland RAJAH同樣認為，美國從其貿易逆差中獲得了巨大利益，平均每個美國家庭從中獲益850美元/年，降低企業生產成本，提升效率和全球福利。即便逆差來源不是中國，也會來自其他國家，貿易逆差只是反映了美國宏觀經濟狀況。因此，美國對中美雙邊貿易逆差的理解是片面和不公允的，美國並不是經濟全球化的失意者。

美國仍在多領域保持世界領先地位。對這場劇烈的中美經貿衝突中美方所特別關注的技術競爭，Tim Summers指出，全球經濟的“制高點”幾乎完全由美國、歐洲和日本公司所掌握。獲取並且維持這些“制高點”需要大量的資本投資，尖端的研究創新、豐富的人力資源和複雜的運營流程，目前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企業能夠做到這些的尚不多見。因此，所謂中國技術發展對美國國家安全帶來嚴重挑戰，並不符合中美科技差距現狀，有誇大中國威脅之意。事實上，美國依然會十分繁榮，並繼續在軍事、科技、教育等多領域保持世界領先地位，但其所主導的世界秩序已經發生結構性轉變。

對於已經拉開帷幕的中美貿易戰，作為戰爭發動者的美國，對此能否理解並接受，對中美貿易爭端的走向至關重要。正如7月6日中國商務部發言人所説，中方承諾不打第一槍，但為了捍衞國家核心利益和人民羣眾利益，不得不被迫作出必要反擊。只有美國適應並接受新的現實，以開放的心態繼續引領全球化競爭，中美之間才有可能通過談判磋商，就雙方分歧找到出路，美國和世界經濟的前景也才會更加光明。

因此，宋國友教授特別強調，對當前中美貿易爭端不應過於悲觀。從雙方經濟體量對比來看，發生這場經貿爭端是歷史的必然，並非不正常。而若能通過這一衝撞，中美間戰略互動取得新的均衡，並非不是好事。但若管理不善，過於從完全現實主義的層面去理解當前中美互動，容易陷入“自我實現的預言”，修昔底德陷阱則可能成為現實。中美都應採取合作態度，妥善耐心地解決雙方摩擦，從新的高度重新分配中美兩國的經濟利益模式。

多邊貿易體系的挑戰和前景：一個內向的美國vs.開放的世界經濟

多邊貿易體系的發展正面臨困境。首先，貿易自由化和全球價值鏈的發展，凸顯出邊境後監管措施規制需求和協調困境，但因關涉國家經濟主權，國際和國內政策協調十分困難；

第二，全球化在為世界經濟增長帶來動力的同時，因政策未能及時調整加劇國際和國內發展不平衡，衝擊多邊制度體系的合法性；

第三，WTO成員異質化與世界經濟權力分散化，加上共識原則的決策機制，使得WTO近年來談判陷入僵局。

世貿組織秘書處服務貿易司獨立貿易政策分析師和前高級經濟學家Rudolf ADLUNG認為，國際貿易層面，國家間服務貿易壁壘仍高居不下，尚未達到GATS的承諾水平；國際投資層面，雙邊投資協定眾多，多邊投資體系遙遙無期，碎片化現象十分嚴重；WTO爭端解決層面，機制威懾力和公信力嚴重缺失，正常運作也已遭遇危機。WTO成員對達成新協定缺乏強大的政治動力，更缺乏帶領機制走出僵局的領導力，多邊貿易體系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內向的美國給世界秩序帶來混亂。儘管Thomas PALLEY認為，特朗普可能會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人物，他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帶來的影響推向了極致，並努力恢復美國正在不斷流失的優勢。但特朗普所選擇的方式是將美國利益置於他國利益之上，將美國國內法凌駕於國際條約之上，在其認為現存國際規則不足以實現其目的時，則採取國內貿易政策工具，施壓貿易伙伴，以“對等”為前提，重新界定自由貿易秩序。

這種做法不僅嚴重削弱了來之不易的多邊制度體系的效力，更會因關税大戰威脅遲遲未去導致整個國際經濟體系不確定性大幅提升，削弱市場各方可預期性，加大市場運作風險。此外，還會加重國際社會成員間的分裂和猜忌，對本已岌岌可危的多邊貿易體系而言更是雪上加霜。若各方不夠剋制，甚至引發整個世界陷入關税混戰之中。

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不會徹底扭轉。北京大學滙豐商學院（深圳）Gerhard STAHL教授以波音飛機供應鏈為例，指出全球供應鏈和價值鏈正在逐漸形成，世界經濟正變得前所未有的國際化。基於同樣理由，Tim Summers認為，儘管特朗普政府貿易保護主義給全球化帶來巨大沖擊，貿易和投資等限制措施也會使理性的公司重塑供應鏈以降低不確定的政治風險和逐漸上升的商業成本，導致全球化運作方式發生轉變，但這並不足以徹底扭轉全球化的發展趨勢。

Gerhard STAHL還指出，美國或許正在變得更加內向，但歐洲和其他地區的國家仍會繼續支持開放的、基於規則的國際經濟體系，會在多邊機制框架內解決彼此衝突。未來全球經濟重心會逐漸轉移至新興國家，特別是亞洲地區，而數字經濟會成為新工業革命的主要驅動力，各經濟體間的相互依存將會進一步增強。

在這場曠日持久的美國和世界的衝突中，其他國家特別是主要經濟體的選擇對於世界秩序的未來至關重要。而美國需要認識到，中美作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世界經濟的穩定和繁榮與中美經濟的健康和穩定息息相關。

如果僅因為對當前國際經濟體系利益分配存在分歧，就要突破國際規則約束，以霸權為後盾，尋求對其國內利益和相對權力地位作出反應，反而會嚴重削弱其主導自由世界的合法性。隨着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化，包括國際經濟秩序在內的世界秩序正在逐步演進中。但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貿易國，多邊貿易體系的未來不會沒有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