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鉅額貿易失衡的根源是什麼？_風聞

本文首刊於2018年6月25日出版的《財經》雜誌

中美貿易摩擦急劇升温，“戰爭”到了爆發的邊緣。6月15日美國政府發佈了對從中國進口的約500億美元商品加徵關税的清單，中國政府迅速予以同等反擊後，特朗普政府甚至宣佈計劃對額外20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10％的關税。在這場誰也不能輕易示弱的角力之中，理解美國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麼，是中國能夠應付好這場危機的前提。

復旦大學華民教授是國家發改委“十三五”規劃委員會專家委員、國家商務部經貿政策諮詢委員會專家。在他看來，中國的產業政策帶來貿易條件的“不對等與不公平”是這一次貿易戰的核心。而這種“不對等與不公平”與美方一再指責的中方利用補貼等產業政策破壞全球貿易規則，以及在創新、技術轉讓、知識產權等問題上的擔憂緊密相關。

在這過程中，更牽動國人神經的，是我們在面對技術“制裁”時顯示出的脆弱。在完成了一系列讓步換得制裁“暫緩執行”以後（實際上美東時間6月18日，美國參議院通過一項國防法案修正案，又再度恢復此前美國政府對中興的出口禁令），中興通訊6月13日覆盤以來，截至21日，A股六個交易日全部跌停，H股更是暴跌53.5％，市值蒸發將近566億港元。

一時之間，“舉全國之力發展國產芯片”、“中國芯片必須掌握核心技術”的呼聲不斷出現。國家選擇、直接投入的產業政策是否合理？除此以外，我們又應該做些什麼？

湖北武漢，烽火科技公司工作人員正在進行交換機主板、芯片、線纜的生產和調試。圖/視覺中國

貿易摩擦的核心問題是什麼

《財經》：您認為中美之間鉅額貿易失衡的根源是什麼？

華民：美國之所以會產生鉅額貿易赤字，不是像傳統經濟學理論認為的那樣，是因為消費大於儲蓄，而是因為它是投資大於儲蓄的國家。

這其中的關鍵在於近幾十年來產業鏈分工帶來的“端點解”使得美國成為超資本要素密集工序，也就是研發的集聚地。研發是最花錢的，所以對資本需求很大，需要大量國際資本的流入。美國在全球產業鏈上主要就做研發這一件事情，這樣配置於商品生產部門的資源就少了，商品自然就需要進口， 從而產生了較大的經常賬户逆差。

美國人口規模大，人均收入高，又因為是國際發鈔國，有很低成本的融資能力；並且投資支出大於儲蓄所帶來的宏觀經濟效應，和傳統經濟學所説的消費大於儲蓄是截然不同的，因為投資增長可以帶來就業與收入的增加，從而是有利於經濟增長和福利增加的，在本質上是一種融資行為，而不是消費行為，故而是可持續的。所以，在過去幾十年間美國就給世界各國提供了一個巨大無比的“順差市場”：誰和美國經濟掛上鈎，建立起良好的貿易關係，誰就能獲得大量貿易順差。中國1979年開始對外開放，2001年正式加入WTO，並迅速成為美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之一，隨之成為世界最大的貿易順差國。因此，貿易失衡對於中國也是有利可圖的。

《財經》：這種鉅額的貿易失衡給中國帶來的利益何在？

華民：上世紀70年代，中國首先開始了自身農村改革，產生了剩餘勞動力和剩餘資本，並且流向城市；於是80年代有了城市工業化改革，放開價格、改革國有企業、給出了市場信號，改變了資源配置的方式。但是在劉易斯增長方式下，只要產能一釋放，就會面臨國內總需求不足的約束，也就是農民數量比較多，缺乏消費能力。1979年改革開放初期中國農村人口占比為79％左右，到2010年為51％，目前仍然高達46％左右。 農村居民作為非工薪勞動者，是很難為總需求增加帶來貢獻的，但是他們卻可以為總供給的增加帶來巨大的貢獻。要平衡劉易斯增長所釋放出來的產能，需要找到一個能提供順差的市場。

於是到上世紀90年代以後，政府通過三大正確的政策把出口通道打通了。1992年推行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降低了進入美國市場的匯率風險；1994年對高估的匯率進行調整（官方人民幣匯率貶值），提升了中國出口企業的競爭力；2001年中國加入WTO，正式進入國際貿易的“合規”市場。利用美國提供的“順差市場”，中國的經濟也快速增長。這是中美貿易失衡給中國提供的機遇。

《財經》：在這樣的背景下，中美貿易摩擦的核心問題是什麼？

華民：加入WTO時的中國並不完全達標，但美國等發達市場經濟國家還是允許中國加入WTO，其附帶條件是，中國在15年內完成從“非市場經濟國家”向“市場經濟國家”的轉型。通過加入WTO，我們突破了需求約束。

中國產業政策中確實存在政府補貼與貿易保護，當這種補貼與保護政策指向幼稚產業的時候，原本也是國際慣例。當這些企業對外出口、或者侵犯他國知識產權的時候，那就可能產生外部性問題，進而產生貿易摩擦。此外，如果政府在貼國內企業的同時，又對國外企業實施准入限制，會產生不對等的問題，也容易產生貿易摩擦。綜合起來看，中美貿易摩擦的核心問題不是貿易失衡，而是背後的貿易條件是否對等與公平。

《財經》：您認為美國這次採取緊縮性貿易政策的真正意圖是迫使中國消除“不對等與不公平”的貿易，還是用一切手段抑制中國？

華民：兩方面都有。

儘管我們利用了美國的“順差市場”，但這還説不上不公平，因為中國加入WTO是經過長期談判認可的。問題在於加入WTO之後，市場化改革的力度仍然不夠，我們有些企業享受了太多的政府補貼。這些享受國家產業政策補貼的企業不僅出口商品，有的還到境外收購美國與歐洲的公司，這就造成了不公平競爭與不對等貿易。

到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經位居世界第二的今天，美國覺得有必要嚴肅對待與中國貿易逆差的問題。這裏可能有兩個原因。

第一，是貿易帶來的外部性的問題。中美貿易失衡不僅規模太大，而且由貿易帶來的外部性效應也過大。這種由貿易帶來的外部性問題主要是由全球產業鏈分工所造成的。全球產業鏈分工將各國之間的產品分工推向了“工序”分工（trade in task），使得參與國際貿易的各個國家從產品貿易變成了產品內貿易，從而使得國際貿易的一般均衡解變成了產業鏈分工下的“超邊際端點解”，結果，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都成為全球產業鏈分工體系中的某一道工序的參與者。

其中，基於美國的稟賦與競爭優勢，美國參與的國際分工主要是研發，這就導致高水平人力資本供不應求，於是這羣人的收入水平因供求關係失衡而不斷提高；但是，那些原先參與中間品生產和下游組裝的勞動者則因外包分工而失去了就業機會，他們的收入水平也因此而不斷趨於下降。由此造成的美國國內收入差距的加大，就是基於全球產業鏈分工的貿易所帶來的外部性。

面對這樣的外部性，美國應該通過國內調整還是國際調整來降低這種外部性呢？國內調整從理論上講是可以的，但在實踐中很難，因為美國不可能把大部分勞動者都變成擁有人力資本、適合從事研發活動的勞動者。於是，外部調整也就成為選擇，那就是讓外包“回岸”、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並儘可能降低貿易逆差。這些調整成本主要落在了中國的身上，中國是對美貿易最大的順差國，而且是知識溢出的主要受益者和外包的主要接受者。

第二，是要壓制來自於中國的挑戰。經過4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經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美國人看來變得太大，更何況中國還要通過改革現有的、包括國際貿易在內的國際經濟秩序，獲得更大“話語權”與經濟利益。從目前的狀況來看，特別是WTO多哈回合談判，由於中美雙方各自堅持自己的立場，使得談判無果而終。當美國無法在多邊貿易協定中佔據優勢的情況下，轉而採取單方面行動來壓制中國的貿易與投資也就成為邏輯上的必然。

“政府的角色是支持，而非創新與選擇”

《財經》：那麼您對於產業政策的態度是什麼？

華民：從實踐的角度來講，產業政策如果把握不好，會導致政府幹預介入太深，從而不能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到決定性作用。從學術的角度來講，產業政策有三大缺陷，這就是經濟學家們大都主張慎用產業政策的原因所在，這三大缺陷分別是：

第一，信息問題。受信息不完全與不對稱的約束，政府很難識別哪個產業應該得到政策的支持或者優先發展、甚至給予補貼；

第二，資源錯配問題。宏觀經濟政策是用來反週期的，但產業政策則是對資源配置的干預，只要信息不夠完全或者對稱，就會影響資源配置的效率，直至造成資源錯配；

第三，市場出清問題。政府推行產業政策的目的是為了提升競爭力，這就不能確保市場供求平衡，假如供求不能平衡，就會形成過剩產能，其後果不是增加庫存、就是增加債務，從而對宏觀經濟穩定帶來衝擊。

基於以上缺陷，除了在工業化早期需要藉助於產業政策來保護本國的幼稚產業、以便實現經濟多元化之外，一般情況下最好不使用產業政策來擾亂市場秩序，特別是在對外貿易場合，產業政策干預會帶來不公平貿易質疑而遭遇貿易伙伴國的反傾銷或者反補貼報復。

《財經》：政府在產業發展中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華民：國際經驗告訴我們，在經濟動態增長和結構演變（產業升級）的過程中，“企業創新、市場選擇、政府支持”是比較理性而又有效的做法。政府的支持可以是制度方面的、人力資本方面的，以及生態環境方面的。但政府做不了創新，受信息約束也不能做產業選擇。美國加州硅谷就是上述政府、市場企業互動的典範。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埃德蒙德·菲爾普斯在他的著作《大繁榮》中對此作了詳盡的分析，認為政府的職責不是選擇產業，而是造就商業部門的創造力、激勵企業家的創新。

斯坦福大學中美技術管理中心主任Richard Dasher等人的研究總結了“硅谷產業生態系統的11個特徵，並探討了支持這11個特徵的制度基礎，包括：

（A）為有風險的事業提供資金的金融體系；

（B）提供高質量、多樣化和流動的人力資源的勞動力市場；

（C）產業界、大學和政府之間的互動，以持續不斷地產生有創意的想法、產品和業務；

（D）知名大公司和小型創業企業共同成長的產業組織；

（E）鼓勵創業的社會制度；

（F）協助創業企業成立和發展的專業組織。

此項研究還發現，“政府研發資金對建立硅谷至關重要，政府繼續資助該地區的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硅谷的地方政府也通過建立孵化器和監察員辦公室，幫助企業打造有利的創業環境，應對複雜的政府監管”。

從加州硅谷的案例來看，政府的職責不是去選擇應該發展的產業，而是對市場創新中崛起的企業和公司創造更為完善的成長環境。

所有產品創新和技術發展的方向，都不是來自於政府的選擇，而是源於市場的選擇和企業家的決策。過去30年硅谷誕生了IT行業。近些年來，又在加州伯克利分校周邊集聚起了新興的生命科學產業，它同樣不是產生於政府的產業政策，而是源於市場的需求，以及科學家的發明和企業家的創新。

《財經》：日本能不能作為成功的產業政策的例子？

華民：實際上日本的產業政策並不成功。比如日本的高鐵，基本上是在政府的財政投資支持下發展起來，可以視作為日本產業政策的經典，但日本高鐵同時也是產業政策失敗的經典。

失敗的原因就在於政府投資支持下的高鐵產能與運能過剩、且不能盈利。凡是不能盈利的投資，最終都會成為債務，於是日本高鐵不得不通過私有化重新迴歸市場，而不是繼續依靠政府的扶持。高鐵瘋狂發展造成的資源錯配還使得日本的宏觀經濟也陷入了債務陷阱，在債務壓力下，日本經濟增長迅速走向難以阻擋的衰退之路。所以，日本算不上是一個產業政策成功的國家。

美國經濟學家弗蘭克·道賓曾經在《打造產業政策》一書中對日本的產業政策做過批判性的分析，認為日本高鐵的失敗就在於政府不計成本、不尊重市場的錯誤決策。他比照分析了世界上三種修建鐵路的模式，發現日本模式（某種程度上也包括法國）是最沒有效率和不可持續的；次優的是美國模式；最優的是英國模式。這三種模式的區別就在於誰是投資與決策主體。

日本高鐵的投資與決策主體是中央政府，美國鐵路建設的規劃權在地方政府，投資主體是私人企業；英國鐵路建設的決策與投資主體都是私人企業。通過比較這三種模式，道賓發現英國鐵路是最有效率的，美國次之，日本和法國都很糟糕。原因就在於中央政府既缺乏足夠的決策信息，又處於預算軟約束狀態。

另一個製造業大國德國，也説不上有什麼產業政策。政府的行為目標是讓經濟活動變得更加有效，而不是去決定企業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為達此目標，政府的財政支出大都是進入企業生產函數的，比如全球最好的職業教育和工科教育，以及各種各樣的公共品。當企業面臨外部衝擊時，政府不僅會通過減税來提高企業的競爭力，而且還會勸説工會降低工資來幫助企業進行提升競爭力的調整。

此外，德國企業相互之間也不進行價格競爭，它們通過建立價格卡特爾，避免了成本競爭，因為成本競爭是向心的，企業競爭的空間不能在國內市場，而是應當在國際市場。企業相互間絕不打價格戰，有本事就去海外拿市場。政府沒有產業政策，企業沒有惡性的價格與成本競爭，政府和企業都很自律。

“即使針對所謂核心技術，產業政策也無法從根本上幫助它們”

《財經》：對於液晶顯示器、半導體這樣需要巨大投入的產業，或者一些核心技術、基礎產業也是如此嗎？

華民：生產公共品和推行產業政策事實上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前者是改變稟賦，後者是配置資源。政府可以通過公共支出來改變稟賦，比如增加人力資本投資，鼓勵民間增加固定資產投資等，但不能直接去配置資源。因為由政府配置資源導致的低效率會降低政府的財政能力，從而直接影響政府生產公共品來改善稟賦的能力，從這個意義上來説，產業政策和公共品生產實際上是有衝突的。

對於那些涉及到國家競爭力的核心技術與基礎產業也是一樣，產業政策也無法從根本上幫助它們。核心技術靠的是研發，基礎產業靠的是用户。研發的關鍵不是錢而是人，政府做不了研發。政府可以成為用户，但是以政府作為主要用户的產業做不大，只有當產品可以進入千家萬户的時候，才能孕育出一個規模巨大的產業。

至於投入，除了少數基礎研發活動（其產出無法成為私人產品）的費用需要政府支持，大部分研發活動和基礎產業的投資與政府無關。國際經驗告訴我們，前者主要來自於風險投資，後者主要來源於銀行信貸。沒有風險投資者的識別與銀行債權人的監管，就不可能帶來真正有價值的核心技術和可持續、成規模的基礎產業。

政府投資研發為何缺乏效率，關鍵的問題是，經由行政配置的研發投入基本上都耗散在流程上，而沒有能夠成為從事研發活動的創新者的技能溢價或者財務回報。與政府的財政投入不同，風險投資者和銀行一般是不會允許融資者這麼幹的。

再從實際情況來看，政府用產業政策支持的產業通常都有兩個問題：一是缺核心技術；二是普遍產能過剩。原因就在於財政投資的預算軟約束，以及由體制和流程所決定的資金的耗散性使用，從而對於從事技術創新的人缺乏足夠的激勵。

最近幾十年中所湧現的成規模、且有技術創新的企業大都是非政府財政支持的民間企業，比如華為、美的、海爾等。哪怕是在一些基礎性行業裏，比如鋼鐵等，民間企業的經營績效與技術進步要優於政府財政投資的國有企業。這告訴我們，無論是技術創新、產業升級還是企業成長，都與產業政策沒有太大的關係。

與此相反，無論是技術創新、產業升級還是企業成長，都面臨着越來越嚴重的體制與人力資本供給不足的瓶頸。這些瓶頸沒有政府管理體制的改革，以及旨在改變資源稟賦的人力資本投資，幾乎是不可能突破的。

結論是清楚的，政府真正應該做的事是提供企業發展、產業轉型、技術創新所需要的體制與稟賦支持，而不是通過產業政策來參與資源配置。

《財經》：在今天全球價值鏈分工的背景下，中國重新花精力投入到底層技術和核心技術，可能來不及、趕不上，那該怎麼辦？

華民：民間企業的成長曆史已經告訴我們，中國是有可能從全球產業鏈分工的底層向處於上游的分工領域推進的。就像格蘭仕、青島海爾、特別是華為這樣的企業，也就通過30年左右的時間，在一代人的時間裏完成了從加工製造到中間品生產、再到進入高端研發與自主創新的轉型。只要有更多的中國企業成長為以上所列舉的企業，那麼中國在世界產業鏈分工中的地位就會發生從量變到質變的結構性變化，最終一躍而成為世界製造與創新大國。

但是要想實現這樣的轉型，就必須解決三個問題：需要一個偉大的企業家階層的崛起；需要劃清政府與企業的邊界；需要政府提供更加有利於創新企業成長的制度環境與人力資本供給。我們需要更多的工程師而不是金融從業人員；我們需要更多的工匠而不是快遞員，工匠是一種職業，不是一種精神，故而需要政府對職業教育有更多的投入；我們需要把更多的大學實驗室建在企業裏，才能實現產學研一體化。總之，在技術進步與企業發展這個問題上，沒有任何捷徑可走，既不存在“彎道超車”，也沒有什麼“華麗轉身”。

《財經》：以新能源汽車為例，其實德國和美國也是有調節的，比如“碳指標買賣”，中國能做這樣的事情嗎？

華民：這裏首先需要弄清楚的問題是，政府是在選擇汽車產業的發展方向，還是在保護環境。從因果關係上來講，政府首先是為了保護環境，推出了碳關税，然後才有了產業的調整，即企業根據成本收益分析，決定是否需要進行結構調整，推進汽車產業從傳統能源向新能源的轉型。所以，新能源汽車的產生並不是政府選擇的結果，而是企業對環境要求的變化的一種選擇。迄今為止，我們也沒有看到歐美政府對新能源汽車有多少財政補貼，基本上都是企業行為。至於碳交易，更是一種貼近市場化的政策運作，基本不屬於產業政策範疇。

這類國際經驗中國當然可以借鑑。但是我們必須搞清楚其中的機理與因果關係。不是用產業政策來改變環境，而是用環境保護的政策來影響產業的健康發展。前者屬於資源配置，後者旨在提高社會福利。

《財經》：舉一個最近的實例，您如何看待近期特斯拉來上海建廠這件事？

華民：引進特斯拉，既是上海政府產業戰略和迴歸製造業的選擇，也是特斯拉的理性選擇。考慮到特斯拉落地上海的這種戰略思考，防止政府幹預不當可能產生的消極後果，政府最好不要站在產業政策的立場上來操作這個案例，而是應當從對外開放的角度，把這當作一次外資自由准入的改革來對待，可能更理性、獲利更多。簡單地講，引進特斯拉應當成為推進上海自貿區改革的一個機遇，而不是政府推行產業政策與結構調整的一個槓桿。

汽車產業在國際社會早已不是朝陽產業，但是其地位仍然很重要，原因就在於汽車產業鏈長、技術要求高，對工業綜合能力的提升有幫助。中國汽車產業的發展也已經越過峯值。在這種情況下，再把汽車產業當作幼稚產業來保護已經沒有必要了。中國的汽車產業走到今天，到了可以開放的地步，該發展起來的公司都發展起來了，發展不起來的也都退出了。

所以降低國外汽車進口關税，既可增加國民福利，也可緩解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何樂而不為？

《財經》：您認為中國企業家需要怎麼樣的產業環境？

華民：第一，保護私有財產；第二，税負要低；第三，改善勞資關係。此外，企業家自身也需要樹立起很高的道德情懷，既追求物質利益，但是更應該去享受那些非物質財富，比如：為自身努力換來的成功感到滿意，即所謂的成就感，這種回報是體驗性的、而不是物質性的；探索未知的快感、挑戰的刺激、克服困難後的歡欣，還有對不確定性的痴迷、影響世界、留下印記，這些回報就是所謂的充實感；個人成長或者自我實現，即人們從發展自身才能潛力中得到的滿足感。

以上這些報酬都是傳統經濟或者管理理論中所沒有的，需要全社會的大力推崇。

19世紀90年代美國處於鍍金時代，有產者的炫耀性消費讓企業界迷失了方向，這時，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家凡勃侖出版了舊制度經濟學的經典之作《有閒階級論》，猛烈抨擊了這種有害社會與經濟發展的作為。美國社會發生了一次重大的變革，更多的富人開始將金錢用於固定資產投資，為社會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從而為低收入階層帶來“淋下效應”，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建立慈善基金，幫助各種各樣需要幫助的人，比如孤兒、老人、病人等。企業於是也就從一個純粹盈利的組織演變成為一個可以被社會歡迎和包容的機構。由此可見，中國企業家的崛起與成長需要得到全社會的支持，那種“無商不奸”、“勞心者治人、勞力者被治於人”的思維必須堅決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