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醉酒救災，國家緊急權黃了？_風聞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尤一唯】

西日本地區罕見的暴雨已造成超過158人死亡、72名失蹤和2.5萬多名居民被迫避難（截至7月10日）。此次雨災災區遍及西日本12個府縣，災區之廣可以與2011年的日本地震相提並論，是日本平成年代以來規模最大的水災。

受太平洋高氣壓的影響，西日本地區幾乎每年春夏之交都遭受暴雨和颱風的侵襲，但不同於難以預料的地震，在氣象學發達的今日，異常的暴雨大體還是可以被預測並事先做出預防。因此此次日本的水災與其説是場天災，不如説是一場人禍。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失敗的救災應對便是這場人禍的根源。

無視警告，醉酒救災

在此次水災發生前的7月5日，日本氣象廳便舉辦緊急記者見面會，警告在6日部分地區將會有超強暴雨，並在下午5點發出嚴重警告。日本內閣府根據災害防治的標準作業程序（SOP）召開相關省廳災害警戒會議，並於當夜對15萬人發出了避難指示。

即便如此，氣象廳的警告並未引起日本政府的高度重視，在當天夜裏安倍首相和自由民主黨中堅幹部在東京赤坂的議員宿舍內舉辦了同黨議員的宴會“赤坂自民亭”。自民黨內各位大佬和內閣主要成員紛紛到齊，彷彿是安倍為9月總裁選舉的繼續連任提前舉辦的慶功宴。

致命的是，除了安倍本人和防衞大臣小野寺五典之外，安倍內閣的災害應對專家、本該身處防災一線的內閣官房副長官西村康稔也缺席防災工作而參與宴會。這三人的缺席直接導致了日本政府防災工作的停滯。

防災負責人西村在雨災當晚的推特

西村當晚顯然在宴會上玩嗨了，他在推特上興致勃勃地寫道：“許多議員被問是喝安倍總理帶來的獺祭酒（山口名酒）還是喝岸田政調會長帶來的茂鶴酒（廣島名酒），雖然大家猶豫了一下但最後還是兩瓶都喝了。然後和兩位合照。自民黨真好啊哈哈。”

小喝怡情，大喝傷身，身為政治家喝高了耽誤國事顯然不妥，延誤救災更是不負責任。不過因為安倍內閣對防災的懈怠，他最愛的獺祭酒酒廠被暴雨沖垮，酒廠損失30多萬瓶獺祭並將停產數月，這下安倍怕是要有段日子沒好酒喝了。

一邊是觥籌交錯，一邊是水漫金山

暴雨的嚴重顯然超出了日本政府事先的預想，從6日凌晨開始災情進一步惡化，同日受災嚴重的5府縣向中央政府提請派遣自衞隊救災。但日本首相和防衞省負責人可能是前一天喝多了，在主要負責人缺席的情況下日本政府只能放任水災肆虐。就在日本政府不作為的檔口，7月6日夜間廣島縣的暴雨引發了滑坡並造成了眾多平民的傷亡。

安倍首相在7日上午10點終於召開了有關暴雨對策的相關閣僚會議，不過會議在15分鐘內草草結束，安倍並未提出具體的災害應對政策，也未在會議中決定設置非常災害對策本部。此後不知是否因為前日美酒的後勁未消，會議中一臉疲態的安倍首相在上午11點49分立刻返回了自己家中休息。

7日上午會議中一臉疲態的安倍首相

在安倍在家休息的7日深夜，岡山縣倉敷市部分城區因為河流泛濫幾乎全城被淹，同時愛媛縣多地居民不斷向政府發出救災請求。直到8日上午8點，安倍首相似乎才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設置了非常災害對策本部。

眾所周知救災是一場和時間的賽跑，這時距離一開始的暴雨已經過去兩天，救災的黃金72小時也所剩無多。救災經驗豐富的日本在一場水災面前倒下，安倍內閣的責任無從推卸。

日本網友整理的安倍救災對策時間表，期間似乎有長時間的“醒酒期”

為亡羊補牢，安倍立刻取消了本預定於11日-18日的外訪行程，並決定於11日視察災區岡山縣。雖然到目前為止大部分日本主流媒體並未對安倍的救災對策提出批評，當晚與會的議員也紛紛表示暴雨實屬意外並推卸責任，但日本民眾對於安倍醉酒耽誤救災的憤怒是可想而知的。

安倍面對緊急災害時的拙劣表現為他在9月即將舉辦的自民黨總裁選舉的連任蒙上了一層陰影。但此次救災的拙劣表現或許還葬送了安倍的另外一項政治目標。

緊急大權和救災

眾所周知，修改日本戰後的和平憲法脱離戰後體制是安倍首相個人的政治理想。高舉修憲旗幟的安倍提出的現實性方案是將自衞隊條款加入憲法，但自從安倍提出這一修憲方案以來，一直未得到民眾以及聯合執政的公民黨的認同。自衞隊入憲看似無望，因此容易被民意相對忽視的“國家緊急權”（也被稱為緊急事態條項）的創設，這一修憲方向逐漸浮出水面。

日本自衞隊美國海軍陸戰隊參加聯合軍演（圖/東方IC）

安倍自己也曾多次指出除了自衞隊入憲這一方案之外，國家緊急權的創設也是應有的修憲方案之一。由於日本是一個自然災害多發的國家再加之日本社會對於1995年阪神大地震、地鐵沙林毒氣事件以及2012年三·一一地震和福島核泄漏事件中政府應對的無能記憶猶新，再加之在臨近東京奧運會之際應對國際恐怖主義的需要，“國家緊急權”的創設也並非毫無民意基礎。

根據憲法學者的定義，所謂“國家緊急權”便是在戰爭、內亂、恐慌以及大規模自然災害等非常時機為了維護國家生存而暫時停止憲法秩序（人權的保障和權力的分立）的非常措施。簡而言之，便是在特殊時期向政府集權並限制民眾權利。

雖然安倍首相在近一年來為了穩固有所下滑的支持度收回了對修憲的積極姿態，表現出了重視經濟、外交的姿態，但在9月三選連任自民黨總裁、鞏固政權之後他仍有可能再度提起修憲議題。而相比毫無人氣的自衞隊入憲方案，有一定民意支持基礎的國家緊急權似乎也成了一個現實的修憲方向。那麼安倍意欲加入憲法的國家緊急權對日本而言究竟意味着什麼呢？

自民黨在2012年提出的憲法草案在第九章特設一章寫明“國家緊急權”。其中特別提及：“內閣總理大臣在我國因外部的武力攻擊、內亂等引起社會秩序混亂和因地震等大規模自然災害，以及其他法律規定的緊急事態之下，在認為特別有需要的時候可以根據法律的規定經過內閣決議發表緊急事態宣言。”“發佈緊急事態宣言時，就該宣言中有關的在事態中為守護國民的生命、身體以及財產進行的舉措，所有人根據法律規定，必須遵從國家和其他公共機關的指示。”

​自民黨版的“國家緊急權”在許多憲法學家看來充滿危險之處，尤其是對於確定進入緊急狀態的條件曖昧模糊，“以及其他法律規定的緊急事態之下”這一語句的插入，給了執政者無限擴大“國家緊急權”的空間。理論上政府可以以國家危機為藉口通過“國家緊急權”打破三權分立的界限集行政、立法和司法權於一身，成立一個超級政府。

緊急狀態往往讓政治領導人產生對集權、獨裁的渴望，自民黨版的國家緊急權自然會讓人聯想起希特勒利用魏瑪共和國憲法中類似的條款漏洞集大權於一身的歷史。但進入平成年代以來日本天災人禍不斷、政局不穩、經濟停滯，民眾之間存在一種相對的不安全感也存在一種對強勢領導人的渴望，安倍超長期內閣表現出的強勢姿態也滿足了日本民眾這種普遍的想象，因此才有了民眾對於國家緊急權創設的一定支持。

但此次醉酒救災這一醜態使得安倍長期以來經營的強勢領導人的形象毀於一旦。安倍在此次救災中的失敗應對以及領導能力的不足顯示了救災並不能靠“國家緊急權”，而是要靠領導人對於緊急狀況的即時、果斷反應。安倍此次救災的失敗顯然正在葬送他的另一個修憲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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