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回鄉筆記：農村中學為什麼搞不好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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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申克的智能機

好幾年沒回故鄉的小縣城，同學聚會，總有人試圖低頭刷微博看微信。大夥嚴厲批判了這種行為，但話題因此轉向了手機。一個同學是鄉村中學教師，我隨口問她：“現在中學生玩啥手機？”

“他們倒是想玩，但不讓。”

“誰不讓？”

“學校啊。”

我這才知道，朋友所在的初中完全禁止學生用手機。之前我聽説過有些中學上課時開啓信號屏蔽器，避免學生上網。但鄉下中學，沒有那麼高檔的設備。老師都安家在縣城，要用手機和家裏聯繫，屏蔽信號行不通。何況學生下了課也不許用手機，不能上網不許打電話，玩遊戲更是嚴禁。所以乾脆禁止手機進校，學生返校的時候要搜身、行李一律開包檢查。平時定期檢查、突擊抽查一遍又一遍。聽着這位老師描述，我立刻想象了一個場景，把美劇中犯人入獄的鏡頭挪到了《XXX中學》的牌匾下。

不過，肖申克監獄的高牆擋不住安迪的小錘，校門口的檢查組也阻止不了學生們挖空心思帶手機。有人把手機塞在皮箱夾層裏，有的爬牆頭走私，還有人直接學習《肖申克的救贖》的先進經驗，在厚書中間挖洞，偷運手機。得手的學生欣喜若狂不説，還立刻成了奇貨可居的風雲人物。初聽這個段子還覺得有誇大之嫌，結果隨便上網一搜，發現類似的事情還真不少：

《不得不説我們學校的同學們很牛。。。》（柯南吧 百度貼吧）https://tieba.baidu.com/p/2061609415?red_tag=2535747903

看來政教處需要買一部X光安檢機。

肖申克的錘子

工作多年的中年人雖然也常玩手機，但恐怕不認為手機是必需品，甚至會厭煩被電話、短信和通訊軟件催促的緊張生活。在聽到這個故事開頭的時候，我設想了一下，如果讓這些中年人——比如我——回到平靜、温馨的校園生活，絕不會狂熱地尋求電子設備。但聽了同學——現在的中學教師接下來的故事，我發現，如果真穿越到今天的校園，我肯定第一個翻牆去搞手機。

因為檢查組要封鎖的“違禁物資”不僅僅是手機，除了酒、刀具等不合中學生身份的東西外。“雜書”、即不屬於課本和教輔資料的書籍，無論是小説還是科普，均在查禁之列，至於棋牌、收音機、MP3以及其他電子、非電子的娛樂物品，更不可能過關。只有吃穿和教科書可以帶進學校。

我讀書的時候，校門沒有政教處檢查組，不過那時候窮，買本兩塊錢的雜誌都心疼，更沒資格操心電子產品更新換代的問題，真要説物質上的娛樂，真不比這些被搜過身的學生多。不過，青春就是最大的本錢，沒啥玩的，可以運動啊，足球，籃球，乒乓球，哪個不能激情四射？放學了騎自行車滿世界去逛，課間10分鐘，扣掉上廁所的時間，還要在走廊裏翻個跟頭，摔跤pk一下。

可惜，世道變了，以上説的現在統統不許。不許打球，不許打鬧，不許快跑，甚至不許大聲叫喊，除了早晨的跑操和每週一兩節體育課，學生沒有測試自己肌肉的自由。

客觀地説，現在的學生也沒有運動的時間。早上五六點起牀就跑操，然後是早自習，早飯，上課，午飯，上課，晚飯，晚自習，洗漱睡覺。每兩週休一個週末，其他時間出入學校必須家長自己來接，否則圍牆圈起來的校園就是你全部的世界。嗯，我忘了説校規包括強制住校，你別指望在回家路上撒歡。

這種生活節奏，我高三的時候也見識過，但畢竟沒有統一住宿，也不硬性禁止娛樂。網上經常把這種地方叫“監獄中學”，但從某些方面來説，監獄或許更寬鬆一些。起碼監獄會試圖設計集體活動來發泄犯人的精力，監獄的小賣部雖然價格貴，但也不會單調到只賣純淨水的程度（不賣可樂倒真不是壞事）。現在把十三四歲的初中生管成這個樣子，我很好奇這些學生會是什麼反應，反正換了我關在校門裏，第一選擇也是去搞一部功能多、電量足的山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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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時代

網上談起監獄中學，一般都把安徽六安毛坦廠那樣的高考工廠當案例。的確，對大多數中學來説，嚴控學生的第一動機就是提高成績，在24小時裏塞進儘可能多的學習時間。這所中學也不例外。不過，就這次回家所聞，應試教育下的考試壓力雖然是監獄中學很重要的成因，但還不是決定性因素，至少不是單一的決定性因素。

在人多地少的山區縣，指望種地能發財是不可能的。這幾年勞動力成本提高，即便是沒什麼技術、沒什麼文化的中年人，只要勤勞打工，每月賺2000塊工資毫無壓力。所以，十三四歲的孩子，父母往往遠在外地的城市，沒法天天照顧子女，只能讓孩子住校。以往鄉村中學門口擠滿自行車的景象消失了，上下學時只有接送老師的通勤車出入。

十三四歲的半大孩子既不像小學生那樣敬畏老師，又不像高中生那樣有明確的人生目標，開始瞭解成人社會的秩序，正是最難管的時候。一旦離開父母管束，手裏拿着上千塊的生活費，幹什麼事情都有可能。磕磕碰碰在所難免，大手大腳花錢很容易成風，出現傷亡事件也不是不可能。

當然，過去我讀書的時候，農村少年游泳溺水、爬山摔傷、打架破相都是常事，但現在學校可擔不起這個責任。在大城市打工的家長已經有了清晰的維權意識，他們認定，既然學生住在學校——其實不住在學校也一樣——那麼監管孩子的全部責任就都由學校承擔。無論孩子自己受了什麼損傷，或是給別人帶來什麼損失，那顯然都得學校負全責。就算事故被證明和學校完全無關，也得要上幾萬塊“人道主義補助”。最近我剛好看了這麼一個新聞：

湖北兩初二男生相約自盡 一男生曾是留守兒童-觀察者網

http://www.guancha.cn/Education/2014_02_26_208881.shtml

在這個案例中，兩個初中生均因失戀自殺，事發地點在校外，平時也走讀。但家人依然從學校要到了至少每人5.5萬的賠償。可見學校責任之重。

一封分手信

家長的維權意識是進步還是過頭，本文不做評價。但客觀上，學校既然橫豎要承擔責任，顯然要主動出手減少事故率，把學生們關起來、管起來，消滅一切自由活動時間，從而避免所有可能致傷的運動。住校生就這樣進了“監獄”。

正如前面的案例，學生走讀並不能讓學校免責，學校也很難做到在部分走讀的情況下，保證住校生的規律生活。十幾歲的孩子，不可能在同學天天回家看電視的情況下認同嚴格的住宿管理。另外，晚自習往往不是真正的自習，要分給各科老師授課，讓走讀生上晚自習不放心，不讓他們上晚自習則影響教學計劃。綜合盤算下來，學校乾脆就要求所有學生一律住校，融入“監獄化”——用校領導的話説是“軍事化”管理體系。校門口還真的有“少年軍校”的牌子。

基於這個思路，其餘的嚴格管制也不難理解。玩手機會佔用學習時間，還會引發學生之間的攀比，乃至因借用引發衝突，必須和其他電子產品一起禁掉；集體活動，用肌肉對抗的可能受傷，動腦子對抗的製造矛盾，只留下跑步算了；與課本無關的書籍會帶來聚眾討論的話題，嚴重影響秩序，禁掉；學生的生活費就那麼多，小賣部的商品豐富了，怕是下半個月沒得吃，於是只賣純淨水（這一點還是表示有限支持）。最終，學生的生活“純淨”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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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得乾點啥

那天，在座聽鄉村教師講段子的同學不止我一個。雖然幾乎都經過高考畢業季的歷練，但還是聽得人人咋舌。我問這位當老師的同學：“你的孩子會到這裏上學嗎？”，答案是絕對不會。另一位女同學抱着自己三歲的寶貝女兒，感慨不已：“我閨女要是到了這種學校，沒對象也得鼓勵她談戀愛，否則還不憋壞了”。

被關起來的初中生也是這麼想的。在字典裏挖洞走私手機的事情，教務處發現一次也就有經驗了，但教務處無論禁不掉建國以來的男女同校傳統。既然同齡男女足夠寂寞，既然學校已經禁止了其他一切活動，少年的想象力和好奇心就自然地轉向了身邊的異性。比例高到什麼程度？反正只有不敢做的，沒有不敢想的。跨班級不説，跨年級也常見，初三的女漢子倒追初一的小男孩也不稀奇。班主任只要樂意，轉一圈就能查到厚厚一沓情書。20年前，我也年輕過，也動心過，也知道少年男女那點心思，但鬧到這個程度，不得不説教務處就是鄉村的百合網和世紀佳緣。

説起來，這些少年的懵懂感情也真的很簡單。細節聽起來足以讓三四十歲的中年人心頭一軟。因為被圈在學校裏，談情説愛的機會只有課間幾句話，或是夾在書裏傳來的紙條。確定關係的兩人互贈禮品，最多是課間送一瓶純淨水。（傳説中一瓶【杯】水的愛情）天色暗的時候，兩人悄悄在沒有燈光的操場上走一圈，算是難得的經歷；平時只能在下晚自習的時候攜手而行，從教室走到宿舍門口，享受幾百米的浪漫。不用説，教務處和班主任早就掌握了規律，只要到固定地點積極巡查，總能抓住幾個“現行犯”。

嚴厲管制不能阻止“前仆後繼”的學生。相反，生活太枯燥，這些還算不上愛情的曖昧反而加倍珍貴。從初一到初三，戀愛問題從未顯現出越來越少的趨勢。教師收走了傳情紙條，居然還有學生敢悄悄上門哀求討要，希望老師發還“愛情證據”。

當然，校園裏不只有異性同學，還有同性的同齡人。在正常的中學校園裏，男生女生首先還是在自己的同性朋友圈裏享受課餘時間的。但是，當男生不能踢球，女生沒空聚眾八卦的時候，細小的矛盾就和友情一樣重要了。政教處每天頭疼的事情，除了早戀，就是學生打架。上下課的時候互相碰了一下，跑操的時候瞪了一眼，打飯的時候插個隊，都是大打出手的理由。和戀愛問題結合，為爭風吃醋打架更是屢見不鮮，連女生都會討伐“情敵”，甚至毆打拒絕“表白”的示愛對象。平心而論，青春期的孩子，尤其是男生，打架並不是太出格的事情。懂得何時該憤怒，何時該對抗，本是成長中很重要的一個方面。但這些孩子每天因為瑣事或僅僅因為無聊打架，恐怕對少年的心理發展很不利。

中學畢竟不是看守所，不是工讀學校，牆上不會裝電網，隔段時間總要放學生回家，寒暑假補課也不可能不讓孩子們過年。在這些嚴格管制的縫隙之外，越被禁止的事情，越容易發生。我那個同學就説，放假後他們也很緊張，生怕學生憋得太久，放出去做出什麼出格的事情要學校擔責，比如意外懷孕——別以為放假時發生的事情學校就沒責任。至於學生平時跳牆出去享受自由生活，結夥逃跑到外地，管得再嚴也不可能絕對禁絕，每次都讓學校驚恐不已。

日常生活中也有不少物極必反的例子。比如減少小賣部的商品供應，所有人一律留短髮、吃食堂、穿校服，本來有控制學生消費的用意。可你能想象，有的學生給同學（女友）買水，在食堂擺闊請吃份飯，居然也能吃光下半個月的生活費嗎？一文不名的學生不敢向家裏要，只好餓着，每天指着上午一頓免費營養加餐填肚子。（某些女生為了減肥不吃營養餐，正好讓出份額給這些不懂理財的男生。）家裏不給買手機，全宿舍可以齊心協力省下半個月生活費，悄悄買一部。只要校方稍不注意，違規行為就會以最強烈的方式表現出來。這倒也並不出人意料，作為一個沒有合法暴力權的機構，鄉村初中卻企圖像監獄，或者至少是工讀學校、少管所那樣維持秩序，這個矛盾近乎無解。

4

農村包圍城市

這所初中曾是我母親的母校，20年前我也有許多同學在這裏讀書。當時這所學校就以“嚴”出名，校風和成績都明顯超出周圍的鄉級中學，因而能吸引半個縣而不僅僅是本鄉鎮的生源。幾十年過去，學校管理已經不能簡單地用“嚴”來形容了，縣城的許多家長依然願意把孩子送過來，説明認同這種教育方式的家庭還為數不少。

實際上，嚴管學生，把學生的活動空間控制在圍牆內，把學生的時間都用上課填滿，用軍事化紀律約束生活。這是眼下鄉村中學的大趨勢。過年時在鄉下轉了幾天，沿公路看過好幾家中學，掛“少年軍校”牌子的比例相當不低，這也説明了校領導普遍的管理思路。或者説，這是制度逼出來的。校領導要走合法路線提升，最有力的正面因素是成績，最具破壞力的負面因素是學生出事、家長圍攻。兩方面壓力合併，再加上家長也認同，把學生圈起來就成了自然的選擇。

令人意外的是，在農村中學包圍之中，縣城的中學卻並沒有實施同水平的嚴格管制。這首先當然和縣城的走讀生多有關。如果父母雙方都在縣城有穩定的工作，自然還是希望自己來照顧十幾歲的孩子。但另外一個原因可能才是決定性的——投訴。

中小學私自延長課時，節假日補課都屬違法，尤其是補課還要另行收費的時候，這是大多數人都知道的明規則。實際上，即便這種行為很普遍，也很少有人去教委或是上級政府舉報，就算舉報了，一般也沒有把事情鬧大的決定和動力。所以大多數鄉村學校能夠保持既定教學秩序。但明規則畢竟擺在那裏，政府和教育局（委）不可能公開否定。只要有人持之以恆地舉報、上訪，拿出真憑實據，政府也不得不出手干預。

什麼樣的人最有動力、有耐心做一個負責任的舉報者呢？顯然是能從舉報中獲益的人。這樣的人不會是學生家長，也不是操心公共事業的路人甲乙丙丁，而是私人的盈利補習班。家長們要麼指望提高學生成績，要麼不希望孩子假期沒人管束，很願意在這些補習班花錢，補習班因此收入豐厚。學校假期補課，無論是否收費，無論收費多少，都是斷了補習班的財路，經營者肯定有動力蒐集證據，積極上訪，用無可辯駁的證據迫使政府行動。更何況許多補習班的骨幹就是教育系統出來的，甚至是公辦學校的教師兼職，蒐集證據不費吹灰之力。

當然，多數補習班自身也是違法的，尤其是公辦學校的教師開班授課，有意無意地會把正常課程拿到補習班來上，實際上放棄了那些拒絕補習班的學生。這種行為理論上也會被打擊。但補習班不需要非常固定的場地，沒有可供查抄的固定資產，就算被打擊也沒有什麼人直接得益。假期補課的中學與私人補習班對抗，就像士氣低落的正規軍被火力強大的游擊隊圍毆，毫無勝算，只能乖乖讓出假期。

之所以私人補習班未能乘勝追擊到鄉村，大概是因為農村居民點分散，很難把學生集中起來大辦補習班，除非添置校車、宿舍等固定資產。但那樣意味着游擊隊失去了機動性，形同自殺。所以補習班侷限於縣城。換句話説，只有縣城的中學才會在假期補課時害怕舉報，鄉村中學大可保持監獄式管理。為數眾多的鄉村公立中學真正貫徹了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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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夢想不可辜負

從教學安排來看，這些中學的目標是把學生培養成考試機器，為中考乃至將來的高考做準備。除了和考試對應的教學，學校的其他職能都被壓縮到極限。像生物、地理等不列入中考的科目，一個老師往往教七八個班，徒具形式。不過，大多數學生的未來恐怕和考試關係不大。

現在的中國，每年新增1700萬青少年，700多萬本專科畢業生，211大學和準重點大學畢業生近百萬，其中來自大城市重點中學的考生佔了很大比例。因此，生活在大城市裏的成年人，很容易產生：“孩子總要讀個像樣大學，最起碼也要有個本科文憑”的錯覺。到了小城市和鄉村，實際上在高考取得高分，並不是多數孩子的人生必需品。在中學養幾年身體出去打工，或是到一個分數門檻較低的專科（高職）再當幾年學生，才是大多數孩子的未來。

這反映在鄉村中學的數據，就是隻有四分之一左右的畢業生會到縣城讀重點高中，其他要麼去打工，要麼接受質量不高的職業教育，要麼去非重點高中讀書——這意味着基本放棄了大學教育的機會。換句話説，最起碼2/3的學生並不會從考試機器的訓練中受益。這些學生會如何看待這幾年被嚴格管制的時光呢？

至少現在，大多數孩子對類似問題還是一片茫然。被問及“將來有什麼想法？”的時候，絕大多數孩子會以“我爸爸（媽媽）希望……”作為開頭。即他們沒有自己的想法，全憑父母安排。然而被父母送到了這所封閉的學校，許多人甚至認為中學就應該是這個樣子，對於嚴格的管制只是消極的接受，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被送進了一台升學機器，應該為中考和高考而努力。多數學生，尤其是留守少年，缺乏學習的積極性，應付一日算一日。

的確，初中生年紀小，人生觀受父母影響大是正常現象。但作為從童年向成年轉變的重要階段，初中教育的最重要職能不正是讓學生了解社會，建立自己的初步人生規劃麼？把學生圈在高牆裏面，與社會隔絕，進去時是個孩子，出來時在思想上還是個孩子，這實際上是一個殘酷的社會學實驗。

飢餓的人最需要的不是精美大餐，而是一份充滿油脂、糖和澱粉的快餐食品。類似地，這些初中生缺乏生活目標，極端缺乏娛樂和社交，一旦畢業，擁有了一定的生活自主權，他們本能地會尋找最刺激、最能解決娛樂和社交匱乏問題的生活方式，比如網絡遊戲。這個問題在職業中學、非重點普通高中表現的尤其明顯。今年離開家鄉的時候，我在長途車上碰到幾名剛結束高中生活的小夥子同行，他們有的是外出打工，有的是到南方接受職業教育。一路傾聽他們的交談，四五個小時只有兩個主題——打架和lol（英雄聯盟 網絡遊戲）。三年監獄般的初中，三年無人管束的高中生活，笑到最後的是馬化騰。

那些能夠進入重點高中的學生，也有類似的現象。雖然縣屬重點高中是縣政府的心頭肉，不必太在意補習班的投訴，可以繼續推行嚴格的日程安排。但畢竟相當比例的學生依然保持走讀，院牆外面也有太多的誘惑，秩序終究比鄉間初中放鬆許多。許多來自鄉村中學的學生，在初中尚能按部就班地學習，往往到了高一就自我放縱，一發不可收拾，比例明顯高於縣城初中的畢業生。

我不是教育工作者，封閉式教學對成績到底有什麼影響，我不敢下定論。但作為一個“前學生”，作為一個“資深少年”，我認為，十幾歲孩子最寶貴的東西是夢想。夢想可大可小，可遠可近，可以是綠草茵茵的大學校園，可以是闖蕩江湖後回到家鄉出人頭地，可以是開一家小店、悠遊自在。不管夢想的具體內容是什麼，只要在衣食無憂之餘，有一個天天晚上會惦記、努力一躍似乎觸手可及的目標，年輕人自然會主動規劃時間，積極應對生活。再輔以時時提醒和紀律限制，十幾歲的孩子會做出許多讓成人自嘆不如的進步。這就是青春的力量。

但無論是哪種夢想，都得從現實中來，閉門造車是不行的。沒有和形形色色人物的接觸，不通過各種各樣的現代媒體瞭解社會，不關心普通人家柴米油鹽知道謀生艱難，少年很難“磨合”出與社會相配的夢想。把孩子們圈在學校裏與世隔絕，全部時間都用來備考，結果就是少年的夢想層次要麼太低，只看到眼前的快餐娛樂、商品消費、肉體刺激；要麼太不靠譜，全是怪力亂神、不切實際的現代神話。我問我的同學，到這些初中生宿舍能翻到什麼違規的“閒書”？答曰內容全是鬼神玄幻，幾乎100%是地攤盜版，《盜墓筆記》在其中都能算嚴肅讀物。讓初中生對着低檔玄幻小説和高牆來設計未來，仔細想來，這個事實真讓人有幾分心疼，心疼他們高牆下的青春。

搶手的課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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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必須捍衞 現實也得妥協

我看不慣監獄中學，理由和許多同樣反對監獄中學的人不太一樣。網上流傳的那些衡水中學高考方陣的圖片過於震撼，以至於讓很多人覺得不適。但在我看來，早起跑步、軍事化操練、統一着裝、限制消費等紀律毫無問題，應該舉雙手支持。十幾歲的孩子，經歷一下樸素的斯巴達式生活大有好處。監獄式中學真正的問題在於完全割斷學生與社會的聯繫，挖掉了夢想生根的土壤。

教育的本質是什麼？是向兒童傳授進入社會所需的知識，不讓兒童以“一張白紙”的狀態進入社會。近代以來，社會越來越複雜，兒童在走進社會之前所需的培訓也越來越多，所以各國政府都努力推行基礎教育，要求所有兒童和少年都必須入學。國家以考試製度來考核學生，進而考核學校，就是要保證兒童成長的質量。但是，考試畢竟只是一個間接工具，那個等着年輕人加入、需要兒童反覆加深感性認識的鮮活社會就在孩子身邊，隨時歡迎少年去體驗。監獄中學卻要偏偏把孩子圈起來，沒收手機和收音機，查禁教科書、人民幣之外的所有印刷品，只為延長一點備考時間。這是逐末棄本，最終必然大大影響教育的合格率。

應試教育早就有，為何我今天才來找監獄中學的麻煩？因為過去幾十年，接受義務教育的孩子們基本上都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有足夠的課餘時間接觸現實生活。雖然不同的家庭差異很大，但大多數少年還是通過耳濡目染認識了社會，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學校教育中社會實踐的不足。

不過，和世界上大多數事情一樣，免費的福利最不受人重視，不管它有多重要。當城市化和工業化席捲中國之時，無數農村父母進城打工，把孩子和學校留在了農村。學校既要教知識，又要接過父母們實際上放棄的監護權，還不能使用暴力，最後還得應付考試壓力，只能把自己變成準監獄。至於孩子們因此損失的社會經驗，因此產生的夢想偏差，沒有人注意。但從長遠來看，這是教育最重要的問題之一。

隨筆和歌詞也許最體現心情

正如前文所述，不能簡單地用“應試教育”四個字來概括監獄中學的成因，更何況應試教育本身也有很大的合理性，不能隨便廢棄。簡單地拆掉鄉村中學的圍牆、減少課時，對學生的傷害、對社會的衝擊都難以預料。為了多給少年們保留一點夢想，必須考慮一個既緩解問題，又尊重現實的妥協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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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勢而行

回到問題的源頭，農村父母進城打工，留守兒童、留守少年佔同齡人比例高，是監獄中學的重要成因。實際上，不止這些家長平時不在鄉村，中學教師也基本離開了鄉村。過去交通不方便，從鄉鎮到縣城，往往每天只有一趟班車，在泥巴路上顛簸好幾個小時才能進城。所以鄉村教師必須住在學校附近，由學校建宿舍、家屬院，或是教師自建住房。但隨着公路網的拓展和汽車的增加，幾乎所有鄉鎮到縣城的車程都縮減到一小時之內，班車早晚都有，最近的幾個鄉鎮甚至被納入了縣城的公交系統，教師可以住在縣城，搭車上下班毫不誤事。就算是要負責早自習和晚自習，也可以幾個人合夥包一輛黑出租接送，都不超出教師工資的消費能力。

縣城的基礎設施、娛樂、文化環境和鄉鎮之間是天壤之別。就算鄉鎮蓋了幾棟樓房，供水、供氣、購物、衞生環境也無法和縣城相比。所以，在公路“村村通”普及的過程中，鄉村中學教師基本上搬進了縣城，只在工作日的白天，以及有授課任務的假期到校。從每天下晚自習開始，到第二天上課，除了上千的學生之外，只有幾個管宿老師和門衞留在鄉間。以如此之弱的管理力量，若是打開校門，讓學生走進暮色中的鄉野，後果的確難以控制。

這種現象其實只説明一個結論——中學教育應該向縣城集中。對於長期住校的學生來説，學校離家到底是一小時車程還是半小時車程，其實並無區別。但這顯然方便了定居於縣城的教師，也有利於保護校園安全。今年春節假期前夕，我在故鄉的農村遊蕩，發現傳統上的臘月大集已經名存實亡，縣城超市已經完全摧垮了低效、浪費人力的傳統商業，這就是無可阻擋的歷史潮流。在傳統鄉村（鎮）即將消亡的大趨勢下，堅持把中學留在鄉間，實際上是一種因循守舊的怠政行為。

前面提到，“監獄式”中學多出現在鄉間。著名的毛坦廠中學也同樣遠離縣城。這其中固然有縣城無良培訓班舉報的原因，但也説明城市裏的教育監管機制相對有效。如果把寄宿制農村中學都設在縣城外圍，既方便教育管理機關及時干預學校政策的偏差，也能充分利用城市基礎設施，向學生提供豐富的課餘活動選擇，還在事實上提高了教師收入（降低交通成本）與生活質量。這應該是未來縣域規劃的一個重要思路。

不談錢的事情，無論被描述得多麼美好，也只是個泡影。把鄉村學校都搬到縣城，如何解決資金問題？從長遠來看，把中學集中於縣城周邊的教育區，集中管理，共享資源，應該是可以省錢的。但短期來看，最需要解決的是兩方面投入：土地和基建費用。

土地的問題不是很大。因為鄉村中學本身在鄉鎮就有很大的佔地。學校搬離，意味着給鄉鎮上提供了很大一塊黃金地段（鄉鎮意義上的）的用地。完全可以滿足鄉鎮接下來幾年的建設用地需求。現在土地轉建設用地指標基本上已經分解到縣。用原有中學的土地來滿足鄉鎮需求，實際上是節約了土地指標，足夠用來建設新的校區。進一步説，隨着鄉村人口逐步撤離，小學也有向少數中心鄉鎮集中的趨勢，這些放棄的中學完全可以轉為中心小學，原有的小學則轉為更多的建設用地或復墾田（同樣增加建設用地指標）。

至於基建費用，必須注意一個事實：現在有意向縣城外圍“搬家”的學校不僅有鄉村中學，還有本來就在縣城繁華地段的中學（中專）。隨着縣城的迅速擴張，原本僻靜的縣屬學校多半已地處繁華地段，校區擴張一點都是千難萬難，也希望能搬到縣城近郊，用精心規劃的校區替代原來修修補補的舊房子。在如今釘子户為王的年代，開發商也樂意接盤這種土地連片，價格透明的開發項目。估算一下，每個縣城繁華區的學校外遷，都意味着出讓近百畝黃金地段的建設用地，價格動輒上億。這筆進項實際上是由縣域規劃而產生的土地級差，由原有的縣屬中學獨佔本不合理，正好可以建設統一的教育園區，以示公平。

8

釜底抽薪，轉移監護權

僅僅把鄉村學校搬到縣城外圍，最多是解決了學校超時補課的問題，同時可以各學校共享體育、娛樂、教學設施，為豐富學生生活提供了硬件可能性。至於其他的“軟件”問題，如學校不敢組織集體活動、私人補習班猖獗、打工家長無暇親自教育孩子，依然沒有得到解決。

回到問題的本源，是什麼割斷了學生和社會的聯繫？是學校的權力太大了麼？

顯然不是，因為從未有人授權學校干預學生的課餘活動。學校把學生24小時圈起來，並不是一個主動行為，而是對留守學生比例過高的消極反應。按照我國《民法通則》規定，未成年人負有監護權的父母外出打工，並不意味着把監護權轉交學校。但一旦學生出現意外，家長卻不會因此放棄向學校高額索賠的權利。學校沒有管理權，又必須為學生的活動負全責，唯一能做的就是消極防守，用課程填滿學生的時間，用圍牆限制學生的活動，從而規避最大風險。

打個比方，這就像病人找醫生治病，要求醫生對醫療事故負責，卻不承諾嚴格按醫囑服藥。那麼，處方上多半隻有阿司匹林和消食片——醫生首先要避免惹更大的麻煩。至於治病的事情，那只有聽天由命了。

要解決這個問題，首先必須在實際上賦予學校監護權，承認校方不僅有授課的責任，還有權在其餘的時間管理學生的生活。權力轉移可以通過司法解釋或行政命令進行。這樣，事實上的監護人——學校，才有可能組織學生走出校門，參與久違的社會活動。為此，或許可以在班主任制度之外，向中學引入生活導師，專門負責學生的生活和課餘活動。替代已經死透的團委-少年隊體制。近年學生數量開始穩步下降，師範生供應充足。導師制可以和小班制同步推行。

當然，這依然不能解決事故的賠償問題。這恐怕需要建立一個全面的學生保險制度，財政和家長各自負擔一部分保險費用。在出現意外的時候，由保險公司給予學生家庭一定的補償；同時，除非責任人做出了違規舉動，否則嚴厲禁止任何人在保險之外要求額外補償。政府會因此增加一筆保費開支，但教育機構會因此獲得極大的自由空間。

再進一步。就算學生數量下降，教師相對增加，就算設置了專職的導師，教師也不是每人只管一兩個孩子的父母，自己也有家庭要顧，不可能面面俱到地管理學生。往前幾十年，每個村隔幾年淹死個孩子不稀奇，現代社會不會接受這種事故率。要打開校門辦學，還要避免事故，恐怕學校也得與時俱進，充分利用現代社會的技術手段。

我能設想的技術工具就是不能隨意去除的GPS手環（腳環），保證校方隨時定位學生的去向。現階段，定位芯片的成本已經相當低廉，增加防震、防水、自動報警、防拆除等功能應該也不難。作為實際上負有監護之責的學校，獲取學生的位置信息理所應當。學生是不完全行為能力人，要獲得安全保證，本來也應該向監護人報告行蹤。電子設備只是讓這一過程自動化，方便教師及時干預而已。

當然，這肯定會引來侵犯隱私的非議。但現實是學生已經被圈進了院牆，24小時都按日程表生活，根本沒有“去哪裏”的隱私可供侵犯，學校即便不用GPS監視也知道學生的位置。我讀過的高中，最後一次組織全校性的外出活動，還是我高一的時候——1995年。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裏尖刻諷刺：“工人階級沒有祖國。決不能剝奪他們所沒有的東西。”為了保護已經被消滅的隱私而抵制新技術，本質上是一種盲目的偽善。我工作的編輯部有條狗，編輯上街遛狗之前總要給他戴上鍊條，否則只能用圍欄圈起來。條件反射之下，連狗都知道，鏈條意味着一定程度的自由，沒了鏈條反而沒了自由。這個道理説給人聽，應該不難説通。

GPS定位裝置還有一個次要但不可忽視的小用途，就是對付私營補習班。補習班可以沒有固定的教室，可以打一槍換一個地方，但總要把學生聚到一起。這可以用GPS信號輕而易舉地鑑別，進行即時抽查，區分正常課外活動和老師們包私活。這些年基層思想工作完全失控，縣裏還有不少合法宗教機構或邪教對青少年虎視眈眈，總想給上帝拉幾頭純潔的羔羊。有了GPS監測，就可以抓這些傳教士一個人贓俱獲。

以上這些硬件基礎搭配起來，再輔以頻繁的檢查監管，應該可以保證學生有時間從事課餘活動，接觸社會。當然，把上萬名出身鄉村的孩子扔到縣城，指望他們自發地融入周邊社會，組織自己的娛樂活動，這本身也是不切實際的想法。學校有責任主動組織一些體育、娛樂、參觀、實習、健身活動，供學生選擇。教育部門也可以對這些課外活動進行簡單的考核，如隨機抽取學號進行體能測試等等。

9

總要做點啥

這套組合方案的結果到底如何呢？我不敢説會有完美的結果，因為複雜的方案從來就不會是好方案，必然紕漏百出，需要不斷修正乃至推翻。但是，世界上大多數事情都是這樣，做了不一定能成，不做肯定是不成。現狀是大批中學生被圈養在高牆裏，靠走私來的玄幻小説了解世界。既然我們指望他們10年後接管這個社會，總要為他們的夢想，為他們的見識做點什麼。

從人類還是猴子的時候開始，孩子們就會在成人之前聚在一起玩耍、打鬧，模仿成年人的行為，並建立一套自己的亞文化。在亞文化圈內，少年們學會為人處事，鍛鍊肌肉和勇氣，認識友情與愛情。成人社會的領袖和骨幹往往需要在這個階段就開始培養。無論我們居住在空曠的鄉村，還是車水馬龍的大城市，這都是我們作為一種羣居猴子的生物本能，是不能消滅，只能順勢而行的自然規律。童子軍、夏令營就是城市人口為滿足少年本能而建立的機制，讓少年們在成人監管、指導下走出校園。共青團、少先隊制度也一度在中國發揮過類似的作用，當然現在這個作用已經消失了。

最近十幾年，工業化令中國天翻地覆，經濟意義上的小農幾乎已經被消滅，勞動力幾乎全部轉移到城市從事工業和服務業。這給中國人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財富，也順便摧垮了許多人們已經習慣的社會結構——替代品未必會自然出現。比如過去的鄉野和街道曾經是少年們自由活動的空間，現在物質豐富了，文化繁盛了，少年們反而進了監獄式中學。這算是整個社會進步過程中的局部倒退。

既然整個社會在進步，局部的倒退就不難扭轉。但前提是思想不能守舊，能跟上進步的大趨勢。城市化、教育社會化、技術工具廉價化，這都是大勢。順着社會發展大趨勢制定政策，問題會迎刃而解；否則，逆潮流而動，解決了眼前的問題，還會製造更大的惡果。教育部門必須正視社會發展趨勢，承認改變工作思路的必要性，把少年的夢想當成大事來抓。我不敢期望教育部門把少年的夢想看得比升學率還重，畢竟官僚機構需要量化的指標才能運轉。但最起碼，夢想的排位不該太低，至少要排到空調教室和草皮運動場的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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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馬前卒 任衝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