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道和儒學的關係以及武士道誕生的原因_風聞

武士道和神道教是日本本土兩大核心思想，這兩大思想影響了日本文化的方方面面，直到今天兩者依然有很大影響力。很多普通人對武士道的印象多半來源於電影電視動漫，這些影視劇裏的武士都非常忠誠、血勇、殘忍，不但對他人的生命毫不在乎，甚至對自己的生死也不放在心上。這和中國的儒家簡直就是兩個極端，看起來就是風馬不相及的，但很多人不知道這兩者的淵源極深，甚至可以説儒學是武士道的老師，武士道主要的兩大派裏面一派名字就叫“儒學武士道”。這其實並不奇怪，日本幾乎所有文化都可以從中國找到根源。無論是相撲、茶道、建築、文字、服裝、乃至鬼怪妖精等等。寫出《武士道》的日本倫理學大師新渡户稻造就曾經説過在道德教義方面孔子的思想是武士道最重要的來源，事實上武士道的核心理念一大半都來自於儒家。

江户時代是儒學在日本發展的巔峯時期，這一時期朱熹理學成為日本的統治意識形態，即官學，也是日本科舉的主要內容，不過當時日本的科舉叫學問吟味。朱熹不但在中國成為聖人，在江户時期的日本也是如此。日本哲學大師，德川家康的老師藤原惺窩就曾經説過“宋儒之高明，誠吾道之日月也”和“朱熹理學誠百世萬年聖學之標的。嗚呼大哉！”。制定了德川幕府時期日本規章制度和政策法令的林羅山也是如此，不過相比他的老師尊崇朱熹理學整體，林羅山更強調理學的“大義名分”，更準確的説是“君君臣臣父父子”的等級觀念。他曾經説過“上下定分而君有君道，父有父道，為臣而忠，為子而孝，其尊卑貴賤之位，古今不可亂，謂之天下察也。舉魚鳥之微小，而天地萬物之理具於此也”。武士道就是從這裏開始找到他們忠於天皇和主上的理論依據的，並進一步把他們提升到“無論君皇如何暴虐無道，臣子也要無限忠於君皇”的地步。林羅山試圖建立一種神道和儒學思想融合的理論，即“本朝神道是王道，王道是儒道，固無差等”，意思是日本神道就是王道，而王道又是儒道，兩者沒有什麼差別。

到了山鹿素行時代武士道體系逐漸形成，山鹿素行是日本的兵法家、儒學家，他創立了“山鹿派兵學”。日本從他開始試圖用儒學闡述“士”的立身之道，即武士道，但山鹿素行推崇孔孟而排斥其他宋明儒學。山鹿素行提倡在學校立“道學”，學校裏面學的就是儒家“六藝”，他認為儒學才是“武門學問”的根本，什麼叫“武門學問”呢？在他的解釋裏其實就是兵法韜略，滑稽吧，他居然認為儒學是兵法的根本，甚至他還説孔子孟子他們都是兵法大家，即“諸先聖先賢皆兵法之大家也”。為什麼這麼説呢？他的回答是“當世之四書、六經者，皆此(即兵書)也”，因為他認為“正士法，養義，治天下，治國，皆士之本也”。從他開始日本用儒學解釋武士的存在意義和兵法戰陣，這也是日本軍隊裏面武士道思想濃厚的原因，甚至近代軍國主義在日本軍隊裏的泛濫也不能不説沒有這個因素。

我之前的文章曾經説過，儒學對中國的一大貢獻就是在奴隸制解體後為中國建立了以“孝”為核心的“家天下”社會結構，也就是把家規族規提升到國法，把對父親的尊重擴散到族長皇帝，皇帝便是君父或大族長。這種社會結構把中國成功從奴隸制帶到中央集權制，因為僅僅有始皇的領土和度量衡文字統一是不夠的，還要有意識形態的統一。而這種統一又必須要有一種適應大一統中央集權制度的社會結構，如果像戰國時代那樣治理大一統社會是無法成功的，原因我之前的文章已經多次解釋過這裏不多説。

全世界除了中國外其他文明如歐洲印度中東等地在奴隸制瓦解後都沒有進入中央集權制度，而是變成了封建農奴制。唐朝時期日本也想學中國建立中央集權制，這就是大化改新，大化改新後日本的確短暫時間內變成中央集權國家。但就像上面説的那樣，僅僅是表面學了始皇帝的統一文字制度等是沒有用的，如果沒有相應的社會組織結構配合，這種中央集權就如鏡花水月。所以日本的中央集權制度很快開始瓦解，和歐洲一樣不可避免的進入了封建莊園制。莊園主或者説領主為了保護領地安全就必然需要專門的軍隊或武士，這和歐洲的騎士或中國戰國時代諸侯裏的“士”差不多，這種武士或騎士不但負責保護領土，還是管理領土的領導層一員，他們掌握一定的知識是必然的。為了給這種制度尋找根源和大義名分，也可以説為了給領主或武士這些特權階級尋找統治的合法性，就必須要有一套主觀精神標準做思想基礎。但我之前的文章數次説過，這種主觀精神標準的建立是非常難的，每一套主觀精神標準其實就是一種文明，無論是伊斯蘭還是基督教還是印度教都是如此。如果説古代人口少社會分工簡單的時候自然崇拜巫術崇拜還可以滿足的話，在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後就不可能了，誰建立了更完善的主觀精神標準他就能在文化上吞併其他沒有建立主觀精神標準的地方，即使你武力再強也沒用。如蒙古橫掃世界，但在俄羅斯他們信了東正教，在中東信了伊斯蘭教。日本自盛唐時期發現佛教入侵無可阻擋而本土又沒有完善的主觀精神標準抵禦，於是在宗教層面便開始將儒學的標準結合本土的泛靈多神信仰和佛教部分思想創立了神道教，在社會層面將神道和儒學再次結合創立了武士道。

從以上文字我們可以知道武士道的確吸收了大量儒家思想，甚至日本武士道的主觀精神標準也完全是用儒學的，如“名，忠，勇，義，禮，誠，克，仁”，其中每一種的重要性往後遞減。但我們更要知道，它和儒學又是非常不同的，武士道大部分核心思想是來自儒家，但最根本的部分卻沒有。首先，①儒學的核心是“仁”，仁的基礎是“孝”，而除了“仁”外最重要的是“義”，儒學的順序是“仁，義，禮，誠，克，名，忠，勇。”，和日本武士道的側重點完全反了。②我之前的文章數次説過，所有宗教都建立於一個或幾個假設之上，儒學也一樣。儒學的假設是人無論本性善惡都是該“仁”的，而日本的武士道缺失了這個最重要的前提。武士道更看重名分，名是核心。而這個名其實就是為什麼要效忠主上，其次就是如何效忠主上，如何勇敢視死如歸的效忠主上。③如果説很多人批評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讓人失去血性的話，到日本這裏就不攻自破了。日本武士道講究對主上沒有任何條件的忠誠，等級制度更森嚴，但武士們並沒有失去血性，反而非常勇敢視死如歸。

咱們中國的孟子則説“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儒家公羊派也説“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臣子並不是沒有條件服從君主的，君主和臣子是以道義聯繫的，君主如果不守道義那麼臣子就不必效忠。當然，在中央集權制度不斷加深後明清的小説裏面就開始出現“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了。這是因為儒學的核心是“仁”，其他一切制度禮儀都是為了達成致仁的目標，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只是在特定生產力下為了致仁而設立的最合適的等級制度。不可能在奴隸制瓦解後就宣揚什麼民主自由，這是完全不可能的，也是違反客觀規律的。很多人批評儒家這種等級制度，但要清楚的是等級制度不一定代表壞，也和失去血性沒有關係，反而是等級越森嚴越野蠻，如草原的奴隸部落制。即使是近代伊斯蘭在非洲的傳播對於非洲來説都是進步，因為非洲之前完全沒有一套主觀標準去組織社會。儒家當時的君君臣臣父父子相對於當時其他全世界的等級制都是最平等的，無論是和歐洲中東印度還是日本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