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拉達藝術塔，時尚米蘭的“變色龍”_風聞

米蘭——雷姆·庫哈斯(Rem Koolhaas)和他位於鹿特丹的建築事務所OMA為普拉達基金會(Prada Foundation)設計的藝術展覽空間——一座新的塔樓散發着柔和的光澤，就像一隻變色龍。

從東面看，一幢細長、未加修飾的乳白色混凝土大樓聳立着，九層樓高，開出幾處陽台——它成了一個路標，就像傳統村莊裏的鐘塔，從一片低矮破舊的房屋當中拔地而起。再到北面，建築立面在此匯入米蘭的天際線，牆面變成玻璃為主，懸挑在街道之上，不同樓層的樓面在平行四邊形和不規則四邊形之間變換，把樓體分割出曲折錯落，整座建築落在一個三角形地塊上。南面令豎立的建築結構一目瞭然。一條碩大的梁裏藏有數根粗大的鋼纜，牽制了那些懸挑、沉重的混凝土樓板產生的推力。這道梁像一把插入石頭的劍，從樓頂傾斜向下，穿過緊挨着的一座老倉庫的紅瓦頂，錨入地面。

在亞瑟王的傳奇裏，是魔法師梅林(Merlin)把劍放進了石頭。我想這裏的梅林必然是庫哈斯。那麼湖夫人(Lady of the Lake)就是繆西婭·普拉達(Miuccia Prada)了。

OMA用了十年時間為普拉達基金會設計該藝術中心，這座塔樓是藝術中心的收官之作。普拉達基金會是全球性時尚集團普拉達的分支機構，專事當代藝術與文化，基金會委約創作新的藝術作品，舉辦展覽，組織電影節和其他活動。這個機構也負責監管普拉達女士和丈夫帕特里齊奧·貝爾泰利(Patrizio Bertelli)龐大的藝術收藏。多年以來，基金會都在偏遠地點運營。

2008年，庫哈斯與合夥人克里斯多夫·範·丹(Christopher van Duijn)受邀把普拉達擁有的一座20世紀初的酒廠重新設計為基金會的永久總部。圍牆內，毗鄰一條荒草叢生的鐵道，畫面感十足的酒廠包括幾處殘破的馬房、裝瓶車間、馬車庫、辦公室和倉庫。建築師拆除了一些老建築，另一些做了翻新。他們也蓋了新建築。塔樓是整個設計的最後一塊拼圖。

2015年還沒有塔樓的時候，藝術中心首次對公眾開放。那時已經有了12萬平方英尺（約合1.1萬平方米）的新建或改建的展覽空間；一座新影院；一座新建的密斯風格的兩層展廳，有着開闊的展示空間，名叫“講台”(Podium)，“講台”通體覆以啞光的輕質泡沫鋁板，這是汽車與醫療產業常用的一種材料，也用於吸收爆破衝擊波，看上去有點像粗糙的石材。甚至還有一間1950年代意大利風格的咖啡館，直接出自韋斯·安德森(Wes Anderson)的一部電影。

因為它是韋斯·安德森的設計。

庫哈斯和普拉達女士都很多變，他們的結盟也就自然而然。她是著名的由共產黨員轉型的高端時尚業大亨，她的帝國始自用一種工業尼龍材料做襯裏的手袋和揹包。他是全球城市的預言家，在別人都跳進都市化大潮之後宣告鄉間才是他真正的熱情所在。

她設計的服裝似乎總是取決於什麼能激發她的創造慾望，而無關男人的渴望。而他曾受邀為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useum of Modern Art)的擴建做提案，面對評委會大不敬地提議樹一塊“現代藝術博物館有限公司”(MoMA Inc.)的廣告牌。兩個人都是逆反者和背地裏的樂觀主義者。他們倆還有共同的幽默感。一度有謠傳説普拉達要支持這位荷蘭建築師在意大利國會爭取一個席位。

普拉達基金會成了兩個人愛的結晶。它不像弗蘭克·蓋裏(Frank Gehry)在巴黎布洛涅森林邊上為路易·威登基金會(Louis Vuitton Foundation)設計的令人瞠目的藝術中心，那些鼓鼓的玻璃風帆讓人想起絲綢的翻湧，想起畢爾巴鄂。相比之下，普拉達基金會的藝術園看破了紅塵，不事張揚地奢華，尤其是有了新的塔樓後，像一座斷片拼接的迷你城市，充滿了心機與秘密。城市珍藏曆史又激盪於變革。它們永無定論。

這一直是庫哈斯的真言。它反映在這處即非保護項目又不是拆除重建的營造上。它的手法是利用手頭的現成材料進行創作。繁即是多。新舊結合更佳。

城市是劇場，城市也會變身。我隱約想起了羅馬郊區老舊的電影城(Cinecittà studios)，費里尼曾在那裏工作，韋斯·安德森也在那拍過電影。老酒廠裏的一間馬房現在就像古代大師美術館裏的書房。一間小小的、愛麗絲漫遊奇境式的門通向60英尺（約合18米）高、200英尺（約合61米）長的巨大倉庫。

綽號“鬼屋”的建築外表貼以金箔，像一幅文藝復興早期的木板油畫。（“這是一種很便宜的外牆材料，”庫哈斯曾堅持説，“比大理石甚至塗料還便宜。”）

藝術家米開朗基羅·皮斯特萊託（Michelangelo Pistoletto）曾説，“黃金與破布並沒有什麼不同。”皮斯特萊託因在1960年代開創了“貧窮藝術”(Arte Povera)而聞名，這是後極簡主義的意大利變體。2001年，庫哈斯設計的位於曼哈頓下城的普拉達門店開業之後，評論家赫伯特·穆尚浦(Herbert Muschamp)提出普拉達的哲學源自貧窮藝術。

穆尚浦回顧了“破牀單和沾染油污的繩索”在“荒無人煙的偏僻場所”展出，是怎樣構成了貧窮藝術。不知為什麼，他加了一句：“你總是要搭乘私人飛機才能抵達。在某種程度上，這個描述是貼切的，門店設計高調使用了刨花板、橙色的工地圍欄等廉價材料，店面也位於市中心以南略微偏僻的地段。

遊蕩在這裏的上世紀中期的現代主義鬼魂還不只是貧窮藝術——藝術中心有間花哨的咖啡館，裏邊是貼面傢俱和木紋牆板；新塔樓裏的餐廳，傢俱是從紐約四季飯店歇業前的拍賣上買來的；電影院裏的座椅來自幾家1970年代的米蘭影院；還有陽光燦爛時廣場上的陰影，讓人想起基里科(Giorgio de Chirico)的畫。

同時這裏又使用了非常現代的定製透明聚碳酸酯板，鋁合金扶手打磨得像法拉利汽車一樣精細。還有橡木鋪路板和漆成嫩綠色的監獄金屬柵欄改作他用，成了存衣處的屏風和廁所裏的隔間。

有些訪客抱怨説內部佈局不告訴你該往哪裏走。你得自己去試探。就像在一座城市裏。我認為這是個優點。

不過整個項目一直在等最重要的這座高200英尺（約合60米）高、面積2.2萬平方英尺（約合2044平方米）的塔樓，直到現在。建設工期拖延了三年。這也給改進設計留出了時間。

塔樓裏上下六層樓的展廳專門用來陳列普拉達的私人藝術收藏。進入展廳要通過一個小型的開放式前廳，像迪斯科舞廳的反光球，有許多閃爍的屏幕，天花板上有令人暈眩的開口，透過它能看到建築核心筒裏交錯的樓梯。沿樓梯向上一層，鑲鏡面的洗手間、工業水槽和拼花地板讓你想起皮埃爾·夏洛(Pierre Chareau)和Superstudio（注：1960年代的意大利激進建築小組）。樓上每一層就是一個展廳，每個展廳都截然不同，每個都比上一個更高，佈局也隨着樓面形狀而變化；最低層的展廳挑高9英尺（約合2.7米），最上層的是26英尺（約合7.9米）。

從空間比例來説，中間層的展廳感覺最舒服。但整座樓是一個整體表述。就像OMA的項目經理費德里克·龐皮尼奧裏(Federico Pompignoli)説過的，塔樓是“嘗試在一個白方塊上抗拒它自身的無趣”。

對於塔樓，他功不可沒。他監督了它每一寸的建造與外觀。電梯轎廂內鋪以有背光的玫瑰色及綠色縞瑪瑙，使人聯想到中世紀的聖物盒。我聽説來自米蘭城外一家小鋪子的鐵匠手工打造了餐廳裏精緻的吧枱、滑動門和露台上定製花紋的陽極氧化鋁板，它們看上去就像昂貴的樂高積木。

我:

用雙手撫摸塔樓的混凝土牆面。混凝土注入卡拉拉(Carrara)產的大理石模板，由戴着白手套的建築工人澆築，摸上去像絲一樣滑。

在巨大的長方形和楔形展廳，窗外風景在城市全景與院內的狹窄視野間交替，展廳極好地容納了揭幕展《阿特拉斯》(Atlas)中的大尺寸作品。展覽展出了傑夫·昆斯(Jeff Koons)、莫娜·哈透姆(Mona Hatoum、邁克爾·海澤(Michael Heizer)等藝術家的作品。你去的話一定要到餐廳看看。卡斯滕·霍勒(Carsten H?ller)和盧齊歐·封塔納(Lucio Fontana)的一些作品在那裏永久陳列。

從建築上講，普拉達藝術塔有很多不可辜負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