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的中國和中華民族（一）_風聞

　　前言：闊別讀者十三個春秋，從今天開始，我將在觀察者網公開發表八篇評論，敬請有興趣的讀者留意。文章標題如下：一、新時代的中國和中華民族　二、還人民一個朗朗乾坤——由《人民的名義》談新時代的反腐敗鬥爭　三、倒計時的鐘聲已經敲響——三評目前的台海時局與我們的對策　四、中國的國家安全和維護世界和平的中國武裝力量　五、以國家民族利益為第一位的中國外交　六、動搖國本的中國房地產　七、創新中國的全面協調發展　八、華語影視在中華民族復興千秋大業中的歷史使命

                                                                                             新時代的中國和中華民族

　　光陰荏苒，白駒過隙，當歷史的時針二十一世紀第十八年，當中華人民共和國即將迎來70華誕的普天同慶時，中華民族屹立在五千多年悠久歷史與燦爛文化中曾經長期保持而今天將再度達到的位置：民族復興偉業的輝煌前景如此清晰的呈現在國人面前。這不僅是可貴的夢想，這也是並不遙遠的榮光。生逢偉大時代，怎不令所有中華兒女心潮澎湃，奮發圖強。

　　不久前的中共十九次代表大會，正是在歷史車輪滾滾向前的背景下召開的。其以歷史使命之自覺，規劃民族未來，指明國家的奮鬥方向。會議對於中國與世界的巨大意義今後會越來越明顯的體現出來。大會政治報告標誌着習近平思想的誕生，標誌着全新歷史時期的到來。繼鄧小平之後，中國人民再次擁有了偉大的掌舵人——習近平。新的歷史時期發端於中共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的偉大實踐，中國人民為了民族復興的偉大奮鬥已經進入更加光彩奪目的第三章。

　　這一承繼於1978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奮鬥，是建立在新中國建立以來中國人民所有奮鬥基礎上的。業已取得的輝煌成就證明中國人民已經找到了一條促進民族復興的正確道路。為了找到這條正確的道路，從救亡圖存的近代開始，我民族的先輩偉大人物前赴後繼，進行了不懈的探索。

　　孫中山領導的1911年革命，主要功績是推翻了持續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並在柔弱的民族資產階級的新基礎上，效法西方，建立共和。然而，軍閥混戰，日寇侵華，山河破碎，戰亂頻仍，民不聊生，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的壓迫下，救亡圖存的任務實際沒有完成。雖然推翻了皇帝，但是災難深重的中國要去往何方？中共及其偉大領袖毛澤東在28年的奮鬥中，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終於找到了中國的方向，找到了正確的中國革命道路，推翻了三座大山，1949年新中國建立，全民族獲得了真正徹底的解放。翻身的中國人民把毛主席當成他們的大救星。中華民族從苦難中解脱，開始了擺脱落後的追趕。馬列主義的指導，蘇聯的經驗，舊中國一切弊端的總結，中華民族的發展道路在建國後的認識是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國家。解放初，在鞏固人民政權的同時，經濟基礎的巨大改變以革命的方式進行着，上層建築形成了一整套體制、機制、規章。在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道路及其方式方法上，毛澤東同志先與周恩來同志、陳雲同志產生了分歧，後又與劉少奇同志、鄧小平同志及許多贊同正確主張的同志產生了極其嚴重的分歧，這一極其尖鋭的分歧導致了極其嚴重的後果。“文革”的十年浩劫，打倒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堅持超越中國當時社會發展水平和階段，脱離國情的純而又純的公有制道路，中華文明與世界先進的差距不是縮小了而是擴大了，人民生活依然困苦。毛澤東同志發動“文革”還有消除黨和國家機器內的腐化墮落，意識消極，官僚主義傾向的考慮。他堅持了共產黨人初心的一部分，即保有革命激情，使先烈流血犧牲打下的江山不變色。不蜕化，不當李自成，不使人民革命的對象由於私有制的存在又重現中國大地，幾十年革命鬥爭做了無用功。但他忽視了共產黨人初心的另一部分，國家民族的獨立完好無損，政權為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奮鬥的性質並未改變，但救民於水火後讓他們過上好日子的歷史任務沒有完成。

　　正是基於這一點，在形成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國新領導層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開始了我民族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歷史轉折，把為人民過上美好生活的經濟建設作為全黨全國的工作中心。此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即將迎來建國三十週年，而對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新探索，實際早在中共八大上就已經提出了，只是歷史的坎坷使當年的藍圖在23年後才得以進行。

　　平反、回城、包產到户，是改革開放初期的歷史關鍵詞。思想的枷鎖一旦被打開，人民共和國就煥發出全新的巨大活力，到處熱氣騰騰，人民生活有了迅速重大的改善。當時媒體的報道中，總能看到羣眾這樣的評價，“黨的政策好”。是的，新道路被證明是對的，得到人民的擁護。

　　以絕對公有組織社會經濟生活的一切方面，以蘇聯式高度集中的計劃運轉國民經濟的一切領域，窒息了經濟的生機，城鄉都浸沒在平均主義大鍋飯的“優越性”中。這一舊的公有制道路對社會生產力的壓制在城鄉改革中通過對生產關係的不斷調整，終於被完全解除。與這種解除始終伴隨的是上層建築不斷適應性改革。公有制不是萬能的，1950年代存在於中國社會的私有制又回到了中國，四十年來為中華民族的後發追趕，到今天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做出了歷史性貢獻。由於私有制相比公有制的優勢，在公有制不能包辦一切的行業、領域裏，原來公有經濟成分的收縮，導致過去雖收入不豐裕，但穩定安逸的人羣失去了公有經濟的庇護，成為新道路的失意者，並在一個歷史時期成為社會經濟生活中廣泛存在的現象。所有制結構的調整是中國社會主義新道路的基礎部分，為解決效率（經濟效率）的問題提供了前提，但在保證社會公平上不如以前。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我們生產了很多，現在已是世界工廠，但我們忽視了社會分配，在分配公平上存在巨大的缺失，亟待改變。

　　改革從農村開始，向城市發展，並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確立了與計劃經濟相對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總體國民經濟體制。改革解放生產力，開放促進改革又可以解放生產力，二者互相帶動，使國民經濟不斷登上新的台階。特別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外貿順差大幅增加，為我民族積累了鉅額財富。當年談判為國家民族利益的種種堅韌不拔，善於鬥爭，實乃人民之幸。與此同時，宏觀經濟出現了由貨幣信用“中國特色政績性”膨脹引發的過熱——緊縮——再過熱——再緊縮的循環。六四事件後，宏觀調控確實力度過大，但為隨後的調控積累了經驗。鄧小平同志南巡談話之後，各地一窩蜂的經濟發展狂潮，央行基礎貨幣投放過猛，造成極其嚴重的通貨膨脹，因此進行的調控，成功的達致軟着陸，表明中國對宏觀經濟的駕馭已達到一個很高的水平。

　　進入新世紀以來，宏觀經濟運行在比較成熟的調控下，除異常的外部衝擊外，基本不會有大的問題。但2003年8月，對住房制度改革精神表面上的遵守被拋棄後，房地產的惡性膨脹成為影響和制約中國社會主義道路更好發展的最大毒瘤，動搖國本（這一點將在隨後的專文中談到——作者注），亟需剷除。否則，1949年革命勝利取得的全部成果都會被完全埋葬。

　　四十年中國社會主義新道路的接續奮鬥，在前三十年的基礎上，已將前三十年沒有完成的任務完成。然而，私有制不是萬能的，市場化也不是萬能的。在紀念改革開放四十週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即將迎來建國七十週年時，適當歸納新道路，反思它的不足與弊端，以利將來，是十分必要的。

　　四十年裏，國家機器受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驅動，強調經濟、突出經濟，一切為經濟讓路，為了經濟一切都可以忽略，都可以犧牲，經濟學成為一時之顯，懂經濟成為耀眼的光環，全社會理解的經濟中心就是以錢為中心，這些都導致了許多重大不良的後果。特別是1990年代，“市場化”這個詞語被引入中國後，大家最初都覺得新鮮、振奮，認為“市場化一切”都能夠消除以往的所有弊端，什麼都進行“市場化改革”是有經濟頭腦的表現。然而二十年過後，當我們回過頭來看，就會發現國家生活的一切方面、領域都要“市場化”，都要實行私有制，正如同前三十年的中國道路要求純粹的公有制一樣，走向了另一個極端，違背了共產黨人革命的初心，背離了中國社會主義道路正義公平的價值追求。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對過度市場化、商業化，對不適宜、不恰當的市場化、商業化做重大修正，對一些不正確的市場化還必須向後退，回到正確的方向和軌道上去。

　　改革開放以前，我們曾經建立了許多先進的、超越當時社會救濟發展水平的體制、制度，一些社會事業超過了經濟基礎的發展水平，甚至在個別領域超過了當時的發達國家。但這些好的一度超前的體制制度，在改革開放後都不同程度的被我們拋棄。我們迷失於美歐那些不適合國情的觀念，將自己先進的方面統統視為落後。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在更高的物質基礎上，那些被我們拋棄的先進思想、理念，一些好的體制、制度，已經不再超前，是時候重新拾起來了。

　　中華文明五千多年的發展史中，商業、商人受到莫大的鄙夷，農為本商為末，這是中華文明形成並光輝燦爛的原因之一，也是中華文明近代以來受到衝擊的原因之一。解放以後，社會主義道路對資本主義及其工商業的打擊，實際吸收和傳承了中華文明打擊商業商人的理念精華，但導致國家民族的貧困。改革開放時期，痛定思痛，從西方文明中拿來重商主義的理念。方法，國家經濟建設取得輝煌的碩果。然而正如幾千年來中華文明對商業商人的否定一樣，商業化中壞的一面與中華文明的精髓價值、公理美德背道而馳。重商的各種弊端已經越來越明顯的體現到社會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這些弊端的進一步生長將會動搖到推行這一方法的執政黨之執政地位，從而將危及到中國道路的存續，已經到了必須清除40年積弊的時候了。中共十八大以來的偉大斗爭，開啓了掃除重商積弊，在習近平思想指引下既發揚中華文明的燦爛精華，又發揮商業化中好的一面作用的歷史進程。

　　漸進式改革是一場革命，人民温飽解決之後，在市場化的旗幟下，擴大着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受益面。一切向錢看的受益羣體逐漸結成或大或小的利益集團。對進一步的改革，對改變國家社會經濟生活中不適應民族復興的一切產生了惰性，甚至進行阻撓、抵制。利益集團用各種方法促進集團利益，不顧是否違背了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這些利益集團既來自私有制成分，也來自公有制成分或它們的混合體。既有緊密勾連成團的，也與鬆散聯繫的。並傾向於儘可能裹脅更多的利益集團成員，在國家機器內部，在媒體輿論中擴張利益集團的影響力，尋找代言人或代理人，以便無限制擴大其違背中華民族復興的集團惡質利益，尤其當盎格魯——撒克遜體系（以下簡稱盎撒體系，盎撒體系是中華民族最大的外部威脅將在隨後的專文中談到——作者注）為演變中國，瓦解中共，顛覆中國政府，破壞中國道路和中華文明的新模式，而與國內利益集團內外勾結時，後果極其嚴重。國內利益集團已走向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反面，道路的受益者要改變道路本身。

　　經濟基礎的不斷重大改變，引起上層建築的不斷改革調整，但不變的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中共是沒有自己特殊利益的政治集團，它的全部目的和行動都是為了國家民族的長遠根本利益，為全體人民謀幸福。如果中共不能夠以執政地位，懲治打擊利益集團的侵蝕，消滅盎撒體系的和平演變，反而蜕變成各種利益集團的代言人或代理人的混合體，丟掉自己的初心，為天下人民服務的性質改變，毛澤東同志當年擔憂的後果就會出現，被推翻的國民黨禍國殃民的統治還會復辟，無數革命先烈的熱血就會白流，中國崛起也會半途夭折，變回大而虛弱的美英附庸舊中國，少數利益集團得益，絕大多數人民遭殃。

　　與利益集團侵蝕進攻相交織的是重商的中國社會主義新道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存在並綿延至今的腐敗。在中國道路不斷取得新成就的同時，腐敗愈演愈烈，本世紀發展到一個高潮（關於反腐，將在隨後的專文中談到——作者注）。直到以人民領袖習近平為首的中共中央全面從嚴治黨，腐敗的勢頭才有遏止。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是盎撒體系對中國的一次“顏色革命”，由於鄧小平主席等老同志的掌舵，事件得到果斷處置，政權安全未受影響。整場風波違背中國社會主義道路，但盎撒體系的國內代理人裹脅青年學生的“打倒官倒”、“反腐敗”等口號，也獲得了一點人心。人民反對的腐敗現象那時已冒頭。1990年代，反腐行動並不密集，但造成的社會震動很大，警示作用明顯。特別是江澤民同志、李鵬同志、朱鎔基同志領導的十五屆中共中央，發動震撼全國的反腐敗行動，揪出了陳希同、成克傑、王寶森、胡長清等腐敗分子，對全國海關係統反腐、整頓，極大的教育了幹部。但是，腐敗並未根除，它還將在未來為禍中國。新世紀，以經濟金錢為中心調節社會關係，潤滑經濟活動，腐敗再度猖獗，如決堤之水深入到國家機器的各個環節、層級。經濟發展了，然而腐敗同樣在發展。胡錦濤同志領導的中共中央進行了反腐，但腐敗瘋狂生長的勢頭沒有改變，尤其是房地產惡質利益集團形成的超級腐敗，其惡勢力氣焰之囂張，腐敗分子之猖狂，與盎撒體系內外勾結之密切，都達登峯造極的地步。温家寶同志嘔心瀝血，三令五申，然而中央政策被包圍在中南海的圍牆內，竟不能撼動房地產惡質利益集團腐敗分子半分。

　　『全黨必須警醒起來』（以此標點符號引用的，都來自習近平主席語錄，下同——作者注），習近平同志主持黨、國家、軍隊全面工作以後，氣壯山河的反腐敗鬥爭開始，高潮迭起，大快人心。習近平同志、王岐山同志領導的十八屆中紀委，以大無畏的革命勇氣，一往無前的鬥爭魄力，高超的策略方法進行的反腐敗偉大斗爭，以及對長期執政的政治集團探索符合最廣大人民羣眾利益的監察道路，不僅在黨的歷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而且在五千多年中華民族的歷史上譜寫了濃墨重彩的篇章，廣為全世界矚目。

　　由中共十八大發端的新歷史時期，五年來的關鍵詞是反腐、新常態、一帶一路。四十年對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強調，慢慢異化成盯住以經濟增長率為中心而不及其餘，對0.1個百分點的變化都動則得咎，提心吊膽。中國經濟總量的不斷擴大，半個百分點相當於過去1個百分點甚至更多這樣的狀況逐漸到來，GDP增長率緩緩下行是正常現象。持續的過高增長，在數學上不可能，國內外的資源不能夠支撐，不可持續。中國經濟要跑馬拉松，衝刺個一百米就了事或者總想衝刺，那是辦不到的。過去幾十年，手段變成了目的，1978年改變中國道路重點的初心漸漸被經濟建設遮蓋。發展經濟的最終目標是什麼？如果物質豐裕，但生態環境惡劣，錢再多又有什麼意義。如果少數人佔有最多的財富，其他大部分人生活倍感壓力，社會分配不公，那麼埋頭苦幹，生產得再多又有什麼意義。那不能算真正的國家富強，人民生活美好。習近平同志、李克強同志領導下的偉大實踐，正在糾正過去的錯誤偏向。五年以來，生態環境得到大力改善並還將進一步改善；教育體制、醫療體制不當的市場化傾向得到初步糾正，人民滿意度提高；社會事業得到各級政府的更多關注，社會發展與經濟發展不相協調的局面有所改觀；分配作為調節社會經濟生活的重要槓桿，其維護共產黨人初心的作用，還待破題，總是不能迴避的。對片面強調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錯誤傾向進行系統的糾正，當前只是個開始。現在，新常態使越來越多的人習以為常，大家腦海中唯GDP是瞻，唯GDP增長率是瞻，對其正常起伏波動大驚失色的枷鎖已經鬆動，但還相當牢固，並受到房地產惡質貪腐利益集團的挾持。中國政府不是“市場政府”，也不是“單純經濟政府”。偉大實踐告訴我們，經濟建設是重點，但已不再是全黨全國生活的唯一重點。只發展經濟，其它一概置之不理，民族復興的偉業永不可能完成。

　　中國經濟有成熟高超的調控體系，堅持正確的中國道路並不斷改進完善，不被盎撒體系及其代理人（關於代理人，將在隨後的專文中談到——作者注）的誘騙所迷惑，保持恰當的經濟增速，宏觀經濟仍將長期增長。目前處於上升的早期階段，前途不可限量。特別是把目光投向世界，從中外聯繫中體察中國經濟的潛力，就更是如此。但是，必須高度注意外部衝擊。2008年美國房地產次貸危機，隨後的歐債危機，均引發了國際金融危機，兩次危機中國都處風暴之外，但兩次都受到了波及。2008年的危機確實帶來了國民經濟的向下波動，但並非災難性的影響。“中國版量化寬鬆”力度過大，隨後幾年經濟如同打了興奮劑，過快不適當的增速被當成正常。中央4萬億的投放，到地方被成倍放大，總體投入不會下於10萬億。這樣巨量的貨幣信用投放，當然使向下波動的GDP數字被粉飾得光鮮亮麗，也使得2007～2008年大見效果的房地產調控功虧一簣。10萬億以上的放水中，房地產吸收了大部分的流動性，並將在未來繼續為禍中國。經濟週期循環導致的GDP增速放緩，出現在十八大以後，4萬億的後果需要“去庫存”、“去產能”來彌補。這種週期循環，馬克思在他的不朽鉅著《資本論》中已經深刻的論述過，有內在的經濟根源，非“反腐敗”或“生態文明建設”能夠影響的。習近平同志、李克強同志頂住壓力，堅持不用決堤之水漫灌，採取高超的調控技巧，加上創新動能的發力（創新中國將在隨後的專文中談到——作者注），經濟的向下波動被正確看待，經濟形勢在習以為常中並未出現有人（一部分是房地產貪腐利益集團操縱的輿論及其代理人，以及盎撒體系之華爾街利益集團及其代言人）預計的恐嚇結果。形勢目前很好，出現波動不足為怪，GDP增速小幅緩緩下行或向上波動都是正常的。這幾年，對GDP增速波動有神經質衝動的主要是房地產惡質利益集團及其代理人，包括與之勾結的美資、上竄下跳的台資。房地產惡質貪腐利益集團巴望着永無窮盡的吸納貨幣流動性撐起那天上的房價泡沫，中央堅持不大水漫灌，財政的閘門守得很好，是遭其仇恨的。但是房地產繞過財政，從貪腐利益集團的忠實成員銀行系統那裏繼續獲得無盡的信貸支持，支撐着虛假的房地產盛景。在利益集團對黨和國家的侵蝕進攻與腐敗相交織，這兩項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最大內部危險上，房地產佔全了。

　　1978年以來的中國社會主義新道路，着手於經濟，着手於經濟體制改革。在所有制結構不斷優化的同時，放鬆政府的“有形之手”，不斷髮揮市場“無形之手”的作用。現在的問題是，對“無形之手”奉若神明，對“有形之手”總覺落後。把兩隻手結合起來，同時發揮兩隻手的長處又克服各自的不足，才是中國道路，也是中國經濟四十年來高速發展的秘訣之一。怎樣更好的協調兩隻手，是一個永恆的話題。“放管服”改革就是使政府的手更好協調市場的手。但是，今天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在全局上已不再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事實上，經過四十年，我們在有形之手和無形之手的結合方面已經做得相當好，否則就無法解釋中國道路奇蹟在經濟上的巨大成功。對構成國民經濟全部的各產業部門，國民經濟的運行進行不同程度的國家干預和管制，正是中國道路的優勢之一。過分強調市場的決定作用，對國家干預（既指調控國內市場，也指補充國內市場的失靈、不足，還指提高各產業部門對國外市場的競爭優勢）畏首畏尾，是我們當前和今後處理政府與市場關係需要改進的方面之一。新時代的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必須不斷促進民族復興，凡是妨礙或影響這一目標的國民經濟組成部分（公有的或私有的）、運轉環節（上層建築的國家部門或經濟基礎的企業部門）、制度體系都必須改革改造改組成有利於這一目標的實現。這才是當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全局核心問題。放棄國家干預，或者放棄在一些國民經濟領域的公有制主導地位，最終變化為經濟基礎的全盤私有化，以“市場”為國民經濟的唯一準繩，不是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進一步發展的終極目的。經濟體制改革的初心在於破除僵化，搞活國民經濟，“市場經濟”是實現這一初心的手段，並非亙古不變的“靶心”，新時代的“靶心”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當然，解決越位和缺位，消除不當干預和加強必要干預都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題中之義。

　　明確這一根本問題之後，我們就當明瞭作為中國社會主義道路重要經濟基礎的國有（公有）企業，其前途不是縮小國有成分（比如混合所有制），最終過渡到完全私有化（這對中央企業尤其重要），而是進一步激發其活力，改革所有人虛位造成的種種弊端，使之既為中華民族創造財富和價值，又讓個人心情舒暢，充分發展。這是國企改革的終極目的。四十年大浪淘沙，宜於私有制的國民經濟部門、領域，公有制基本已退出，不宜於私有制的部分在公有制退出後還有必要重返。現在剩下的都是公有制的精華，在競爭中充滿生機活力。這種形勢下，再縮減公有成分，要令我黨立於何地。四十年裏公有制縮減的過程中，多少人民的財產中飽了私囊，多少羣眾進行過無助的抗爭，這種現象不能夠一再重演了。化公為私的結果是產生中共的掘墓人，可不慎乎。

　　所有制不是問題的關鍵，關鍵在人。特別對一些領域的央企，不是要把自己變成私人所有，而是應當破除壟斷，讓私有企業進入，相互競爭，激發其活力，治療其僵化的大企業病，私有內資企業的進入還要先於外資企業的進入。解決所有人虛位，又加強黨的建設，這是國企改革在新時代的重大課題。國企傾向於接受指揮，完成任務，缺乏主動進取的活力；傾向於端飯碗過日子吃光用光的簡單再生產，缺乏擴大再生產的動力；特別的，國企傾向於內部人控制，玩壞國有資產，揮霍浪費國家財產，甚至貪污挪用。這些問題無一不是關係到所有人缺位。我們在前三十年後四十年的實踐中已形成了許多好的經驗和做法，但以上三個傾向性弊端還待改革的進一步解決。與之相對應的是，現在部分公有制單位唯利是圖，拋卻了企業的社會責任，忘記了自己公有制經濟基礎應擔負的義務，巧取豪奪者有之，坑蒙拐騙者有之，傷天害理者亦有之。

　　國資委在央企（國企）與自身機關間增加層次，設立資產運營的二國資委，是否合適，仍需實踐檢驗。建立向全國人大報告國資情況的制度應與審計署的審計結合才有效果。重組國有大企業集團要注意保持適度的競爭，但必須一致對外。做大不是最終目的，更大不必然等於更好，勿把手段當成目的。

　　總體上，公有成分與私有成分各展所長，相互彌補各自的不足，共同奠定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經濟基礎。所謂讓位於市場，最終實現完全私有化，不是中國道路的可取途徑，也與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相左。

　　中國社會主義道路不斷的進步發展中，經濟基礎的變化（不是所有制的進一步巨大改變）導致經濟基礎自身的改變改革，並進一步引致經濟基礎的變化，形成改革的循環，這種循環也會引致上層建築的不斷改革，直至中國道路定型成熟，中華民族復興實現。那以後，也還有改革改進的過程，上述發展變化的過程是改革之所以總在進行時，沒有完成時的內在機理。任何安於現狀，耽於小成的念頭都有礙國家民族的進步事業。

　　一帶一路戰略是十八大後習近平同志的重要創舉，囊括了沿海開放戰略、沿邊開放戰略、西部大開發戰略、長江經濟帶發展戰略等。三年以來，受到世界各國的熱烈響應，取得了最初的重大成果。去年召開的一帶一路論壇峯會把這一有遠大前途的事業推向第一個高潮。停滯的全球化由於中國的一帶一路，又重新點燃了世界的熱情，這是全球政治經濟秩序深刻變化和中國主動塑造這種變化相輔相成的結果。解放前中華民族是被堅船利炮轟開國門的開放，新中國建立後由於美國為首的西方封鎖是被封閉，轉向新的中國社會主義道路後中國主動開放。今天的中國作為開放的巨型經濟體與美國的保護主義鬥爭，擔負着維護開放型國際經濟體系的重任。我們的大門實際已經開得夠大，人流物流資金流技術流服務流進出自如，門還要再開大，下了門板可好？中國這樣的巨型國家，不對開放做適當必要的管制（中國道路模式中有些管制還必須嚴厲），把開放當成目的而非促進民族復興的手段，無門中國暢通無阻顯然是不行的。特別是金融，中國崛起征途中最大的薄弱環節，如果任由盎格魯——撒克遜體系及其代理人的誘哄式“施壓”所左右，拋棄重要必要的設防，為了開放而開放，後果是災難性的，會犯顛覆性錯誤，美英拍手稱快，民族復興半途而廢。泰國當年在盎撒體系的忽悠遊説下，把泰銖固定匯率改為浮動匯率，磨刀霍霍的華爾街利益集團在改變的當天就砍下了泰銖的頭領，東南亞金融危機由此導火線開始，重創了東盟各國，多年積累的財富被華爾街利益集團洗劫一空。俄羅斯葉利欽時期的蓋達爾政府，被盎撒體系天花亂墜的哄騙誘入陷阱，俄經濟陷入死亡式崩潰。這些都殷鑑不遠，必須引起我們特別重大的注意。五年以來，我們在自貿區改革試點、擴大試點，自由貿易港的改革試點都取得了顯著的成果，在不斷解除繁苛的管制中促進了貿易的便利化。唯自貿區（自由港）改革中的金融開放，尤其是全局性的全國金融解除管制，都要特別慎重。英鎊在十九世紀大約經過六七十年方才成為世界貨幣，美元也差不多經歷了這樣的時長。人民幣也許會有不同，但任何人為加快這一進程的開放行動，不僅不會達到促進民族復興的效果，反而適得其反，為佈下陷阱的美英逞其陰謀幫忙使勁。

　　當前，人民幣經常項目下已可自由兑換，法人自然人用匯不存在阻礙。對資本項目下的可自由兑換的管制，在一個歷史時期內不能解除。外匯管理局過去兩年加強對外投資的管制，做得對。2018年全國的金融形勢，不是要開始撤去資本項目下的管制，而是要使資金流出境外的管道變少變細，速度變慢。中國證監會也要注意，短期資本現在地下錢莊的溝通下，內外資金流動在很短時間段內可以達到千億人民幣的量級，一旦有風吹草動，為禍之烈史無前例。在滬港通、深港通這類存在資金內外流動的渠道中，美英及其代理人的遊説不可迫使你們加粗這些渠道，加快其中的資金流動。美英多年以來夢寐以求通過輿論、專家學者、各類論壇學術會議等施壓遊説得到中國社會主義道路通向地獄之門的鑰匙，金融戰線決不能魯莽獻上。在金融開放的問題上，當前寧可慢些，也要好些，該停下來時就要停下來。“鋭意進取”會犯歷史性錯誤。

　　另外，金融監管中，不應照搬照抄美國、英國的監管模式。只依賴價格調控，拋棄數量調控，自廢武功，這不符合中國道路模式。二者結合運用本來是我們的優長，不可迷失在所謂“市場化萬能”的神話中，取人之短，去己之長，任憑市場自發調控，做一個不干預的監管者，那會重蹈美國的弊端。

　　中華民族是由56個兄弟組成的大家庭。解放以來，主流部分正確的民族政策保證了各民族的和睦相處。作為中國社會主義道路主體的中華民族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各民族間的界限區別會變得愈益模糊。大家都是中國人，都是華人。民族政策要順應這一歷史趨勢，不斷消除民族間的區別，促進民族的融合，把其他兄弟傳承下來的珍貴文化遺產作為華人的共同文明成果流傳下去。突出“融”，淡化民族區隔，把中國華人間的融合作為民族政策的中心點，落實到我們的一切言行中。例如，逐步取消個人身份中對民族的特別標註；鼓勵華人各兄弟民族之間的通婚；華人各兄弟民族在城市中應居住在一起，不可劃出單一的民族聚居區；在城鄉教育中，注意從小培養標準普通話的交流溝通，對華人各兄弟民族一視同仁，混設班級，不要另眼看待，突出不同；在一切媒體宣傳中，要積極引導少數華人民族學習大多數華人的進步生產生活方式等等大量的措施。56個民族56朵花，56個民族是一家。中共十八大後，我民族受到世界伊斯蘭恐怖主義荼毒亞歐非的波及，特別是東突恐怖分子合流以後在基地組織、伊斯蘭國恐怖組織中獲得滋養，策動了中國境內多次恐怖襲擊，對中國國家安全、對各民族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構成重大威脅。尤其新疆及其南疆，反恐怖形勢非常嚴峻。在習近平同志、俞正聲同志的堅強領導下，新疆黨委政府通過“訪惠聚”把工作做透在基層；武警部隊、公安幹警捨生忘死，多次剿滅恐怖分子的既遂、未遂襲擊；廣大新疆各族人民緊緊抱在一起，形成人民戰爭的浩大海洋，抓獲、消滅伊斯蘭教的敗類；在上海合作組織中與周邊國家協調配合，共同反恐。同時採取從根源上剷除恐怖主義滋生蔓延土壤的一系列政策行動，最近幾年新疆的反恐形勢出現了重大好轉，各民族的安定幸福生活得到保障，共產黨人的初心在新疆不斷得到實現。新疆好轉，全國反恐形勢大局可定，但不可掉以輕心，反恐鬥爭是長期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及其它周邊國家還存在恐怖主義爆發並肆虐我國的根源。

　　中國社會主義道路既包括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的經濟發展道路，它還包括天下大同、公道正義的政治道路。習近平同志主持黨、國家、軍隊全面工作後，大力強化中共中央的一元化領導，強力反腐，糾正過去黨的建設淡化、弱化、虛化的狀況，使黨成為民族復興大業征程中的主心骨，為上層建築更好實現共產黨人的初心進行了不懈的探索。今年3月成立的國家監察委員會，揭開了對我國政體適應復興大業鬥爭形勢需要進行改革的序幕，以更好監督中共及其領導下的國家機器，這是一項關係中國社會主義道路前途命運的全局性政治體制改革，展現出改革者極大的政治勇氣。政治體制改革作為既往改革忽略的方面，未來還會隨着形勢的發展被不斷引向深入。

　　2018版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是1978年以來不斷進行的行政體制改革的延續和升級。改革規模之大，力度之強，令人讚佩。改革對黨政機構的融合設置，正是適應中國社會主義政治道路發展要求的有益探索。把割裂於黨政部門中的職能簡併歸一，突出黨對一切事務的領導，解決過去職能分散、各行其是的問題。機構設置在經濟基礎不斷深度變化的形勢下，不斷改革自身適應其要求，這個過程在民族復興大業中永無止境。

　　比如，司法部的職能可以併入公安部，將公安部改名為司法部，不再對律師行業承擔指導職能，防止律師與政法部門構成“共謀體”。國家積極支持律師為社會正義進行執業，但律師違法犯罪同樣受法律制裁。原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併入交通運輸部新設立的交通管理局，統一行使全國道路（含城鄉公路、鐵路、航空、水運）交通管理權，既管理駕駛人員，又管理交通工具，避免過去重複執法，多頭罰款的問題。原交通部公安局、原鐵路公安局、原民航公安局重組納入新設立的交通部交管局，對發生在道路和交通工具上的刑事、治安案件可以管轄，不再列入原公安部序列。各地交通廳、委、局應整合下設的交通行政執法隊伍，納入各級交通管理局。改變有一個任務就設一個執法隊，三五個大蓋帽，到處攔路設卡，雁過拔毛，羣眾怨聲載道的壞狀況，提高人員素質，清除不合格冗員，建立一支真正為人民服務的綜合行政執法隊伍。原公安部刑偵局、經偵局、行動技術局應劃出相當力量充實國家監察委員會（關於這一點，將在隨後論反腐敗的專文中談到——作者注），使國家監察委員會更好的履行其職能。原公安部反恐局、反邪教局兩個局合併為新司法部反恐怖反邪教局。其它原公安部的職能局都改名為司法部同名局。各地方原公安機關所轄的城管隊伍併入國家市場監管總局，提高隊伍素質，裁汰不合格的冗員。上述對司法部、公安部、交通運輸部、國家監察委、市場監管總局的機構調整，地方相應機構也要隨同調整。2018年機構改革中改由武警部隊領導的中國海警局，其行使的海上緝私權，海上漁政執法與護漁權，要與海關總署、農業農村部密切聯動，防止海上行動的缺位、空白。

　　又比如，在新型媒體廣泛發展的今天，廣電總局僅把自己當成是全國電視台、廣播電台的“婆婆”是不適應形勢要求的。將廣電總局改名為國家新聞媒體總局，合併網信辦、國新辦，及新聞出版署的新聞方面職能，統一監管傳統媒體和網絡等各類新型媒體。網絡安全與基礎通信企業的基礎設施及其運行監控緊密相連，割裂監管有損信息安全，因此將網信辦網絡安全方面的職能歸口工信部。所有新聞傳媒的內容監管歸口新聞媒體總局。新聞出版署改為中宣部出版局（加掛國家版權局牌子）。傳媒企業、文化企業不比其它國企特殊，其國有資產管理應統一歸口國資委。在宣傳思想文化領域的監管執法中，仍然存在執法力量分散，各搞一套人馬，政出多門，監管標準不一的問題。如對網絡直播平台色情低俗內容的查處，由新聞出版署“掃黃打非辦”執法，但這類平台的“婆婆”是網信辦，而內容傳播的形式又是影視節目，與廣電總局的職能有交集，易形成多頭監管。因此把對所有媒體的行政執法（含全部掃黃打非辦職能）簡併集中到整合組建的綜合執法隊伍中，由文化和旅遊部指導，同時防止“看得見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見”的問題。這樣整合傳媒、電影、出版、文化、旅遊的行政執法隊伍，對提高監管效率大有好處，解決職能交叉、各行其是。上述對廣電總局、網信辦、國新辦、新聞出版署、工信部、國資委的機構、職能調整，地方相應機構也要隨同調整。

　　再比如，現在金融監管中一行兩會的監管體制還要改進，以優化監管，降低溝通成本，統一監管尺度，提高監管效率，更好服務於中華民族復興偉業的實現。當年因中國設立股票交易所，需要單設證券監管機構，因而中國證監會非常必要。後來因隔離金融風險的考慮，分業監管，設立保監會也屬必要。但模仿美聯儲，人民銀行只考慮貨幣政策，把銀行監管職能單獨劃出設立銀監會，經過實踐，看來並不適合國情，不適應中國道路模式的要求。並且當年為隔離風險分業監管，現在全部金融機構都混業經營，再人為劃界，分開監管，就與形勢相悖，反而增添風險。所以，把銀保監會納入人民銀行，由人行統一監管銀行、保險、互聯網金融等。中國證監會統一監管直接融資，打破部門割據，只要是直接融資，無論其所在行業和所在市場，一律納入證監會監管。這樣形成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分屬證監會與人民銀行兩條線監管的一行一會架構，可在較長時間內滿足金融監管的需求。人民銀行各地方監管機構應當跨省級行政區，進行大區綜合監管。信息化時代再按行政區劃分得細小，侷限了監管視野，不利於防範金融風險。要精簡人員，扁平化層級，一槓子插到底，更詳細準確的瞭解和掌握全國的金融形勢。當前，銀行的間接融資過大，股票的直接融資過小，是中國金融亟待解決的突出問題。

　　改革沒有完成時，黨和國家機構的分佈與廢設，怎樣更好的有利於促進新時代社會主義政治道路的進步，促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那麼機構就怎樣設置，新時代的體制創新也就體現在這裏。

　　七十年彈指一揮間，中國社會主義道路在共產黨人實現初心的努力中發展完善。當前，中國在不斷華麗轉身，升級變化，要對中國道路作出完善的總結是不可能的，它還會有重大的改變。世界是物質的，也是運動的。一些人特別是盎撒體系及其代理人總是鼓譟要做好頂層設計，但盡善盡美的頂層設計是不存在的。今天，對中國道路可做以下簡要歸納：

　　第一，中華民族行進在中國社會主義道路上的目的是為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並在不久的將來達到民族的偉大復興，爾後長期鞏固的向前發展。在此進程中，國際秩序必然深刻變化。中國將維護世界和平與秩序，增進全人類的福祉。

　　第二，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核心是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擁有堅強有力的領導核心。中共對全社會所有方面的領導是中國道路的最大優勢。居於全社會核心的中共及其領導集團，不斷適應時代的變化，加強自身的政治建設、道德建設，使中共總是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非少數利益集團的根本利益，成為一切中國先進分子的集合體，擁有先進的思想理念，並有能力和決心不斷發展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從而保證自身始終在國家民族的進步事業中發揮領導作用，使中國道路成為世界上各民族學習和效仿的榜樣，人類追求進步的最先進體制制度範本。

　　第三，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機器之黨政軍民等各方面，國家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部分高度廉潔。廉潔政治、廉潔社會、廉潔中國的建設已經開篇，正在進行中。中共的瓦解將導致中國道路的消亡。因此，要始終得到各族人民的擁護，就必須把政黨的建設擺在關係道路存亡的首要環節，並且不斷粉碎內外敵人的各種陰謀，抵制“糖衣炮彈”的侵蝕進攻，不斷清除腐敗分子和敵對分子，掃除政黨內部的各種腐化墮落、消極懈怠現象。中共黨內的民主生活會是中國道路的特點與優勢之一，是人民民主的形式之一。

　　第四，中國共產黨對全國武裝力量直接領導和指揮。政治工作是武裝力量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政治工作幹部具有直接指揮部隊的軍事能力，建制部隊實行互相支持協調配合的雙首長制。軍隊和軍人受到國民的高度尊重。

　　第五，中國共產黨的各級組織分佈於全社會的各方面各部分各領域，通過積極的政治思想動員，把全體人民有效的組織凝聚起來，集中全民族的力量開拓中國社會主義道路，推動國家的進步發展。國家機器各層級的公職人員通過選賢任能產生，而非民粹選票或利益集團獻金產生的代理人代言人。這種選拔方法還需不斷改進。特別應指出的是，改革開放初期，把西方的任期制照搬到中國，尤其把最高領導人的任期限制成與西方相同的兩屆，進而從上至下不加區別的全部形成“兩屆大限”，是導致大量短期行為的重要原因。“兩屆”規定有積極的一面，很多時候應採取，但不應絕對化，還有很多時候限制了人的才能的充分發揮，於黨的事業，於國家民族的進步事業是不利的。削中國之足適西方之履，是不對的，很有必要適應國情做出改變。

　　第六，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一切奮鬥都堅持立足於國情，與不斷變化的實際相適應。在堅持原則中創造性的改進，在事業需要改變原則時就改變原則，既不因循守舊，又不照搬照抄。中國道路的奮進不受教條主義的束縛，不囿於經驗主義的封閉。有的時期漸進穩妥，有的時期集中突破。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辦大事。　　

　　第七，人民選舉產生人民代表，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管理國家的各項事務。怎樣使人民代表更好的聯繫人民、代表人民，發揮好在領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中共同人民之間的橋樑作用，是否需要一定比例高素質巡迴於多個選區聯繫羣眾的專職人民代表等措施，是擺在中國社會主義政治道路進步和我國政治體制改革面前的重大課題。同樣，中共領導下多黨合作的政治協商，民主監督的制度，也有必要與時俱進，不斷改革。事實上，人大代表來自於人民，政協參政黨也來自於人民，把最廣大人民羣眾的根本利益落實和發展於中國道路的奮鬥中，兩者是同一的。因而人大和政協的與時俱進改革可以在同一層面考慮。中國道路模式的立法、行政、監察、司法四權分工是在中共領導下統合中的分工，既有相互制衡，更有相互配合，為國家民族利益共同奮鬥，這與西方三權分立完全不同。政體的改革變化，還在探索中。將來也需要對憲法作大的修改。

　　第八，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道路模式是國家干預的經濟體制，存在必要的管制。當前歷史時期，特別注重對資本流出（含中資的對外投資，外資的異常流出）、資本流入的必要管制、監控。中國社會主義經濟中，公有制經濟成分與私有制經濟成分相互補充，相互彌補各自的不足，共促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國有經濟的佈局、結構、重點、發展策略將在鞏固、調整、改組中進一步優化完善。國家根據發展戰略需要，優先支持國內企業，通過包括財税、金融手段在內的各項政策，保護和提高國內行業在國內外市場的競爭力，特別對弱勢行業傾斜扶植，以世界領先的國產商品替代、超越進口商品為追求目標。在國際經濟關係中，以一帶一路促進全新的全球化發展，推動形成國際經濟新秩序。全國土地、水體資源為國家所有。國家積極保護通過合法、誠實的腦力、體力勞動創造的私有財產、資產。

　　第九，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珍視中華民族的優秀歷史文化傳統，積極保護中華文明的精華成果，如中醫藥、中華武術、各種戲劇曲藝雜技古音樂藝術、文物瑰寶、歷史古蹟等。同時，中國社會主義道路將把近代以來革命先輩的崇高精神和五千年文明的精髓價值相結合，世代傳承下去。保護文脈，就是保護我們的根。

　　第十，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輿論由符合大多數人民利益的統一渠道發出，對互聯網進行有利於國家民族根本利益的必要管制。這種統一的輿論發聲之內容和形式還需改進提高、創新創造。通過不斷努力，提升中國國際傳播的覆蓋面、覆蓋深度、影響力，取得世界輿論的話語權、議題權，增進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全球美譽度，使中國道路模式充滿強烈的吸引力。中國的統一輿論是大多數人民作主的民主實現形式之一，當前還受到盎撒體系意識形態、話語理論體系的進攻。

　　1982年，鄧小平同志在中共十二大開幕詞中把中國的新道路定義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以區別於蘇聯或其它社會主義國家的道路模式。今天，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獨一無二的奮鬥，已經在提升綜合國力，光大中華文明上取得令人炫目的成就，無需再冠以“特色”二字。中國道路的璀璨光芒必將為人類文明史帶來耀眼的華章。

　　2012年10月中共十八大以來的中國歷史，為民族復興的繼續奮鬥打下了基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在治黨、治國、治軍，內政外交，國計民生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特別是習近平同志本人，對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深化探索，在一系列具有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實踐中，成為我黨核心，當之無愧，眾望所歸。實踐已經並且還將反覆證明，正是因為習近平同志的英明領導，歷史進程才會發展到現在的模樣，民族復興的千秋大業才有牢靠的根基。過去的成就前所未有，將來的重任前所未有。隨着中國社會主義道路再接再厲的奮進，在未來的歲月中，當歷史回過頭來，還會在反腐、新常態、一帶一路之後追加新的歷史關鍵詞，那是『經過歷史沉澱後真正的評價』。

　　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二者相輔相成。偉人產生於偉大的時代，當時代需要時，就會孕育非凡的人物。習近平同志正是在民族復興巨輪駛向光輝彼岸的歷史關鍵時期，從人民中走來，得到我國各民族愛戴的偉大領袖和偉大統帥。這不是偶然的。習近平同志出生於革命家的家庭，父親習仲勳同志是我黨我國的卓越領導人，開國元勳，早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就是中國革命在大西北的旗幟之一。習近平同志從小受到嚴格良好的家教，耳濡目染政治家父親的風範，胸懷大志，重情義，愛學習，生活儉樸。1968年15歲時，與千萬中國青年一樣，去往陝北插隊。自那時起，習近平同志的個人命運就與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緊緊的連在了一起。從延安梁家河的黃土地，到河北正定的大平原；從特區廈門鼓浪嶼的濤聲，到寧德山坳裏崎嶇小道中的跋涉；從宏圖初展的福建，到更顯崢嶸的浙江；從滬上的萬家燈火，到神都的中樞重地。北方南方，城市鄉村，山區平原，富裕貧窮，閉塞開放，從大隊（村）支部書記到中央總書記，幾乎每一層級都進行了踏實刻苦的磨練。習近平同志的經歷在我黨除了開國元勳之外也是罕見的。直到中央工作前，習近平同志對於關心國家大事的中國人而言，知名度是不高的（當然作者早就在關注他）。確實，一個立志為人民服務，一心撲在事業上，總在最底層瞭解民生疾苦無暇宣傳自己的人，不被很多人認識瞭解，是不奇怪的。所以，當習近平同志到中央工作時，很多人不以為然，認為是靠着他的父親才到這一步的。

　　必須指出的是，那時社會輿論中首先出現的是對垮掉的暴發户子弟的“富二代”稱呼，不算過分。然後才漸漸附會出“紅二代”的詞語，網絡在其中起到了主要的推動作用。這個詞語從中性變化成對所有先輩革命家子女的惡毒詆譭，污衊造謠，對整個一批革命者後代的輿論攻擊，既有內心失落見識短淺的小人推波助瀾，但更重要的是盎格魯——撒克遜體系及其國內代理人，特別是台灣間諜特務（關於這一點，將在隨後論祖國統一、論國家安全、論外交政策的專文中談到——作者注）有組織有計劃有重點的打擊中共的威信，毀壞中國革命史中國文明史，製造類似演變蘇聯的輿論氣氛，破壞中國道路中華崛起而造成的。信息社會，無處不在的互聯網，大量水軍或盎撒體系代理人有目的有步驟的製造思想的混亂，輿論的逆流並不太難，並且容易擴散到一般社會輿論中，再加彼時腐敗高潮中彈冠相慶的腐敗分子的各種奇談怪論，網絡輿論場被邪惡的力量霸佔，公道的聲音反而會被圍攻。當然，革命者後代中確實存在着敗類，小部分垮掉的敗類完全不等於大部分好人。但是一般人民對敗類的憎惡情緒以及“他們都是靠爹才有今天”的小市民一般看法、淺薄認識都被內外敵人利用，並在網絡放大成洶洶輿情。這洶洶的口舌，欲滅我民族歷史，甚至對革命烈士也大肆歪曲醜化，謾罵攻擊，有些已經從網絡發展到平面媒體，是我國媒體部分領導權被盎撒體系及其代理人代言人之“第五縱隊”篡奪的一個明例。

　　大部分革命者的後代，從小得到嚴格的教育，從父輩那裏繼承了高潔的操守，對自己要求之嚴超過了大部分普通中國人。他們中的很多人甚至從不向人提到自己的父母，把自己平民化一個普通百姓，幾十年如一日過着儉樸甚至清苦的生活而怡然自得。由於父輩的“牽累”，建國後他們受到比常人更多的折磨。那時，一般人能夠享受的快樂他們不能享受，一般人能夠得到的待遇他們也不能得到，正常的要求總被拒絕，追求進步的願望總遭壓制。他們之中的一些人由於在政治運動中被“普通人”鬥爭，而致傷致殘，心靈創痛難以撫平。在前三十年期間，或者在後四十年期間，不論他們多麼聰明能幹，多麼踏實勤奮，多麼謙遜熱情，多麼忘我的工作，想證明自己其實是靠能力和水平，靠自己的業績和成就，靠自己對人民的赤子之心，而不是靠父輩的生拉硬拽取得的一官半職，但是他們革命者後代的光環總使他們被放置到輿論中特殊的一角，不能被平等對待。習近平同志就是他們中的一員。“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在高幹子弟中有不好的人，也有壞人，但是決不能把好人當成不好的或壞的人。這應當為公眾輿論切實注意。在國家機器的各層級選拔領導人員，只要擔負領導工作的是革命者的後代，就總是心懷不滿或隨聲附和説他們是靠父輩，抹煞他們的才華和努力，明明是靠他們自己的奮鬥，明明可以擔負的領導崗位就棄置他們不用，這是正確的做法嗎。古今中外都對這樣做給出了否定的回答。這不是對不滿者不公平，而是對國家民族根本利益和長遠前途的不公平。事實上，在革命者後代中，有許多人曾遭到過這種“公平”的壓制。甚至由於父輩在職，他們或者被要求自我抑制，或者被父輩直接阻攔，而幾乎永遠不可能在更高的崗位上施展抱負。

　　當習近平同志當選中央總書記時，內外敵人還在大造“紅二代”的輿論，散佈種種懷疑主義的論調。然而隨着十八大後中國歷史進程徐徐鋪展開來，對敵人的消滅開始，人民對習近平同志刮目相看了。“抓鐵有痕，踏石留印”的鏗鏘誓言，日理萬機案無積卷的國事操勞，高瞻遠矚的戰略，號令三軍的威嚴，穿梭縱橫的外交，訪貧問苦的温情，所有這些，在中國人民面前矗立起偉大領袖光輝高大的形象。人民對習近平同志的果斷魄力，高超的治國理政技巧，勇於負責的鬥志，善做善成的擔當無不肅然起敬。人民的領袖就是這樣被偉大時代孕育出來的。繼鄧小平同志之後，中國各族人民又有了偉大的舵手，偉大的統帥——習近平同志，將帶領我們繼續攀登在中華崛起之路上。

　　聆聽過習近平講話、演講的人們，一定對內容的深刻性深有感觸。習近平同志博覽羣書，在百忙之中還勤於筆耕，許多著作閃耀着思想的火花。中共十九大報告把習近平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時代思想確立為我黨的指導思想。這一思想是在長期的革命工作實踐中形成並發展起來的，涵蓋治國理政的方方面面，是把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智慧結晶，是指導我們一切工作的行動指南，它就是習近平思想。它還會隨着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實踐，隨着客觀實際的變化而不斷發展完善，是國家民族崛起奮鬥必須長期堅持的思想源泉。

　　習近平同志在河北正定工作期間，留下過街頭聽取老大娘耳語，辦公室温暖人心的笑容兩張工作照。凡看過照片的人們，一定會對兩張照片中習近平的笑容留下深刻印象。這笑容體現出近平同志的仁厚宅心，然治國理政，威加海內，鎮撫四方，殺伐明厲未可稍缺，我黨我國先輩核心毛澤東、鄧小平均為楷模，今時代的偉人繼踵而至，當把中華民族的威望和仁慈俱布四海，兩者缺一不可。文治已開新篇，武功正待將來，對中國人民懷滿腔赤誠，對內外敵人不心慈手軟，誠為國家民族大幸。

（全文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