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垃圾奏摺”的真正製造者，其實是皇帝自己_風聞

前些天，朋友圈被一篇“清朝垃圾奏摺集錦”給刷屏了。

文章提到，有一位閩浙總督，給康熙進貢台灣的土產芒果，康熙回覆“知道了，此等東西皆無用，不必在送來”，結果一個月之後，閩浙總督又有摺子給康熙進貢芒果，康熙只好再次回覆“知道了，因芒果為一次未見過之物，原想看看，看來甚是無用之物，再也無庸送來。”

還有一位福建水師提督，連民婦“拾金不昧”這種小事，也要報告給皇帝。

最厲害的“垃圾奏摺”製造者，是一位叫做孫文成的地方官（杭州織造），三天兩頭給雍正請安，問“皇上您好嗎？”，雍正也不厭其煩地回覆：“朕很好”，偶爾還補一句“又胖了一點”。

已經有不少文章，指出這篇“清朝垃圾奏摺集錦”是有問題的。比如，人大清史所的張宏傑撰文強調了4點：1、請安折頻繁是制度使然；2、反覆彙報雨水情況也是制度要求；3、奏摺內容瑣細也是皇帝們的要求；4、送芒果反映出的是認真和忠誠，而不是顢頇與懶惰。（張宏傑 | 清代為什麼會有那麼多垃圾奏摺）

那清朝到底有沒有垃圾奏摺呢？

當然是有的。雍正皇帝就深受垃圾奏摺之害，常常在硃批裏痛罵地方官給自己送垃圾奏摺、增加自己的工作量。

圖：允禮繪雍正像

比如，雍正三年(1725)二月初三，廣東巡撫年希堯上呈3件奏摺，雍正閲後發現，折中內容早已分報各部，於是在硃批裏責備道：

“業經報明該部之事，又何必多此一奏，想爾粵省更無事可入告矣。如許遙遠，特差人齎奏此三事，殊為可笑。”

再如，同年十一月，雲南布政使常德壽，將藩司衙門收支地丁耗羨銀兩細數一一開列，上摺子報給雍正。雍正看着那一堆讓人胸悶的數據，在硃批裏冷淡回覆，説自己實在是很厭煩看到這種東西：

“此等之奏，朕實厭覽。只在實力奉行，不在此奏能取信於朕也。”

雍正最討厭地方官員上摺子謝恩表決心。這類奏摺佔去了大量辦公時間，讓他不勝其煩。他在硃批裏反覆強調自己“無暇”，讓地方官員不要再寫了送來。

比如，雍正三年，福建學政黃之雋多次上摺子叩謝皇恩，讚頌諭訓。雍正無奈回覆道：

“凡百隻務實行，不在文字語言，頌聖具文，朕實厭覽。此數奏甚覺浮泛不實，如此等之奏，再不必，朕實無暇。”

雍正九年(1731)十一月，鎮海將軍王釴（yi)上奏，説自己月前奉到硃批諭旨，裏面有皇上的“諄諄告誡”，自己“捧讀之下，感激愈深”，決心為皇上效犬馬之力，否則自己就不配為人。雍正讀到要吐，在回覆裏表示，自己實在不知道該怎麼批覆這種垃圾奏摺：

“汝等漢軍人人如此奏，如出一口，言行相符者百無一二，朕實難以批諭，……行與朕看，不必務言於朕聽也。”

對寵信的心腹之人送來的垃圾奏摺，雍正的硃批回覆一般較為温情。但這温情之中，仍透露出一種深深的無奈——越是心腹，越沒有辦法對他們的垃圾奏摺視若不見。比如，他曾如此批覆河南巡撫田文鏡：

“你差人奏摺特勤了，何必費此無益盤纏，況朕日理萬機，亦覺煩索，你奏來，朕自然批諭，若如此來往，則無寧止矣。”

你遞奏摺的頻率也太高了，不要浪費這個錢，而且朕日理萬機，也覺得煩。你送奏摺來，朕自然是要批覆的，批覆了你再回奏謝恩，朕再批覆，這樣來來往往，就無休無止了。

葛森是雍正的藩邸舊人，他擔任貴州布政使時，很愛給雍正寫垃圾奏摺。雍正設身處地站在葛森的角度來理解這個問題，覺得他這麼幹，可能是為了顯示自己與皇帝的親密關係，進而“挾制上司恐赫（嚇）屬員”，所以如此回覆他： 

“路途遠，若無應奏事件，何必塞責，徒勞往返。若以此為挾制上司恐赫屬員之舉，尤其不可不必者，志之。勉力做好官，務實行。若倚仗小才技弄聰明，非長策也。”

遇到非心腹之人送來的垃圾奏摺時，雍正的批覆就沒什麼好脾氣了。

比如，雍正五年十二月初十日，江南總督範時繹上了一道摺子，説自己的轄區瑞雪普降，還造了一尊龍神像。雍正讀完後勃然大怒，大罵範時繹彙報垃圾信息，毫不體諒自己日理萬機之苦：

“朕日理萬機，毫不體朕，況歲底事更繁，那（哪）裏有功夫看此幕客寫來的閒文章，豈有此理！”

圖：雍正御批大罵江南總督範時繹的垃圾奏摺“豈有此理！”

雍正的十三年皇帝生涯，可以説是埋頭批閲垃圾奏摺的十三年。

據統計，他每天批覆奏摺的平均文字量高達八千字；現存雍正時代的硃批漢文奏摺35000餘件，滿文奏摺7000餘件。可供對比的是，康熙朝61年，所存硃批密摺不過數千件。

沒有人統計過雍正究竟閲讀、批覆了多少垃圾奏摺。其實也用不着統計，因為按照雍正一手設計的“密摺治國制度”，垃圾奏摺的大批量生產，是必然之事。

清代的“密摺制度”，最早出現於康熙年間，如江寧織造曹寅就擁有這種特權，可以通過欽定的渠道給康熙遞送密摺，報告身邊同僚的動態。

雍正登基後，將“密摺制度”上升為治國的核心手段——康熙朝有資格密奏者不過百餘人；雍正朝獲准參與密奏活動的官員，多達1100多名。密摺的內容，則沿襲康熙時代的舊規，不限於本職本地，不需要真憑實據，可隨時風聞入告（也存在因人而異的現象。雍正硃批當中，常有鼓勵地方官風聞奏事的語句，但也常可見到對地方官員越職奏事、舉報不實的嚴厲批評）。

簡單説來，所謂的“密摺治國制度”，就是將清帝國中上層的核心官僚，全部納入到一張巨大的間諜網之中。這張網輻射全國，間諜們彼此隔絕，只許與皇帝單線直接聯繫。任何情報，無論是身邊的，還是別省的，無論有沒有確鑿證據，都可以直接報告皇帝，由皇帝甄別。除皇帝之外，全國所有中高層官僚，都被這張巨大的間諜網籠罩在內。所有人都處於他人的監控之下，所有人都知道自己身邊有皇帝的間諜，所有人都不被允許知曉誰是自己身邊的那個間諜。

也就是説，雍正時代的中高層官場，人人都是監視者，人人也都是被監視者。

​比如，雍正曾通過密摺，命廣東布政使王士俊監視廣東巡撫傅泰，又讓傅泰監視王士俊；命兩廣總督郝玉麟監視王士俊，又命王士俊監視郝玉麟；命傅泰、兩廣總督孔毓珣（與郝玉麟存在時間差）、廣州將軍石禮哈等三人，同時監視廣州提督王紹緒，三名監視者互不知曉對方的秘密任務……

雍正希望通過這種手段，將千里之外的廣東官場的種種動態，全部掌控在手。

在這種制度下，每個地方官員的命運，極大程度地取決於密摺（包括自己的和別人的）留給雍正的印象。雍正個人的喜怒與愛好，成了他們遞送密摺時最關心的問題。

垃圾奏摺，正是在“密摺治國”這樣一種時代背景下批量產生的。

禮節性的謝恩摺子，是雍正朝海量垃圾奏摺裏的一個重要門類。雍正在硃批裏，曾一再告誡地方官員，不要專程派人來呈遞謝恩摺子，可隨其它有實質內容的奏摺一併送來。

比如，雍正二年，雲南提督郝玉麟收到御賜孔雀翎，派人赴京送摺子謝恩，雍正的批覆是：

“路遠，如此等謝恩之章奏，不必特使人來。”

雍正三年，河南河北總兵紀成斌接到雍正賞的哈密瓜，派人送摺子謝恩，雍正也批示：

“再有賞賜食物小恩，不必特差人來奏謝，隨便奏好。”

雍正五年，福建海壇總兵朱文接到雍正的的硃批諭訓，派人送摺子謝恩，雍正的批覆是：

“再有些微賞賜，隨便訓諭之旨，路途遙遠，不必特差人回奏，若有應奏事宜之便，再一併奏謝。”

但地方官員絕對不敢把雍正的這些批覆當真。這方面有很多“血的教訓”。

比如，在給陳世倌的硃批中，雍正曾經大罵浙江巡撫黃叔琳，説他多次接到自己的硃批諭旨，竟然不上奏謝恩，是在是可惡至極：

“自任浙撫以來，大負朕恩，種種不可枚舉。朕經嚴諭數次，竟無一字奏覆，封還朕諭，可惡至極！”

黃叔琳當時因它事犯錯惹怒雍正，結果雍正在謝恩問題上，跟他翻起了前賬。

在給浙江提督石雲倬的硃批中，雍正也在謝恩這個問題上大發雷霆：

“朕誨汝許多格言，何啻珍寶。況悉系親筆所書，未見汝感激奏謝一字。似此隨眾賞賜些微物件，乃長篇大論以相煩瀆，殊屬不知輕重、不識大體之至！可惜朕一片苦心訓誨汝如此頑蠢之人。自此亦不再訓不再賞賜矣。”

石雲倬送了一道長篇大論的垃圾奏摺，來感謝皇帝賞賜的物品。雍正被這篇垃圾奏摺弄得心情非常煩躁，又開始翻舊賬，怒斥石雲倬得到自己賞賜的“許多格言”後，竟然沒有上奏謝恩。

這些雷霆之怒，很自然地，會提醒那些困於“密摺治國制度”的中高層官僚，謝恩摺子一定要寫，而且最好單獨寫、儘快寫。寫晚了，送晚了，涼了皇帝的心，指不定就會變成“未見汝感激奏謝一字”，那事情就麻煩了。

圖：雍正洋裝像

雍正自詡要“以一人治天下”，“密摺制度”正是他這種治國理念的核心實現手段。他很厭惡儒家“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的施政理念（語出《論語》，意思是祭祀、禮儀方面的事務，自有主管這方面事務的官員負責），馬爾齊哈曾引用這句話，結果被雍正痛批，説他拿這種句子説事，實在居心叵測，目的是矇蔽自己，“其心不欲朕詳查，則伊等邀結黨羽，任意擅行”。

在硃批裏，雍正反覆告誡地方官，要識大體，不要“瀆奏”，要明白什麼事該奏報給皇帝處理，什麼事不該，亦即不要遞送垃圾奏摺。

比如，他批覆費金吾説：“朕無暇細覽此等瑣屑之計簿也”，自己實在沒時間看這些垃圾簿子；批覆塞楞額，責備他身為封疆大臣，不知大體，“似此瑣屑不應奏之事瀆奏，必有應奏之事隱匿而不奏聞者”，這麼喜歡上呈垃圾奏摺報告無聊的瑣事，肯定是想隱瞞什麼該報告的事。

但這種告誡不會有效，垃圾奏摺仍會源源不斷送到他的案頭。

“以一人治天下”與要求官員識大體，本身存在着不可調和的矛盾。“密摺制度”將官員集體變成了提線木偶，“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的責有攸歸理念，還遭到過雍正的批判。現實很清晰：對地方官員而言，將問題送到雍正案前，求取硃批聖裁，是最理想的工作模式，自己要付出的代價，無非是在謝恩摺子裏讚頌皇帝聖明，自陳“庸愚”。

最終，雍正只能跟心腹寵臣李衞吐槽：

“朕代各省督撫辦理者，十居六七。”

各省督撫十之六七的工作，都是朕替他們做的。

當然，自陳“庸愚”的垃圾奏摺看得多了，雍正也就明白過來了——這些人自貶愚昧，讚頌皇帝的決策睿智英明，實為懶政。在硃批裏，雍正留下了大量嚴厲斥責官員以“庸愚”自居的內容。

比如，陝西總督查郎阿的奏摺裏有“（皇上）鑑照無私，惟臣才識庸愚， 見不及此”的句子，雍正用硃筆把“才識庸愚”四字劃去，批覆道：

“朕深惡此等字句 ，你雖甘以庸愚自居, 則朕以庸愚人寄託三省嚴疆重任, 則朕之庸愚更勝汝之庸愚也！為大臣者, 一言一奏當詳審之, 何可比較旗員夙日之形態也！”

再如，福建巡撫常賚上奏説，更調水師武弁的事情，皇上的硃批指示最為聖明，“臣跪讀之下，頓開愚昧，仰見睿慮周詳, 無微不到, 實非臣下愚淺陋之識所能窺”。雍正讀了之後大怒，覺得“頓開愚昧”已成了地方官員把政務推給自己處理後的一種常規避責手段：

“‘頓開愚昧’四字豈可唐（搪）塞耶？胡説至極！”

（清）雍正行樂圖-刺虎

皇帝玩密摺制度，玩“以一人治天下”，臣僚自然也會玩“以天下奉一人”，萬事以取悦皇帝為第一要義。而最有效的取悦方式，莫過於“緊扣時代脈搏”。

雍正六年，河東總督田文鏡向雍正彙報説，河南孟津縣有一個叫做翟世有的老農民，撿到陝西棉花販子秦泰丟失的170餘兩白銀，竟然拾金不昧，用一整天待在原地等待失主，並拒絕失主的酬謝。

雍正讀到奏報後，下達了一道1200餘字的《恩賞義民翟世有頂戴銀兩諭》。諭旨裏説，孟津翟世有這件事情，充分説明朕這些年來盡心竭力、耗盡心神的教化工作，也就是大清的精神文明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乃風俗轉移之明證，國家實在之祥瑞”，並表揚田文鏡這些年在河南“獎勸”民風，功不可沒。皇帝號召在全國掀起一場“向翟世有學習”的熱潮。

“時代脈搏”開始跳動，地方官們迅速行動了起來，捏造也好，實情也罷，各種老農、農婦、小販乃至乞丐“拾金不昧”的奏摺，湧向了雍正的案頭。這股用奏摺報告“拾金不昧”的風潮，從雍正六年一直持續到雍正十三年——這年，直隸總督李衞上奏説，萬全縣軍站的馬伕劉金貴、天津守城門的大兵蕭同泰，還有雞澤縣婦女王高氏，都是“拾金不昧”的好百姓。

雍正在給李衞的批覆裏開心地寫道：

“以匹夫匹婦之愚，而能輕財尚義，慕善樂施，允屬難得。於斯足徵風俗向淳之漸，覽奏朕懷曷勝愉悦。”

這些沒有文化、愚昧的匹夫匹婦，都懂得輕財尚義、慕善樂施，足見在朕的治理下，天下風俗日漸淳樸，看到這樣的奏摺，朕非常高興。

這類奏摺，雍正倒從來不會覺得它們是垃圾。

儘管它們確實是垃圾。

來源：微信公號短史記

作者：諶旭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