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優勢：迎擊貿易戰的中國底氣_風聞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梅新育】

中美貿易戰不是一起事件，而是一個階段，實際上代表着美國對中國一種比較全面的挑戰，而且對方特意選擇了他們認為有利的時機，即美國經濟景氣處於峯頂，而中國經濟多年積累的一系列問題正處於集中暴露階段；所以，我們做好了應對極端情況（如對方向中國對美全部出口都額外加徵關税）、打總體戰和持久戰的思想準備，做最壞的打算，朝最好的方向努力。而我們之所以有此底氣堅決應對，維護中國國家、中國人民持續發展的權利，重要原因之一就在於我們擁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組織動員能力強大的制度優勢。

中國體制的基本特徵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世俗政權，這是至遲從西周代商以降三千餘年來中國國家不可更改的基本特徵；

——一黨執政，中國共產黨執政，一系列其它黨派參政；

——行政主導，實行民主集中制；

——社會主義官方意識形態，決定了這個官方意識形態高度重視追求社會公正，並據此在執政基礎、經濟制度等各方面作出了一系列安排。

正是這種體制賦予了一度虛弱一盤散沙的中國強大的動員能力和連續執行政策的可能，重大決策一旦形成，就能夠迅速動員起經濟、行政等各方面資源，全力以赴完成，而不至於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看看美國每次競選政黨輪替之後國家政策路線的變化，再對比中共執政對“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這一核心主題的長期堅持，不能不給人以深刻印象：

即使在安全形勢嚴峻、一度四面受敵的建國前三十年，即使土改這類許多人眼裏的重大政治決策，究其根源，其出發點仍然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這一核心主題。新中國1950年6月正式頒佈的《土地改革法》第一章《總則》便開宗明義宣佈：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是“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闢道路”。

改革開放至今40年，更是始終高度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儘管這幾年國外冒出了不少依靠繪聲繪色描述中國“爭霸”、“新殖民主義”之類混跡政界、學界和輿論界的玄幻小説家，但中共十九大報告依然一再強調：

“堅持新發展理念。發展是解決我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主動參與和推動經濟全球化進程，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不斷壯大我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

“堅定不移地把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

……

直至重申這句論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

正是憑藉這一制度優勢，新中國只用了世界經濟史上相當短的時間就從積貧積弱的起點成功實現“站起來”和初步實現“富起來”；也正是依託這一制度優勢，我們能夠有效動員一切力量，不僅僅應對眼下的貿易戰，還要預先為未來的國際宏觀經濟變局準備。小平同志斷言：“社會主義的優勢是集中力量辦大事”，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最大的優勢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信哉斯言！

在某些人筆下，強大動員能力被描繪成一種錯誤，乃至罪過，而黨爭不休、言勝於行、朝令夕改、議而不決、決而不行被描繪成一種優點；其實，只要審視人類文明誕生髮展的歷程，審視西方世界崛起的歷史，就不難得出相反結論。

動員能力是文明與人類社會誕生的基礎，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生存發展的前提。人類文明得以誕生，關鍵就是尼羅河谷、黃河中下游居民在與洪水的鬥爭中發展起來了動員組織能力，原始人羣體由此形成有組織的社會。

動員能力又是決定一個社會在戰爭和災害考驗中能否生存的關鍵因素，是決定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能否發展的關鍵；無論是資本積累，還是基礎設施建設，還是對先驅產業的推動，抑或創建有利於創新的社會環境，直至對外戰爭，成敗高下都取決於動員能力。

鴉片戰爭本質上是一個經濟總量較小、人口少得多但動員能力強大的小國擊敗了一個經濟總量和人口都要多得多的大國。正是由於動員能力不足，昔日的中國曾連續失敗在西方列強炮火之下，進而被強行固定在國際經濟政治體系的不利地位上，以至於中國1950年時的人均GDP縱向比較尚不足1820年時的3/4，橫向比較不足當時西歐及其衍生國的1/12。

在這個充滿不確定的世界上，我們不能天真地寄希望於不遭遇外部衝擊和災難，我們只能立足於自己保持足夠強大的動員能力應對一切挑戰。

在這場貿易戰中，我們深知對方的始作俑者選擇此時發難，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自認為經濟週期變動時段於他們有利，期望中國經濟多年積累的一系列問題集中暴露，為他們在貿易戰中助一臂之力。但他們應該看看去年成立的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看看7月2日新一屆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的公告：

“會議認為，……完全具備打贏重大風險攻堅戰和應對外部風險的諸多有利條件，對此充滿信心，下一步各項工作都將按既定方案有序推進。”

不僅如此，憑藉體制優勢，我們不僅要努力有效應對當前的貿易戰考驗，還要把眼光投向數年之後，當美國經濟不可避免結束當前的景氣、步入蕭條之時，為我們屆時的反危機而開始佈局。

我們不認為自己的體制每一個細節都完美無缺，我們不認為自己的具體政策盡善盡美，但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讓我們能夠不斷與時俱進錘鍊改進我們的體制，能夠在保持大的路線框架穩定的前提下，不斷因應環境變化而調整具體政策。正因為如此，我們期待這場史詩級貿易戰能夠對中國經濟社會發揮“壓力測試”的作用，幫助我們發現我們現行具體政策措施中不符合客觀規律之處，進而果斷改革。

“宋人議論未定而金兵已渡河”——目睹美歐西方在應對次貸危機-歐洲主權債務危機、難民危機等等危機時的表現，我腦海中不能不一再回響中國先賢檢討兩宋覆亡總結出來的這段沉痛教訓，這是這一點導致西方在國際經濟政治體系中地位相對於1980年代、乃至本世紀初都顯著掉落。

今年是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十週年

不錯，憑藉祖先遺澤，歐美人還可以繼續享受而放言詆譭他人的“趕超”；但一旦他們技術優勢不再，又將如何？須知，這場貿易戰發展至今，給中國帶來的最大利益就是有效地激勵了中國社會上下發奮圖強、加強關鍵核心技術創新的決心，而且已經付諸行動。

西方時下流行觀念認為，黨派政治下的立法機構和獨立司法體制能夠對腐敗實施更有效的監督，進而為經濟發展創造更乾淨、更有利的環境；有些人進一步由此引申，立法機構和獨立司法體系面對行政部門越強勢、制衡越強，就越能有效消除腐敗，提高效率。

然而，上述簡單的線性思維方式忽視了立法機構和司法體系個人的自利內在動機，須知他們自身也有可能成為腐敗的主體，包括幹出敲詐勒索行政部門的腐敗行為，而不能發揮監督、制約腐敗的功能。看看台灣“立法院”的“立法委員”們如何利用手中審查、表決預算的權力勒索相關行政部門向其“進貢”打點，看看政府投資如何成為美國、菲律賓等國議會政治中通行的詞彙“豬肉桶”（pork barrel），1或曰“政治分肥”，我們就不難明白這一點。

更為突出的是對效率的影響。其它條件相同，同樣是就公共事務作出決策並付諸實施，行政機關顯然比議會效率要高得多，成本低得多。

而且，與議會相比，行政機關有着相對明確的決策者去承受決策成功的業績和失敗後果，而且有系統的業績考核機制來決定其陟罰臧否，因此在同等條件下有較強的內在動機去幹實事以創造政績，為自己升遷奠定基礎；集體投票決策的議會則更容易陷入“人人負責又無人負責”的境地，對成功的決策競相爭功，卻無人為失敗承擔責任，這樣的內在機制進一步惡化了議會體系的效率。

正因為如此，即使在代議制民主政體運行相對成熟的美歐國家，倘若議會權力過度擴張而侵佔行政部門權力，審查太多日常公共事務，也必然帶來效率下降、決策失誤增多的後果。

由此審視中美不同體制對應對當前這場貿易戰的影響，美式體制的不利影響在“伐交”上面表現得格外明顯。《孫子兵法》有云：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但很大程度上正是美式體制的掣肘，使得美方決策者走出了幾乎同時向全世界貿易宣戰的招數，而中國在貿易戰爆發之後迅速啓動了“伐交”的佈局，現已明顯改善了最初的不利條件。

《孫子》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人民主權”原則與賦予行政部門足夠權力並不矛盾；在這個競爭的世界上，任何國家、民族的發展乃至生存歸根結底都取決於其效率，任何政治體制最終都必須接受效率原則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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