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維：大學生到村裏陪空巢老人打麻將，不如留在城裏陪爹孃_風聞

【7月7日，北京大學潘維教授在觀天下進行了題為《什麼是“以人民為中心”？》的演講。在問答環節中，潘維老師與讀者進行了線上、線下互動，回答了現場觀眾與風聞讀者的提問。快來看看你提的問題有沒有被pick吧！】

潘維

主持人：風聞社區的網友們事先給潘維老師準備了一些問題，我這裏念三個。

第一個問題來自風聞網友“WUJIAPO”。您的研究重點跟人民二字有關，您如何看待北大國發院李玲教授的問題——“為什麼關係到國計民生的問題，最終交給了資本家？”

**潘維：**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就會讓資本在醫療、住房、養老、教育，等領域起越來越大的作用。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就是個修正、調整。政府能在住房領域出重手干預，在其他領域也可以。

在醫療方面，各種利益集團勢力真的太強大了，但主要問題還是出在高層領導的思路上。醫療是事業還是企業？如果醫生都是生意人，為賺錢而行醫，這樣的社會就太恐怖了。醫療機構不是營利機構，從起初就不是。況且，野蠻資本主義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主持人：第二個問題來自風聞網友“Zhuzi”。現在大學畢業生大量進入民營企業領域，他們掌握了很多知識和權力，但缺乏跟政府進行有效溝通的渠道，這恐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有大量知識分子游離在政權核心之外。向您提問，體制外知識分子的政治需求如何滿足？是否會給政府管理帶來挑戰？

**潘維：**這問題提得非常好。共產黨已經注意到這問題，只是大家對解決方案的想法不一致。

大量知識分子游離在政權之外，他們的訴求怎樣滿足呢？傳統的八個民主黨派加上無黨派、工商聯，貢獻與政治地位不太匹配，政治標準也不再清晰，比如認同社會主義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我看各層級和各行各業的黨政機關都應建立專業的“諮詢委員會”，吸收有專業知識的人，包括資本家、小生意人等等。廣泛吸取大家的意見，與大家的訴求互動，就是擴大的、全面的統一戰線。我認為這件事情很重要，應當做。

大學生招聘會現場

主持人：第三個問題來自風聞網友“趙勇—西雅圖”。現在鄉鎮一級人員的工作積極性如何提高？

**潘維：**城市社區分為工作社區和居住社區。農村社區與城市社區不一樣，主要是有生產功能的社區。因此，在鄉村裏實行政企分開是很值得反思的，政企合一是成功村莊的普遍特徵。

鄉鎮政府是我國最基層的政府。鄉鎮公務員工資低、任務重。但如果鄉村自治做得好，政企合一，鄉政府人員可以大幅精簡。鄉村自治辦不起來，鄉鎮工作當然就繁雜了。過去人民公社的領導機構只有幾個人，而今天的鄉鎮政府很龐大。傳統中國的縣政府規模都小，其中的主要原因是自治組織有效。那麼中華的傳統是否應該好好地想想？我剛才不斷提到中國的歷史、中國的革命史，是想繼承中國傳統的遺產，告訴大家我們曾經做得挺好。

今天中國的醫療領域出了問題。我們提醒大家，我們曾經把醫療問題解決得挺好。如果做橫向比較，我們能看到貧困的古巴卻把醫療問題解決得很好。

現場觀眾提問：未來，人會變得越來越個人化，人工智能有替代我們進行生產的趨勢，這些可能跟您説的那種社區狀況起衝突。您怎麼看待技術對人類社會的影響？

**潘維：**有人曾問我，既然人工智能機器將取代一切勞動者，大量的人做什麼？怎麼管理人人沒事做的社會，社會政治是怎樣的？我的回答是，您得請教“未來學”，那屬於人文類。我們做社會科學研究的人只研究已經發生的事。

以往，每當出現科技大進步都會有一批勞力失去工作，但每次科技大進步也都創造了更多的勞動崗位。所有人乾的活兒都被機器取代？我想象不出那種可能，更反對拿這個可能當成現實，故意搞掉我們的工作。我講同一名稱的課，但每年講的內容不同，講法也不一樣，我與學生共同成長。環境在變化，每天都有重要的事情發生，我的認識也在不斷地變化。還有，表述是藝術，我的表述也在變，因此我拒絕參加錄製“慕課”，讓資本家付我一次費卻砸我和他人一輩子的飯碗。簡單説，我不相信人的思想創造會被機器取代。如果人與自然的關係能被機器取代，機器能取代人與人的關係嗎？不太可能。

更終極的問題大概是人工智能這個概念。我們好像還不知道自己的大腦怎樣學習和記憶，談模仿大腦實在有點遠。作為外行，我不會討論這個終極問題。

現場觀眾提問：我是教法律的，退休後在小區生活，單位從工資到生活管得很好。最近他們要在社區建黨支部，為什麼？

**潘維：**您居住的社區可能沒什麼糟心事兒，但全中國各處的社區充滿糟心事。上海實在做得太好，所以您很難理解社區管理差的現象。在北京的核心區，比如鳥巢對面那個社區，好幾棟高層居民樓，房價是周邊的一半。為什麼？混亂，商住兩用，步梯成了民工的廁所，居民上班上學以及回家擠不上去電梯。在上海，你很難想象北京城市管理水平之低，社區周邊道路充滿汽車，在行車道上都隨便停車。

而今賣房子的都説樓頂要多賣錢。樓頂怎麼會貴呢？因為開發商説樓頂上你隨便搭建，我睜一眼閉一眼。所以，很多居民樓的樓頂都有違章建築。違章建築意味着大樓原本的設計承重被違反了，樓下的窗子會提前變型，更對其他業主而言是房屋買賣的不公正。誰負這個責任？沒人管。社區裏有人愛養狗，也有人喜歡喂野貓。但有人特別討厭狗和野貓。怎麼辦？人民的不滿大多是社區生活裏的小事兒。有錢人住的昂貴別墅區是不是好一些？未必。有些特別有錢的人也喜歡搭違章建築，樓頂不行就往地下挖，習慣靠傷害集體的高風險動作賺錢了。

社區老年人志願服務

現場觀眾提問：有什麼樣的人民，才有什麼樣的居委會，有什麼樣的政府。人民素質問題怎麼改？太難了。百年樹人，我想是不是需要一百年？您用中國人來舉例，我又看到愛因斯坦説到中國人，我很悲觀。我們的缺陷在哪裏？什麼時候能改變？怎麼才能改變？謝謝。

**潘維：**有些人認為，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也有些人認為，有什麼樣的政府就有什麼樣的人民。説政府太混賬，公眾能接受。但説人民太混賬，公眾很難接受。其實，這話是個循環邏輯。惡性循環還是良性循環，取決於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

有高質量的領導，就有高素質的人民。早年在大陸執政的國民黨政府由素質很高的人當部長，大多有洋學位；而共產黨的領袖們絕大多數是“土包子”。但共產黨接管政權後，還是同樣的人民羣眾，但社會管理質量高明多了。一夜間解決了賭博、娼妓、通貨膨脹問題。計劃經濟時代上海的半兩糧票被全中國當笑話説，但那其實代表上海高質量的社會管理。

中國農民被説成素質很低，但怎麼到新加坡旅遊時素質就變得特別高？那是管理水平問題。禁令伴隨高額罰則，沒有罰則的禁令基本是胡扯。

民間自組織業委會為什麼幹不好？因為背後缺乏強有力的文明組織。共產黨員個人支持業委會組織人民當然鬥不過地痞流氓。但背後有組織，有支部，是執政黨，就完全不一樣了。其實，努力去改善社區公共秩序的積極分子大多是共產黨員。但今天他們誰都不敢公開承認自己是黨員，因為社區沒有黨組織，沒有黨組織支撐。社區辦大家的事，大家不願出錢是很大的問題。錢被業委會的頭頭們假公濟私，更加劇了對業委會的信任問題。共產黨員們每月交好多黨費，黨員們辦公共事務怎麼沒錢？共產黨領導執法機關，黨組織怎會沒力量？讓社區居民都看到共產黨員們出錢出力解決社區問題，人民怎會不衷心支持共產黨？所以，黨在居民社區裏的基層組織比黨的中央委員會更重要。

世上最長壽的科層體系是天主教廷。教廷歷一千數百年迄今不衰，新教信眾遠不及其半數，主要原因有三條。（1）為保障堅定信仰和堅強使命感，全體教士不蓄私產；（2）強調扁平組織是教會生命，善款發還基層，使教堂覆蓋每個居民點、每個貧民窟；（3）權力來源自下而上，以保障自上而下的權力運行“不忘初心”。

有人説，你這不是主張回到嚴密控制社會的過去嗎？我認為不可能回到過去，人不可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裏。但過去給新方案啓示，將來就有點像過去。這是否定之否定或者正題、反題、合題。家庭管私事，社區管小事，國家管大事，這就理順了。

居委會服務

現場觀眾提問：我之前做支教或社會調研，農村最缺的其實是人才，是軟件方面。所以現在北大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提出一個新説法，叫新上山下鄉運動，一是因為現在大學生很多找不到工作，還有因為農村缺人。但他一提出這個就有很多人反對，對於上山下鄉這個字眼或者知青非常敏感，我身邊一邊倒地批評。您認為現在推行新上山下鄉運動，還有可行性嗎？

**潘維：**熟悉鄉村事務的人都知道，而今農村嚴重缺乏人才。但為什麼有的村莊不缺人才甚至還能招引外來人才？從生產關係上可以理解這個問題。

如果每户只有幾畝地，不值得耕，就拋荒了。沒有生產就沒有收入，所以勞力跑光了。找個大學生來就能解決沒有勞力的問題？按照我國憲法和土地法規定，鄉村耕地歸集體所有。一個行政村平均有三千畝左右耕地，也是美國一般家庭農場的規模。有了規模，種植和養殖就未必虧本。我們都同意土地流轉集中。問題是怎樣流轉集中？現成的法律不遵守，現成的土地所有權不去用，卻要先私有化，每户“確權頒證”。為城裏資本進入炒作耕地做準備？如果容許城裏的錢去鄉下炒作耕地，把耕地從每畝三萬炒成三十萬，誰還會去種糧食？城裏的房子炒完了就去鄉下炒耕地，這個國家就真墮落了。所以，農村人才問題其實是生產關係問題，是土地制度問題。在我看，大學生到村裏陪空巢老人打麻將，不如留在城裏陪爹孃。

大學生村官鄉間調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