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災難性的70後媒體人，但沒有人告訴她為什麼！_風聞

這篇文章洋洋灑灑這麼多字，其實我看了還是蠻高興的，如果傳統媒體人都是這樣以為新聞是精英掌握的話語權，那麼傳統媒體的死掉，反而是早一點到來的好。

越早死掉，真相就越早自由。

另外，文中提到的“特稿”“深度調查”完全就沒死嘛，現在它換了個名字叫“非虛構寫作”。

騰訊的穀雨實驗室，網易浪潮工作室，新京報剝洋葱，加上南方週末，照樣動不動刷屏，我看它們活得蠻好的。澎湃近日好像也要做非虛構寫作方面的內容。

如果你的特稿寫不好，那一定不是特稿出了問題。

而作者身為19年的老媒體人，甚至連“非虛構寫作”這個詞都沒有提過。

再見了，我的19年媒體生涯

作者／楊冰瑩

（轉載自微信公眾號長江）

我想，我和大多數離職的媒體人一樣，告別的不只是一份職業，而是一個時代，一種情結，還有我們的青春與夢想。

5月的一天，南京報業的一個朋友來找我。説來不可思議，我們竟然五年未見了，2013年我邁入新媒體，她留守紙媒，各自疲於奔命。別後再見，彼此相視而笑，眼角都有了濕意。

我們是同齡人，出生於七十年代末，在媒體這個行業中，不知不覺已近20年。

她帶着困惑而來。

“這麼多年，我們努力工作，兢兢業業從不敢出任何差錯，也獲得了無數大獎小獎各種榮譽加身。但是為什麼，我們卻要面對慘遭淘汰的局面？”

她的鏡片後有淚光閃爍，內心的痛苦真實可見。

我不知如何回答，無論我們是否願意承認，傳統媒體四面楚歌，媒體人內外交困，早已是不爭的事實。我的焦慮感，可能比她更為深重，畢竟家裏還有一個資深的電視人，在媒體生態劇烈變革的這幾年，我們一直站在風口浪尖。

“還好你及時進入了新媒體。”她説。

我笑着告訴她：其實這5年，我每天都過得很孤獨。

（一）

我説這話，對我的老東家——鳳凰網江蘇站，沒有任何不敬的意思。

鳳凰有一支非常高效、優質的年輕團隊，也有一個非常強大的BOSS：關衞東總編輯。一米九幾的個兒，站在人前，不怒自威。五前年，鳳凰網落地江蘇。五年來，在關總的帶領下，團隊以“朝氣、鋭氣、正氣和才氣”的特質一路向前，領跑江蘇新媒體，在新聞網站地方站中脱穎而出，打造出自己的口碑和影響力。

2014年，揚州，中國地市新聞網聯盟年會，代表鳳凰網江蘇站參加。

鳳凰團隊90%以上都是90後年輕人。他們聰明、領悟力強，互聯網基因與生俱來。在高強度與快節奏的工作狀態下，能夠快速成長，很快獨擋一面。

相較於他們，我這個以35歲“高齡”轉型而來的老媒體人，內心承受的蜕變與衝擊似乎要大得多。

很沒出息地説，在我入職的前三個月，每天早晨一睜眼，就忍不住想掉眼淚。一如前輩們所説，當你踏上這列高速行駛的新媒體快車，就已身不由己。新聞網站市場化運作下，所有過去引以為傲的關於職業的價值感和尊嚴，全部被推倒重建。

曾經的理想和信念，一夜坍塌。

甚至，來不及消化個體的委屈。互聯網時代瞬息萬變，我們以為的新媒體，在大時代的更迭中，很快和電視媒體、紙質媒體以及電台一起成為了傳統媒體。而所有的新聞從業人員，都無辜成為這場大變革中被掃蕩的部分。這是整個媒體行業的疼痛——要想不被淘汰，就得在新的市場環境下，殺出一條血路。

沒有經驗可以借鑑，一切都在摸索中前行。

我眼見着不到一年時間，關總的頭髮上起了一層白霜，他常常從上一個會場跑到下一個會場，坐下來肚子咕咕叫，大家都知道他又忙得忘掉了吃午飯。

我也看到85後的副總編李誠，在長達幾年的時間裏，從來沒有周末的概念，沒有休息過一個星期六與星期天。

鳳凰團隊的視頻與直播一直衝在行業最前端。視頻部的老大湯霖和他的小夥伴們，工作起來夜以繼日，有時候在錄製現場，看他臉色蒼白直冒冷汗，那是長期熬夜和不按時吃飯落下來的毛病。

⋯⋯

他們的付出，換來的是鳳凰網江蘇如同行業裏的一匹黑馬，殺出重圍，通過創新產品延展媒體的容量與深度，不斷地優化升級，憑藉專業的服務力贏得了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和認可。

我為這個優秀的團隊而深感驕傲。

2018年，南京，和鳳凰視頻部的兩位90後孩子外出採訪。

五年時間，足夠一個人的成長。當我開始為頻道招商引資，為項目拼盡全力，為我感興趣的領域深耕細作，發揮在紙媒積澱的專業優勢，我可以説，我已經成功轉型了嗎？

不不，從來沒有！

2016年世界互聯網大會，大佬馬雲在烏鎮發表洋洋演説：未來互聯網沒有邊界。託他的福，新媒體初顯端倪，伴隨着移動端和碎片化傳播盛行，自媒體、視頻媒體、分發平台以及直播、短視頻等傳播形式百花齊放，而新的業態還在不斷湧現，無限延伸。

我們這一代媒體人，就這樣被裹挾，跟隨移動時代的這一趟快車，奮力向前奔跑，不敢停下腳步。

職業的焦慮和痛苦無處可説，除了默默承受。

年前，我的身體出了一些小狀況，我對誠哥説，不知道還能堅持多久，我已經盡力了……

這些年，自知表現欠佳，是關總和誠哥給予我最大的理解和包容。同出南京報業這個大家庭，對我這個不懂事的中年少女，他們一路關照有加。

可是我知道，我已顯現疲態，人到中年，無論身體還是內心，都在命令自己慢下來。真的跑不動了，再混跡於年輕人中，就是不合時宜的存在。不如就在這一站下車吧，也算得上一場得體的退出。

（二）

前幾天，我在南京報業的老領導王志敏老師交給我一個任務，讓我這個曾經的老記者接受幾個小記者的採訪，協助中國傳媒大學南廣學院的幾個大一同學，完成她們的暑期作業。

三個小姑娘扛着沉重的攝像器材找到我。

她們真年輕啊！青春可愛，充滿活力和夢想，一如多年以前的我們。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二十年前的我，也是這樣朝氣蓬勃吧。

我還記得，大四的下學期，我在武漢長江日報實習。我的實習老師是湖北省的文科高考狀元，畢業於北大中文系的李紅平先生，後去南方週末就職。

1999年的元旦，新年的第一天，我跟着老師去做一個採訪，在街頭報亭，他買了一份《南方週末》， 頭版上是新年獻詞，那標題，我至今印象深刻：總有一種力量讓我們淚流滿面。

當年的南周，號稱新聞行業的標杆。這篇新年獻詞曾讓年輕的我熱血沸騰，下決心做一名優秀的新聞記者。今天，讀到它依然充滿感動：

沒有什麼可以輕易把人打動，除了正義的號角。當你面對蒙冤無助的弱者，當你面對專橫跋扈的惡人，當你面對足以影響人們一生的社會不公，你就明白正義需要多少代價，正義需要多少勇氣。

沒有什麼可以輕易把人打動，除了內心的愛。沒有什麼可以輕易把人打動，除了前進的腳步……

2000年，武漢，和武漢晨報的兩位同事在歸元寺留影。

那是傳統媒體人最好的年代，是紙媒發展的全盛時期。自1996年中國第一家報業集團在廣州成立以來，各大報業開始走集團化路線，各類子報子刊紛紛誕生，此後10年，無論是從主流報紙的傳播力、影響力，還是集團整體的規模實力和市場競爭力，都代表着中國報業發展的最高水平。

1999年3月15日，長江日報報業集團旗下，《武漢晨報》創刊，彙集了江城一大批優秀的新聞人，也給當時面臨畢業的我們帶來機遇。

1999年7月，經過了層層考核，我進入武漢晨報，成為一名見習記者。最開始是守着熱線電話跑新聞，在盛夏有着火爐之稱的大武漢，每天在烈日下東奔西跑，被烤成了黑姑娘，卻充滿了快樂和力量。

我還記得，有一次接到一起求助電話，一名在車禍中失去一條腿的患者，因肇事方逃逸，他無力支付高昂的醫藥費，醫院也停止了治療。

我和一位同事趕去採訪。那一天，正好領取了半個月的稿費，口袋裏揣着800塊錢。趕到醫院時，看着那個受傷的男人躺在過道里，一言不發，他的母親在一旁聲淚俱下。採訪完畢我們離開時，一個四五歲的小女孩突然撲上來，哭着抱住我的腿説：姐姐，救救我爸爸！救救我爸爸！

我從口袋裏摸出3張人民幣，放在他們身邊，默默離開。

回到報社後，心情依然沉重。慈眉善目的老主任聽説了此事，特意找到我説，我們做記者，要以更高的格局看待問題，用客觀事實克服主觀情感，用職業精神尋求解決之道，幫助弱者發聲，這才是真正的新聞人。

一席話如同醍醐灌頂，使我豁然開朗。第二天稿件見報後，我趕緊聯繫受傷男子所在的醫院，和處理肇事案件的公安機關，進行追蹤報道。幾篇報道下來，這個病人的問題得到了重視和改善，還有很多熱心人自發到醫院看望他。

能夠用自己的報道去幫助別人，甚至推動社會的進步，是媒體這個職業最具吸引力的地方吧，也是記者們前進的動力！

2004年，南京採訪，德國人白雪為救治中國棄嬰四處奔走。

3個月過後，我被分入報社特稿部。

現在大多數人並不知道特稿的意義所在，其實就是“深度調查報道”。特稿的題材涉及重要突發新聞，重大社會事件，各類人物採訪等等，一經報道，一般能引起較大的社會反響。

作為一名應屆畢業生，我有幸和全國各地的資深媒體人一起，經常奔赴在重大新聞現場，第一時間發回報道，真是莫大的鍛鍊與成長。當然這條路並非一路鮮花，而是常常與危險相伴。

2006年，南京，日常工作中。

有一回我們4名記者去暗訪一個地下賭莊，不知為何走漏風聲，夾雜在一羣男女賭徒中，被手持鐵棍的打手們追至長江邊上，團團圍住。他們一邊叫囂着讓記者滾出來，一邊威脅把記者扔到長江裏餵魚。

説不怕是假的，相較於三位同行老師的沉着和冷靜，我面色慘白，感覺到心臟快要跳出來了……後來，在當地警方的幫助下，我們得以逃離。

這樣的一些經歷，給予我最寶貴的人生體驗和積累，可以説在以後的歲月中，支撐和滋養了我的整個媒體生涯，即便後來遠嫁南京，我還是選擇進入紙媒做調查記者，繼續全國各地奔波。也獲得無數的榮譽，走進人民大會堂領獎，站在央視的舞台上接受採訪……

即便只是一枚小小的螺絲釘，也參與見證過紙媒的光輝歲月呵。

2008年，長沙採訪，湖南衞視唐藩妹妹盛情款待。

後來，隨着特稿部的消失，那羣閃光的特稿記者，漸漸隱退。

2013年10月，我離開紙媒，進入鳳凰網江蘇站。

2014年，三秦都市報的周書養老師完成了他的創作《特稿記者》，特意寄了一本新書給我。二十來年的莫逆之交，我很想寫一篇書評給他，每下筆時，卻呆坐半日難以成文。

俱往矣，我們曾經的光榮與夢想。

（三）

往事就像電影片段，過去的是黑白，現在的是彩色，一聲稚嫩的“楊老師”，把我的思緒從遊離拉回現實。黑髮明眸的姑娘們，睜着大大的眼睛好奇地問我：老師，你為什麼要辭職？你還熱愛媒體這份職業嗎？

現在的孩子真是聰明又犀利，拋給我這麼高難度的問題。

從青春年華到漸近不惑，是因為熱愛，才一路走下來吧。

我們這一代媒體人，可能都還有一點點關於理想的情懷。當初入這一行，都認為自己應該擔負着“妙手著文章，鐵肩擔道義”的夢想。

然而商業社會改變了一切。最讓我們難以接受和承認的是，媒體不再只是媒體，被默認成了公關公司、策劃公司、營銷公司等商業機構，一切都被利益綁架。中國記者艱難地遊走在尊嚴和利益之間，迷茫而又痛苦。朋友圈裏有人長嘆：當年我們談理想的時候，為什麼沒有人告訴我們，最終稿子寫得如何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否掙到錢！

所以，這也是許多媒體人離職的最重要原因吧！始終無法突破職業帶來的榮辱衝突，在內心深處備感煎熬與折磨。

2009年，北京，接受央視主持人採訪。

傳統媒體人嚮往着新媒體，一如5年前的我，滿心歡喜地邁入新媒體，就像登上了互聯網的諾亞方舟。但是我們猜中了開頭，卻猜不到這結局。落地江蘇的各大門户網站地方站，大都由傳統媒體大佬們操盤，無論是大蘇網、網易江蘇、新浪江蘇，還是南京本土的其他新媒體，幾乎都沒有找到明顯的盈利模式。他們本身也正在承受巨大的變革壓力，向死而生，努力完成媒體人到經理人的轉變，帶領團隊突出重圍。正如里爾克的詩裏所言：哪有什麼勝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

向他們致以最高的敬意！

而我，算得上是一個轉型失敗的典型案例吧。反思過去，置身在一個快節奏的環境裏，每天的大量工作，每週的週報例會，都帶來無形的壓力，精神始終是處在急躁的狀態，疲累到自我屏蔽，無法真正安靜下來。有時候回家，和先生説不上兩句話就開始發火，雖然那不是我的本意。

有一天晚上很遲離開公司，走在空蕩蕩的馬路上，突然有一種深深的絕望和恐慌，感覺呼吸困難。就像前面黑漆漆一望無盡的馬路一樣，我看不到盡頭，看到不光亮。

我坐在馬路邊上，給一個前媒體人羅賓發信息，問他：我要不要去看心理醫生？

羅賓在6年前離開報社，投身房地產行業，做得風生水起。自己還開了一個小公號，走文藝路線，聚集了一批文學愛好者。也算是在別處詩意地生活。

而之前，他是報社的評論員。紙媒之困，率先投射到評論上。這個過程，伴隨着讀者閲讀興趣的碎片化、淺顯化甚至情緒化；自媒體流水線作業的興盛……他患上了抑鬱症。

這並非個例。

有一份《媒體人健康調查報告》的數據顯示：陷入長期抑鬱的媒體人佔到23%，甚至有超過5%的人有輕生念頭。這意味着，每20個媒體人中就有1位有輕生的念頭出現。

羅賓回覆我説：你這就是媒體從業者常有的職業焦慮，算是一種情緒反應吧，我抑鬱的時候，幾乎每天只有兩三個小時睡眠，每週都去看心理醫生，也沒有什麼效果。後來我才意識到，是工作無法讓自己獲得成就感了，説白了，就是厭倦和倦怠。

我慢慢地站起來，我想是時候離開了。

2010年，合肥採訪，與外來的藏族孩子們在一起。

這樣的告別似乎有一種悲情主義色彩。我想，我和大多數離職的媒體人一樣，告別的不只是一份職業，而是一個時代，一種情結，還有我們的青春與夢想。

也曾想過，離職後要去做點什麼？畢竟中年失業，我們除了文字傍身也別無所長啊。可眼見着自媒體每天湧現出無數篇10萬+，完全是長江後浪推前浪，前浪拍死沙灘上的節奏。

於是心血來潮，花了499元的學費，報名參加一個號稱10萬+自媒體大V的寫作培訓班，當然，那些所謂套路的寫作把戲還真心看不上，我感興趣的是他們的盈利模式，一期學員接近300人，一個月培訓時間，15萬到手。結束後從中挑選一部分資質不錯的學員，組成寫手班給各大微信公眾號供稿，然後再開始下一期的培訓。你們看，寫寫稿子也可以形成產業鏈。

正因為對自媒體流水作業的瞭解，讓我對內容創造這一塊反而充滿了信心。

《中國週刊》前主編朱學東先生説過：沒有真正的內容，最好的渠道最終也是賣垃圾，賣垃圾只有一類東西能持續，就是遊戲和毒品。

優質的內容，絕不是那些刷屏的爆款文章所能替代的。大眾需要真相，讀者需要思辨，保持清醒獨立思考，是人的尊嚴所在。

根據新榜發佈的《2017年中國微信500強年報》，公眾號整體平均閲讀數下降了24%。內容同質化、用户審美疲勞、短視頻來勢兇猛，自媒體野蠻掘金的時代結束了。

可以判斷的是，未來媒體發展將逐步由用户數量增長向用户價值驅動轉變，通過內容創造價值，再通過合理的媒介，連接內容和用户，所以，以人為本的人性關懷和情感傳播才是真正內核所在。

2008年，南京。供職於《知音》雜誌社的大學同學戴志軍先生來寧約稿，陪同遊覽夫子廟秦淮河。

很多年以前，我給雜誌寫稿，一篇稿件《知音》的平均稿費在8000多，《家庭》在4000左右，《愛人》1500左右。但是現在，大多數刊物已不知所蹤。

前不久，我的大學同學，供職於《知音》雜誌社的戴志軍先生委託我做一個採訪，我吃驚地問他：《知音》沒有停刊？他説，還是和以前一樣，每個月上中下三個版本都在發行。另外，稿酬也沒有改變。

我説：為什麼？現在的行情……

他説，有那麼多人要吃飯，真停刊了，這些人就面臨失業，所以領導層還在堅持。

這幾年，雜誌的廣告收入呈斷崖式的下滑，甚至是零廣告。不少刊物陷入巨大虧損的泥沼，甚至關張大吉。

儘管《知音》一直受人詬病，但此舉也真正配得上一句業界良心，值得點贊。她的堅持，至少能夠穩定軍心，讓員工們能夠看到那一束希望的光亮。

也許，所有留守的媒體人，都需要看見這麼一點點光。

大家期待的是：媒體不要被利益所綁架，還新聞記者一個乾淨的身份。讓每一個媒體人可以像歐美國家那些白髮蒼蒼的老記者一樣，贏得社會尊重；讓現在的年輕人和我們的孩子今後能以這一職業為榮，願意為之付出。

（四）

離開鳳凰那天，我先生來接我。車駛離黃埔路時，忍不住回頭張望，有點淚目。東先生踩下剎車，一本正經地説，你還是打電話問問關總吧，看看還有沒有回去的機會？

忍不住又笑了，內心釋然。天下無不散的宴席，人生的每個階段，總有結束的時候，一些人來，一些人離開，都是人生常態。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珍惜每一個當下，努力學習，努力工作，不給自己留下遺憾。

感恩關總，感恩誠哥，感恩一路同行的每一位小夥伴！

謝謝你們！祝福你們！

2009年，武漢採訪，與大學同學裴巧玲在一起。

也要向所有堅守的媒體人致敬，包括我的先生、朋友和大學同學們！

作為新聞行業百萬大軍中的一員，我們見證並經歷過媒體的輝煌與榮耀，也深深體會到在媒體變革的過程中，內心的迷茫和痛苦。

但是我想説，不管時代如何變化，社會永遠需要正義公平守候，歷史永遠需要客觀公正存記，人心永遠需要正直善良引領。

當信息氾濫成災，更需要汪洋大海中的照明燈塔；當網絡狂歡喧囂，更需要振聾發聵的黃鐘大呂。

2016年，武漢，大學同學再聚首。左一王戈留校做高校教師，左二凌芝湖北電視台當家花旦，右一碧娟南陽日報主筆，右二芳芳遠赴加拿大。

在媒體發展的歷史長河中，我們知道，深刻的觀點更多來自於對真相的調查思考，來自於對社會的深邃洞察，來自於對人心的深刻體會。所以，媒體精神永遠不死，新聞職業無可取代。

如果社會的進步，需要無數的行業和個體付出代價，也請保留我們的尊嚴，王者無冕，雖敗猶榮。

就此告別吧，我也會帶着那根媒體人的骨頭，繼續行走天涯。

餘生往後，已無所畏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