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鋼：毛澤東對列寧的超越——黨民關係是神與凡夫還是互為師生？ |第27期_風聞

【本文為復旦大學思想史研究中心秘書長白鋼教授，在“觀天下”第27期的主題發言。作為世界史-宗教史研究者，以及掌握了幾十種外語的語言學專家，白鋼教授分享的觀點橫跨東西，穿越古今，從中國古代文明到西方宗教觀，從列寧主義黨建理論與十月革命到毛澤東思想與中國革命，從哲學、宗教學、政治學多角度分析了毛澤東思想對列寧主義的超越，在於師生辯證法對主奴辯證法的超越，在於認識到黨和人民互為師生、學習共進的關係。本期講座將分三部分刊發，未完待續，敬請關注！】

很高興有這樣一個機會，跟大家分享廣義的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相關認知。可能很多人覺得“文明”這個概念已經很大了，但我實際上要討論的是比文明還要更宏大的概念——道體。講社會主義文明的人似乎比較多，但社會主義道體我可能是第一個講的人。

“道體”這個問題很複雜，我就不做內容方面的分析了，但可以就基本定義做一個解釋。“道體”是一切文明之為文明的根本與基礎，是文明所呈現的無數支流共所回溯的源頭，是成就與決定文明自身之本質、特性、情態、命運的內核與源泉，體現於文明作為生命體的每一細節和瞬間。

打個比方，如果説“文明”是一個複雜的生命體，那麼“道體”就是構成這個生命體的基因，它一方面是極為玄奧的，是賦予一切生機的源泉，另一方面它又體現在生命的每一瞬間、每一個細節當中。要把握“道體”，就得通過它的核心品質來理解。

我認為社會主義“道體”最核心的品質是平等和覺悟，而且更確切地説是平等和覺悟這兩種品質的雙運。因為最根本的平等在於一切人是有覺悟性的，而最根本的覺悟在於，體證一切人是究竟平等的。這一點跟我接下來要討論的內容有關，即東西方文明深處的社會主義“道體”是緊密結合在一起。

**一、**希臘與基督教：西方文明的兩大社會主義傳統

在東西方文明的核心處，都可以發現帶有社會主義精神、氣質、追求的思想與實踐，這種生長於文明深處的社會主義基因，就其作為統一整體而言可命名為道體，隨所處的境遇而呈現不同的形態與特性。

柏拉圖的《理想國》往往會被視為西方社會主義思想的源頭，描述了一種消滅了財產私有制乃至消滅了基於私有制之家庭的類似共產主義的共同體。這個共同體有幾種核心的德性，即所謂的“四樞德”：對於一般公民來説最重要的品質是明智，對於城邦守護者來説最重要的品質是勇敢，對城邦的統治者哲人王來説最重要的品質是智慧，這三者各得其位，各行其所就是所謂的正義。

“四樞德”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孟子的“四心説”，但是你會發現它們有一個很重要的差別，就是“四心説”中的是非之心和其他幾個“心”，都可以找到對應的德性，但是其中最根本的最重要的“惻隱之心”卻沒有類似的表達，甚至連一個勉強的對應都找不到。

如果一定要為“惻隱之心”尋找一個概念上的同類，大概就是“愛”了。在希臘哲學當中，不管是表達友愛的φιλία（philia）還是表達情慾之愛的ἔρος（eros），都意味着一種根本性的分別，首先愛就意味着要有差別，愛是基於特定身份差別所形成的一種特殊的認知和體驗。這跟“惻隱之心”要講的這種普遍的無差別的愛，恰恰是相反的。

在基督教世界，如果一定要為愛找一個對應的概念，那就是ἀγάπη（agapē），這個詞包含着某種自然生髮的，無差別的不忍之心。從這個意義上來説，宗教生成的愛的概念，相對於希臘的友愛或者情愛，要更接近於惻隱之心。但是它同樣有一個重大差別，即這種愛源自於作為創造者、主宰者的神和他所創造的、主宰的人類之間無可逾越的鴻溝，因而這個可以叫做聖愛。聽到這裏，大家可能會覺得我講得過於學院派，事實上不是這樣的，這個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後來俄蘇社會主義的命運。

柏拉圖的《理想國》和基督教的某些傳統，通常會被認為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論的先聲和前驅，但是值得重視的是在這二者體系內部，其實都包含一種在理想社會當中的尊卑等差與支配關係關係。只不過前者居於最高地位的是哲人王，後者是上帝。從這點出發，我們才能去談俄蘇社會主義實踐的偉大意義和侷限性。

以上兩個傳統對俄蘇社會主義的影響在於，東正教結合了希臘傳統和基督教傳統中所呈現出來的信眾對宗教領袖信從的宗教形態，這也是列寧發展出來的列寧主義政黨的一個文明論的基礎。實際上是基於傳教原則所形成的基層教眾-基層教會-各級高層教會-最高教會-牧首的一種等序關係。列寧黨建理論將其創造性的與現代政黨原則進行結合，形成了一個基層羣眾對基層黨組織和各級黨組織服從黨的中央委員會，這樣一個全新的現代政黨組織。

接下來講列寧的理論。列寧對整個世界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貢獻是毫無疑問的。如果把整個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視為一個階段論來看，馬恩為第一階段，列斯為第二階段，毛澤東則為第三階段，這三者之間呈現一個明顯的逐漸發展遞進的關係，後者超越於前者。

此三者之間關係的一個核心在於，它變得越來越具體，越來越現實。這個理論構想牽動了億萬人民投身參與革命和建設的實踐。而且，現實總是具有相對於理論的優先性，如果違背了這個基礎認知去討論，往往會陷入某種很可笑的理論圖景當中。

    在這裏我要特別講一下列寧的理論貢獻。如果想對列寧的理論體系有一個宏觀的認識，那麼我會推薦三本列寧的著作去閲讀。第一本《帝國主義是最高階段的資本主義》，這是有關整個大的時代判斷的一個特別重要著作；第二本《國家與革命》，討論的是社會主義與國家的關係，這一塊在原來的馬克思主義討論當中是缺位的；第三本《怎麼辦》，其中最關鍵的一個問題是討論黨建理論，列寧主義對整個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所做出的最重大的貢獻就是極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政黨理論。

列寧在《怎麼辦》一書中做了一個至關重要的論斷，**他説階級政治意識只能從外面灌輸給工人，黨把工人提高為革命家，而絕不是把自己降低為工人羣眾。**這個理論乍一聽，可能大家還不會意識到它包含着巨大的革命能動性和世界歷史意義，其實它着重要回應和解決的問題是資本主義尚未充分發展的國家和地區是否可以進行帶有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以及如何進行這樣革命。

對此，列寧的回答是什麼呢？他説革命肯定是可以的，而不是像很多人那樣覺得條件沒有發展成熟就應該等待，即所謂的補課論。關鍵的一點是，列寧把握住了無產階級的階級存在和階級意識是可分離的，正因為二者是可分離的，所以無產階級革命所依靠的不是尚處於自發狀態的無產階級，而是在於由“自為”的具有覺悟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政黨，從外部把這個階級意識灌輸給無產階級，從而領導他們進行革命。正是伴隨着列寧的這一偉大的理論發展和相應的建黨實踐，俄國曆史乃至人類歷史都迎來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國的新紀元。

西方政治思想史很喜歡用“XX時刻”這樣的概念來形容某一個思想家對世界歷史的重要貢獻，比如劍橋學派很喜歡説的馬基雅維利時刻。相對於馬基雅維利，列寧對西方歷史的影響當然要更巨大，因此我們當然可以把這個時刻命名為列寧時刻。

正是伴隨這個理論，才使得在廣大資本主義尚未充分發展的國家和地區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實踐成為了可能，從而標誌着人類由漫長的19世紀甚至可以説是漫長的16世紀，終於進入了20世紀。汪暉老師有一個很重要的理論，講的是為什麼説19世紀是漫長的呢，**因為只要還承認資本主導的這個世界體系的合理性，只要還是由最強大的資本集團和最強大的民族國家進行聯盟共同統治這個世界的話，不管過多少時間，人類歷史就仍然處於19世紀乃至16世紀。**而20世紀則意味着人類有了一種不同生活的可能性，這個可能性就是伴隨列寧所領導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拉開序幕的。

**二、**顛倒的主奴辯證法：俄蘇社會主義實踐的意義與侷限

在承認列寧建黨理論的偉大歷史貢獻和世界歷史意義的同時，我們也必須意識到他內在的理論侷限性，即其核心處保留了希臘基督教傳統當中橫亙在政黨和人民之間的根本的不平等關係。

在這個體系當中，黨和人民的關係始終是單向的，**黨是人民的領導者、監督者、教育者，就好像東正教會之於民眾，牧首之於教徒。對黨而言，只有黨到羣眾中去使之提升，沒有黨降低為普通羣眾從羣眾中來的環節。只有黨領導人民、監督人民、教育人民，沒有黨接受人們領導、監督、教育的環節。從這個意義上説，它對人民的感情，即便是再最高尚無私的感情，也是一種神對凡人的聖愛。**這是它在文明論深處被印下的痕跡，這樣一種單向度的黨羣關係，本質上可以叫做顛倒的主奴辯證法，這是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提出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是整個精神現象學中最精彩的一段，也是對現實世界最能夠發揮其持久影響力的一段闡釋。

為什麼説它是一個顛倒的主奴辯證法？因為在這個體系中，黨作為一個覺悟了的主人，主動放棄了對奴隸羣眾的統治地位，他拯救了人民，因而成為人們的依靠和救世主，他從外部灌輸、賦予人們做主人的意識，因而他比人民要更高明更偉大，**這種黨羣關係本質上是不平等，在此基礎上建立的制度之所以能夠有效運作的核心在於保持革命理想。**就是儘管有這樣的不平等，但是在充滿革命理想的時代，共產黨員作為先鋒隊，其願意為人民獻身的精神，仍然可以有效地鼓舞、團結人民跟他一起來進行革命和建設。

但是，一旦這樣的革命熱忱和理想退卻之後，這種強調單方面的領導、支配、教育關係的制度，就必然會演化為缺乏人民主體參與的高度僵化的，所謂的黨的系統官僚和技術官僚共同統治的模式，其帶來的直接後果正如我們看到的那樣，一個超級大國竟會在如此短的時間內迅速解體，一個核心的原因在於黨的最高層被西方和平演變之後，黨的整個機體沒有辦法對自身瓦解過程進行有效的反映，廣大民眾對於這樣一場深刻影響着自己命運的過程只能作為旁觀者。

**三、**師生辯證法：中國社會主義對列寧主義的繼承與超越

正是認識到列寧主義的偉大貢獻和侷限性，我們才能夠真正看到毛澤東思想對中國革命、中國社會主義事業，乃至世界歷史和世界文明史發揮了何等巨大的作用。毛澤東思想對列寧主義最重要的超越，在於構建起了一套可以被概括為師生辯證法的黨和人民互動的機制，這是一種平等和覺悟雙運的黨和人民的辯證關係。

我要特別講一下“人民”這個概念。大家往往認為“人民”就意味着複數、單個人的集合體，但事實上不是這樣，單個人的集合體只是作為複數的人，還稱不上真正意義上的“人民”，“人民”在本質上與之相區別的地方，在於它代表着能夠通過先鋒隊的教育、領導、組織，把自己本具的覺悟激發起來，形成自己的主體性，能夠參與到一個共同的事業當中，形成共同理想，構成特定的生活乃至生命共同體，離開共同理想、共同認同和共同事業，是不可能有“人民”的。

比如説調查收視率，儘管可能被調查的對象足夠廣泛，但是做調查的人也不會想要用“人民”這個概念。對他來説，適用的概念是消費意義上的大眾。以此做對比，我們就可以知道“人民”這個概念首先一定要具有特定的政治主體性，離開政治主體性去談論“人民”這個概念，不僅是不可能的，而且很可能會走向討論的反面。

    作為先鋒隊的共產黨的先進性體現在，能夠把人民本具的覺悟充分地激發出來，展現出來，他可以通過教育人民教育自己，通過向人民學習而指導人民學習，人民的主體性需要黨的主體性來激發，黨的主體性需要通過激發人民的主體性來實現，這是一個雙向的、辯證的、有機的、不斷的循環。離開這個循環，黨的先進性和主體性就不足以維繫。這也是對當下時代提出的一個深刻的考驗，也就是説如果人們都變成了以逐利為特徵的所謂的慾望動物，不管這個黨自身如何進行相應的主體性教育，他的先進性都是不可能持久維繫的。

在毛主席的《愚公移山》這篇文章中，有一段對師生辯證關係闡述得非常好，我為大家朗讀一下：

“我們宣傳大會的路線，就是要使全黨和全國人民建立起一個信心，即革命一定要勝利。首先要使先鋒隊覺悟，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但這還不夠，還必須使全國廣大人民羣眾覺悟，甘心情願和我們一起奮鬥，去爭取勝利。要使全國人民有這樣的信心：中國是中國人民的，不是反動派的。中國古代有個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説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華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門南面有兩座大山擋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決心率領他的兒子們要用鋤頭挖去這兩座大山。有個老頭子名叫智叟的看了發笑，説是你們這樣幹未免太愚蠢了，你們父子數人要挖掉這樣兩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説：我死了以後有我的兒子，兒子死了，又有孫子，子子孫孫是沒有窮盡的。這兩座山雖然很高，卻是不會再增高了，挖一點就會少一點，為什麼挖不平呢？愚公批駁了智叟的錯誤思想，毫不動搖，每天挖山不止。這件事感動了上帝，他就派了兩個神仙下凡，把兩座山揹走了。現在也有兩座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國主義，一座叫做封建主義。中國共產黨早就下了決心，要挖掉這兩座山。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一定要不斷地工作，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全國人民大眾一齊起來和我們一道挖這兩座山，有什麼挖不平呢？”——毛澤東《愚公移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

對此，我的解讀是：

“如果説，俄蘇列寧主義式政黨是以類似於神對凡夫的“聖愛”態度對待人民，那麼在以毛澤東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那裏，這一關係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作為先鋒隊的共產黨，就如同從事在智叟式的常人（“理性人”）看來不可能完成任務的“愚公”，而這一任務實現的關鍵，就在於要感動人民大眾所代表的“上帝”，二者一起努力來實現目標。感動“上帝”，意味着以感同身受的方式打動乃至引動神聖而全能的力量，人民大眾就是這個“上帝”，意味着人民本身就是此世間一切神聖全能之力量的源泉，堅持下去感動人民所代表的“上帝”，意味着要以共產黨的覺悟引發人民的感同身受，激發人民本具的無上覺悟，以此覺悟所轉化成就的神聖全能之力戰勝一切艱難險阻，將革命進行到底。”

列寧在《怎麼辦》中提到階級意識只可能是從外部賦予工農階級，也就是説他認為這樣一種特定的階級覺悟，需要通過一個比一般工人羣眾更高明的，更具有覺悟的羣體，向工人階級進行灌輸的。而毛主席的理論對列寧主義或者説列寧的建黨理論進行了最重要的超越，就是人民的覺悟是本具的，但是這個本具的覺悟會被各種各樣的慾念以及各種各樣以往的教育、意識形態所遮蔽，先鋒隊要做的是用自己的覺悟去激發人民本具的覺悟，人民的覺悟一旦被激發起來，成熟起來，一定會賦予先鋒隊永久的持續的動力，從而構成一個有效的辯證循環。

最後，做一個總結。 西方文明的根底即在古希臘傳統與基督教的結合，而黑格爾意義上的主奴辯證法是對於這種文明核心特徵（或説道體）極深切高明的把握：彼此陌生的雙方相遇後展開生死搏鬥，勝利者成為主人，失敗者成為奴隸，二者通過關照對方發現自我。這種以鬥爭形成的具有支配-壓迫關係的身份認同，構成了主奴關係的核心。這一關係是辯證的，即主奴的身份是在相互鬥爭中形成、通過相互認同確立、因新的鬥爭而發生改變的，這其中也包含者支配的一方主動放棄主人身份這種可能。

    俄蘇社會主義的實踐體現的是主奴辯證法當中極高明的一種形式，即接受了革命理想和革命理論知識的精英主動放棄了主人身份，領導原先做奴隸的勞動人民進行革命，構造新型社會的新路徑。從這個意義上説，這是顛倒的主奴辯證法，但是顛倒的主奴辯證法還是主奴辯證法。

白鋼教授

我特別擔心的一點是，比如説我們現在處於這樣一個充滿偉大斗爭的時代，有關中美關係，以及更廣泛意義上的東西方整體性的消長態勢，有一種對中國崛起充滿信心的表述是，中國可以像西方一樣，按西方的方式發展，但是我們可以做得更好，我們是一個比西方更有資格做新的世界體系主人的存在。如果只是站在民族國家立場上，可能這樣一種前景也是值得追求的，或許也可以叫作偉大復興。但是，這個決達不到主席曾經説過的中國應該為人類做出較大貢獻的期許，無非是舊世界換新主人而已。而且，如果只是滿足於這種形式的話，恐怕舊世界也不會這麼容易就換了新主人。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需要尋找一種超越於這種世界想像的，一個對於新世界可能性的理解。

不管怎麼説，在列寧主義的實踐當中，它一方面超越了希臘基督教文明所賦予他的侷限，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會看到顛倒的主奴關係，它依然有其相應的痕跡與力用，上下、尊卑、支配-受制、主導-依附這些主奴辯證法中衍生的範疇會繼續頑強而深刻地影響新社會中人與人的關係。

對毛澤東思想的詮釋，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説大家都是很熟悉的，因為從小學開始一直到大學，各種相應的教材都會對毛澤東思想的重要性進行表達。但是，我要説的是，真正意義上的闡釋還遠遠不夠。因為我們很少將它放在整個世界的文明史和世界歷史範疇中去講，很多提及它對整體人類文明形態、人類世界想像做出了多麼具有創造性的貢獻。

當然毛澤東思想是從中國文明中生長出來的。在這個時代，很多人喜歡講國學，講國學復興，復興傳統文化，但是如果只是一般性地講傳統文化，不談將中國傳統與中國歷史和現實進行了完美結合，並且領導了億萬人進行中國革命的毛澤東思想，就證明他對中國傳統的認知仍然停留在高度膚淺的層面，還不理解什麼是真正的傳統。如果只是把傳統高高供起來，作為一個偉大之物抒發思古之幽情，這又變成了對待文物的態度，而不是把傳統作為活的事物，事實上，我們要尊重它在當下所呈現出來的活脱脱的形態，這才是真正尊重傳統的態度。

**在中國文明深處，有一種跟主奴辯證法邏輯高度不同的一種新的世界想像或者是表述，我將其稱為師生辯證法，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視為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在道體意義上的差別。**在這種互為師生、教學相長、學習共進的關係中，必然包含對人的本質（乃至作為人之共同體的類本質）的開放理解和超越性追求：即不把人當作某種具有恆常不變特質/屬性的抽象體，而始終將人看作是具備高度主觀能動性的、以自我實踐改造着世界及自身的實踐主體。在這種關係中，平等不離覺悟，覺悟終歸平等，二者互攝互入，相即相融。

我們可以從各個角度對師生辯證法原理進行概述，但實際上，整個師生辯證法一個最核心的原則就體現在我們黨的羣眾路線中，對此我們可以用毛主席的一句話加以概述，就是為人民服務。而且，請記住人民不同於一般意義上的人，人民是需要有覺悟，同時又能夠體證自己覺悟的主體。

我就講到這裏，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