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學科沒有用？其實是你太狹隘了！_風聞

在高中文理分科的時候，報文科的少，選理科的多，以上的情況都是正常的。選文科？能當飯吃嗎？學一門手藝才是安身立命的好途徑。在一個人理科學不好的時候，才會勉為其難地去學文科，因為文科好學，“不用費腦子”。甚至很多人都認為，只有腦子不好使的、學不來數理化的人，才會去學文科。這讓學文科的廣大同學們情何以堪。況且，人文學科的就業率確實沒有理工科的就業率高，既然沒有用人需求，為什麼還要去學文科？換句話説，人文學科到底有什麼用，還有沒有存在的價值？

人文學科所取得的偉大成就，有很多都被不公平地歸功於自然科學。本文就來為人文學來正一下名。

遠在世界還沒有“全球化”的時候，只要有人類，各地的語言、音樂藝術、戲劇和文學中的原則和模式在全世界都存在。人文學的歷史編纂表明，“硬科學”( hard science)遠比數學和物理普遍，“改變世界的發現”見諸所有學科。

史料批評的發現催生了宗教改革運動，帶來了啓蒙運動

史料批評的發現導致了西方世界觀的最大變化之一，時至今日依然影響巨大，尤其是在歷史真相調查之中。實際上，我們是在談論兩種發現—史料批評(source criticism)和史料修復( source reconstruction)，它們在19世紀期間被整合成了一種包羅萬象的方法。史料批評被初步建立於希臘；經由形式化的伊斯納德法，它為早期近代人文學者帶來了一種嚴格的學術方法。經由瓦拉、斯卡利格和其他人之手，它變為了一種強有力的工具，藉助它，老的史料可以基於純粹語法的歷史的、邏輯的分析被揭示。

史料修復

現在，一己之力便能徹底推翻曾經被認為無懈可擊的史料。最著名的例子是瓦拉在1440年的證偽《君士坦丁的捐贈》，以及後來的教皇國合法性的法律失效。最初，瓦拉的結果很少或者沒有產生影響，但在宗教改革運動期間，它被馬丁·路德等人用作了反對羅馬天主教的世俗權力的有力證據。通過波利齊亞諾，瓦拉播下了形式化的史料修復的種子，它可以被用於藉助一個系譜追溯過程重建現有複本的原始版本。

《創造亞當》米開朗琪羅

16世紀後期，約瑟夫·斯卡利格基於埃及國王列表重建(由曼涅託完成)，證明了世界史必定比與聖經融貫的歷史悠久。雖然斯卡利格通過引人“神話”時間的概念，設法保護《聖經》，但在17世紀和18世紀期間，他的結果導致了激烈的《聖經》批評，引發了啓蒙運動。19世紀，拉赫曼完善了史料批評和史料修復；直到今天，它依然構成了歷史研究的基礎。比如，各國政府和國際機構紛紛利用史料批評和文獻修復來幫助確定文獻的可靠性並不獨見於司法管理的是，史料批評成為輔助性學科這一工具箱的一部分。它也是日常實踐的一部分，比如在關乎種族滅絕大屠殺的歷史真相調查中。

人文主義者的發現理論與經驗主義互動構成了科學革命的基礎

在15世紀語文學、藝術理論和音樂學中，存在理論與經驗主義之間的有趣互動，於其間無論理論可能看起來多麼牢不可破，經驗主義享有決定權。一如我們在上文所看到的，這種相互作用在語文學中始於瓦拉和波利齊亞諾；經由斯卡利格和卡索邦，它成就了一門擁有自身方法論的穩固的19世紀學科。這門學科的影響的一個例證是這一事實，即很多16世紀和17世紀科學家同時也是語文學家，從伽利略和開普勒到牛頓。語文學是第一門證明假設甚至理論何以能夠基於新觀察(比如新發現的史料)被推翻的早期近代學科。

達·芬奇《最後的晚餐》與透視法

我們也在藝術理論中發現了這種互動。雖然阿爾伯蒂建構了極佳的一個線性透視數學結構，但結果是經驗透視並未遵循它。為了闡明這種經驗透視的基礎理論，列奧納多費盡了心血，但除了幾條經驗法則之外，他並未成就理論基礎。列奧納多在其實驗中非常系統地考察了光源、色彩和對象的位置的影響，他的實驗構成了新科學家的靈感來源。人文主義音樂學家一絲不苟的絃樂實驗及其數學基礎具有類似的重要性。通過他們的和音法則研究，他們幾乎直接把假設提出與實驗之間的互動傳遞給了新一代學者，這實際上就是伽利略父子間的情形。對語言學、藝術理論和音樂理論的基本模式的探尋顯示出了與後來對落體運動、行星運轉及其數學基礎的基本法則的探尋一樣的連續性，其中，源自第一次探尋的結果中有一些構成了第二次探尋的起點。

形式語法的發現奠定了信息技術與互聯網革命的基礎

語法的範疇是非常多層面的。首先，狄俄尼索斯·特拉克斯、多納圖斯和西拜韋等人的教學語法使得希臘語在希臘化世界、拉丁語在後羅馬帝國世界、阿拉伯語在伊斯蘭文明中的傳播成了可能。倘若沒有這些實踐語法，任何語言都不會發展為通用語，希臘化羅馬或者阿拉伯帝國就不會被建立，或者無論如何不會以相同的方式被建立。

C語言

除這些語法的帝國主義功能之外，它們的潛在形式主義改變了世界，儘管是以一種截然不同的方式。比如，差不多2500年之後，帕尼尼的形式規則系統被用作了更為高級的程序語言的基本形式體系。喬姆斯基的發現形式語言的層級構成了描述和分析計算語言的基礎。喬姆斯基早期的形式著作在很大程度上是關於語言的，後來被證明更適合於程序語言，而不是人類語言。程序語言的分析和編輯是通過語言學工作被着手實施的，語言學工作建立了信息技術的基礎以及它的諸多給人以深刻印象的應用，尤其是當下的互聯網革命。

其他發現：印歐語系揭示了各民族之間的關係，古文本激發了民族主義、權力與知識相互糾纏

這些例子只是冰山一角。我們只需提醒自己，不管好壞與否，印歐語系的19世紀發現是怎樣界定了我們對各民族之間關係的看法，因為它也導致了一種關於原本“純種的”雅利安人的假説。19世紀以降，古代文學文本、繪畫和考古文物的出士和修復對民族的自我形象和身份建構產生了巨大影響，這對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在20世紀上半葉的發展的作用非同小可，比如發現和修復《尼伯龍根之歌》。更加晚近的戰後“發現”又如何呢?比如已然變得眾所周知的權力與知識的交織；或者揭穿關於數字世界的可達性的神話；對電視作為一種通過“流”拴住觀眾的媒體的分析。我們不應忘記已然拖沓地播出數年之久的電視連續劇《犯罪現場調查》僅僅由8種敍事基本成分構成這一發現。這些發現是否將改變世界必定日久自明，但它們無論如何都是全方位地令人興奮的。

《犯罪現場調查》

不存在人文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完全二分

在我們對原則與模式的探尋中，無論在任何地方，我們都見到了人文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楚河漢界。人文學者和科學家們都在尋找基礎模式，他們設法以邏輯的、程序性的或者數學的形式化來表達它們。另外，就模式的“本質”而言，人文學科與自然學科之間存在着連續性。不同於人文學中的模式似乎沒有那麼絕對，受制於變化，在自然科學中它們似乎是絕對的，在物理學中也是如此。

然而，在人文學科自身中也存在一種漸變，從幾乎絕對的語音演變定律到不那麼絕對的和聲規則，再到可變的具有文化特殊性的模式，比如對視覺描繪和文本的闡釋。不過，在自然科學中也有像這樣的漸變—從理論物理的絕對定律到化學中的更近似法則，再到生物學中的地方性的、多變的模式。著名生物學家恩斯特·邁爾(Erst Mayr)主張，通用模式在生物學中不存在。邁爾承認，物理和化學的法則也在分子層面上適合於生物系統。然而，在一個複雜的系統中，未曾有遵守理論物理中嚴格的“定律”定義的生物規律性被觀察到。根據邁爾，生物學家用“定律”意指的東西是模式，它通常是地方性的，並不普遍有效，而且經常是統計學上的。這些規律性被廣泛用於解釋生物現象，它們並沒有被歸納為更加深奧的物理或者化學定律。

打破哺乳動物定律的鴨嘴獸

科學哲學家菲利普·基切爾(Philip Kitcher)在聲明存在自治層面(autonomous level)的生物解釋的時候，對此表示了認同。比如，在生物學中，被用於細胞層面的一組概念和解釋有別於被用於生態層面的概念和解釋。這並不排除複雜的生物過程還原——遲早——為物理過程。然而，把一個生物現象還原為基本粒子物理學來理解是沒有意義的。

我們依照基切爾的意見主張，人文學中也有自治層面的分析和理解。很顯然，物理定律也適用於人類大腦，因此也間接適用於人類大腦的產物。不過，並不屬實的是，我們需要向生物學或者物理學諮詢如何分析一部文學作品或者一首樂曲之類人文產物。其中，認知和神經科學已然提出了語言和音樂研究的重要見解但是，倘若我們試圖依據相關於彼時的一切大腦活動的總數來理解希臘花瓶繪畫或者文藝復興，它便是不可能的，甚至是可笑的。事實證明如此，自治分析層面，比如繪畫既有的風格分析或者基於語文學的歷史分析，能提供最有洞見的模式，也可能推既有思想體系(比如約瑟夫·斯卡利格的基於語文學的發現，即世界史長於與聖經融貫的歷史）。

圖書簡介

關於科學史的著作已經很多，但在本書作者以前，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都沒有一部相關的人文學史。作者將不同人文學科的學科歷史資料加以梳理和匯聚，做了一次條理清晰的敍述。隨着本書的展開，我們發現，作為一個整體的人文學科確實展示出了某種自身獨有的模式，繼托馬斯庫恩之後，人文學者解決具體問題的能力也在不斷提高，某種意義上，人文學科一直在進步。儘管本書的涵蓋面非常廣，但論點和結論卻絲毫未流於表面與膚淺，另外，其輕鬆活潑的行文風格使得本書也適合於大眾讀者。

作者簡介

任博德，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邏輯、語言和計算學研究所教授；譯者徐德林，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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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九點零一分

本文觀點資料來自

《人文學的歷史:被遺忘的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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