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國際教育，是個國際玩笑_風聞

作者：一諾（奴隸社會）

國際教育組織（IIE）曾披露過這麼一項數據：中國是美國的第一大留學生生源國，每年有三十多萬學生去美國。但是這些被送出去的學生，在國外怎麼樣了？畢業之後又如何？國內所謂的“國際教育”“雙語教育”又存在着什麼樣的問題呢？

2016 年我回國，最讓我驚訝的事情之一，就是全國上下對所謂的“國際教育”和“雙語教育”的狂熱。不管什麼培訓班、營地，加個雙語，價格就可以漲個 50%。很多經驗有限的年輕老外，因為看上去金髮碧眼就可以在教育機構裏做到很高的職位，而且自然也會吸引到很多顧客。我也看不懂“國際教育”這個大市場，有各種論壇、大會、專家，有垂直媒體、深入市場調研報告，有各種中介和“價值鏈”上的生意模式，後面還有各種投資機構和投資人，好不熱鬧。

我看了這麼多國家，只有中國有這麼一個奇葩的“大市場”（其實也不完全對，其它亞非拉欠發達國家也有，但沒這麼高級）。有意思的是，中國這個獨特的巨大需求，在北美英國和澳洲這些英語國家，也催生出了一個接待此大需求的“大行業”，而且其中大部分是海外的同胞（當然一般會拉上一些撐門面的老外）。因為只有中國人才能深入理解這個需求，也能花式滿足這些需求。

大家如果夏天去美國英國牛津劍橋看看，會感覺根本沒有出國，摩肩接踵的都是同胞，中國人大概貢獻了這些夏校（開放暑假讓中國學生上課的國外學校）至少 50% 左右的收入，有意思吧？

表面上看，國際教育是送孩子出國的教育，學英語當然有用。但如果深入探究，你就會發現這熱鬧錶面下的深刻悲涼。

在話悲涼之前，我有幾個聲明。

**第一，我不是反對學英語和留學。**過去 18 年，我有一半時間在美國學習、工作和生活，受益良多。我當然更不是反對外國人，美國有大量值得尊敬的思考者、學者和實踐者，我也有很多美國同事、老師和朋友。我更不是反對開放和交流，相反，我是其中的積極倡導者。

**第二，我不是反對中國的國際學校。**我覺得國際學校，特別是真正優質的國際學校，給中國帶來了很多好的教育理念和做法。好的教育，一定是多元的，這些國際學校提供了這樣一個窗口和多元性，是非常有意義的。

**第三，我也不是反對把孩子送去接受“國際教育”的家長，包括為了孩子教育把自己變成“假外國人”的家長。**因為對於單個家庭來講，不管個人事業有多成功，大家都是幾乎沒有能力和教育大體系以及環境抗衡的，所以如果不想走“主流”應試教育的道路，就只有想辦法走“其它道路”。國際學校和國際教育，也正是因為這樣一個大環境，成為了一個大市場。如果要從根本上“解決”，不是取締國際學校，或者把國際學校變成另一類“公立學校”。而是把我們自己的教育真正地做好，讓我們自己的人民滿意，讓大家願意選擇把孩子留在國內受教育。

那為什麼説悲涼？因為我們離這個“好”，還很遠。

一、對中國孩子最好的教育，應該在哪裏？

在很多教育論壇我都問過有多少人打算送自己孩子出國，在場舉手人數都是超過 50%。我接觸過很多社會精英和優秀的人，有大學教授、學者、醫院院長、科技公司創始人、投資人，幾乎 100% 孩子不是已經在國外，就是準備送出去。而且我們體制內的很多教育專家，包括高考改革的專家、大學老師、教務長，孩子也都在國外。知識精英里，似乎有一個共識，就是最好的教育在國外。

數據來源：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我講這個不是批判，也不涉及意識形態。回到我上面的聲明二：個人再有能力，在教育上也是無力和體系抗衡的，只能選擇用腳投票。

只是如果退一步看，我們是有五千年文明的大國，但我們的社會精英普遍認為最好的教育是在和我們語言、文化、價值體系都不相同的國家。這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假想類比一下，你能想象英國的社會精英（大學教授，醫生，科學家，創業者）認為對他們的孩子最好的教育，是在中東阿拉伯國家嗎？

中華的文化，只有我們自己能教育、傳承，所以對中國孩子最好的教育應該在中國。這看似是個非常淺顯的道理，但現實離這還很遠。

二、我們送出去的孩子，怎麼樣了？

也許“最好的教育”這個願景還遠，那講講現實。對美國來講，中國是第一大留學生生源國，我們每年有三十多萬學生去美國（這裏對比一下，每年美國來中國的留學生，大概一萬五千人，是我們的 5%）。

數據來源：Forbes Statista

這裏的大部分學生，是中國家長付全額學費出去的，對美國貢獻了大量的 GDP（每年 420 億美金），而且這裏還沒有算一個更大的數字，就是孩子小，夫人帶孩子在美國居住陪讀的花費。

這在中國的海歸家庭，或者中國企業家家庭裏是非常普遍的，都有專門的詞叫做“月父”和“季父”，就是爸爸一個月飛一趟美國，或者一個季度飛一趟美國去看一下孩子。為了孩子教育付出家庭異地的代價，這在中國的科技創業者裏是很普遍的。而**孩子在這樣不完整的家庭中長大，也是另一種代價。**同樣，我完全沒有批判這些家庭選擇的意思，對每一個家庭這都是不得已的，是在可選的不完美方案中選一個相對好一點的而已。

那我們中國人付出了這麼大的代價，咱們送出去的孩子，怎麼樣了呢？答案是，不怎麼樣，至少和我們的投入相比，不值。

且不説中國富二代在美國揮霍父母的財富，就算是靠自己努力去了名校的孩子，情況也不容樂觀。我和一位在美國的心理醫生聊過，提到在藤校裏，華裔孩子抑鬱的比例高達 40%。最近清華附中原副校長辛穎有一個分享，在耶魯因為各種原因不能完成學業的中國學生有將近 1/3。我們只看到各個高中和留學輔導機構宣傳有多少孩子去名校，但是送出去後出問題的孩子，大家要麼不知道問題，如果知道，也因社會壓力和其它各種原因而噤若寒蟬。最後其中的苦，只有孩子自己和父母知道。

三、那畢業以後呢？

我們自嗨的國際教育，又是強調國際視野，又是強調領導力，那結果呢？恕我直言，無非是向國外輸送了一些合格的打工者而已。

北美是麥肯錫最大的市場，2015 年我從 Palo Alto 辦公室離職加入蓋茨基金會的時候，北美有 600 多個合夥人，但其中和我一樣在大陸接受本科教育的只有兩個人。而我只算半個，因為我是在北京選上合夥人又轉去美國的。後來我和她都離開了，那一段時間，中國人的數量就到了刺眼的零。

你可能會説，中國是發展中國家，我們沒有歐美人有實力，英語不是母語。但是北美的中國人肯定也熟悉印度的例子。同是“發展中國家”，同樣母語不是英語（認為印度人母語是英語，是一個很大的誤解），同樣是大部分在本國接受完本科教育以後赴美的印度人，他們什麼情況呢？

我在麥肯錫的同時期，印度裔的合夥人有 15%，就是近 100 人。 其中很多是資深合夥人（Senior Partner 是合夥人做到六年以上再選拔出來的），包括若干個重要行業的大頭和和區域辦公室的負責人（從醫藥、科技，到政府服務—以美國政府為客户），更不用説曾經做了麥肯錫三屆（9年）的全球總裁也是印度人，而且本科是在印度理工學院畢業再到美國的印度人。但是真是感覺 Rajesh、Sandeep、Shantanu（印度人常用名）們無處不在啊！

麥肯錫之外是同樣的大圖景。CEO 和一把手是在印度出生，在印度接受基礎教育直至本科教育的印度人，遍地是例子，下面這一張圖，僅僅是一部分。

科技公司裏：谷歌的 Sundar Pichai，微軟的 Satya Nadella，Adobe 的 Shantanu Narayen，Global Foundries 的 Sanjay Jha （之前做過摩托羅拉 Mobility 和 Qualcomm 的 CEO），Softbank 的 Nikesh Arora，Cisco 的 CTO Padmasree Warrior（印度女性，之前她是 Motorola 的CTO），Sun Microsystems 的聯合創始人，Vinod Khosla 是著名的硅谷大佬，也是印度本科畢業後到美國來的。

消費品行業百事可樂的主席——印度女性 Indra Nooyi 掌舵多年了；金融行業裏，Mastercard 的CEO Ajay Banga，花旗銀行的前 CEO Vikram Pandit；還有 Berkshire Hathaway Insurance 的 CEO，Ajit Jain。

**在主流商學院和大學的院長裏，也遍地是印度人的影子。**哈佛大學的本科教育院長，從 2010 年起，就是印度裔的 Rakesh Khurana，同年，印度裔的 Nitin Nohria 成為哈佛商學院的院長。也是同年，時任斯坦福商學院教授的 Sunil Kumar 被任命為芝加哥大學 Booth 商學院的院長，2011年 Dipak Jain 成為歐洲工商管理學院的院長，他之前是西北大學的凱洛格管理學院 8 年的院長。2012 年印度理工（IIT）的畢業生成為康奈爾大學商學院的院長。

在上面所有的細分領域裏，可比的中國人的數量，都是零 。

看世界 100 強企業，如果不算中國國企，中國大陸教育背景的 CEO，也是個大寫的零。所以你説我們講國際教育，不是自嗨是什麼？

世界最大的“國際教育市場”和全軍覆沒的精英職場之間，到底缺了什麼？

我寫印度人，不是為了挑起我們和他們的矛盾或者競爭，因為你知道嗎？我也喜歡印度人！

我在 Palo Alto 辦公室的兩年，和所有合夥人一樣，要做諮詢師的職業發展和業績評估。因為 Palo Alto 主要服務於科技企業，所以我們的諮詢師裏印度人的比例就更高了。我那一年負責評估的有四個印度人。

我們做評估的方法，是和他們工作過的每個人聊對 TA 的反饋、長處和需要提高的地方。而且要有實例有證據，還要相互印證，最後我作為合夥人形成一個評估意見和對 TA 下一步職業發展的建議。那時候我聊完了一圈的強烈感受，就是我也喜歡這些印度小朋友。如果我有項目，也希望讓他們上我的項目。他們有主觀能動性，有想法，分析能力強，情商高，主動為客户考慮，有創造性的想法，還能用客户可以接受的形式提出來，團結客户一起做，這樣的員工，哪個領導不喜歡?

所以要問的問題是，我們究竟差在哪裏？在美華人經常有幾個遮羞布：我們英語不好，印度人會拍馬屁和華裔前輩不給力。鐵木在文章《三塊遮羞布》裏寫過：

不是我們“英語”不好，而是我們“沒見地，沒邏輯，沒激情，沒膽識”；

不是”印度人會拉關係拍馬屁”，是他們願意思考公司的大事，願意參與討論貢獻力量，而我們上來就把自己定位為“技術工”，拿多少錢做多少事；

不是“華裔前輩不給力”，而是我們自己不注意建構和維護導師和同伴的關係。

**具備這些，就是“領導力”。**領導力的核心，不是技術技巧，是思辨能力，思維方式，團結協作的能力，膽識，勇氣，愛。領導力的基礎，是個人層面的通透。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印度的教育，教出來了比較通透的人，這個是核心。大家看看谷歌 CEO “劈柴”和微軟 CEO 薩蒂亞·納德拉的歷程，都是非常讓人敬重和欽佩的。

我第一次去印度的時候，有巨大的優越感，和中國相比真的是髒亂差啊。印度的經濟社會發展的確有很大的問題，但是印度文化裏的多元和對精神世界的追求是普適的 。所以喬布斯才去印度進行對內心的探究。

而我們呢，自己的文化就沒學好，根基不深厚，又加上各種讓人眼花繚亂的國際體驗和英語教育。向外而不是向內看的教育導向，讓我們離通透越來越遠了。

四、最後，什麼是國際化？

國際化不是外語好，不是能出國，這些都太表面了。最終，是用別人聽得懂的語言和邏輯，講自己的故事（這是曾國俊老師説的，我非常同意）。這裏談幾個更本質的問題：

1、國際教育到底是教什麼？ 

需要學英語，但是又遠遠不止學英語。

“國際教育”的起源，其實是西方國家的人到欠發達國家甚至殖民地國家，為了在當地為自己的孩子上學辦的教育。這當然有價值，讓我們看到了西方的教育理念和先進的做法。但是這樣的學校本身，不會是適合大量中國孩子的“國際教育”。

論英語，中國已經有世界上最大的英語學習羣體了（嗯，3 億人，比美國人口還多）。但是我們離培養出世界舞台的領導者，還是差得很遠。因為國際教育不只是學好英語（當然這很重要），除了語言好，還要有觀點，有見解，能瞭解聽眾，會講故事，能形成 “narrative”（可譯為“敍事方式”，説實話這個詞本身就有深意，以後有機會再寫）。在能力上，不僅是要有技術能力，而是要能關注大問題，有領導力，有同理心。如果不關注這些大問題，英語好無非是有了一個打工的能力。

最近清華成立了學生全球勝任力發展指導中心（Center for Global Competence），我有幸被邀請成為顧問委員會成員。中心的一個核心思想，是“本土國際化培養”，我非常認同。

那到底什麼是全球勝任力？中心有下面這樣一個模型。分了三個方面，一個是個人層面，包括道德與責任，自覺與自信。一個是人際層面，包括開放與尊重，溝通與協作。最後一個才是認知層面，包括世界文化與全球議題，和語言。核心其實是前兩個方面，語言和議題是外殼，沒有前兩個，那無非是語言花哨，誇誇其談，是無源之水。

我們當天在清華討論的問題，就是這三個方面，都是應該在 K12 基礎教育階段就開始培養的。這就是教育的本質，而不僅僅是國際教育需要做的。如果到了大學還沒有的話，很多方面其實就很難被影響了。我們希望能讓孩子早一點開始這個歷程。

2、我們自我認知的偏差

一定程度上，所有的限制都是我們內心給自己的限制。一個自己不想當領導的人，不可能某一天“天降大任”讓你當領導。我們教育裏“實用化”“標籤化”的導向，在深層上傷害的其實是我們每個人進行自我認知的主觀能動性。所以如果覺得考慮公司戰略是“分外的事”，覺得和人談話是“浪費時間”，覺得替領導想問題是“拍馬屁”，可以看看我在《一諾：為什麼每個女性， 都應該當領導》裏説的一些關於這方面的思考。

有了這樣的自我認知，我們就應該轉換思路，不僅是我能夠在中國把自己的事情做好，還要給外國朋友講好我們自己。其實論全球勝任力，美國主流教育裏也非常缺失，特別是對中國的理解。但人家是世界第一，所以暫時有資本不學習（但這也終將是個大問題，美國的精英已經意識到了）我這些年寫的 Get Smart on China 是在工作層面給外國同事講懂中國，講了三年了，可以説還是有作用。

今年，基金會最高領導層被我拉到了北京，在中國開會，是有史以來的第一次，能夠進一步推進基金會各方面業務和中國的合作。同樣是今年，我們也在加州硅谷開了一所分校，我們長遠的目標，就是希望在好的全人教育的基礎上，能推進在美國學生對中國的理解，和用好的方法學好中文（現在美國的中文教育整體太差，無力吐槽）。

3、國際教育不是“高大上”，反而是關注邊緣

我們一提到“國際”，就想到是西裝革履，鎂光燈，高大上。但這都是表面文章。真正的“國際化”，反而是關注邊緣問題，邊緣羣體。

最近有老師在上海蔘加日本佐藤學老師的學習共同體的培訓，我非常感動。裏面提到，我們中國的課堂，老師大都喜歡舉手最快的學生，但是好的老師，要關注到班裏每一個學生，特別是“後進”的學生。因為學習是每一個學生的權利。如何關注呢？不是對所謂的後進生耳提面命，用佐藤學老師的話講，是“漫不經心的關心”，用温暖的眼神不斷讓孩子知道，老師在乎你。這“漫不經心”裏面透着深厚的人文關懷，對孩子的尊重，怎不讓人動容。

**除了邊緣的“人”，還有邊緣的議題。**牛津的羅德獎學金，是西方世界最負盛名的獎學金，它核心的一個價值觀，是“Fight the world’s fight”，羅德畢業生最大的去向，是新聞界，做“吃力不討好”的無冕之王。這種關注，其實和我們儒家思想裏的擔當和理想主義情懷是一致的。這才是真正的“國際教育”應該有的底色。

昨天，世界教育創新峯會 WISE 的 2018 世界教育創新獎公佈，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支持山村幼兒園的“一村一園計劃”成為該獎創辦以來第一個獲獎的中國項目。實至名歸。在中國貧困山區的一個個幼兒園，就是最“國際化”的項目。

最後，在中國國際教育的狂熱裏，我辦學校是有點唐吉訶德的行為。我不是沒有能力讓自己孩子出國，甚至上名校，我要是想掙錢，搞英語培訓，出國指導，“容易”的路子有很多。但我們在這裏生這裏長，見了世界，希望我們在有生之年，不只是給孩子謀個出路，總覺得應該多做點什麼。雖然困難重重，但希望終究有一天，我們的後輩們能説，他們在中國接受到了世界上最好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