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説常識:房價上漲對消費增長有利而不是有害_風聞
吕建凤-批判批判者的批判者2018-07-19 07:46
經濟理論界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消費不足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房價上漲過過快。易憲容寫過一篇文章《居民的消費能力被過高房價所消耗與擠壓》,説:
【不少居民的消費能力被過高房價所消耗與擠壓,從而使得國內居民的消費能力嚴重下降。國內居民的內需擴大當然無從談起。如果政府能夠調整經濟增長速度,不再追求過度的GDP增長,政府才有可能出台讓房價迴歸理性的政策,這樣才能讓國內的許多經濟關係理順。】 這段話存在很多錯誤: 第一,經濟理論中要求擴大以居民消費為主要內容的內需,就是為了促進經濟增長加快。
如果不是為了這個目的,居民消費增長不增長,應該是居民自己的事,不需要經濟理論者們多嘴多舌。
他自己説的【讓國內的許多經濟關係理順】,邏輯上也是在將經濟在依然較快速增長的前提下平穩發展作為目的。尤其他這篇文章是寫於中國經濟增速持續下滑過程中的2016年,從指責【追求過度的GDP增長】的角度,要求不惜以降低經濟增速為代價而增加居民消費能力,是沒有理由的。
而刺激以居民消費為主要內容的內需以促進經濟發展,在邏輯上是與市場經濟規律相沖突的: 市場經濟是指以外部市場開拓為特徵的經濟形態。在現代市場經濟環境下,因為沒有了通過殖民手段開拓外部市場的空間與條件,對外開拓市場就只能通過增強本身經濟競爭來實現。而經濟競爭力無非兩個:
1、生產出別人生產不出來的商品;
2、用別人無法做到的低成本生產商品。
這兩個競爭力依靠的都是生產力的進步。而生產力進步是必須通過投資,建設起新產品的、或者高效率的生產設施與生產環境,才能夠實現。也就是必須通過對於生產力與生產環境的投資來進行。 西方國家一直在要求中國把擴大內需,尤其是刺激消費當做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為達到此目標,不斷批判中國經濟增長中出口與投資動力比重“偏高”,並不斷預言中國經濟將因此崩潰。國內的一些經濟學者也跟從西方西方國家的要求,批判中國的經濟“失衡”,要求中國減少外貿順差、減少投資,提高消費在經濟增長中的比重,經濟“經濟平衡”。
西方國家要求中國刺激消費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從他們的經濟利益出發,中國的消費擴大,會導致對於他們產品的有效需求擴大,有利於他們的經濟利益的實現。
而作為中國經濟學者,如果不是西方國家經濟利益的受益者,卻站在西方國家經濟利益的角度,要求中國用擴大以刺激消費為主要內容的內需來發展經濟,就只能是不懂市場經濟理論和客觀經濟規律的表現了。
市場經濟就是以市場的擴張為特徵。哪個國家的經濟在國際市場擴張方面具有競爭力,哪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就好。而外貿順差就是一國經濟競爭力的具體表現。
早期西方國家經濟得以長期持續發展,是依靠了殖民戰爭開拓海外市場,通過不斷把自己的產品強行推銷到殖民地,實現了財富積累。美國之所以能夠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強國,也是因為長期的外貿順差讓他積累了世界最大的黃金儲備。
而西方國家包括美國在內,他們經濟增長的陷入困境,正是因為他們的經濟競爭力下降了。具體就表現在他們的外貿逆差上。當前西方國家中經濟狀況較好的德國,則是世界人均外貿順差最大的國家。 要實現外貿順差現象的可持續,必須以經濟競爭力不斷增強,具備不斷擴大國際市場規模的能力為前提。而經濟競爭力的基礎是生產力進步。
生產力要進步,必須以科技進步為前提。科技進步必須通過投資才能實現。同時,以先進科技水平為基礎的先進生產力的佈局,也必須以基礎設施與生產能力的建設投資為條件。也就是説,投資是增強經濟競爭力的必須手段。越是經濟水平低的國家,投資對於增強經濟競爭力的作用越大。
從上述分析中我們看到,經濟成長的必要條件是生產力進步基礎上的出口與投資。至於消費,並不是社會經濟成長的必要條件,而應該是經濟成長的必然結果。
因為在經濟社會里,財富才是消費的權力。一個貧窮的國家的人民是沒有權力像富裕國家的人民一樣消費的。而富裕國家的人民因為財富較多,消費也自然會提高,這是不需要特別刺激的。
相反,任何國家的過度消費,也就是超過經濟允許度的消費,都會導致生產力進步的緩慢,從而削弱國家的經濟競爭力,也就是削弱國家的財富基礎。
尤其是經濟水平較低的國家,用刺激消費的手段提振經濟,必然的後果是讓經濟規模在低水平上擴張。結果是產業升級與經濟結構優化所需的資源被低水平的經濟活動浪費。導致經濟成本的上升,與市場被先進國家的資本佔領。
於是世界財富分配格局進一步趨於不合理。因此,經濟水平較低的國家更不應該以刺激消費為提振經濟的根本手段。
第二,要增加居民消費能力,就必須以經濟較快速增長為前提。
2016年是中國前幾年的經濟增速持續下滑過程中的最後一年。為了讓中國經濟增速下滑的趨勢得到遏制,國內外眾多經濟學家們紛紛指責中國“消費不足”——當然今天他們依然在繼續這麼指責,要求中國政府採取措施提高居民消費在經濟中的比重。其中就包括了易憲容這位著名學者在內。
然而這是顛倒因果的思維。因為常識告訴我們,經濟發展才是居民消費增長的必要條件。而上面分析過了,市場經濟環境下,經濟發展必須以出口與投資為根本條件。
至於消費,應該是每個居民自己根據自身邊際效用狀況,按照主觀價值判斷做決定的私權範疇的事,不需要社會各方面的多嘴多舌。
從倫理上來説,應該是通過經濟發展,滿足居民消費要求;而不是通過刺激居民消費,來滿足經濟發展要求。
儘管在特殊時期也就是生產力進步遇到瓶頸時期,暫時性的刺激居民消費,以維持經濟發展的必要速度,是一種經濟規律要求,但這不應該是一般時期特別是在中國經濟增長依然夠快速的時期,作為經濟學家們的強烈要求。因為這不但違背倫理要求,也是與經濟規律相悖離的。
而宏觀經濟意義上的消費不足,是經濟社會的痼疾。之所以是痼疾,是因為經濟就是從控制消費開始的。
經濟活動的目的不是為了消費,而是為了獲得財富。財富越多的人,財富中用於消費的比重越低。而經濟社會里財富是消費的權力。財富少或者沒有財富的人往往會因而缺乏財富這個消費權力而消費不足。也就是説,消費不足指的是普通民眾沒有能力消費——不是因為普通民眾有消費權力而不消費——從而導致的市場有效需求不足現象。
可是,現在西方人以及盲目崇拜西方意識形態的國內公知們,卻在歪曲這個概念的定義。把消費不足解釋成了普通民眾有錢不消費。意思就是為了西方國家資本家們的財富效應,普通民眾就應該把自己的錢都拿去消費。
他們在這麼分析與解釋經濟現象的時候,忘記了一個他們天天在宣傳的邏輯,那就是市場經濟應該要的是競爭。如果普通民眾把手裏的錢都拿去消費,而不是用於投資與財富積累,已有的資本家們將不會受到來自普通民眾的財富競爭,從而形成固定的財富壟斷狀況。
既然在邏輯上説不通,公知們就會用“事實”來證明給大家看:西方國家的普通民眾基本上不儲蓄,可是,他們的經濟很發達,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很高。這説明普通民眾在收入基礎上充分消費,是經濟發達的條件。
為了強化這個觀點的作用,他們還危言聳聽地説,不這麼做,就會墜入“中等收入陷阱”,無法成為發達國家。
那我們不妨拿另一個事實給大家看:發展中國家普通民眾基本上沒有儲蓄的,全都是貧窮國家。他們的經濟很落後,人民的生活水平很低。也就是説,普通民眾儲蓄率低,與他們的收入水平比較而顯示出來的所謂“充分消費”,並不是經濟發達的表現。
從邏輯上來分析,這正是他們經濟落後的原因。因為普通民眾沒有能力加入到財富競爭的活動中,社會上的財富壟斷現象就更加嚴重。市場競爭也就更加不充分。當然經濟發展就不起來。這個邏輯,與普遍事實是一致的。
那麼,西方國家的現象怎麼説呢?西方國家的財富積累率其實比發展中國家高得多。因為他們的生產力水平高,產品附加值比重更高。財富積累程度更高。資本,就是財富積累的結果。 財富運用有兩種形式:
一種是用於消費;
另一種是積累成資本。
資本積累的形式有兩種:
一種是投資;
另一種是儲蓄。
其實,投資就是收益率更高的儲蓄;儲蓄則是風險度更低的投資。
或者説,投資是風險度較高的儲蓄,儲蓄是收益率較低的投資。
兩者之間的區別,在於風險度與收益率的不同。而與消費相比較,投資與儲蓄都是財富積累。我把這個財富積累率稱之為“廣義儲蓄率”。從這個意義上説,西方發達國家的儲蓄率比中國更高。 西方發達國家的資本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把財富消費掉了的結果。恰恰是消費不足,而財富積累率——也就是我説的“廣義儲蓄率”——高的結果。
他們的消費不足,導致了市場有效需求不足。於是要求發展中國家裏面還有錢可以消費的都努力擴大消費——你要是沒有錢消費了,他會要你緊縮一切開支,造成你的資產大幅度貶值,他好廉價收購——以滿足他們的經濟擴張需要。這就是他們不斷指責中國“消費不足”的目的與原因。
那麼,今天的中國有沒有消費不足現象存在呢? 消費不足説的是,因為普通民眾的消費能力不足,導致消費相對於經濟發展的要求過少。
中國目前經濟發展的問題,不在於普通民眾的消費能力不足,而在於,相對於財富增長的速度,普通民眾的消費願望較低。
為什麼中國居民的消費願望會較低?因為中國經濟發展處於快速成長階段,資本的邊際收益率高,普通民眾將財富積累做資本的積極性更高。這是符合邊際效用原理的現象。
因此,説中國消費不足,既不符合經濟原理與經濟規律,也是歧視普通民眾價值觀的表現。 當代經濟危機都爆發於西方發達國家,而經濟危機的根源,都是因為有效需求不足,也就是消費不足。因此,西方發達國家才是真正的消費不足國家。
發展中國家一般的問題都是資本不足,也就是財富積累不足。因此,發展中國家聽了西方人的話搞什麼消費刺激、福利社會的,都不免墜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因為財富被過多消費有兩個負面後果:
一是導致經濟在既有生產力水平盲目擴張,導致生產力進步所需要的資源不足。在激烈競爭的市場上,生產力進步緩慢就是落後;
二是超前消費更多地為發達國家提供有效需求,導致財富分配進一步傾向於富裕國家,於是世界範圍內邊際消費進一步降低,經濟危機會爆發得更頻繁更深刻。而經濟危機來臨的時候,發展中國家的貧困會進一步深化。
從上述分析可知,作為阻礙經濟發展的原因的消費不足現象,雖然是經濟社會的痼疾,卻只是西方發達國家的普遍問題,而不是發展中國家的問題。
中國現在仍然是發展中國家,不存在作為阻礙經濟發展的原因的消費不足的問題。凡是從這個角度指責中國消費不足的,不管他的主觀意願如何,實質上都是在替西方發達國家的利益要求代言。 第三,房價上漲對增加居民消費是有利而不是有害。
房價上漲會帶動房地產經濟的發展,從而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經濟發展了,就業增加了,工資增長了,居民消費能力增強了,消費增長才有經濟基礎。
易憲容的意思是,房價上漲的結果,導致居民將財富用於房產投資,會促進投資增長,而減少財富中的消費支出。這是不懂市場規律的人才説得出來的話:
1、上面説了,【房價上漲會帶動房地產經濟的發展,從而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經濟發展了,就業增加了,工資增長了,居民消費能力增強了,消費增長才有經濟基礎。】
2、購買房產的人分兩種:
一種是錢不太多的人,他們買房用於自住,屬於住房消費行為,也就是本身就是消費。房價上漲的結果是導致他們的住房消費增大,也就是導致消費增長;
另一種是錢很多的人,他們買房是用於投資。而這一部分人對於國內現有市場的消費品種已經飽和。讓他們減少對國內房產的投資,只會使他們將多餘的錢投向國外市場,用於消費或者投資。與增加國內消費沒有關係。而相對於這部分人將錢投向國外,讓他們的財富用於國內房產投資,很明顯會有利於增加國內消費。
很多人看了我這個觀點,會以為我在主張高房價,進而以為我是當今市場上的特殊利益成員,在為資本利益説話。其實錯了,易憲容這樣的人才是在為資本利益説話,而且或許他自己不知道,他還是在為外國資本利益説話。
其實,如果撇開政治目的,高房價不應該是社會關注的焦點問題。
因為,高房價現象與其他任何資源價格狀況一樣,都是市場現象。人們應該做的,是努力適應包括高房價現象在內的市場要求,而不是把關注點集中在一個市場現象上。因為這是不理性的態度。而不理性的態度,會導致錯誤的行為。
首先説説高房價是一個市場現象:
房價的上漲,與其他任何資源價格的上漲一樣,都是市場需求導致的。有人為高房價投入資源,就有人因為高房價獲得資源。
現在幾乎所有抨擊高房價問題的人——其中就包括易憲容先生——都在説,房價上漲是貨幣現象。
他們就不想想,同樣貨幣環境下,為什麼有的城市房價瘋漲,有的城市房價卻長期低迷?答案只有一個:不同城市的市場環境不一樣。所以房價問題就是一個市場問題。
按照市場問題就應該由市場自行解決的邏輯,高房價問題作為市場問題,當然應該由市場解決。而且至少在中國,目前這個問題還真的可以通過市場行為得到解決:
高房價現象只體現在部分中心城市。之所以這些城市房價會高,是因為這些城市集中了大量資源,導致人們都向往,從而要擠進去。因為要進去的人多,所以住房資源的稀缺性就大,房價就高。 如果任憑這些城市的房價上漲,當然就會提高這些城市居民的生活成本與經濟成本。按照市場規律,就會導致人才、資本等等資源的流出。
如果整個中國都房價過高,這些資源就只好流出國外去,也就是我在昨天的博客中批判的時寒冰,他説的低端產業與高端產業都從中國流出的現象,就會發生。中國經濟就危險了。
可是不存偏見的人都知道,中國只有部分城市的房價偏高。很多城市的房價因為市場有效需求不足,還處於偏低狀態。因此完全不需要擔心因為房價偏高,會導致中國經濟危機的問題。
相反的,中心城市的房價偏高,固然會提高這些城市的居民生活成本,但同時可以起到阻礙更多人進入這些城市,從而緩解競爭烈度繼續增加的趨勢。當然更重要的是,它會促進中心城市的資源外溢,有利於其他城市的經濟,可以比較快速地追趕經濟發達城市,從而促進地區間的經濟結構平衡,與資源分配公平的進程。
事實上,國際上的產業轉移,從來就不是因為房價過高所導致。今天中國的北上廣深,房價已經過高,並沒有阻止他們繼續成為國際高端產業的接受城市。而且高端產業的移出國的房價,並不見得比中國的北京、上海、深圳高。
因為產業轉移的要求是利潤空間大。利潤空間的形成條件,固然有住房成本因素在內,但是更重要的是效率環境。尤其是高端產業,對於效率環境的要求,遠大於對一般成本因素的要求。一些人不懂市場與經濟規律,為了批判政府,完全不顧邏輯與事實,抓住一個負面現象進行任意放大,與無限推理,如果不是出於無知,就只能是因為特殊利益要求的行為了。
從經濟邏輯分析,證明房價不是應該被關注的焦點了。那麼從倫理道德角度出發的公平要求分析,部分城市的房價過高是不是應該被批判的呢?也不是!
中心城市的房價過高,是因為集中了(從公平角度分析)過多的經濟資源,從而吸引了人們的集中,所導致的。也就是説,如果不考慮市場規律要求,這些城市的資源高集中度現象本身,就是不公平的現象。
中心城市的居民享受了比別的城市更方便的生活條件,當然就應該付出比別的城市的居民更高的住房代價。這沒什麼不公平的。
如果你不想付出這麼高的住房代價,儘管離開這高房價城市,到低房價城市去居住。這本來也是高房價現象應該起到的市場作用之一——促進資源向外轉移。
你把本來必須用於高房價城市的住房開支,投入到了低房價城市,對於低房價城市來説就是增加了資源流入。對於本來不夠發達的地區的居民是一個資源支援,也是為社會公平做出貢獻。
明白了房價只不過是市場現象,而且與其他的市場現象一樣,並不存在特別的不公平。我們就應該明白,房價不應該是社會關注的焦點問題了:相對於每一個人,任何市場現象,都應該是去適應,而不是指責的。
菜市場的白菜價格漲了,你要麼買,要麼不買或買少一點,指責白菜價格上漲,有用嗎?應該做的是努力賺錢,不讓物價上漲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才對。
從社會管理角度來説,對於市場現象,需要的也是適應市場的要求,努力發展生產力,讓資源充沛起來,降低其市場稀缺性。而部分中心城市的房價上漲,客觀上也可以對資源在地區間的公平分配,起到促進作用。
從資源相對充沛的城市流入資源相對貧乏的城市,資源的邊際效應會因此得到提高,宏觀經濟的的財富效應會更明顯。
所以,我們不應該指責部分城市房價上漲的現象,更不應該用部分房價上漲的市場現象,作為指責政府政策的理由。當然也不應該因此指責中國的貨幣現象。無論從經濟邏輯還是倫理道德方面,都是如此。應該做的是分析這個現象下如何可以提高社會生產力,或者人們應該如何在這樣環境下賺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