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楊振寧三問”，不是沒有辦法_風聞

7月14日，96歲的物理學家楊振寧在清華大學的論壇上，提出了這樣的問題：

“對於創建一流科學家不太成功這件事，是值得討論的。是不是有這個現象？有沒有可以改進的地方？到底重要不重要，值不值得去研究？”

這被稱為“楊振寧三問”，如同“錢學森之問”一樣，正是中國科研體制無可迴避的問題。

並不是每個科學工作者都有能力成為一流科學家，培養出一流科學家是概率事件。當代中國也確實有一流科學家，例如電磁動力專家、被授予“八一勳章”的馬偉明院士，量子通信專家潘建偉院士等人，其研究水平都處於當之無愧的世界頂尖水平。但是放到宏觀層面來看，“投入產出比”是不容忽略的問題——在既定的科研投入下，有沒有可能進一步提高產生一流科學家的概率？

我認為答案是肯定的。換句話説，當前的科研體制確實有不足之處，局部確實存在埋沒人才的現象。如果對科研體制、特別是資源分配進行優化改革，就會減少埋沒人才的風險。

被埋沒的人才少了，產生一流科學家的概率自然就增加了。道理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首先咱們應該談談，當前科研體制的弊端在什麼地方，是什麼因素導致人才被埋沒。其實根子都在於資源分配機制。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理工科專業的科學研究普遍需要財力支持，因此，把錢給誰花是一門大學問。數學可能是不需要太多財力支持的特例，例如張益唐在數論研究中的突破完全是自己推導出來的。但是有機化學、材料科學、生物科學、凝聚態物理等絕大多數理工類學科，研究都建立在實驗的基礎上，自然產生硬件和耗材方面的需求——只要實驗室開工一天，就有一天的開支，沒錢啥也幹不了。當前科研體制的弊端在於——許多想做事、能做事的青年學者，現實中很難得到充足科研經費的支持，導致壯志難酬。人才在年富力強、本應大有可為的年齡，沒能做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那不就是被埋沒了嗎？

接下來咱們再説説，青年學者為什麼很難得到充足科研經費的支持。青年學者中，不太需要為科研經費犯愁的，大概只有近年來中組部引進的“青年千人計劃”成員。因為“青年千人計劃”的指標有配套中央財政撥款，參與申報的院校和研究機構也會承諾一些經費支持。所以，能夠入圍的青年學者，剛組建實驗室的時候就會有幾百萬人民幣的科研經費。然而青年千人計劃的入圍者每年只有五六百人。除了這一小部分幸運兒之外，絕大多數青年學者都處於極其苦逼的狀態，哪怕申請20萬元的科研經費支持，都是非常頭疼的事情。申請科研經費的難點，未必在於自身科研能力；科研項目評審背後巨大的關係網和“潛規則”，倒是結結實實地難倒了眾多英雄漢。

長期以來，由於項目評審講究論資排輩，事實上已經形成了“圈子”。能夠進入“圈子”的，往往是職務和年資較高的“大佬”。“大佬”之間會彼此給予許多照顧——今天你給我的項目高抬貴手，改日我為你美言幾句還個人情。已在圈內的“大佬”們，活得大都比較滋潤，每一輪科研經費的“蛋糕”剛出爐，“大佬”們先上去把大塊的蛋糕給分了，留下些小塊的蛋糕和蛋糕渣來打發圈外的學者。“大佬”們相互照顧，其實還是看重對方手中能夠調動的資源，以致現實中存在大量這樣的現象：一個原本科研實力不強的人，只要當上了院校領導，課題馬上就來。這不禁讓人想起清代小説家吳敬梓筆下的情節：范進原先住破茅屋、連吃飯都成問題；可是剛中了舉人，立刻有做過縣官的張鄉紳送上三進三間的住房。這種風氣客觀上促使許多學者削尖腦袋往上鑽營，“政治因素”已然壓倒了科學研究。

由於項目評審受到關係網的制約，客觀上造成了這樣的現象：尚未進入“圈子”的青年學者很難獨立申請到科研經費，於是不得不找“大佬”拜碼頭，求着“大佬”帶着他們一起申請科研項目，或者賞一點科研經費救救急。“大佬”們可不見得有提攜後輩的高風亮節，其中有相當一部分道德品質很差的人，已經墮落為學霸學閥。

學霸學閥的特點是：自己並沒有創造性的研究成果，完全憑藉對資源的壟斷在科研體系內生存。他們不過是分給青年學者一些科研經費，卻要霸佔青年學者的研究成果給自己充門面，在自己並未付出多少心血的項目中冒充首席。倘若青年學者有朝一日離他們而去，這些人什麼都做不出來。

上述現象造就了這樣一種惡性循環：一方面，學霸學閥通過霸佔青年學者的研究成果，把自己打扮成“學術明星”，由此更容易忽悠到研究經費，進一步提高了“圈子”對科研資源的壟斷程度。另一方面，青年學者因為研究成果被霸佔，總是難以積攢足夠的資本用來獨立申報科研項目，以致不得不繼續寄人籬下、為了一點科研經費而繼續忍受學霸學閥的剝削壓迫。

除了“大佬”們掌控的關係網，另一個讓青年學者頭疼的問題是科研項目評審中的“職稱歧視”——許多科研項目雖然名義上允許副高級以上職稱的學者申請，但事實上基本上只有正高級職稱才能分到“蛋糕”。由於高校編制所限，青年學者往往只有副高級職稱（副教授，副研究員），在項目評審中處於絕對弱勢地位。這類評審規則背後的基本假設是，職稱可以直觀地反映科研水平，正高級職稱一定比副高級職稱有本事。然而這現實中完全不成立——客觀地説，中國的職稱更多地反映科研人員的資歷，而不是他當下的研究水平。之所以這麼説，主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科研體制的考評標準呈現迅速的“水漲船高”。由於國內科研水平快速進步，且有越來越多的海歸加入青年學者的行列，科研體制對職稱的考評標準迅速提高，但職稱編制卻卡得很死。就大多數“雙一流”建設高校的情況而言，現在要想評個副教授，必須有博士學位，要發表多篇高影響因子的科技論文，最好還要承接過重要的科研項目，有些高校還對海外研究經歷有所要求。各項要求疊加在一起，現在評個副教授的標準，恐怕比20年前評個副院長還高。另一方面，正高級職稱的編制卻卡得很死。在教育部2017年公佈的“世界一流大學”裏，平均20個副教授能攤上一個晉升教授的名額；僅有“一流學科建設”的高校更慘，平均50個副教授能攤上一個晉升教授的名額就不錯了。每到評職稱的年月，眾多青年學者的心情可以用“料得年年斷腸處，明月夜，短松崗”來形容。很難説十幾年前評上的教授，就一定比現在的年輕副教授更有水平。

第二個原因是知識迭代的速度很快。以製藥科學領域為例，五六十歲的教授很多是做有機化學起家的，並不瞭解生物藥發展的趨勢。然而近年來生物藥的風頭已經完全壓倒了化學藥，世界主流藥廠都已經將開發生物藥作為未來的戰略。然而在國內許多高校，許多“著名教授”仍然沒有跳出陳舊的知識體系——他們能做的無非是在現有藥物的化學結構上改幾個基團，有限地提高一點藥效和安全性，完全無法提出新的藥物靶點和治療機理。長江後浪推前浪，固步自封的前浪恐怕只會死在沙灘上。

如何實現合理的資源分配，是科研體制無可迴避的核心問題。與其執迷於職務、職稱和名氣，不如迴歸本應受到重視的科學問題。

如何建立更為合理的科研經費分配機制？從實際情況出發，可操作的手段有以下幾種：

1）統分結合，使科研經費分配符合學科研究的客觀需要。有些複雜系統工程確實需要統一領導和“大兵團作戰”。例如，運20項目就是這麼做下來的。對複雜系統工程而言，集中資源、統一領導，確實有助於做成大事——這是“統”的一面。

但是，並不是所有的學科研究都屬於複雜系統工程。例如，在材料科學、生物科學等新興學科的未知領域很多，創新邊界非常寬廣。因此只要經費到位、調度得當，十幾個人的實驗室就能夠做出很多成果來。即使在《Cell》、《Nature》、《Science》這些頂級學術期刊發表論文的研究團隊，很多也就是十幾個人、二十來個人的規模。由此可見，這些學科並不適合照搬複雜系統工程項目的資源分配模式。如果資源過於集中，那就等於押寶在少數幾個“大佬”身上，客觀上助長學霸學閥之風。反倒是應該降低資源集中的程度，讓更多青年學者獲得發展機會，這才有助於他們將來成長為一流科學家——這是“分”的一面。

2）進一步改革科研項目的評審機制，提升公開透明的程度。我們要認清一個因果關係：青年學者在起步階段難以獲得科研經費開展獨立研究，是造成人身依附關係、催生學霸學閥的根本原因。如果青年學者大多能夠順利起步，愉快地開展科研征程，學霸學閥自然走向瓦解。

提高評審公開透明的程度需要實施細則，例如：

實行利益迴避機制，規定有過項目合作、或相互審批過項目的學者，4年內不得參與彼此項目的評審。

科研基金的每一輪項目評審，應有一定比例的項目發放給青年學者，與我國青年學者迅速增長的基數相匹配。如果做不到這點，很難説參與評審的專家沒有私心，那就該説道説道了。

3）增加向青年學者傾斜的專項扶持基金。此舉是為了保障青年學者在起步階段獲得寶貴的科研經費。目前，各部委、各省的科研預算中，為青年學者安排的專項基金規模太小，説“粥少僧多”那是客氣的，説“喂人吃貓糧”也不為過。專項扶持基金的額度，應該根據按照該學科的實際情況，按照維持2個博士生、5個碩士生的實驗室穩定運轉一年的平均開支來設計。這有點類似軍事上“彈藥基數”的概念。例如，在生物科學領域，一個“彈藥基數”得按15萬元估計。專項基金的額度如果太少，那就幾乎沒有意義了。例如，2018年遼寧省博士科研啓動基金單體項目經費為3萬元/項，這不搞笑嗎？光是買個保存樣品的超低温冰箱就能把3萬元的經費全用完了，還搞什麼科學研究？

改革高校內部的管理，將博士生招生資格與學者的職稱脱鈎，與科研經費的到賬數額掛鈎。這一“脱”一“掛”，大有深意。在中國高校的傳統管理體系之下，只有某些教授才有招收博士生的資格，副教授則沒有。博士生可以在實驗室裏穩定工作3年，直招的博士生甚至可以工作4年以上；但碩士生刨除上課和學習基礎實驗技能的時間，真正能夠做實驗的時間只有1.5年左右。由此可見，沒有博士生的科研團隊難以維持穩定高效的研究，博士生才是中流砥柱。

如果青年學者沒有招收博士生的權限，獨立開展科學研究的能力就會大打折扣。中國高校的傳統管理體系會造成這樣的問題：某些教授憑着資格老，哪怕科研能力裹足不前，也總有博士生招生名額；許多青年學者則因為無法直接招收博士生，迫不得已跟着“大佬“跑腿。如果將博士生的招生名額與到賬經費掛鈎，那就是誰有本事誰招博士生，尸位素餐的教授就該把招生名額讓出來。其實，美國高校一直都是這麼做的——無論是教授、副教授還是助理教授，只要證明有經費保障，就可以招收博士生。

5）增加科研經費投放渠道，促進科研成果轉化。圈內“大佬”們能夠影響的，主要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常設的計劃項目和專項項目的科研經費，俗稱“縱向經費”。但是由企業提供的研發經費，也就是相對應的“橫向經費”，是“大佬”們沒法控制的。真要是想拿橫向經費，哪怕是“大佬”，也要和年輕學者一樣，在企業面前證明自己，拿出實實在在的應用研究成果來。真金不怕火煉，從某種意義上説，橫向經費是對科研團隊組織研發的能力更為直接的反饋。國家可以通過免税等方式，鼓勵國有企業從高校購買一些應用科學的研發服務。增加橫向經費資金池有助於大大促進高校科研工作的優勝劣汰——真正有本事的青年學者有望擺脱學霸學閥，很快靠自己的本事吃香喝辣。

自古英雄出少年，一代更比一代強。這才是科學研究發展的大趨勢。從這個意義上説，科研體制改革應該創造對青年學者儘可能友好的環境，鼓勵他們儘快成長起來。青年學者在最寶貴的年華做出些真正的成績，又會帶動更多人投入科研事業，中國的一流科學家日後會越來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