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調查：南非襲擊白人農場主行為盛行的起源_風聞

引言

當和平的南非農業公社第一次遭受暴力襲擊時，那時受影響的農場主們經常用羅得西亞內戰來形容這次襲擊，因為在這場由伊恩·史密斯領導的羅得西亞政府和津巴布韋非洲民族聯盟與津巴布韋非洲人民聯盟之間的衝突中，白人農場主是被武裝襲擊的主要目標。在1964年到1980年間，大約300名白人農場主和他們的家庭成員被殺，尤其是在衝突逐漸變得激烈和殘酷的最後幾年間。

南非關於農場主謀殺案的統計數據可以追溯到1991年，當時南非農業聯盟（SAAU）/現為Agri-SA，首次開始嘗試記錄這一令人不安的現象。這是在德克勒克總統解禁解放運動、釋放政治犯、流放幹部開始迴歸和非國大在法律上暫停武裝鬥爭之後的一年。

據SAAU記載，1991年間一共發生了66起農場主謀殺案，這個數字在1994年上升到了92起。這一令人不安的數字顯然是構成當時席捲全南非的政治暴力和國民普遍目無法紀現象的一部分。隸屬於泛非主義國民大會武裝派別APLA的一些成員也因在此期間謀殺農場主而被判有罪並被監禁，但是這些成員不久後便因為泛非主義國民大會向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C）申請襲擊赦免而被釋放了，尤其是東開普省和自由州省的成員。這是因為泛非主義國民大會在當時的宗旨便是恐嚇白人農場主並把他們趕走。雖然非洲人國民大會（非國大）在當時並沒有公開聲明為一些農場襲擊事件，但它的一些成員卻也申請了對農場主謀殺的赦免。

然而，根據南非警察部門（SAPS）的數據，在1994年之後，針對人少的農場和小農場的謀殺案件數量便在一直持續上升，在90年代結束的時候已經達到了一年150起謀殺案。1998年4月至2000年3月間，南非發生的農場襲擊造成的死亡人數，大約相當於羅得西亞內戰期間白人農場主的死亡人數。雖然農場主謀殺案的數量已開始從峯值下降，但白人農場主的數量自1996年以來也減少了一半，從之前的6萬減少到現在的3萬。正如之前所説，白人農場主（特別是南非東部的）直到今天仍然在以一種驚人的速度在襲擊中死去。儘管多年來不乏知識分子願意爭論，但是這種類型的謀殺行為（謀殺農場主）的盛行、被謀殺農場主的年齡（通常是老年人）分佈、案件涉及的殘忍程度以及近30年來高頻率的農場襲擊都是不正常的。在這段時間裏，有超過15000起農場襲擊事件發生，大約有2400人死亡，許多人身受重傷或留下終身精神創傷。這一死亡人數遠遠超過了羅德西亞內戰期間白人農場主的死亡人數。

然而非國大政府對於這場關於白人農場主的危機的遲緩反應卻令人費解。儘管在納爾遜·曼德拉擔任總統期間採取了一些具體措施來解決這一問題，比如在1998年宣佈農場襲擊是一項重罪，但姆貝基和祖馬擔任總統期間的情況卻並非如此。事實上，從2003年5月其，內閣便宣佈，未來幾年將逐步廢除農業公社地區的主要防線——突擊隊系統。在這樣做之後，政府便宣佈將不再公佈農場襲擊事件統計數據。這項禁令直到最近才被解除，但仍舊有長達三年的統計數據缺失，最近公佈的統計數據的可靠性也受到了人們的質疑。直到今天，非國大政府仍然堅定地拒絕再次將農場襲擊作為重罪來處理。

如果農場襲擊事件不是像非國大政府一直以來宣稱的“普通犯罪”，那它是什麼呢？為什麼歷屆的非國大政府對於此類農場襲擊事件毫無作為甚至半點反應都欠奉呢？想要回答這個問題，那就要去嘗試瞭解在1991年以前這些問題是如何以及何時產生的。然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要簡要地概述一下流亡中的非國大政黨的意識形態，以及它與白人農民的關係。

非洲人國民大會與布爾人

根據非洲人國民大會（非國大）/南非共產黨（SACP）對南非殖民者的定義，這些外來的白人在幾個世紀前到達開普敦，通過對非洲本土黑人的搶劫和殘酷剝削完成了原始的資本積累。就像上世紀70年代南非共產黨的一份文檔中提到的一樣：“這些來自國外的定居者們口袋裏裝着錢，一手拿着聖經，一手拿着步槍，毀了我們的生活，搶走了我們的土地和牲畜，還讓我們變成了奴隸”。

然而，非國大在如何定義“敵人”上有一定的流動性。那些少數的“白人民主黨人”（白人共產黨人）由於站在受壓迫的大多數人一邊，放棄了他們的種族特權，完全把他們的命運與非國大及其革命種族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他們參與制定的）綁在了一起，因此被非國大視為“我們的人民”的一部分。相比之下，南非的黑人警察或議員，則被視為與反抗解放運動的白人壓迫者站在一邊，被非國大定義為叛徒和敵人。

在這種意識形態的影響下，白人農民（即“布爾人”）則成為了“歷史上的不公正”的個人化身，是被掠奪土地的非法佔領者，是被剝奪土地者的無情剝削者。時任祖魯國王丁岡有時則會在非國大的宣傳中受到讚揚，因為他狡猾而無情地屠殺了500名移民者和他們的領導人，非國大用“布爾人就像嚇壞了的老鼠一樣被趕走”形容他的功績，同時也表明了，這些白人殖民者用武力奪取了我們的土地後是不可能在沒有武力威脅下歸還的。

非國大/SACP的武裝派別Umkhontowe Sizwe （MK）在選擇攻擊目標的時候是在內部與外部的層層約束下進行的，它並不像泛非主義國民大會的武裝派別那樣被民族意識亦或者是革命理念所驅使，而是根據時間、政治、外交、戰略、宣傳等因素去考慮。

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非國大領導層才下令MK直接針對白人平民。在這個時間段，非國大/SACP高層領導的討論便開始圍繞着白人務農階級作為攻擊的合法目標展開。1981年的一份關於SACP的內部公告引用了黨內總書記摩西·馬布海達在中央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所説的：“農民們壓抑了足夠的情緒來作出反應。我們必須用人民理解的語言進行強有力的宣傳。我們是被壓迫人民的一黨。我們必須創造更多像Alpheus Madiba和Gert Sibande這樣的勇士。農場主們將會在我們的恐懼籠罩下離開。”

然後在1983年，由新成立的聯合民主陣線（UDF）領導的全國性抗議活動爆發了，這是為了反對新的“三院制”憲法。此後，1984年9月爆發了瓦爾起義，人們開始了反對種族隔離和南非白人繼續統治的持續起義。當時的起義活躍分子們在UDF的領導下，向流亡中的非國大政黨尋求了戰術、戰略和思想指導。這些都被記錄在了非國大戰略文檔中，但是由於有關非國大和SACP的文獻在南非都被禁止了，所以當時的人們只能通過口頭通訊、走私的政治小冊子和文件以及無線電自由廣播向南非人民傳達這些思想。然而，由於非國大的武裝派別MK的基地當時位於贊比亞和安哥拉，所以非國大並無法很好的將MK的幹部們滲透到南非各地。

有關非國大/SACP在涉及土地問題時的前進方向的初步跡象，是在非洲人國民大會國家執行委員會在1984年1月8日的聲明中所記載的，這是由奧利弗·坦博提出的，同時也發出讓南非政府失控的號召。在聲明中，他是這麼説的：“在白人農場裏，我們的人民，特別是婦女和兒童，每天每時每刻都在承受着來自白人農場主們最殘酷無情的暴行。解決我國人民在農村面臨的問題的一個基本要素就是為我們的農民解決土地問題。因此，我們當前的任務是動員農村羣眾圍繞土地問題聚在一起，只有聚在一起成為一個組織的時候，農村羣眾才能夠堅決地響應奪取土地的號召。

1985：解決土地問題的艱難之路

奧利弗·坦博在1985年1月8日發表的聲明中再次提到了將全國各地農村地區的人民羣眾團結成一個個組織的重要性，並將從被剝奪土地者手中奪取土地的觀點擺在了農村羣眾面前，教育他們明白，這是一項需要奉獻、決心和犧牲的任務。他還聲稱：“外來者們強行地霸佔了我們人民的土地，這令全國人民心中都充滿了痛苦與不滿，我們在農村地區的數百萬同胞被外來者們野蠻地剝削，他們的農場是在我們人民祖傳的土地上開墾出來的，我們人民的日常生活都被種族歧視的白人農場主和農業公司所支配，而且這一情況並不能得到改善，因為沒有人去組織和動員我們這些在農場的同胞們。”此外，他還警告稱：“土地問題必須得到解決，即使道路再艱難也無所謂。”

非國大領導層在為MK制定目標時仍持謹慎態度，因為他們和他們的西方國家的投資者和贊助者們必須對此負責，但在煽動非國大的支持者們去實行暴力行為方面，他們便不再那麼謹小慎微了。無論怎樣的恐怖和暴力行為都有可能被認為是南非黑人在種族隔離制度下長達幾十年的不公正和壓迫所產生的合理的憤慨，或者是針對野蠻而又兇殘的白人政府所發起的暴動。

在1984年後期和1985年初的無線電自由廣播中，流亡在外的非國大政黨敦促他們在南非當地的年輕支持者們完全拋棄對刑法和基督教基本道德的遵守；把自己武裝起來，與MK特工聯繫，破壞工廠和農場，搶劫白人並拿走他們的槍，並使用這些武器（以及其他武器）“消滅”黑人警察、議員、線人和其他類型的敵人。

位於Sundays河谷的Kirkwood地區便是全國無數個響應非國大號召的地區之一，1985年5月5日，《EP先鋒報》報道了過去六週內發生的時間，當地原本和平的農業公社突然受到了罷工、消費者抵制、縱火襲擊和針對個別農場主的死亡威脅的影響。1985年6月17日晚上，一對上了年紀的農家夫婦——72歲的Koos de Jager和68歲的妻子Myrtle慘遭殺害。他們的屍體是在Addo地區附近的農場家中被發現的，鮮血灑滿了整個房間；Koos de Jager先生雖然在生前向兇手門進行了猛烈反抗但終究被制服並用斧頭猛擊致死。而他的妻子則死於刺傷。兇手們帶了許多兇器，包括一把0.22口徑的來福槍和一把彈丸槍，隨後他們還開走了這對夫婦的Datsun 小貨車，這輛小貨車被焚燬的殘骸後來在伊麗莎白港的Motherwell鎮被發現。

實施這次襲擊的12名青年都是Addo青年大會的成員，這是UDF的一個附屬機構。該組織的八名成員被逮捕並被控犯有謀殺罪，四人被判處死刑，其中兩人最終於1989年4月被絞死。這些人在2017年被非國大政府作為英雄重新埋葬。然而，其中一些人逃過邊境，加入了MK的隊伍。當這些人流亡歸來後，其中的一人Khanyiso Malgas加入了南非國防部隊，並向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申請了特赦。他在1999年的聽證會上説，聯盟召開了一次會議，會上做出了“應該殺死農場主”的決定。會議之後，他們便採取了行動。他們從Addo地區出發開始襲擊農場並謀殺農場主，然後第一個農場主便被殺了。當人們問道為什麼選擇謀殺Koos de Jager，他解釋道：“我們並沒有一個特定的要襲擊的農場或者要謀殺的農場主，如果我們的計劃沒有失敗，我認為現在將會有不止一個農場主被我們殺害，但事實是我們的計劃失敗了，所以我們很難繼續去謀殺農場主。我們並不是針對某個特定的農民，我們只是見一個殺一個罷了。”

針對白人農場主作為襲擊目標也是當時流亡中的非國大領導層的首要考慮。1985年6月為非國大在卡布韋舉行的會議所編寫的武裝鬥爭委員會的討論文件中指出：“我們應該清算和騷擾包括農村資產階級（白人農場主）在內的敵人的人力資源、傀儡和叛徒。”戰略和戰術委員會談到利用解放運動的城市據點作為在農村地區開展武裝鬥爭的跳板。它説：

“在農村地區，必須建立地下羣眾政治基地，作為武裝鬥爭的基礎。在有適當條件的地區，必須派遣部隊駐紮在當地，與當地居民接觸並訓練他們對敵人採取行動。我們必須進行一場持續的掃雷行動，清除白人農場，用地雷戰騷擾敵人。在農村地區進行持續的武裝活動，無論是在當地還是在全國政治方面都有重要的影響，這也是驅趕敵人的一種策略。”

儘管針對白人農民的一個關鍵原因是意識形態上的——發動一場旨在從“白人殖民者”手中“奪取土地”的攻勢——非國大仍在遵守《日內瓦公約》規定的原則，即MK不會直接針對白人平民。委員會對此爭論不休，聲稱“敵人已經開始把幾乎所有的農場變成軍事前哨。在農村，平民和軍人的區別變得越來越模糊化。因此，整個白人務農階層被重新定義為合法的“軍事”目標。

會議的報告就武裝鬥爭問題指出:“我們應該把鬥爭從黑人聚居區轉移到白人聚居區。”它還指出，應在農村地區加強“武裝宣傳”，並“鼓勵農場工人消極怠工和破壞農場的經濟，特別是位於邊境的農場。”在“農村羣眾”問題上，它指出“農民在政治上是孤立的”。但是，我們的城市組織者仍然必須找到方法和方法去接觸這些農村羣眾。武裝的宣傳必須繼續下去，我們應該復興那些反抗過白人和有抗爭傳統的地區。我們應該摧毀位於邊境的農場。

在卡布韋會議中當選或連任的30名國家執行委員會（NEC）成員中，有摩西·馬布海達、喬·斯洛沃、喬·莫迪斯、麥克·馬哈拉傑、喬·恩蘭赫拉、西扎卡爾·西格薩什、阿齊茲·帕哈德、克里斯·哈尼、塔博·姆貝基和雅各布·祖馬。為了成功地將鬥爭帶入白人地區，行動中應當有包括煽動在內的宣傳元素，也應當包括軍事元素，即由MK的幹部自己去對付特定的目標，或者將支持非國大的年輕人訓練和武裝起來，然後指示他們做同樣的事。卡布韋國家籌備委員會的綜合組織報告中談到了“在工人和農民之間建立MK單位，吸納失業人員”和“在工廠、農場、礦山和其他工作場所建立政治軍事單位”。這份報告將受過革命思想訓練的MK幹部描述為“能將士兵、鼓動者、宣傳人員等工種技能傳授給國內人民的全才”。必須要向MK武裝分子施加壓力以讓他們成為政治激進分子。

1985年10月，非國大在《自由廣播》電台中呼籲其支持者“不擇手段”從“武裝到牙齒的特權白人社區”中獲得武器，。它説，這些武器是用來鎮壓我們的人民的。它號召“我們作為白人家庭的傭人的同胞們是時候發揮領導作用了”。因為他們知道他們的僱主把武器藏在哪裏，他們可以設計出奪得武器所有權的計劃。它還呼籲把“戰爭劇院”帶進白人居住區。到目前為止，雖然我們設法保持了鬥爭的勢頭，但我們的攻勢已經侷限在我國的黑人地區，敵人仍在誇耀白人地區是其後方基地。現在是時候停止將鬥爭侷限於黑人地區這種想法了。

1985年年末，非國大給人們分發了一本小冊子，上面寫道:“把戰爭帶到白人地區的時候到了。南非白人是不可能在黑人城鎮則陷入戰火的時候享受和平的。“它闡述了“將戰爭帶到白人社區”意味着”在我們工作的地方形成地下戰鬥單位和團體，在工廠、礦山、農場和郊區等地的同胞們應採取類似於消極怠工的行動”和“精心策劃後去襲擊軍工產品生產工廠和軍隊、警察、農場主儲存武器的倉庫以使我們的戰鬥單位可以獲得足夠的武器。即便是在這個還算温和的行動號召中，白人的農場也被明確地列為蓄意破壞和搶劫的合法目標。

與此同時，在卡布韋會議之後，MK在非國大政治軍事委員會的指導下，也開始執行非國大領導層的指示，即從邊境地區開始將白人農民趕出土地。行動將在朱裏烏斯·馬裏巴和西菲韋·尼安達的指揮下進行，朱裏烏斯·馬裏巴是MK在津巴布韋的地區政治軍事委員會（RPMC）的負責人，而西菲韋·尼安達則是負責東德蘭士瓦爾和博茨瓦納地區的RPMC的負責人

同年11月，馬裏巴命令一個由12名MK幹部組成的小隊分兩組越過邊境進入北德蘭士瓦。這些部隊在Soutpansberg地區的道路上埋下了地雷之後便越過邊境離開了。1985年11月26日，Messina地區附近的道路上發生了兩起地雷爆炸，造成兩人受傷。同一天，比勒陀利亞的一份新聞報道稱，這是“第一次有人在南非的道路上埋設地雷”。其中一輛車上的乘客愛德華·梅魯巴後來重傷不治身亡。四名南非國防軍（SADF）成員被派遣來該地區掃蕩尋找其它被埋下的地雷，第二天他們的運兵車不小心引爆了地雷，導致他們受了輕傷。

地雷襲擊行動的第一個受害者是25歲的黑人拖拉機手JasBalie。11月27日，他的車壓上了埋在農場路上的地雷，第二天他就重傷身亡了。一兩天後，另一名黑人農場工人Philemon Ngcobo在當地一個農場被炸身亡。

非國大在1985年11月28日的《自由廣播》電台節目中揚言這些爆炸襲擊“震驚了種族主義政權”，並補充説“一直以來，在德蘭士瓦爾北部的種族主義農場主們，就像其它地區的農場主一樣，他們生活在一個充滿傻瓜的地方，因為他們竟然還認為他們是安全的。”但是非國大強烈否認這些用於襲擊的地雷是由在津巴布韋活動的MK部隊實施的。它還警告南非白人，像Messina地區的這類地雷襲擊行動將很快成為白人農場主們的家常便飯……他們還必須記住，這種行動不僅會愈演愈烈，而且還會蔓延和吞噬整個國家，包括他們的居民區。”

同年12月15日，一輛由6人駕駛的麪包車在Messina地區附近的一個野地裏不小心引爆了地雷，車上6人全部死亡。死亡的人分別是34歲的Kobie van Eck女士，還有她的兩個孩子2歲的Ignatius，和8歲的Nellmarie,，59歲的Marie Denyschen，以及她兩名孫子3歲Kobus和9歲的Karna都在爆炸中喪生。兩週後，32歲的Elize de Beer和她63歲的岳父Hubert de Beer在靠近博茨瓦納邊境的農場也不行踩中地雷身亡。

《自由廣播》電台在1986年1月6日的廣播中宣稱了第一次襲擊的受害者分別是“6名布爾人和1名黑人”，而第二批則是“兩名布爾人”，還表示由於非國大總部在盧薩卡無法確認攻擊者是誰，但做出這些攻擊的人“肯定是一個南非的愛國者。”第二天，在德蘭士瓦東部的Komatipoort區，一個種植甘蔗的農場主Lukas Marais在農場被一名手持AK-47步槍的襲擊者冷血地射殺。

1985年的MK JournalDawn中的" MK in Combat “一節指出這些爆炸的地雷都是MK的人埋下的。此外MK還籌劃謀殺過Marais，一個來自Komatipoort地區的農場主。第二天警方在案發現場發現了九枚子彈殼作為證據。

1985年底，南非的各家報紙均開始報道白人農場主被襲擊事件，這已經不再是在新聞裏稍微説説而已了。《東開普先驅報》在1985年11月29日報道説，在1983年至1984年期間，在東開普省有20名白人被殺，而自那一年的1月以來，已經有15名白人被殺，這一數字相比增加了50%。報道中引用東開普省謀殺和搶劫小組負責人埃裏克·斯特雷多姆中校的話説，“大多數受害者（11名）是獨居偏遠地區和農場的老年人。”死者中包括Koos de Jager夫婦。他稱這些案件的動機都是搶劫。

1985年12月23日，DieVaderland報紙以“Boere so uitgemoor”為標題，報道了德蘭士瓦省東部的農場主們在遭受一系列針對獨居老人的襲擊後產生的嚴重擔憂。在Middleburg地區，一些年老的農場主夫婦遭到襲擊，75歲的Faan Balack和他75歲的妻子Alie被襲擊者用鈍物殘忍地毆打致死。與此同時，據報道，在Komatipoort地區，人們對Marais被暗殺感到震驚。在此之前，另一名70歲的農場主約翰·斯庫曼也遭遇了類似的襲擊，但是襲擊者後來被他成功擊退。

1986：讓敵人無處可逃

在非國大於1986年1月8日發表的聲明中，奧利弗·坦博説:“我們對於MK和人民的指示便是進攻，前進，不給敵人任何的空間——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在土地問題上，國家執行員會指出，“我們的大規模政治攻勢必須要以成功吸引數以百萬計的農村居民為目標，無論是在班圖斯坦地區內的還是外面的。”很明顯，與過去相比，我們在動員和組織農村人民方面已經取得了相當大的進展。坦博補充説，MK還“把武裝鬥爭帶到了班圖斯坦，帶到了敵人的農村軍區，給敵人及其傀儡帶來了擔憂。”然後他説：“在這些地區的組織和動員工作仍然需要去做，要將摧毀壓迫黑人的班圖斯坦種族隔離區摧毀，奮起反抗壓迫剝削黑人的白人武裝農場主，奪回人們人被奪走的土地等問題拿到。”

克里斯·哈尼當時在對MK的講話中指出，1986年MK應該對敵人的作戰方式作出質的改變。在這一年，MK應該成為“人民的軍隊，讓全體人民都參與到戰鬥中來”。它還應當去將那些已經與種族主義者做了一年多鬥爭的年輕鬥士們武裝起來。他説，1986年也應該是敵人們意識到農村地區已經不再安全的一年。有跡象表明，這種情況正在開始發生。但現在發生的只是冰山一角。我們應該把這些行動推廣到農村和農場地區。哈尼還説，為了實現這一切，MK需要“投身於國家，訓練和武裝我們的人民，併成為千百萬人民鬥爭的一部分。”

在《自由廣播》電台在1986年2月26日對哈尼的採訪中提到，我們將鬥爭帶到白人生活區域的目的並不是騷擾白人平民和兒童，我們要加強力度去攻擊警察部隊的成員，南非國防部隊的成員,那些在政府中恐嚇和騷擾我們人民的人，還有那些農場主和其他平民，因為他們是我國國防力量的一部分，是軍事、準軍事和預備役的一部分。但是同志們，我們是現實主義者。正義必將會有犧牲，白人平民的死亡是不可避免地。

他還告訴採訪他的人，MK幹部將被指示去把那些與種族主義作鬥爭的年輕人聚集起來，教授他們在戰場上的技能，戰術，戰鬥的技巧，伏擊敵人的技能，如何用武器襲擊並制服別人，羣戰的技能，偽裝的技能，還有如何在敵人不注意的時候襲擊敵人。

1986年3月，《自由廣播》電台呼籲農場工人們想方設法的破壞白人農場日常生產，因為那裏有着數百萬同胞像個奴隸一樣在為人工作。在那個月的另一次廣播中，哈尼重申了非國大的號召，要求人民武裝自己。這個國家到處都有武器。白人社區就是一個軍事化的社區。那裏的每個店主，每個商人，每個農場主都有武器。我們的人民必須拿起這些武器來對付敵人。

4月15日，三名Paarl青年大會（PAYCO）成員，即UDF的附屬機構，為了與Azanian人民組織進行作戰所以襲擊了Vlakkeland農場想奪走農場中的武器。在襲擊中，家政工人安妮·福斯特和園丁約翰·蓋瑟不幸被槍殺。由於找不到武器，罪犯們便用一個盒子裝滿了珠寶和現金後逃走了。

當月晚些時候，第11次地雷爆炸發生了，也是發生在德蘭士瓦的東部地區的第一次地雷爆炸襲擊。四月下旬，一輛出租車在Chrissiesmeer和Breyten地區之間不幸引爆了地雷。這輛車的司機本·恩德拉利身受重傷。他的乘客Jan Moshuloane的部分腿則被炸掉了。在幾公里外的另一起爆炸中，拖拉機司機西蒙·馬克瓦納茲因右腿、臉部和眼睛等部位在爆炸中受傷而住院。

五月初，《星報》報道了有許多年輕的革命同志在Sekhukhuneland地區發動襲擊，先是在Lebowa地區，襲擊位於德蘭士瓦東北部的Steelpoort河的另一邊的農場。這次襲擊行動包括對汽車進行汽油瓶轟炸、進行破壞和山東工人罷工，抗議該地區農民低得可憐的工資。

1986年5月25日星期日清晨，一輛載着10名乘客的小型公共汽車在前往乘客的祖先墓地掃墓的途中，在德蘭士瓦省東部Hendrina和Davel地區之間的柏油路上引爆了一枚地雷。這片算是一個遠離邊境的地區。25歲的比扎·馬蘭古和40歲的丹尼爾·辛丹被殺，另外8人也深受重傷不得不住院治療。

同日晚上，另一個UDF附屬機構Cradock青年協會（Cradoya）的三名成員襲擊了位於Cradock地區外的一個小農場，目的是奪取武器。67歲的丹尼爾·克朗傑頭部中彈，當場死亡。他61歲的妻子最後雖然在這次襲擊倖存了下來，但卻身中槍殺且被襲擊者強姦到不省人事。行兇者隨後開走了這對夫婦的小貨車，裏面裝滿了從房子裏搜刮來的物品。

1986年中期，也是起義最激烈的時候，SACP的雜誌《Umsebenzi》在彼得·威廉·波塔總統宣佈國家進入緊急狀態時呼籲人們要鞏固革命的成果。報告指出，“反抗的火焰已經蔓延到了討厭的班圖斯坦人身上。Bophuthatswana、Lebowa、Transkei、KwaNdebele等名字也被列入了全國重點關注名單。在聲明中稱，當務之急是“加強對所有背叛者的攻勢，以及那些把自己當做在比勒陀利亞的政府高層的傀儡的人”。也是時候開始清理一下那些在農村地區的種族主義的農場了。

1986年8月17日，一輛寶馬車在Nelspruit地區附近的路上踩上了地雷，造成3名婦女和2名兒童死亡。28歲的艾琳娜·塞比提， 20歲的Lindiwe Mdluli，23歲的凱蒂·薩姆博和兩個嬰兒一起在爆炸中喪生，不幸喪生的兩名嬰兒分別是Joyce Nkowayne和Regina Nkowayne。

1986年9月，《東開普省先驅報》報道，自1月以來，已有22名白人在東開普省被謀殺。大多數受害者是“獨居的老年男女”。該報列出了農場和小農場的四起謀殺案，其中包括丹尼爾·克朗耶的襲擊案件。

1985年10月21日非國大在《自由廣播》電台中指出，在南非北部邊界附近地區發生的一系列地雷爆炸事件中，有相當多的種族主義農場主被殺害或身受重傷。非國大表示，他們早在這些農場主、他們的妻子和孩子被納入國家安全與國防網絡之後，便立刻宣佈了這片地區成為戰區。這些種族主義的農場主以野蠻壓迫和剝削非洲勞工而臭名昭著。我們的工人受僱於這些農民，他們來到田間，在鞭子和槍的脅迫下被迫工作，就像一個奴隸一樣。隨後補充道：這個白人社區的農場主們是帶有奴隸主心態的剝削者之一。他們對待他們的雞和牛，還有拖拉機和卡車都比他們對待黑人農場工人更尊敬。他們壟斷了土地，並聲稱這是他們自己的。他們天真地認為，作為白人農場主便對我們所有肥沃的土地擁有排他性的權利。在農場裏，在他們的種族主義社區裏，他們認為只有在白人農場主的允許下，黑人才能出現，他們認為這樣是上天註定的。黑人農場工人從他們痛苦的經歷中知道，布爾人用冷血殘忍去維持他們的存在統治。他們才不會用腦子去思考把黑人工人打死的後果。他們認為，惡意戲弄我們的孩子留下童年陰影，或者對黑人女性農場工人進行性侵犯，這些事是沒有什麼不對的。這一切都是在白人文明、白人力量、超級利潤和自由企業的名義進行的。

它還説，MK需要繼續在這些地區擴大活動，讓地雷襲擊成為白人們生活中的家常便飯。它説黑人工人們作為受壓迫的大多數的一部分，並不是這次地雷襲擊運動的目標。該組織呼籲農場工人要小心，不要當白人農場主們趟雷的炮火或者間隙。你不欠布爾人什麼。事實上，他們欠你的多了，因為他們靠你的貧窮和勞動，變得富裕又肥胖。

然後，它還鼓勵農場工人做以下事情：“破壞農場主的日常耕種。摧毀他的莊稼。破壞他的工具和機器。MK的襲擊行動不是對抗敵人的唯一途徑。破壞白人農場的日常活動是人民戰爭的一部分。不要拿着波爾人的武器去對抗自己的銅箔。從他們的手裏搶走槍和通訊設備還有所有你能拿到手的東西，把它們對準剝削過你的農場。為了結束佔領我們土地的這種暴政狀態，我們必須這樣做。讓我們大家團結起來，為建立一個新的南非而戰鬥，在那裏土地不應只是白人農民的財產，而應由所有從事土地工作的人分享。

在這一點上，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次廣播中所傳達的信息和被流放的MK幹部所唱的戰爭歌曲“Dubul’ibhunu”之有許多的相似之處：

Dubul’ibhunu"sung by MK cadres in exile:

Dubula!Dubula! Dubula nge s’bhamu

Dubul’ibhunu

Dubula’Dubula Dubula nge s’bhamu

Mama, ndiyekendidubul’ ibhunu

Dubula’Dubula’ Dubula nge s’bhamu

Ziyareypalezinja

Dubula!Dubula! Dubula nge s’bhamu

[Shoot!Shoot! Shoot them with a gun

Shootthe Boer

Shoot!Shoot! Shoot them with a gun

Ma, letme “shoot the Boer

Shoot!Shoot Shoot them with a gun.

Thesedogs rape us

Shootshoot shoot them with a gun。

1986年11月3日，20歲的士兵阿爾伯塔斯·勒魯斯在德蘭士瓦爾東部的巴貝頓地區郊外的一條土路上不幸引爆了地雷，導致他喪生。這起爆炸事件是因為他借了別人的馬想從一個觀察哨快速到達另一個觀察哨，但讓他沒想到的是如果他只是走着走，地雷很可能不會爆炸，他也不會因此而死。《商業日報》報道，這是該地區自4月份以來的第14次地雷爆炸。這些地雷爆炸共導致11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MK成員，和24人受傷。

11月14日，一位名叫德賴斯·範·德韋斯圖伊岑的農場主和他8歲的兒子彼得開車回家，他們家的麪包車的後輪在靠近博茨瓦納邊境的農場公路上引爆了蘇聯製造的地雷。汽車被炸得四分五裂，兩輛車被拋向空中。這位父親被鄰居發現流血不止，處於休克狀態，雙手抱着受了重傷、失去知覺的兒子。

在11月20日的新聞發佈會上，南非陸軍總司令凱特·利本伯格將軍説，MK的幹部正通過兩條路線從博茨瓦納進入南非。他們收到的指示是“執行一項有選擇地殺害白人農民的計劃，目的是恐嚇農民放棄他們的土地，並監視廢棄的農場，在那裏可以建立非國大的附屬基地。”他説，在博茨瓦納以外活動的MK特工今年迄今為止已造成6起地雷襲擊事件和14起其他事件。

在1986年12月出版的Sechaba對哈尼的採訪中，哈尼説:“我們將會越來越多地遇到這樣的情況：憤怒的同志們將會做出反應，甚至與白人平民打交道。”這不是非國大的政策，我必須重申它的立場：我們要對付的是敵人的警察、軍隊、和敵人的管理層、經濟設施、農場和農場主。

1987：起義失敗

1987年1月初，非國大主席奧利弗·坦博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被問及非國大在向白人地區發動戰爭方面走了多遠。他回答説:“我們的號召是把鬥爭從邊界線的小鎮帶到全國其他地方。這才是我們應該做的。我們不應該只把鬥爭侷限於鄉鎮。它必須傳遍全國。事實上，我們已經這樣做了，白人地區目前也受到了影響。尤其是他們的農場也受到了影響。我們對農場地區發動的行動太多了，白人政府不得不在全國範圍內實施並維持緊急狀態。

1987年1月8日，在非國大國家經濟委員會發表的聲明中，坦博表示，農村羣眾“在團結自身方面邁出了重要的一步。這些英勇的戰士們所取得的在動員人民和革命活動上的成就是我們在最近的民族解放運動中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我們必須繼續加強發展，以確保農村地區的人民的團結性和活躍性，如在KwaNdebele和Lebowa地區，要讓他們能夠清除所有存在種族隔離制度的農村，包括班圖斯坦地區，讓他們參加武裝鬥爭，奪回土地，這將是我們走向全國勝利的一部分。”

1987年2月5日，Cradoya武裝部隊的四名成員奉命前往位於Cradock地區郊外的Leeukop農場，他們其中一人的父親曾在那當過工頭，他們此次前往是為了解除布爾人的武裝。農場的主人是一個叫名叫喬達安的男孩，但農場的房子被63歲的監工馬修斯•吉迪恩•帕爾維佔據，他的妻子珍妮特•約翰娜•帕爾維現年54歲。當帕威一家在6號開車進城時，這羣人闖進了房子，把財物掠奪一空裝進了兩個手提箱。然後，他們便等着帕爾維一家人回來。

此次行動的兩名成員分別手持一把刀和一把錘子，在他們進入家中時伏擊了這對夫婦。帕爾維先是被刺傷，然後被毆打致死。他的妻子被錘子砸在頭上，錘得很重，警察在她旁邊的地上發現了她的頭骨碎片。她後來因傷口流血過多而死。上訴法院將這起謀殺案描述為“策劃已久的襲擊”，針對的是一對年事已高的孤寡老人，並實施了“可怕的野蠻襲擊”。襲擊者隨後便帶着搶來的贓物開走了這對夫婦的車逃跑，其中包括一把小手槍和一把來復槍，但他們不久之後就被逮捕了。雖然在法庭對兇手起訴和定罪的時候並沒有發現兇手具有任何政治動機，但一切的真相卻在之後被TRC的一個特赦小組透露了出來。

1987年3月29日，四名乘客——包括姓莫塔的兩名兄弟和菲克希蒂夫人在——在Barberton地區附近的Lebombo山脈時不幸引爆地雷時喪生。Siphiwe Nyanda、Solly Shoke和Dick Mkhonto在2000年申請了包括這起屠殺事件和另外一名軍官Le Roux案件的赦免，。1987年5月初，卡瑞爾·尤在他運送的10輛卡車壓上Messina地區附近的地雷後喪生。

1987年7月在Senegal地區舉行的Dakar會議期間，由ThaboMbek領導的非國大代表團，和Frederik van Zyl Slabbert帶領的由許多南非白人知識分子組成的IDASA代表團，他們在會議期間就非國大將戰爭帶到白人社區的政策產生了問題。在《自由廣播》電台的評論中，哈尼解釋了MK在這個問題上的做法。他説，雖然白人平民不會直接成為目標，但白人農場主仍會繼續成為目標。正如他所説的那樣:“那些一直以來對我們黑人同胞造成壓迫的白人一定要找出來，, 還有那些一直在執行壓迫手段的人，白人警察，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的白人成員，那些預備役軍人和突擊隊成員。我們必須在白人社區建立永久性的軍事基地。而且我們已經對農場主們下手了，這是因為農場主們是SADF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到1987年中期，非國大的領導人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南非的安全部隊對各類襲擊行動進行了嚴厲的鎮壓，在宣佈緊急狀態之後，局勢便得到了安穩的控制，數以千計的UDF革命黨人因此而被捕。MK為南非的年輕同志們提供訓練和武器從而在白人地區和其他地方加強人民戰爭的雄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挫敗。在東開普省，1987年和1988年有14名白人被謀殺，其中許多案件是非法入室謀殺案。1988年，該地區似乎沒有發生農場謀殺案。

記者霍華德·巴雷爾描述了非國大此次失敗的原因：“除了口頭上的胡言亂語，非洲人國民大會對鄉鎮武裝分子提供戰術指導的能力是極其有限的，儘管民眾對非法暴力運動的支持日益高漲。非洲人國民大會在莫桑比克的主要基地已基本被拆除；來自斯威士蘭的機械設備承受着巨大的壓力；MK的滲透行動幾乎不剩下什麼人；而那些MK的幹部則在Nkomati協議簽署後遭遇了可怕的追殺。此外，由於非國大的地下組織是由分散的單位組成，沒有任何內部指揮結構。而UDF領導人的被拘留使地下組織的成員失去了方向，這也進一步削弱了非國大的領導力和執行力。

MK特工在南非有着高死亡率的一個原因是因為非國大和MK在南非安全部門的滲透程度很高。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政府的安全警察們事先便知道了所有普通的MK成員的消息。這包括被派去的MK特工的名字，他們接受的命令，他們要走的路線，以及他們被指示執行的破壞任務。

到1987年，非國大領導層對於推翻白人政府政權的高度期望已經消退，它被迫改變了策略。一方面，它開始更加重視外交和政治倡議，包括與布爾人當權派的中介人進行會談。姆貝基在這些會談中所扮演的角色，正如馬克·格維瑟後來所寫的那樣，是為了向他的“白人同胞”表明，他和非國大是可以得到信任的。另一方面，它試圖通過“烏拉行動”在南非建立非國大的地下組織，在該行動中只有最值得信賴的特工參與。這涉及大規模的武器走私和囤積。這次行動的目的是為了防止第一次起義失敗。1988年，Siphiwe Nyanda和其他一些人被部署到這個國家。在1987年下半年，非國大領導層第一次積極地反對對那些解放運動中的黑人目標使用絞刑。它還暫時擱置了白人農業社區的地雷襲擊行動。

農場襲擊的迴歸

在整個1980年代後期，南非新聞界有許多關於老年人成為南非白人地區暴力犯罪的受害者的問題的報道，謀殺案不僅發生城市還發生在農村地區。1989年末，又有報道稱MK再次將目標對準邊境地區的農場。9月，津巴布韋邊境附近的一個農場發生了RPG和AK47襲擊事件。11月下旬，南非警方報告説，在通往Piet Retief地區附近一所農舍的路上，發現了兩枚俄羅斯製造的地雷，距離斯威士蘭邊境大約一公里。同一星期早些時候，在德蘭士瓦西部的農用公路上也發現了地雷。新任命的MK的政委Steve Tshwete對此作出保證説，作為“持續的軍事進攻”的一部分，非國大的武裝派別將很快進行“無情和聳人聽聞的”襲擊。《親政府公民報》援引國家情報部門的消息稱，此類行動的主要目標仍然是“在農業社區埋下地雷進行襲擊，但城市襲擊也有可能發生。”

1990年，南非媒體開始再次報道稱農場襲擊和農場謀殺已經成為一個明顯的趨勢。1990年2月16日，Oosterlig報紙報道説，警方正在東開普省的Stutterheim地區追捕一個襲擊該地區農場的團伙。在最近的一起事件中，艾裏希·科布斯在深夜被卧室窗户外的手槍擊中，還被飛濺的玻璃弄瞎了雙眼。不久之後，他在醫院死於心臟病發作。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裏，襲擊者用霰彈槍從一幢房子的門上開槍打傷了一名名叫帕迪勒·森迪的42歲黑人僱員。然後，他們向店主約翰內斯·比勒陀利亞斯開槍把他打傷。進行襲擊的有關小組的成員將因在該地區進行農場搶劫和謀殺未遂而受到審判和定罪。這次襲擊的行兇者都是年輕的非國大/UDF的革命黨人，他們隨後進行了申請並獲得TRC的特赦。一名申請者解釋説，他們實施這些襲擊的原因是“我們的執行委員會和領導人告訴我們，我們應該去襲擊農場主，恐嚇他們，拿走他們的武器，告訴他們離開他們的地方。”

自1990年中期以來，媒體上有許多報道稱，從那年3月開始，納塔爾中部地區發生了一系列襲擊和殘忍的農場謀殺事件。警方在1990年中期説，這些襲擊在某種程度上與因卡塔自由黨和UDF的支持者們在黑人地區持續數月的血腥衝突有關。在1990年8月5日的《星期日論壇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謀殺氾濫的米德蘭》的文章，報道説“今年有10個人，都是年紀較大的老人，在農場和小型農場上被謀殺，還有很多人遭到襲擊。”這就像在任何一個小社區裏一樣，鄰居們以最殘忍的方式死去所引起的反應，遠比在一個多元化的城市社區裏強烈得多。

在1990年下半年，在東開普省和邊境地區也發生了一些殘忍的謀殺。1990年12月8日，《週末郵報》報道，在這些地區“越來越多的人擔心農場地區的犯罪和暴力”，“老年農場主和婦女在對農場和小農場主一系列襲擊中受到襲擊。”1990年12月19日，《EP先驅報》報道稱，警察對“東開普越來越多的受到攻擊的老年人，特別是針對農場和小農場的攻擊”表示嚴重關切。在過去幾個月發生的一系列農場襲擊事件中，有6名受害者死亡。“在大多數情況下，”該報稱，“受害者被殘忍地襲擊，有些人被恐嚇數小時，然後被搶劫，被搶的財物主要是槍支和車輛。”

1990年之後

儘管超出了本文的主要範圍，但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內的觀察是很重要的。1990年以後，由於在這一時期席捲南非大部分地區的可怕的政治/犯罪暴力所造成的陰影，人們很難理解引言中所描述的大規模農場襲擊和農場謀殺事件背後所隱藏的政治線索。

從1990年起，安全部隊的某些成員--特別是警察和軍事秘密部隊- -越來越脱離平民的政治控制，繼續走上1980年代中期開始的犯罪和殺人道路。這些人不僅不再試圖掩蓋這個國家一直以來面臨的嚴峻的安全形勢，還積極地試圖破壞它的穩定。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非洲人國民大會和因卡塔自由黨的支持者在納塔爾發生了激烈的衝突，這對當時的局勢來説無疑是火上澆油。並且由於兩派黨人在衝突時均使用假的和錯誤的黨旗，因此最終沒有人可以哪個黨派要為這些暴力行動負責。

安全和情報部門現在也不再像1990年那樣聯合起來對抗一個共同的敵人，而是彼此對立。一方面，國家情報局試圖引導他們與非國大共同發起的談判進程；而另一方面，警察和南部非洲發展聯盟內部的右翼分子則聯合起來公然反抗FW de Klerk總統和Roelf Meyer“出賣”布爾人的行動。

另一方面，20世紀90年代初，非洲人國民大會和政治行動委員會的武裝派別的數千名意識形態堅定、接受過軍事訓練的成員從監獄獲釋，返回南非。即使在合法的時期，解放運動也會繼續把合法工作和非法工作結合起來作為革命的標誌去實踐。從1989年開始，特蘭斯凱的軍事領袖班圖·霍羅米薩將軍允許MK和APLA利用家園作為一個安全的基地，在那裏他們可以訓練自己的特工，然後在那裏他們可以對鄰近地區進行武裝行動。儘管在1990年8月，非國大已經正式停止了武裝鬥爭，但與此同時，非國大正在為在南非的所謂“自衞部隊”提供武裝和支援，以打擊因卡塔自由黨和有政府背景的民團團體，併為恢復全面的人民戰爭做準備，如果他們在談判中無法取得進展的話。

就1994年談判的過渡而言，非洲人國民大會同意不沒收白人擁有的農田和其他財產。雖然這是一個痛苦的讓步，但如果當時他們堅持這個要求，就會引發大規模的內戰。非國大領導層在對其特殊類型的殖民主義意識形態的承諾上絲毫沒有讓步。相反，它現在的戰略是，在20至25年的時間裏，分階段地實現它的目標，即廢除“殖民主義的遺產”。其最初的計劃是通過部署黑人官員和驅逐白人官員等手段，掌握國家機器，最終在國家民主革命的最後階段，解決南非遺留的土地問題。

結論

從上面概述的1991年以前的南非歷史中可以明顯看出，南非的農場襲擊現象背後有着非常特殊的政治歷史。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非國大的最高領導層明確地將白人農民定義為“敵人”，不僅是MK部隊的武裝襲擊的合法目標，而且是在人民戰爭戰略方面，非國大試圖將農場主定義成在全國範圍內發動的普遍暴力襲擊的合法目標。儘管這些計劃在執行階段基本上失敗了，至少在最初階段，他們的意圖是使用各種形式上且不分青紅皂白的暴力把白人農場主趕出他們非法佔領的土地。農場主之所以成為襲擊目標，是因為許多人都是突擊隊的成員，這是一個相當陳舊的道德方面的託辭，被用來掩蓋一個主要是出於種族和意識形態原因的針對白人農場主羣體的決定。

雖然非國大領導層可以在MK的地雷襲擊行動不再符合其政治目的時叫停，但對於曾經煽動民眾去襲擊農場主的他們來説的確很難去叫停這項運動（如果他們願意叫停的話）。首先，非洲人國民大會人民戰爭戰略的成功需要消除人們對搶劫、殺害和破壞財產的正常道德禁忌。但是這類東西一旦破損，就不容易修復，這一點在今天南非的許多其他情況中得到了證明。

此外，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非洲人國民大會（AMC）和泛非政治行動委員會（PAC）都有組織過小型軍事部隊，接受基本的軍事訓練，教他們如何成功地實施農場襲擊。基本的行動套路包括通過監視或內部信息獲取目標的信息，在攻擊前切斷電話線，對農場主實施物理打擊，沒收任何可用的武器，然後使用受害者的車輛逃離和運走贓物。同樣，一旦這種知識被廣泛地傳播到一個羣體中，就不可能被輕易地消除掉。（順便説一句，值得注意的是，搶劫案與上面描述的受到政治啓發的農場襲擊是不可分割的。鑑於這一背景，最近有關農場襲擊中的盜竊或搶劫事件中排除政治或種族動機存在的可能性的斷言是荒唐可笑的。

最後，在20世紀80年代，在非國大的宣傳和意識形態的灌輸下，在南非的MK幹部和非國大的支持者眼中，已經完全將白人農場主們不當人看了。如上所述，白人農場主們被貼上了種種標籤，“狗”、“強姦犯”、“種族主義者”、“剝削者”和“吸血鬼”，他們“偷走”了我們的土地。雖然非國大領導層隨後試圖説服布爾人和平地放棄權力，並在試圖這樣做的同時向他們作出各種温和的保證，但是非國大早期的宣傳仍舊與許多激進的年輕人產生了共鳴。

綜上所述，南非針對農場主的大規模暴力行為顯然與非國大人民戰爭的遺產以及卡布韋會議中將白人農場主定義為被攻擊的“敵人”的決定密不可分。此外，參與作出或執行這一重大決定的許多流亡的非國大領導人後來都有在1994年以後擔任南非政府和國家安全部隊的高級職務。布爾人和農場主代表們接觸了歷屆非國大政府，希望他們對農場襲擊事件做些有意義的事情，事實上，他們是在向製造問題的人請願解決這個問題。所以從事後看來，他們得到了如此冷淡的回應，並不令人驚訝。

（華人頭條-南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