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受傷的總是深圳_風聞

作者：西湖客棧（虎嗅）

在剛剛過去的梅雨季節，深圳的心情，可能和陰雨綿綿的天氣一樣。

一系列戲劇性的事發生了：最近的是P2P爆雷潮中，平安旗下，全球交易量最大的P2P平台陸金所也傳出代銷產品逾期；7月初，華為真的“跑了，媒體振振有詞：從7月1日起，2700名員工、多個研發部門將遷往東莞松山湖，華為動用了40輛印有“華為搬遷專用車輛”的8噸貨車，來完成搬家的任務；中興被美國製裁，僵持89天后迎來曙光，但以此事為起點，中美貿易戰爆發，走勢波譎雲詭……

一座城市的商業地位，有時候是由它的明星企業定義的。在熱辣的仲夏，質疑深圳、唱衰騰訊、中美貿易戰以及捧殺小米，成為財經類自媒體10萬＋的法寶。馬化騰可能也沒想到，騰訊有沒有夢想與深圳變沒變，會以一種微妙的關係相連。

穿過歷史的迷霧，這不是騰訊、平安第一次被質疑，更不是深圳的第一次。38年前，深圳在一根“試管”中誕生，改革開放近乎普世價值的年代，她成為路標。但是，幾乎每隔幾年，diss深圳都會成為一種“時尚”。然而，過去每次身陷漩渦，這座城市最終都避開了暗礁，打開新的局面，深商的成績單是最好的佐證。

可是，為什麼受傷的總是深圳呢？

種子埋在1984

2016年春節前夕，袁庚溘然長逝。壯心與身退，他走得很平靜，無緣3個月後的99歲誕辰。二十多年前，袁庚提出的那句口號“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至今仍鐫刻在深南大道旁的招牌上。袁賡去世後，馬化騰撰寫了一篇情詞懇切的悼文，將騰訊的誕生，歸因於袁賡精神的感召，那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拼勁和闖勁。Pony 甚至一改往日的佛系地作風，感情豐沛地説：“只要這種精神在，深圳就會生生不息，企業精神就會綿延持久。”

2010年9月初，慶祝深圳特區成立三十週年的晚會上，39歲的馬化騰初次見到了“深商教父”袁庚。袁庚雖已年屆九旬，但精神矍鑠，令這位後生心生敬仰。當年推選的“深圳30年30人”中，袁庚與馬化騰分別拔得創業人物與創新人物的頭籌。這份耀眼的榜單上，還有華為的任正非、萬科的王石、中興的侯為貴以及平安的馬明哲。

深圳始於蛇口，蛇口始於袁庚。1978年秋天，時任交通部外事局副局長袁庚南下，執掌招商局。這個傳奇的企業，肇始於洋務運動，主張其事者為北洋大臣李鴻章，是其“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改革理論的具體實踐。李鴻章絕對預料不到，百年之後，招商局會以這樣的形式，再次成為“西學”的導管。

次年，由袁庚主導開發的蛇口炸山填海，破土動工。深圳在蛇口這根“試管”中誕生。從此時起，圍繞深圳的爭論就從未斷絕。80年代初，率先向港商出讓土地的市長梁湘，甚至被有些人批判為“20世紀80年代的李鴻章”，“出賣國家領土”。以至於袁庚曾有些絕望地説過：“要是成功了我們都沒有話説，要是失敗了，放心，我領頭，我們一起跳海去。”“大不了，回到秦城（監獄）去。”

不管怎麼説，深圳春風得意馬蹄疾，除了總設計師的意志之外，中國的貧困，才是這場改革勢不可擋的能量。1980年，中國的人均收入相當於西歐1200年的水平，落後了780年。冰冷的數據，讓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根本無從談起。彼時，中國崩潰論比近十年更為甚囂塵上。《中國新聞週刊》的一篇報道中提到一個細節，總設計師在視察東三省時，説了一句緊迫感十足的話：“外國人議論中國人究竟能夠忍耐多久，我們要注意這個話。”某種意義上，深圳是在這種危機感的催逼之下獲得時間和空間的。

水好不好，看魚大不大。種種因緣際會之下，偏僻一隅的深圳，成為創業者的“中心”。1984年，有一種元年的意味，許多種子，都是那一年埋下的。13歲的馬化騰隨父母從海南島遷居到了深圳。他看到了深南路上“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招牌，少年的心立刻被深深地震動了。“這是當年中國整個政治經濟環境下不可能聽到的大膽想法，但又像夜幕中的一道閃電、春天裏的一聲驚雷，時不我待，深圳從此成為全國的創業熱土。”

130公里之外的廣州，文藝青年王石已經33歲，喜歡讀司湯達的《紅與黑》，當過兵，做過工人，在政府部門混了三年。他的母親是錫伯族。錫伯族歷史上是個遊牧民族，能征善戰，其中一個分支曾跋涉兩萬裏，大舉遷徒軍屯伊犁河谷。王石一直認為自己的身上延續了這種野性的精神和對生命行走的強烈渴求。1984年，他已經揣着一腔近乎中二的熱血來到深圳，從倒賣雞飼料開始，辦飲料廠、揚聲器廠，開供電服務公司、開發房地產。因為業務太廣，以至於1993年前後，萬科被批准赴港上市時，在籌劃會上，渣打銀行一位年輕的基金經理瞪着大眼睛問王石：“王總，你們萬科到底是做什麼的？”

差不多同一時期，復員轉業到深圳南海石油後勤服務基地的任正非，在一個電子廠被騙200萬之後慘遭解僱。他與妻子離婚後，同父母、侄子住在一間十幾平方米的小房子裏。為了償還鉅額債務、養家餬口，任正非被迫創業。摸爬滾打了三年後，他籌集了21000元，創立了華為，開始倒賣交換機。

那時，初中畢業的馬明哲，在蛇口社保公司任經理助理。蛇口的工人經常發生工傷事故，一次偶然的機會，馬明哲建議成立一支基金做保障，意外得到袁庚的賞識，並將此事委託給這個“無名小卒”。1986年，馬明哲向袁庚建議成立一家商業保險公司，他彙報了5分鐘，袁庚説“可以，具體怎麼做？”馬明哲隨即拿出準備好的，模仿袁庚行文風格的信件，袁庚詳讀後，只是略作修改。隨後，馬明哲便帶着信前往北京，單槍匹馬“走審批”。1988年，平安保險正式成立，這家公司帶有顯著的蛇口“改革”氣息，是中國第一家股份制、地方性保險公司。

而在橫貫東西，與長安街媲美的深南大道上，則可以窺伺到深圳執政者曾經的野心。去年，一家民間智庫在《37年，深圳一直是個意外》中，透露了深南大道與梁湘的二三事。1980年，深南路第一段修通時，全長只有2.1公里，7米寬，可以説是“深南小道”。當時，有位美國老華僑在廣播上聽到深圳建立特區，寫信給深圳市領導：“你們新建城市，我很高興，根據外國經驗，一定要把路搞寬，路要有六線走車的寬度，開始建設不搞寬，將來城市發展了，路不夠寬，後悔就晚了。”規劃設計部門隨即提出將路面加寬到50米。

一年之後，梁湘走馬上任深圳市委書記。五四運動開始的那一年，他出生於廣東開平，清末此地曾是販賣華工的重災區，當地人稱“販豬仔”。梁湘的村子中，青壯年男子十之八九，或為生活所迫，自願離鄉，或被擄掠、拐賣到南洋、舊金山等地，充當苦力，這其中也包括他的父親。 梁湘18歲時，便奔赴延安，從此南征北戰。

臨危受命到深圳時，和袁庚一樣，他已過耳順之年。趟過大風大浪的梁湘立即顯示出與前任的極大不同——將深圳作為一個綜合性的城市來開發運營，而不僅僅是一個出口加工區。這在今天來看，無疑是非常有遠見的認知。深南大道是他實踐“城市理想”的主線之一。1993年，30公里長的深南大道全線貫通，耗時13年，最寬處達160米。梁湘因此沒少被diss ，“小小的深圳，才幾輛車，需要這麼寬的路？”公開的質疑與非議從來沒有停止過。

在深南大道建成之前的1986年，梁湘黯然離開了深圳，在離職演講上，他引用聶魯達的詩，表達對這個城市的熱愛：“如果必須生一千次，我願意生在這個地方；如果必須死一千次，我也願意死在這個地方。”遺憾的是，他既沒有生於斯，也未能終老於斯。不過後來的二十年裏，深圳企業的摩天樓，以流暢的線條勾勒出了深南大道的曲線，包括頂着企鵝logo的騰訊大廈、地王大廈以及京基100等。

特區不“特”重要嗎？

深圳作為“鰱魚”的作用，在90年代達到頂點之後，開始回落。94年開始的特區不“特”之爭，可以説是“唱衰”深圳的鼻祖。

早在1984年，深圳就已經不再那麼“特殊”了。中央在四個特區之外，又開放了14個沿海城市。“不叫特區，但是可以實行特區的部分政策。”1990年，浦東新區成立，與深圳有異曲同工之妙，幾年之內，這個在當時地圖上還沒有標上地名的三角平原被世界矚目。財富立竿見影地來了，有村民養豬賺到第一桶金後成立公司，在外灘開起了珠寶店；還有村民去證券營業部炒股，賺得盆滿缽滿，住起了別墅。

“上海是我們的王牌，把上海搞起來是一條捷徑。”改革總設計師坦言：“我的一個大失誤就是搞四個經濟特區時沒有加上上海。”這其實也表明，深圳一枝獨秀的時代過去了，長三角與珠三角的角力開始變得暗潮洶湧。

1994年3月14日，一份報告經由新華社以內參形式上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這份署名為胡鞍鋼的報告，劍指深圳：為了區域均衡發展，特區的優惠政策不能繼續保持。以此為導火索，一場關於“特區不特”的輿論戰，在醖釀了幾年之後還是爆發了。

1992年，總設計師到深圳時曾不無深意的説：“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幹。一爭論就複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麼也幹不成。”然而，半年之後，深圳終於按耐不住，以《深圳特區報》為陣地反唇相譏。

事後來看，這一次口水仗的成果是直接刺激了深圳轉型。細心地人也許會留意到，是從那一時期開始，深圳的關鍵詞悄然換成了“創新”，騰籠換鳥、產業升級等理念在深圳比廣東省裏早提出十年，為這座城市的未來種下了“善因”。

那時候的老領導們心如明鏡，發展才是硬道理。1990年，深圳上報的關於建立證券交易所的報告遲遲沒有批覆。與此同時，上海在深圳取經後上報的方案卻很快就批下來了。老領導不惜冒着風險毅然拍板：“先生孩子，後領證。”在未拿到準生證時，深交所便提前墜地。一時之間，全國各地包括港澳台湧來很多人到深圳炒股，場面不亞於今天炒房。與此同時，按照國際化大都市標準規劃的港口、機場等基礎設施全面開工。

深圳網絡名人金心異曾撰文稱：對於深圳而言，深交所、海港、機場，擁有國內一流的基礎設施和一個市場經濟體制，比“特濟特區”的牌子更有用。牌子隨時可以摘掉，更可以有其名無其實，但是這些軟硬實力是摘不掉的……深圳作為一個經濟中心城市在中國大陸版圖的崛起就已經是註定的了。

這一時期，“深商”交出了一份不錯的答卷，簡單舉幾個例子：王石在“君萬之爭”中逃過一劫。事後他用一本暢銷書的書名來形容君安的行為——“門口的野蠻人”。此後，萬科決心把全部心思放在房地產上，此後一路順風順水。王石給萬科定的戰略準則中，有一條是“高於25%利潤不做”，如今看來，這很好的讓萬科規避了風險，在適應經濟週期時更具競爭力。2010年，萬科銷售額破千億，今年年初，萬科完成這個數字只花了兩個月。

1995年，華為的銷售額達15億人民幣，主要來自中國農村市場。之後，華為逐漸佔據中國內固定交換及接入網等通信設備市場，走“農村包圍城市”路線，到90年代末，國內競爭者已經無出其右了。

至於袁庚眼中最得蛇口精神真傳的平安，每年的保費已經接近3億元。馬明哲的雄心還遠不止於此，他將平安的戰略轉向綜合金融。但這與當時的監管政策相左。華商韜略在一篇解讀平安集團的文章中，透露了一段故事，馬明哲一度內外交困。他求見監管部門領導，提出“只談五分鐘”都遭到拒絕，為了見領導一面，他在街道上站了幾個小時，從晚上到深夜。

有平安的管理層為馬明哲叫屈：“你成天在外面磕頭作揖，為了説上幾句話，站街上等到半夜，值不值？”馬明哲聞言後回答：“為了公司長遠的發展，我情願給人家下跪！”2002年，平安拿到金融的全牌照。而現在，這家公司的資產已經超過4萬億。

但是，深圳越來越大，越來越重，問題也越來越複雜，內部的憂慮與外部的競爭、城市治理、社會治理等問題，都是逐漸靠近的灰犀牛。

​深圳“被拋棄”了很多回

2002年，一位年輕的財經分析師，以一種“暴發户”的方式在網上走紅。他以“我為伊狂”的網名，在強國論壇上發表了萬言書《深圳，你被誰拋棄了？》。這篇帖子就像撒向油鍋裏的幾滴水，將深圳積蓄的情緒，推向了高潮。此後，幾乎每隔幾年，深圳就要“被拋棄”一次。

這篇帖子以香港式微、深圳證券交易所停止發新股、眾多明星企業或將“遷都”上海為依據，批評深圳步伐遲緩，營商成本太高，競爭力漸漸喪失。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在這一次的爭論中，上海與深圳終於被置於同一架天平上，以至於深圳衰落的論據之一，是上海的光芒過於耀眼。

隨後，金心異撰寫5萬字長文《珠三角失去競爭力了嗎？》，旗幟鮮明地鼓吹深圳。按照金心異的分析，上海的崛起一部分得益於中國工業的重型化運動，鋼鐵、石油、造船等項目上馬，另一部分則是因為跨國公司對上海舊夢的依戀心態，沿着舊地圖而來。相較而言，深圳的產業結構、市場經濟制度與營商環境則健康得多，又背靠中國現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香港。

一組數據也許可以部分説明問題——到2002年，深圳高達4000億的工業總產值中，高新技術產業的產值已經佔到了42%的比重。十幾年後，深圳新興產業的GDP比重超過40％，而上海的目標是到2020達到20%。

這次輿論風波中有一個可堪玩味的插曲，因為《深圳被誰拋棄了？》的熱帖，作者還獲得了深圳市長的接見。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此前邊緣的互聯網，已經以一種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方式，開始影響中國的政治、商業與社會了。

如今回頭看，後來的十六年裏，真正打開深圳新局面的，恰恰是互聯網。四年之前，在華強北一家忙亂的樓房裏草草成立的騰訊，在歷經沒錢買服務器，發不出工資及賣身未遂之後，已經悄無聲息的“成年”了——2002年3月，QQ註冊用户數突破1億大關。馬化騰時不時會想，如果不是在深圳，騰訊還會不會是今天的騰訊？

如今，騰訊的用户達到9億，成長為真正的商業巨頭，放眼中國，也就只有杭州的阿里巴巴能與之稱伯仲。吳曉波承認自己當年看走了眼，“如果重寫中國三十年商業史，一定會用大篇幅寫騰訊，因為其已經深刻影響到生活和社會的變革。”

在深圳“被拋棄”論爆發的前一年，中國加入WTO 。愛發內部信的任正非在《華為報》上發表了一篇6000字的長文《華為的冬天》，而在千禧年，華為以220億的銷售額位居電子企業之首。他意識到互聯網泡沫的破裂將連累電信市場，“冬天已經不遠了，IT業的冬天對別的公司而言，也許不是冬天，但對華為可能是。華為的冬天可能來得更冷一些。”這位有先見之明的解放軍前代表，提前為華為穿上棉衣，熬過了後來的冬天。此後，華為沒有再遇到什麼危機，一路壯大。2017年，華為年營收6000億，是阿里的4倍，17萬員工遍佈全世界。

就連當年雜亂的華強北，也一躍成為極客天堂。CNN在一篇報道里寫道：“創業者需要在正確的時間出現在正確的生態系統中。如果你想融資，可以前往硅谷。如果你想參與硬件和製造業，你就要來深圳。”

萬科、華為、平安、騰訊都是吳曉波的好友秦朔偏愛的企業。這位前主編有自己的審美標準—— “那些在陽光下看得清清楚楚、主要依靠創新和管理創造價值、高度重視公司治理和可持續發展的現代企業。”這不失為對幾位深商的恭維。他甚至還寫了一篇文章，稱深圳企業將在未來的全球商業競爭中佔有一席之地。

這幾年，被唱衰的主角偶爾會換人。比如，時不時有人拿上海與杭州對比，甚至傳言，有上海領導懊悔錯失了機會：“上海為什麼沒有留住阿里巴巴？上海為什麼沒有出馬雲？”再比如，另一聳人聽聞的論調時不時刷屏：廣州將被踢出一線城市，“北上廣深”變成“北上深杭”。

當然，這並不是説深圳就安全了。自2015年開始，深圳高企的房價就成為媒體討伐深圳的另一理由。這座有着近1300萬常住人口的城市，正面臨着和其他城市相同的困境——棘手的社會治理、城市治理以及激烈的區域競爭。

矛盾其實早已爆發，2010年初，一個星月慘淡的凌晨，富士康觀瀾分廠19歲的農民工馬向前，從高樓上一躍而下，宣告深圳夢碎。這個城市底層的人，用一種近乎慘烈的方式控訴某種不公。

在商業領域，不堪成本華為將外遷的聲音一直甚囂塵上。2016年，一篇《別讓華為跑了》刷爆網絡。今年夏天，華為真的“跑了”，質疑深圳的聲音又流行起來。

撇開情緒的因素，華為等企業跨區域發展並沒有什麼問題，而深圳土地、資源有限，產業升級亦屬於必然之路。深圳的目光，應該聚焦於更廣闊的世界，如何營造國際化的營商環境，讓發展到一定程度，需要整合全球資源的企業對深圳產生依賴。

也許，與以往的爭論不同，這一次背後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因由——攛上天的房價與固化的利益階層，已經讓多數人感到真真實實的絕望了。連《經濟之聲》的評論中，都不難窺伺到這種情緒：“高成本最終會摧毀你的競爭力。説了半天跑與不跑，其實，華為或者富士康不跑怎樣，跑了又如何？實體經濟的困境就在那裏，不增不減。”

深圳之所以總是“受傷”，之所以更能挑動公眾敏感的神經，在於她甫一誕生，便是“改革之城”，人們總是希望她在中國改革開放道路上，充當探路先鋒的角色。只是今天，從萬千荊棘中踏出一條路，已經變得愈加困難。

“有希望是件好事情，也許是世間最好的事情。”這不禁讓筆者想起了極有深意的一幕： 2014年，袁庚接受採訪之後，突然回頭囑咐：“向前走，別回頭。”

參考文獻：

我為伊狂：《深圳，你被誰拋棄了》

金心異：《珠三角失去競爭力了嗎？》

老亨：《深圳，37年中卻一直是個意外》

秦朔：《袁庚去世後，馬化騰王石馬明哲……等都説了什麼？》

吳曉波：《激盪三十年》

南方週末：《袁庚：故事未完待續》

中國新聞週刊：《“特區不特”，深圳改革何去何從？》

騰訊科技：《CNN：深圳創業界正變得更自信》

華商韜略：《馬明哲和他的4.7萬億帝國》

新京報：《浦東開發28年：從一片農田到“東方曼哈頓”》

秦朔：《20世紀看外商，21世紀看華商》

王石：《道路與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