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動盪中如何構建亞太安全新秩序_風聞

在世界面臨大動盪、大變化、大發展的新時代，國際秩序兩大支柱，即經濟和安全秩序從內部和外部受到巨大沖擊，進入轉折期，充滿了不確定性和無數風險。

經濟秩序與安全秩序密切相關，亞太安全秩序的破碎和重新構建需要放在全球政治、經濟、安全秩序混亂、亟需調整的大框架內審視。

首先，全球秩序面臨再次調整、重塑，主要特點：

一是世界格局從冷戰“兩極”，到美國“單極”；然後隨着新興大國的發展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成為世界大趨勢，全球治理從“西方治理”向“東西方共同治理”轉型；如今“美國第一”支配下的美國全球戰略再次向“冷戰”回擺，其他大國或者被迫回應，或者從中漁利，導致地緣政治出現巨大混亂，複雜性、危險性大大增加，出現類似於一戰之前的情況。

大國關係緊張，突出表現在美俄進入“新冷戰”、中美進入“冷戰”邊緣。中美關係40年總體維持合作鬥爭並存格局，但是，近年來美國對華戰略從“戰略模糊”（非敵非友）走向“戰略清晰”。特朗普上台後，更是把中國列為在全球挑戰美國利益的“主要戰略競爭對手”，在貿易、南海、台灣等問題上遏制中國明顯加強。關於中美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必然衝突的“修昔底德陷阱”之説不絕於耳。當然，中美之間絕非貿易戰那麼簡單，已經波及或者“外溢”到安全等領域。

二是全球化與“反全球化”博弈加劇，民粹主義在美西方氾濫，政治極端化、排外主義、孤立主義、保護主義盛行，貿易摩擦和貿易戰接踵而來。中美貿易戰、美歐貿易戰、美加貿易戰、美日貿易戰，令人目不暇接。而資本強勢和政府不作為導致的各國之間和一國內部貧富差距擴大，財富向少數人集中，市場效率與社會公平持續失衡，成為“反全球化”主要推手。西方國家尤為突出。

三是國際規則之爭加劇，相對平衡的國際貿易、安全、經濟、金融體系遭到破壞。國際新規則制定在地緣政治錯綜複雜的情況下又難以順利展開。特朗普政府對國際規則採取極端利己主義的做法，合則用之，不合棄之，完全打破了現有平衡狀態。“美國第一”追求短期利益、絕對利益，對國際秩序破壞性很強，世界進入“無政府”、“無序”狀態，美國渾水摸魚也好，清水撈魚也罷，反正要竭澤而漁。

安全秩序本來就是各方關係複雜、需要不斷調整和重構的領域，而今在保護主義盛行、貿易戰狼煙四起中，政治安全、社會安全、金融安全、經濟安全、能源安全等各種跨境、跨地區的全球治理都出現難以彌合的裂縫。現有治理架構難以適應新格局、新形勢的發展，其結果必然是舊秩序或遲或早的崩潰，國際秩序亟需調整、重塑。

現在看，美國不願繼續提供全球公共產品，為維護美國霸權，不惜一切手段打壓、遏制新興大國和任何可能挑戰美國霸權地位的國家。美國成為現有國際體系包括亞太安全秩序的“修正主義者”和最大變數。

四是從哲學層面看，世界沒有解決好文明衝突還是文明融合的抉擇。美信奉文明衝突，對美主導的西方文明有強烈“優越感”，“山上燈塔”的意識形態越來越強，“傳教士精神”深入血液，極力推廣西方自由民主制度。顏色革命也好，軍事幹預也罷，都以“西方文明優越論”和“文明衝突”為基本推斷。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就比較容易看清楚亞太安全秩序的主要脈絡：

​一是美國全球戰略重心轉移至亞太已經定局，從圖紙設計進入實質性投入的“真刀真槍”階段。

美國從2010年前後反思21世紀頭十年的得失，認為戰略失誤嚴重，從阿富汗戰爭，到伊拉克戰爭，再遭遇全球金融危機，軟硬實力損失慘重，於是對美國全球戰略三大板塊做出調整，戰略重心從歐洲、中東轉移到亞太，真正的目標是中國。這並非像學者説的，是美國戰略收縮或迴歸孤立主義，而是為了世界力量再平衡，積極調整戰略重心，“有所為有所不為”！

二是中美作為亞太的主要國家，從合作伙伴與競爭對手的混合體，逐步走向戰略競爭對手的格局，美國對華戰略判斷出現國內空前一致的轉變，並非特朗普一人所為。中美進入戰略僵持和戰略博弈階段已成定局，這是一場持久戰。當然這裏講的不是戰爭，而是兩國的複雜互動或者博弈。我們不能再有幻想，唯有積極妥善應對。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説，中國不惹事，但絕不怕事。中國曆來講，“兵來將擋、水來土掩”。

三是以美國軍事同盟為核心的安全架構得以加強，美國“兩洋戰略”逐步成形，“離岸平衡”與直接軍事施壓相配合，與中國倡導的“不對抗、不衝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戰略思路發生嚴重偏差。

亞太除了中美兩國，還有印度、日本、澳大利亞、印尼、東盟等主要國家和集團，自然也可以把俄羅斯包括進來。把亞太簡單地看作中美的博弈舞台，就把問題想簡單、幼稚了。

亞太其實存在形式多樣或者多元化的安全秩序，除了上述美國軍事同盟網絡，還有中國+東盟、中日韓、“一帶一路”、上合組織等不同的組合形成的區域夥伴關係網絡。雖然那些組合更多是經濟聯繫，但是許多已經把安全合作擺在重要位置，這是國際關係和區域合作的必然。

接下來就要考慮如何調整亞太安全秩序，削弱對抗，增加合作的問題。有幾點考慮：

一是處理好中美關係。中美關係走到今天的地步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是中國發展成長為全球大國過程中繞不過去的。其實質確實是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的矛盾，是力量平衡與再平衡的過程。關鍵在於雙方能否建立“不對抗、不衝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而不是“誤打誤撞誤判”，最後走向全面對抗。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改革開放40年曆史也已證明中國決心開創大國和平相處、和平競爭新道路的堅強意志和努力實踐。

中美貿易戰的發生不以中國意志為轉移。這來自以“美國例外論”為思想基礎的孤立主義、保護主義、民粹主義，以及特朗普大喊“就業迴歸、邊境迴歸、美國夢迴歸”的“美國第一”的核心訴求，更反映兩國深層次的政治、社會、意識形態等方面的矛盾和戰略取向的不同。這是不可能調和的，唯一可爭取做的是相互尊重底線，做到和平共處。自然，這也不是中國一家一廂情願能做到的。所以，保持對話，官方、非官方、前政要、智庫之間，老百姓之間，經常對話、交流十分重要。千萬不能老死不相往來，隔空喊話。

二是着手構建各種安全秩序相互兼容的混合型亞太安全秩序，而且與構建經濟秩序同步進行，相輔相成，互為支撐。

亞太地區各種文明、文化、制度、社會架構錯綜複雜，既代表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多元性和豐富多彩，也給建立各方都能接受的安全和經濟秩序增加了困難。我們必須從正反兩個方面來看待這個現實。中國提倡的集體安全、合作安全的“新安全觀”和全球夥伴關係網絡，是值得亞太各國認真思考的新路。歐洲聯合試驗的歐盟和歐元是全球治理的“特區”，但是亞太未必能走歐盟的道路，美國也不會希望亞太走歐盟之路。其實美國對歐盟的發展心裏是很矛盾的。

三是亞太區域龐大、情況複雜敏感，需要從幾個層面來構建新的安全秩序，既要有全區域的安全合作平台，也要有次區域、小多邊（次次區域）的安全安排，不要圖快、圖大，一口吃成胖子。譬如瀾滄江次區域安全合作已經初見成效，上合組織的安全合作也以起步，中日韓除經濟合作外可以考慮試驗建立安全信任措施，逐步過渡；中美印、中美日、中美俄各種三方、四方對話機制都可以進行嘗試，不要有這樣那樣的顧慮，中等國家也要作出貢獻，而不是隻在大國之間漁利或者壓賭注，因為多層次、多形式的對話是建立安全秩序的基礎和摸底，況且亞太安全秩序也不是一天兩天就能建成的。

四是在尚未建立合適的亞太安全秩序之前，亞太主要國家和組織都要採取剋制和包容的態度，不做任何可能引起局勢緊張、關係緊張的行動；同時可利用ARF或者APEC等現有平台加強一軌、一軌半、二軌的對話，對今後的安全框架和安全秩序進行廣泛深入地探討和小範圍試驗，邊實踐邊修正、調整，為尋找包容、合作、共贏的亞太安全秩序提供範本和經驗。

總之，我們需要從戰略層面和歷史經緯來分析亞太安全秩序調整和重塑的思路和路徑。老子曰：“過去未去，未來已來”。亞太局勢在國際格局轉換的“過去”與“未來”中跌宕起伏必然產生許多不確定性和高風險，越是有風險，亞太各國，特別是中美等大國，就越有責任勇往直前，敢於探索、敢於思考，從建立亞太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的崇高目標出發，做出自己的努力。這是我們的歷史選擇，也是歷史對我們的選擇，我們責無旁貸。

美國需要放棄冷戰慣性，試着構建哲學家格雷所説的地緣政治和平共處的“妥協辦法”（modus vivendi），來處理中美關係。美國擔心“華盛頓共識”會被“北京共識”、美國模式會被中國模式取代是完全沒有根據的。習近平主席最近在多個重要場合，提出了中國將加大改革開放力度、廣度、深度的種種措施，表明中國堅持和平發展、堅持改革開放、堅持全球化的決心不會改變。在構建人類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過程中，經濟全球化、世界多極化、文明多元化一定是大趨勢，亞太安全秩序也會找到自己的定位，服務於亞太各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

【本文刪減版發今日環球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