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給蔣介石一個夢想——借蘇聯力量“反攻大陸”_風聞

1.蘇台交涉

在六十年代末，中蘇之間關係日趨緊張，最終在1969年珍寶島與鐵列克達兩場戰鬥中達到衝突高潮，因此，中蘇雙方都通過外交渠道尋找資源，以應對沖突的進一步升級。

中國方面開啓了中美關係解凍，而蘇聯幹了一件很神奇的事：與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聯繫，探討夾擊大陸政權的可行性。此事在國內間或有報道，但很少有人對當事人的身份、行動進行核實。

在國際上，公開資料只有美國在六十年代末對此事進行的一些猜測性報道，基本上都來自於蘇聯方面使者的行程——《倫敦晚報》蘇籍記者維克多路易斯與時任台灣地區“行政院新聞局”局長魏景蒙會面。這位“維克多路易斯”是何方神聖？ 

《倫敦晚報》蘇籍記者維克多路易斯

2傳奇記者

Victor Louis出生於莫斯科，是蘇聯公民，他在1956年成為CBS記者，之後跳槽到倫敦晚報。之後他一直以倫敦晚報駐莫斯科記者的身份活動，被稱為“西方新聞報道在莫斯科的主要來源”。只要把他首發的蘇聯新聞列個表，大家就能理解此人絕非普通蘇聯公民了：

可以説，冷戰時期多數蘇聯“非官方”信息的“泄漏點”都是這個路易斯，此外還有兩點值得一提：

a. 他在六十年代擁有蘇聯國際雜誌唯一的廣告代理權，所以在蘇聯開展商務的西方公司全部需要通過他投放廣告，使其獲得鉅額收入。

b. 作為蘇聯時期唯一官方承認的百萬富翁，路易斯熱衷於收藏各種新老豪車。他位於Bakovk那個附帶網球場和游泳池的別墅也成了當時駐蘇聯的西方記者俱樂部。

 路易斯在其別墅前與收藏的古董車合影

在蘇聯這樣一個“先進社會主義國家”這位“蘇聯公民記者”是如何獲得這樣少見的權勢呢？

蘇聯解體之後的1996年，KGB退役少將Vyacheslav Kevorkov説：

維克多路易斯是直屬於安德羅波夫的“傳聲筒”，

和路易斯關係不錯的西方記者常常開玩笑叫路易斯“克格勃上校”，而被路易斯否定後反駁説“難道您已經是將軍了？”

Vyacheslav Kevorkov與路易斯在羅馬的合影

維克多路易斯與安德羅波夫的履歷似乎也證實了這一點。1956年，安德羅波夫因為正確判斷了匈牙利危機的性質而進入中央領導層，維克多路易斯也在這一年成為“西方記者”。在安德羅波夫去世後，維克多路易斯迅速從蘇聯新聞中消失，並在1992年因為心肌梗塞死於倫敦。

3鐵幕擋不住的人

因為維克多的多重身份，所以往往執行一些蘇聯官員不方便出面的外交任務，比如他母親是個猶太人，因此維克多經常前往以色列。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前半年他五次前往以色列，透露蘇聯方面的訴求是以色列退往1967年實際控制線，並以此阻止（埃及）薩達特的戰爭企圖為條件。

在整個70年代，他負責將幾十位不受蘇聯政府歡迎的猶太人送往以色列，不但提供機票，還能很神奇的做到將人在莫斯科上飛機之後，到特拉維夫機場接人——因此有人懷疑他是摩薩德和克格勃的雙重間諜。

他還曾以英國記者身份前往皮諾切特統治下的智利，與當時處於地下狀態的智利左翼力量接觸，瞭解其組織鬥爭情況，並出面與皮諾切特政府進行談判，將智利共產黨與智利社會黨部分高層及其兒女（包括智利前總統米歇爾·巴切萊特）通過偷渡或公開驅逐等方式營救到當時的民主德國。

路易斯與智利共產黨總書記Luis Corvalán在東德的合影

當時以色列與皮諾切特統治的智利與蘇聯都沒有官方外交關係，而路易斯作為蘇聯公民能隨意進出，可見在冷戰兩個陣營都有深厚的關係。

4蔣家狂想

如冷戰小説主角一般的路易斯，無論真的有克格勃上校頭銜，都必定與蘇聯權力體系內的大人物有關。他親自前往台灣，可見蘇聯對蘇台談判的重視。隨着蘇聯解體與台灣“威權體制”的崩潰，此事的來龍去脈逐步浮出水面：

首先是直接參與此事的魏景蒙的回憶逐漸流出。魏景蒙死後，其後人在1995年公佈了“王平檔案”（王平即路易斯代號），讓人們知道了此事部分的具體細節，而2006年逐步公開的蔣介石日記則公佈了 “全面經過”。

根據歷史學者沙青青發表在澎湃新聞的《蘇聯、台灣交往秘辛》系列文章，我們簡單梳理了一下時間軸。

蘇台接觸發端於1968年10月，當時維克多路易斯持“中華民國”日本大使館介紹信，打着採訪陶普斯號事件（就是那艘在1954年被台灣海軍劫持的蘇聯油船）滯留台灣船員的公開名義飛抵台北松山機場。

第一天維克多分別與有蔣經國大茶壺（拉皮條）之稱的行政院新聞局局長魏景蒙及“國防部”情報局局長葉翔之進行初步接觸。

第二天維克多會見了時任中華民國國防部長的蔣經國。

第三天維克多和“經濟部長”陶聲洋進行會談，商討蘇台貿易的可能性，

第四天維克多離開了台灣。

雖然這四天的會談並沒有什麼實質性進展，基本屬於互相試探，但蘇聯的積極態度還是讓對“孤島上的父與子”似乎又看到“反攻大陸”的一線曙光

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

“我反攻復國政策，亦只有利用俄共此一轉機，方能開闢反攻復國之門徑，否則如專賴美國，只有凍結我在台灣為其家犬，絕無光復大陸之望。”又稱：“俄共謀與我接近，以本月更為積極，故對此深思熟慮亦以本月為甚。如其果有成就，以達我光復大陸目的，乃為否極泰來之機乎？”

在蔣經國與其會面前，蔣介石專門“指經兒應注意各點”，之後又立刻要求魏景蒙負責與路易斯進行長期聯繫，“能談對大陸的雙方共同計劃為先務”之後，不斷派員前往歐洲與路易斯進行會談，隨着中蘇矛盾在1969年走向高潮，蔣介石對與蘇聯合作可能性愈加看好，1969年春節後甚至要求抽調部分優秀空軍軍官學習俄語。

“珍寶島事件”、“鐵列克提事件”相繼爆發，台蘇會談進入密集會談階段，到1970年11月，台灣明確表示“原則同意，在討論細節後，就可以決定”。而細節部分已經討論到關於蘇聯與台灣進行軍火交易的具體價格與交付方式。

蔣介石此時因為車禍，在榮民總醫院休養，就算如此依然不斷召見蔣經國與魏景蒙，在病房中耳提面命談判要點，為了儘早實現合作，蔣介石表示可以承認外蒙古獨立。甚至已經開始YY獲得蘇聯武器後“先毀長江以南之中近程之飛彈基地；其次毀滅北方與西北的核子基地。” 

魏景蒙給路易斯宣稱“原則同意”的信

但到1971年，隨着乒乓外交展開，中美關係出現轉折，意外地打擊了蘇台談判——台海附近的海軍優勢還在美國手中，一旦美國承認中國大陸是潛在的盟友，蘇聯的援助絕無可能到達台灣。所以，即便台灣依然與路易斯保持聯繫，甚至給蔣經國夫人蔣方良帶來了遠在白俄羅斯的妹妹所寫家信，但蘇台談判並沒有什麼實際進展。1972年尼克松訪華，台灣更不能指望蘇聯武器能運到高雄港。

如果蘇台談判真成了，那台海局勢……

此後，雖然70年代末蘇聯海軍又進駐金蘭灣，但此時冷戰已趨於緩和，蘇聯留學生蔣經國也沒有幾年可活，甚至整個蔣家世襲制度都難以維持，異想天開的蘇台聯盟終於沒有成為現實。

5總結

蘇台談判，主導方始終是冷戰主角——蘇聯，把台灣視為牽制中國的二級勢力。但顯然蔣家政權一如既往的幻想自己是“談判主體”，保持着“優勢在我”的幻覺，完全沒有做為棋子的自覺。等到中美談和，冷戰從中蘇vs美國變成中美vs蘇聯的格局，中國的戰略地位再次得到明確，台灣藉助蘇聯援助“北伐”的狂想也就無疾而終了。

（本文來自馬前卒工作室微信公眾號，作者穆好古）